宽和第五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厚德方能载物之重，量宽足以得人之敬。大学乃网罗大典、兼容并包之地，“专己守残，党同门，忌道真”原与大学本质格格不入。大学者亦当有博雅宽厚、兼收并蓄之量，厚此而不薄彼，如此才能成就大学问、大境界。一百二十多年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自觉意识和宽松环境在北大传承不辍，历久弥新。在北大的大师身上，我们既能看到先生们的学问之大，更能看到他们的胸怀之大，其学问格局与道德境界让人敬仰不已。仅此一端便造就了这所学校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云蒸霞蔚、渊博似海的博大气象，传承至今，此风犹盛。唯其如此，小小的一方未名湖水，才能蕴涵大海一般的气象。校园民谣中深情吟唱的“未名湖是个海洋”，诚非虚言浮词。
◇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大肆烧杀掳掠。事后，编修官刘廷琛上疏参劾礼部尚书孙家鼐失职，孙坦然受之。以后，光绪皇帝下诏令大臣举荐御史，孙独保刘，并称：“往日他以大义责我，故知他忠鲠必不负国。”
◇ 张百熙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时，十分注意延揽人才，经多方寻觅，决定聘任桐城派领袖人物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张称吴“学问纯粹，时事洞明，淹贯古今，详悉中外，足当大学堂总教习之任”。向朝廷专折举荐，加五品卿衔。但吴却不愿受命。张便着大礼服，匍匐跪请于吴前，说：“吾为全国求人师，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并答应了吴先往日本考察学制三个月，再归以报命的请求。吴才答应接受聘任。
◇ 1904年2月，日俄两国在中国辽东半岛爆发战争，清政府竟宣布中立。京师大学堂学生义愤填膺，爆发拒俄运动。慈禧太后勃然大怒，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遂令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严惩带头闹事的学生。张却认为学生的行为实属爱国，便对学生网开一面，不予追究，并在学生上管学大臣的信函中批示道：“本大臣视诸生如子弟，方爱惜之不暇，何忍阻遏生气，责为罪言！”还建议学生以后讨论国家大事，如果确有见地，可以随时写成论文，呈交他批答，以增长学识。
◇ 严复任安徽高等学堂监督时，主持预备班学生的淘汰考试，在复查学生的试卷时，发现一篇佳作被汉文教习斥为“悖谬”，只给了40分。严对此文十分欣赏，动笔为之稍加润色，便成上乘之作；又自己出钱，奖赏该生10元，以资鼓励，甚至还遗憾自己的女儿太小，不能许配给该生。
◇ 蔡元培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厥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又说：“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
◇ 1917年，蔡元培从欧洲访问归来，出任北大校长。梁漱溟拿着自己的论文《究元决疑论》登门求教。蔡告知：“我在上海时已在《东方杂志》上看过了，很好。”让梁没有想到的是，蔡接着提出请他到北大任教并教授“印度哲学”一门课程。梁大吃一惊，谦虚地表示，自己何曾懂得什么印度哲学呢？印度宗派那么多，只领会一点佛家思想而已，“要我教，我是没得教呀”，蔡回答说：“你说你不懂印度哲学，但又有哪一个人真懂得呢？谁亦不过知道一星半点，横竖都差不多。我们寻不到人，就是你来吧！”梁总不敢冒昧承当。蔡又申说：“你不是喜好哲学吗？我自己喜好哲学，我们还有一些喜好哲学的朋友，我此番到北大，就想把这些朋友乃至未知中的朋友，都引来一起共同研究，彼此切磋。你怎可不来呢？你不要是当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共同学习好了。”蔡的这几句话深深打动了梁，他便应承下来。
