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我们的头颅
巨人在狂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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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靖宇真名叫马尚德，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嗓门儿大，讲话真能鼓动；他长得个大，有点水蛇腰，脚也大，平时总把帽子卡在后脑勺上。论长相他是个美男子。
靖宇陵园的老所长刘先生和我闲谈时说，20世纪80年代有人找到政府，声称是杨靖宇的儿子，并拿出“信物”来证明自己的身份，所谓的“手迹”和“遗物”，都是真的；还有的妇女自称是杨靖宇的媳妇，问来问去，露了馅儿，她根本就没见过杨靖宇。攀亲者常常是为了让政府给予一种“待遇”。给杨靖宇编就富有感情色彩的故事，缘于杨靖宇作为英雄太英雄了，作为男人他太有魅力了，于是有人把想象当成了现实。在辽东流传着杨靖宇与“王家大院”的事，孰真孰假，没有证实。有一点可以肯定：他在老乡印象中极好，在山里他有好多干爹干妈。
山里人拥戴他，缘于他打日本，他的部队有铁的纪律。他起草的军纪中，有七条关于“枪决”的处罚内容，其中有两条是“强奸妇女者枪决”“烧杀人民者枪决”。在军纪中，还有一条“罚岗五点钟”的条款。有天晚上，杨靖宇把一个弟兄批评错了，他罚自己站岗，他整整站了一柱香的时间。人们通过杨靖宇的品行认识了抗联。
在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情景：一个被世人叫熟的名人，其作为人的内核被掏空了，除了名字之外，看不见任何感情的东西。他们被世俗塑造着、修饰着，就如一棵伟岸的树被好心人给修剪了一样，永远看不到真实的树冠。这是很致命的。
在杨靖宇活着的时候，他的名字就被毛泽东介绍给来延安的外国记者了，他抗日的战绩传到了国外。当战争结束了，很多英雄坐了天下，回想起死去的人，什么也都想开了。人们在踏着烈士的踪迹前进，这时候，杨靖宇的名字成了英雄代名词，成了一种鲜明的路标。
追根溯源，牺牲者是为了精神和追求自觉走上祭坛的。但人要为自己的蠢行而羞愧。对英雄崇拜时，就连杨靖宇胃里的树皮和棉絮，成了苦难的特指。而山里的老乡们对英雄很实在，说：如果当时有半块干粮，杨司令也不至于死，他会把剩余的260发子弹打光。
这话胜过所有的赞美之辞。
本世纪初年，为了寻访抗联英雄，我上了长白山。我真切希望把直接从民间搜集来的、被正史所忽略的故事告诉山外的人。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之间抗战14年，是多么不容易呀！其敌我兵力对比之悬殊，生存条件之恶劣，艰苦条件之极限，在中外战斗史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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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白山余脉到长白山腹地，天一直在下雪，两场大雪都落在我们头上了。片片雪花，好像是杨司令邀我们上山赏雪的请柬！我们努力向山里走去，常常是望山止步。一座座高山肃然，像白发老人在远处打量着你。由于大雪封路，我们很难走近它。我们去一个小村子采访，驱车走了3个小时的冰水路，终究没能到达那里，这是我平生走过的最险峻的路，可想当年抗联战士们是怎样在雪山上生活的。
长白山上有千座山峰，山里埋藏着多少抗日英烈，是无法统计的。每到一地，都能看到陵园，却没发现一座抗联烈士的坟墓。
在世的抗联老战士也已经不多了。到桓仁山里采访时，搞地方史研究的李先生，列了一个有几十位老抗联战士的名单，可我们只见到了四位，其余的人都已经作古了。当我们敲开一家的院门时，一位戴孝箍的妇女探出头来，她怨艾地说：咋不早来，老爷子走了！
是呀，我们为何不早来呢？这次上山，算是一种还愿吧！可我知道，杨靖宇他们并不需要这些，我们所做的都是给活人看的。
杨靖宇出生那年，日俄为争吃中国这块“肥肉”，正在东北“咬架”，结果“小鼻子”打败了“大鼻子”，真正遭殃的还是中国的老百姓。在杨靖宇3岁那年，慈禧老太太把偌大的国家交给了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自己撒手而去了。慈禧大出殡撒的纸钱如雪花般在空中飘落，可是中国人并没因此送走苦难和战争。
山里老人说，日本早就看好了关东大地的大豆、高粱、水稻和小麦。他们把咱们的小麦，拿回去推成面，打成小饼，上课时日本老师给学生小饼吃，问这东西好不好吃，学生说好吃，老师说咱们要是把中国东北占下来，成天吃这个。
这时候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给中国看家的“辫子军”成了一种“摆设”，继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正在古都开封读书的杨靖宇，写了一篇感想：
……假借共和之面目，作盗跖之行为，烽火连天，战声交耳，穷兵黩武之风莫此为甚。使万民感受其荼苦，虽有南山之竹，海冤亦莫可诉。若战争长此不息，则中国土崩瓦解之祸不远矣。
他登上当年岳飞的点将台，“仰天长啸”，吟诵《满江红》。78年过去了，照片上这个风流倜傥的河南青年，无言地打量着我这个历史的寻访者：你身上有媚骨吗？你使用的摄像机是索尼牌的？他要用手来捂镜头！用日本产的摄像机拍摄杨靖宇打日本的故事，这本身是一件令人琢磨的事。我自嘲道：杨靖宇当年不也是用过“三八大盖”枪、穿过“皇军”的军服吗？回来一看，这个镜头是虚的。
据杨靖宇的长孙女介绍，这张照片还有一段不寻常的来历。在来东北之前，杨靖宇把在开封上学时的照片，作为信物给了妻子，妻子把照片放在出生刚5天的女儿衣襟里。杨靖宇到东北搞工人运动，他多次入狱，死里逃生，他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仇恨到了骨髓里。在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杨靖宇就来到了哈尔滨，坚定地走上了抗日斗争的前沿，当上了东北反日会会长。1932年，他上了长白山，来整顿和领导这里的抗日游击队，从此不回头。在长白山上，他有了这个新名字——杨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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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抗战的背影是特殊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初创时期，一味强调建立红军和苏维埃，结果树敌过多。游击队不但要同日军作战，还经常遭到地主武装和山林队的袭击。
杨靖宇一上山，就去和一个山林队的首领和好，结果被人给抓了起来。杨靖宇说，我特意和你来联合抗日的，你却把我绑上了，太不够朋友了，咱们别打内战，这样才能赶走鬼子。那个人发了善心把他放了。
山林队，老百姓叫胡子，日本叫红胡子、马贼子。这些山林队有的是义勇军失败后上山的，也有因生活所迫上山以打家劫舍为生的，但他们都打小日本。
杨靖宇在磐石一带活动了几个月，知道了各山林队都在哪儿，把老常青、赵参谋长、田麟等17个队头都请来了，在一个临时搭就的木棚子里开会。杨靖宇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一致对外，有枪出枪，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要坑害老百姓，老百姓就支持我们，就能把小日本给治住。这个道理大家都很赞同。选举的时候，鸦雀无声，大家举手，一致推选杨靖宇为抗日联合军总指挥。布告一发出，使那些从前随意搞“绑票”和“赶边猪”的山林队，收敛了匪行。杨靖宇约法三章：听从指挥，枪口一致对外，协同作战；不“绑票”不扰民，不叫“绺子”，不说黑话；只要不为小日本卖命，我们就不揍他，还可以和他们交朋友。山林队遇到杨