◇ 1919年3月18日，针对林纾等人对北京大学新文化、新思潮的指责问难，蔡元培特撰《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君函》加以辩驳，蔡在文中重申，他选择教员，是以学问为主。教员在校讲授，以无背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为界限。而教员在校外之言行，悉听自由，学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教员中有不同政治主见，“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有些学生对蔡容纳主张“尊王尊孔”“君主立宪”，言行乖僻的教员表示不理解。蔡则意味深长地教导他们：希望同学们认真学习先生们的高深学问，而不要学习他们的言行方式，追随他们的政治主张。
◇ 朱海涛曾如此描述老北大时期的自由风气：“你爱住在学校里，可以（只要你有办法弄到房子）；你爱住在家里，也可以；你爱和你的爱人同住在公寓里，更可以。你爱包饭，可以；你爱零吃，也可以；你爱吃一顿面，再吃一顿大米加包子，更可以。推而至于：你爱上课，可以；你不爱上课，也可以；你爱上你爱上的课而不爱上你不爱上的课，更是天经地义的准可以！总之，一切随意。”
◇ 老北大时期，北大课堂极为开放。朱海涛就说当时最痛快的事情就是到北大来求师。他说：“北大的学术之门是开给任何一个愿意进来的人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全国只有北大无忝于‘国立’两个字。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决不会有人来查问你是不是北大的学生，更不会市侩也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个学分的旁听费。最妙的是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同样博大的风度，决不小家气地盘查你的来历，以防拆他的台。因此你不但可以听，而且听完了，可以追上去向教授质疑问难，甚至长篇大论地提出论文来请他指正；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很虚心地看一遍（也许还不止一遍），到第二堂带来还你，告诉你他的意见。甚至因此赏识你，到处为你揄扬。这种学生是北大极欢迎的。虽然给了个不大好听的名称：‘偷听生’。”因此，在沙滩红楼一带，就形成了一种“浓厚而不计功利的学术风气”。
◇ 五四运动过后，无政府主义在北大盛行，1920年创刊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便出一期“教育革命专号”，主张北大既为学术，则不必考试。所登文章主张“把考试的‘笔’抛去”，认为“考试是一种最坏的制度，等于摧花的风、啮果的虫”，在校内产生极大影响。蔡元培则答复：承认考试有甚多坏处，但合理的考试还是必要的。解决的办法是：考试废除与否，“则以要不要证书为准，不要证书者废止试验，要证书者仍须试验”。当时的学生朱谦之、缪金源等17人接受这一办法，自由听课不要文凭。后来《北京大学日刊》公布了这17人的名单，当时同学戏称他们是北大的“自绝生”。这一公文是由蒋梦麟代校长签署的，在上面还称朱谦之为“谦之先生”。梁漱溟称“这位校长未免太客气了吧！”
◇ 钱玄同与黄侃都是章太炎的弟子，曾一度同在北大国文系任教。钱一切求新，黄则一贯守旧。黄素来瞧不起钱，说钱是野狐禅，有辱太炎门风。黄还说自己一个晚上的发现，为钱赚得一辈子活路。大意是：黄在一个晚上发现了古音二十八部，并记有笔记。某日，钱到黄住处闲谈。黄因小便离开片刻，回来之后，发现笔记不见了。于是他猜测是钱趁其不备拿走了。黄认为钱在北大讲授的文字学，就是他那一夜的成果。但钱一直否认此事，对于黄的讽刺也总是一笑了之，有时还会为黄“圆谎”。后来两人同在北大讲授文字学，观点针锋相对，大有唱对台戏的样子。黄常借题发挥，大骂钱，但钱却颇有雅量，从不计较。一次钱在讲课，对面教室里的黄也在讲课。黄大骂钱的观点如何如何荒谬，不合古训；而钱则毫不在乎这些，你讲你的“之乎者也”，我讲我的“的了吗呢”。
◇ 钱玄同在北大讲授文字音韵学。有一次，钱在课堂上讲到广东音韵，课后一位广东籍学生李锡予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所讲的广东音韵提出了不同意见。下一次上课时，钱上台后面带笑容，客气地问：“哪一位是李锡予同学？”李锡予站起来回答说：“我就是。”钱说：“请坐！我见到你的信了。你对广东音韵的解释是正确的。我不是广东人，对广东音韵是一知半解。很感谢你纠正了我的纰漏。”接着，钱在课堂读了李锡予的信，还希望其他同学对他讲课中纰漏之处提出意见。
◇ 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期间，大力整顿上课纪律。英文系有个学生是黎元洪的侄子，经常旷课，并叫人代他签到。陈误听人言，把这件事记在同班的许德珩身上，在布告牌上公布许经常旷课，记大过一次。许整天都在教室和图书馆用功读书，从未无故缺课。许见到布告牌后，异常愤怒，一气之下，就砸碎了布告牌。陈知道后，大怒，对许砸布告牌的行为又记一过。许又将第二个布告牌砸掉，并站在陈的办公室门前，要陈出来和他理论。校长蔡元培马上就知道了此事，经过调查，才知道是陈弄错了。陈知道事实真相后，马上收回了成命，并向许道歉，劝慰一番。此事遂告平息。随后，陈与许竟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 1927年6月和1928年2月，陈延年、陈乔年先后在被捕后不屈就义，陈独秀终生伤感。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想拉陈独秀出来任职，得到的回答是：“蒋介石杀了我那么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与他不共戴天。现在全国抗战，我不反对他就是了！”
◇ 1933年，苏州高等法院对陈独秀进行公开审判。陈的好友、全国知名的大律师章士钊知道陈请不起律师，便自告奋勇出庭免费为陈辩护。此前，因章对“三一八”惨案负有责任，陈已与章断交。但章的一片热心让两人重新和好。当日在法庭上，陈慷慨陈词，发表了自撰的辩诉状，洋洋数千言，引经据典，文言与白话并用，证明自己无罪。陈讲完后，章以律师身份为陈辩护，其词五千余言，侧重法理，逻辑性很强。条条针对审判长的讯词，逐一辩驳。最后认为从为国家保存读书种子的角度出发，法院应该宣判陈无罪。章的陈述，在情在理，但与陈的政治主张有所出入，让陈很是不满。章刚一讲完，陈就站起来声明：“章律师的辩护，只代表他自己的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词为准。”章未曾料到，自己绞尽脑汁所做的辩护，竟然被陈一口否决，这让他感到十分尴尬，但又能够理解。有人事后问起此事，章却并无多少怨言，只是笑言：“我弱冠以来交友遍天下，唯有三人难交，陈仲甫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大家相知有素，朋友关系始终如初，故而从无诟谇。”
◇ 有一年，北大招生考试阅卷完毕。胡适在招生委员会上说：“我看了一篇作文，给了满分，希望能录取这名有文学天才的考生。”校长蔡元培和其他委员都同意了。最后翻阅这名考生的成绩，发现数学是零分，其他各科的成绩都很一般。但蔡、胡等人都无反悔之意。事后才知，这名被破格录取的学生就是罗家伦。
◇ 老北大时期，课堂上一直遵循“来者不拒，去者不留”的传统。当时在北大旁听和“偷听”课的学生很多，旁听生是指没有选这门课的北大学生，偷听生则根本就不是北大学生。有一次，胡适在课堂上问：“你们哪位是偷听生？没关系，能来偷听更是好学之士。听我的课，就是我的学生。我希望你们给我个名字，是我班上的学生。”胡的一番言语让所有的偷听生都大受感动。胡对偷听生的态度和做法很能反映北大当时的“兼容并包”的学风。
◇ 据邓嗣禹回忆，胡适任北大校长时，校长办公室就几乎等于教职工的俱乐部，全校教授，皆可进见校长，不必预先约定时间。有一次，邓去造访胡，“一进室内，工友照例倒茶，其中已有数人在坐，彼此随便谈天，开玩笑，胡适亦参加闲谈，并略言及徐志摩跟陆小曼的恋爱故事”。邓看到此番场景后，莫名其妙，觉得校长办公室就好像“香港广东饮茶的地方”，然后深叹胡适作风之平和民主。
◇ 曾就读于北大的潘静远因与胡适政见不同，就以北大学生兼《文汇报》记者的身份跑到校长办公室找胡论辩，二人意见自然不合。谈话结束以前，潘摸出一张花笺来，说我想请胡博士题字。胡听后笑了笑，爽快地打开墨盒从容地写下了“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九个大字，题了款并签了名。
◇ 胡适有坚持写日记的习惯。有一天，梁实秋、徐志摩和罗隆基去家中访胡，胡恰巧接待别的客人。三人便去胡的书房等候，徐在书房率先发现了胡的日记。三人便毫无顾忌地阅读起来。胡送客后来到书房，看到此番情景，并未恼怒，而是笑容满面地说：“你们怎可偷看我的日记？”随后半严肃半风趣地告诉三人：“我生平不治资产，这一部日记将是我留给我的儿子们唯一的遗赠，当然是要在若干年后才能发表。”
◇ 据张中行回忆，老北大时期，有一次师生汇聚一堂，就佛学专题展开讨论。胡适发言很长，正在讲得津津有味的时候，一个姓韩的学生气冲冲地站起来，不客气地说：“胡先生，你不要讲了，你说的都是外行话。”胡答道：“我这方面确是很不行。不过，叫我讲完可以吗？”在场的人都说，当然要讲完。张中行分析说：“因为这是红楼的传统，坚持己见，也容许别人坚持己见。根究起来，韩君的主张是外道，所以被否决。”
◇ 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学校派代表去南京聆听蒋介石的训话而罢课。蒋梦麟校长召集全体学生开会，劝学生复课。胡适继蒋之后发言，苦口婆心地劝导学生，遭到了很多学生的反对，在台下起哄，要给胡难堪，但胡丝毫不以为忤，让北大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胡的“能容”。当时的学生朱海涛记下了这一幕：“就在蒋校长那次召集的学生大会上，我们见到适之先生的气度和他那种民主精神。当时他继孟邻先生（即蒋梦麟）之后上台训话，一开口，台下就起了哄。反对他的（多半是“左”倾学生），踏脚、嘶叫，用喧闹来盖他的演讲。拥护他的（多半是右派）用更高的声音来维持秩序，来压制反对者的喧哗。顿时会场上紧张起来，形成了对垒的两派，他的声浪也就在这两派的叫嚣中起伏着，断断续续地送入我们的耳鼓。这是篇苦口婆心的劝导，但反对他的那些年轻人却红着脸，直着脖子，几乎是跳起来地迎面大声喊道：‘汉奸！’他也大声，正直而仍不失其苦口婆心地答道：‘这屋子里没有汉奸！’终其演讲，这些年轻人一直在给他当面难堪，而他始终保持着热心诚恳、恺悌慈祥的声音态度。”朱海涛感慨地说：“这天给我的印象极深，我看到了一个教育家的气度，应当是多么大！我也看到了适之先生的‘能容’。”
◇ 中文系有一讲师，姓缪名金源，极怪异，因受胡适赏识而留校教授大一国文。缪第一节课给学生介绍参考书说：第一，《胡适文存一集》；第二，《胡适文存二集》；第三，《胡适文存三集》；第四，《胡适文存四集》。他虽讲课不错，但如此开列参考书，学生自然不满，于是派代表面见胡适：“缪先生教的不行，思想太落后了，还留在五四时代。”胡适闻言大怒，拍起桌子说：“什么是五四时代？你们懂什么？太狂妄了！缪先生是好老师，不能换！”学生只好败兴而归。
◇ 沈从文在北大课堂上说：“胡适之先生的最大的尝试并不是他的新诗《尝试集》。他把我这位没有上过学的无名小卒聘请到大学里来教书，这才是他最大胆的尝试！”
◇ 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白话文，章士钊则坚持文言文，观点针锋相对。1923年，章发表《评新文化运动》，批驳白话文，引起新文学界的强烈反对，鲁迅、周作人、郁达夫、成仿吾等纷纷著文反驳。其时胡适正在杭州养病，潘大道去看望，章让潘带口信说他给胡出了一个新题目，务必请胡著文应答。胡毫不客气地告诉潘：“请你告诉行严（章士钊的字），这个题目我只好交白卷了，因为行严那篇文章不值得一驳。”潘问：“‘不值一驳’，这四个字可以老实告诉他吗？”胡说：“请务必达到。”不久，胡回到上海，受邀同时和章在一位朋友家聚餐，席间，胡方知潘碍于情面，并未将自己的话向章如实转告。于是，胡便当众宣称章的《评新文化运动》“不值一驳”。章闻言，毫不在意，照样谈笑风生。散客后，朋友对胡说：“行严真有点雅量，你那样说，他居然没有生气。”
◇ 杨振声在西南联合大学指导一名本科四年级学生写关于曹禺研究方面的论文，学生迟迟写不出，杨约学生谈话。原来学生的观点与杨不尽一致，怕杨否定，通不过。杨告诉学生，只要认真研究，掌握原始材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尽可写成论文。师生完全一个样，学术怎能发展？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
◇ 20世纪20年代，北大有两位教授——古文家刘师培和今文家崔适，两位在校内的住所恰好对门，自然朝夕相见，每次见面后都是恭敬客气，互称某先生，同时伴以一鞠躬。可是上课之后就完全变了样，总要攻击对方荒谬，毫不留情。两位都是著作颇丰，忠于自己所信，当仁不让。学术与人情截然分开。
◇ 据张中行回忆，梁思成从20世纪30年代起便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每次都放幻灯片，课讲得十分有趣，听讲的人也很多。有一年，讲完最后一讲，梁说：“课讲完了，为了应酬公事，还得考一考吧？诸位说说怎么考好？”听课的有近20人，却无人答话。梁又说：“反正是应酬公事，怎么样都可以，说说吧。”还是无人答话。梁这时像是恍然大悟，说：“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请选课的举手。”还是没人举手。梁大笑，说：“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谢谢诸位捧场。”说完，向台下作一大揖。众人报以微笑而散。
◇ 熊十力曾指斥佛家，说佛家谈空，使人流荡失守。1919年，梁漱溟在《究元决疑论》中评议古今中外诸子百家，却独推崇佛法，还指名道姓地指出：“此土凡夫熊升恒（即熊十力）……愚昧无知。”熊见到梁文后，并不生气，还给梁寄去一明信片，说：你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究元决疑论》一文，我见到了，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后来熊十力到京，借居广济寺内，遂得与梁把握快谈，争论佛教。由此二人结交，并成为终生不渝的好友。
◇ 顾颉刚的史学名著《古史辨》是学术争论的直接产物。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致钱玄同的长信后，有人反驳，他十分高兴，来函照登，并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最喜欢有人驳我，因为驳了我才可逼得我一层层地剥进，有更坚强的理由可得。”顾主编的《古史辨》七大册从头到尾都以讨论集形式出现，又尽量辑入反驳和批评自己古史学说的文字，他说自己这样做是“想改变学术界的不动思想和‘暧暧姝姝于一先生之说’的旧习惯，另造成一个讨论学术的风气，造成学者们的容受商榷的度量，更造成学者们的自己感到烦闷而要求解决的欲望”。
◇ 1929年，顾颉刚回苏州养病时，偶然读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大为欣赏，当即对钱说：你不合适在中学教书，你应该到大学教历史。随后即推荐钱到燕京大学，并请他为《燕京学报》撰文。他明知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与自己的观点对立，依然将此文发表在自己主编的《燕京学报》上，后又收入《古史辨》。不久，顾又力荐钱到北大任教。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数十年后，钱回忆起这件事，仍然充满感激之情：“颉刚不介意，既刊余文，又特推荐余至燕京任教。此种胸怀，尤为余特所欣赏。固非专为余私人之感知遇而已。”
◇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讲《尚书》，认为《尧典》的十二州是受汉武帝十三州的影响。顾的学生谭其骧在查阅了大量史料后，认为顾的说法不能成立。顾就鼓励谭写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将两人讨论的信札刻印发给学生，并说明他已经认可了谭的观点。顾还在日记中说：“其骧熟于史事，余自顾不如，此次争论汉武十三州问题，余当屈服矣。”
◇ 童书业在北平时曾寄住在顾颉刚家。童素来不修边幅，不谙人情世故，顾的子女把其言行作为笑谈。顾发现后严肃批评孩子：“人不可貌相，童先生很有学问，你们应当好好向他请教，能及他一半就不错了。”
◇ 朱家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时，计划成立民族学研究所，他托当时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出面请语言学家李方桂任所长，谁知李坚辞不就。傅一再催促，李最后很不耐烦，就说：“我认为，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听后躬身作了一个长揖，退出说：“谢谢先生，我是三等人才。”
◇ 鲁迅逝世后，侨居美国的林语堂发表《悼鲁迅》一文，认为“鲁迅与其称为文人，无如称为战士”。又说：“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 鲁迅生前与新月派不合。1936年10月，鲁迅在上海逝世，当时新月派的干将之一叶公超正在北大任教，听说鲁迅逝世，就特别把鲁迅所有的作品都搜集来，不眠不休地花了好几天时间把它们一口气全读完，并专门撰写文章高度称赞了鲁迅在小说史研究、小说创作及文字能力三方面的成就。他说：“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叶还认为“五四之后，国内最受欢迎的作者无疑的是鲁迅”，称赞“鲁迅最成功的还是他的杂感文。……他的情感的真挚，性情的倔强，智识的广博都在他的杂感中表现的最明显”。胡适读了这样的评论以后，对叶说：“鲁迅生前吐痰都不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却答道：“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的成就。”
◇ 叶公超在台湾时，有一次打电话给台北“中国日报社”，找该报的发行人余梦燕。接电话的人说：“她不在。请问您贵姓？”叶答：“我是叶公超。”对方以为叶在寻开心，冒充叶公超，就毫不客气地说：“你要是叶公超，我就是叶公超的老子。”没想到，叶心平气和地说：“好。那么，爸爸，请你告诉我在哪里能找到余梦燕。”对方一听，才发觉玩笑开大了，赶紧挂掉电话。
◇ 在一次聚会时，有人提起哥德尔工作的重要，金岳霖说要买一本书看看，他的学生沈有鼎对金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两人都是神情自若。殷海光在看到他们师生两人的对话后惊叹不已。
◇ 1938年，西南联大第一学期开学时，殷海光选修了郑昕的“哲学概论”，郑昕发现殷海光也来听他的课，凭着以前对殷的了解，就对他说：“你不用上我的课，下去自己看书好了。”于是，殷海光就不再来上课，期终却得了这门课的最高分。这学期，殷海光还选了他的恩师金岳霖的逻辑课，金也对他说：“我的课你不必上了，王宪钧刚刚从奥国回来，他的课讲得一定比我好，你去听他的吧！”殷海光于是就去听王教授的课去了。
◇ 汤用彤待人宽厚，脾气极好。他喜欢喝排骨莲藕汤，每次至少要喝上两碗。但是有一次家人端上汤后，他只喝了一碗便起身走了。家人觉得有些异常，盛汤一尝，马上就吐了出来。原来做汤的人没留神把一块肥皂掉进锅里却没有发现。汤用彤已经察觉到汤的味道不对，但是为了不致影响别人的情绪，居然一声不响地把一碗汤全都喝了下去。
◇ 俞平伯在北大讲古诗，讲到蔡邕《饮马长城窟行》，其中有“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两句，俞说：“知就是不知。”某同学站起来质疑：“俞先生，你这样讲有根据吗？”俞说：“古书这种反训不少。”随手拿起粉笔写出六七种来，提问的同学说：“对。”然后坐下。
◇ 冯友兰自奉甚简，家中饭食一贯简单甚至粗糙，而冯从不挑剔，也从无不悦，总是兴致勃勃地进餐，无论好吃与否，都似乎滋味无穷。其女宗璞分析原因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得天独厚，一直胃口好，对此冯常自嘲：“还有当饭桶的资格。”另一方面，他是以为能做出饭来已经很不容易，再挑剔好坏，岂不让管饭的人为难。
◇ 1985年12月4日，北大哲学系为冯举办90寿辰庆祝会，冯提出邀请梁漱溟参加。冯的女儿电请梁，梁答不能来。数日后，梁致冯一信，大意是北大旧人现唯我二人存矣，应当会晤，只因足下曾谄媚江青，故我不愿来参加寿宴。如到我处来谈，则当以礼相待，倾吐衷怀。冯读后无愠色，说这样直言，十分难得，并命其女寄梁一册《三松堂自序》。之后又致信给梁，谈及自己在《三松堂自序》里解释了所谓谄媚江青事件的来龙去脉，希望梁看后可以谅解。当年年底，两位世纪哲学老人终于友好地会晤了。
◇ 朱光潜治学为人，从来不勉强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他在《谈美》的“开场话”中说：“我所说的话都是你所能了解的，但是我不敢勉强要你全盘接收。这是一条思路，你应该趁着这条路自己去想。一切事物都有几种看法，我所说的只是一种看法，你不妨有你自己的看法。”
◇ 朱光潜的某些美学观点跟蔡仪针锋相对，二者是有名的“论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朱对“对手”的尊重。一次，朱帮邓伟敲定拍摄名单，他翻看着纸上的人名，问：“你应该拍摄美学家蔡仪先生，有他的名字吧？”朱的另外一个“论敌”李泽厚撰文回忆，当年朱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评价李泽厚的文章是所有批评他的文章中最好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两位“论敌”还曾偷偷小聚，把酒畅叙。朱光潜曾说，人活在世上，不要看风行事，应该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老实人。
◇ 朱光潜的《谈美》一书，副标题为“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此书出版后，上海书摊上出现一本署名“朱光潸”的书，书名叫《给青年的十三封信》。朱光潜看后哭笑不得，给这位“朱光潸”写了一封公开信，含蓄地说了做人要坦诚的意思，署名曰“几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此信后来发表在《申报》上。
◇ 1954年秋天，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合并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成立了汉语专业，由王力任教研室主任。魏建功、周祖谟去看望他，并向他汇报教研室的筹建情况。辞别之时，王风趣地说：“我为什么叫‘力’？因为我太无力，只好借姓的光。叫‘王力’，就是希望自己有王那样强的力，可是没有用，看来还必须借助教研室大家的力，才能把汉语教研室办好。”
◇ 1978年，王瑶准备招收6名研究生，报考者却达八百余人。他找到北大中文系党委书记，问：“你想不想要人才？”书记说：“当然想要。”王说：“想要人才，就别考外语。你想，这些人才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外语肯定是不行的，若是考外语，就把最有才华的人挡在外面了。”书记采纳了王的意见，决定免试外语。
◇ 邓广铭在主持《光明日报》史学专刊编辑工作时，非常重视对后辈的提携和帮助，由此激励和培养了不少青年新秀。他曾欣慰地谈到这点：“我们决不以投稿人知名度之高低决定稿件之采用与否。因此，有好几位青年史学工作者，他们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史学专刊上刊出的，而且是在史学专刊上先后发表了几篇论文之后受到鼓舞，奋力前进，成为史学研究领域的骨干力量。这类事，也常常被我们引以自慰。”
◇ 汪曾祺和查良铮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而且都是校文艺社团“冬青社”的成员，一个写小说，一个写诗。汪曾祺成名后，有个报社记者想去采访他，他连连摆手：“你们应该去采访查良铮，诗人是寂寞的。”
◇ 在北大的一次报告会上，季羡林讲到英国牛津大学实行自由式教学，师生一起吸烟讲学，烟浓时连屋里人的上半身都看不清，可谓真正的“熏陶”。说完他话锋一转，向身旁的校党委副书记建议，北大在教学改革时也可考虑这种自由对话式的教学方式。顿时全场数百名学生一起大笑鼓掌。
◇ 2008年，徐光宪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发表获奖感言时，特别提出“北大有许多优秀的学生，我获奖的工作都是我的学生和研究团队完成的，我只是这个集体的代表”。他说：“我一生在科研上三次转向，在四个方向上开展研究。在这四个方向上，我的学生已大大超过了我。”他还对其他科学家充满了由衷的敬佩之情。他说：“以前获奖的，拿袁隆平来说吧，我就比不上。他不但解决了中国的粮食问题，对世界粮食问题也有很大贡献。”“我比不上他们，真的！”
◇ 吴小如以学问大、爱纠错而出名，故被称为“学术警察”。难得的是，吴不仅善于扬人之“恶”，更敢于扬己之“恶”。如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一定会立刻承认并向指谬者致谢，甚至写文章公开服善，决不为自己护短。汪少华在其《古诗文词义训释十四讲》一书中指出吴著作中的一些错误，他看到后马上写文章公开承认错误，虚心接受批评，并郑重向读者推荐汪的这本“好书”，表扬汪“学有本源，功底坚实”。1980年吴发表《范仲淹〈岳阳楼记〉考析》，几年后收入《古文精读举隅》一书。看过该书校样后，吴偶然得知某师专学报上曾有文章与他商榷，便立即转辗托人找来阅读，并特地写了“校后补记”，感谢那位作者指出了他文中的一些错误。刘绪源在《出人意料的吴小如先生》一文中写过这样一件事：“小如先生常撰文批评他人下笔出错，有些话说得颇不留情面。那一次，是陈四益先生写来一文，指出小如先生谈《四库全书》时有一处硬伤。文章发表后，好多人等着看这位‘学术警察’怎么应对，我也担心小如先生会有难堪。出人意料的是，不几天我就收到小如先生来信，是一封供公开发表的信，对陈文表示感谢，坦然承认自己做学问不细，虽入行有年，须补的课仍不少，希望有更多同道今后监督帮助。我读后感慨不已。陈四益先生到编辑部来时，也对此深表感叹，说事出意外，本以为老人家会寻理强辩，不料如此干脆，前辈颇不可及。等着看出洋相的人这下都不响了。此后，小如先生纠谬的文章照写，口气照样尖锐。人们从他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位昂昂然不妥协的形象，既不对他人错误妥协，也不对自己妥协。”
◇ 王选常说，名人和普通人不应该有什么区别，名人要保持普通人的心态，别人尊重你，无非是自己过去有点贡献，仅此而已。在方正和北大计算机研究所，大家都随意地叫他“王老师”。后来他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若听到别人叫自己“主席”，王选会很认真地说：“不要叫我主席！”他住院期间常同医护人员聊天、开玩笑。有人称他首长，他会笑着伸出手说：“我这是手掌！”他最常用的名片，印着“北京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研究所，教授，王选”。他说：“这张名片是永恒的。”
◇ 金开诚在《动人春色不须多》中曾谈到北大的学风具有很浓厚的民主作风：北大老中青各代学者各有所长，很少有学术上的压制与干涉。“所以有的中年同志才敢于声称‘老先生的文章功力深厚，我写不出；年轻人的文章敏锐新颖，我也写不出。不过，我的文章，他们也都写不出’”。
◇ 肖东发经常教育学生，无论做人，还是做学问，都要谦虚谨慎，胸怀大度，善于听取批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他的学生杨虎随他参与一些课题工作会议时，偶尔可见一二人对他提出刻薄的批评意见。但杨从未见其师发火，而是温言相待，保证会议和工作的顺利进行。有时杨对此不解，对他抱怨。肖则解释说：“我的处事原则就是‘立定脚跟做事，大着肚皮容人’。咱们只管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不要和人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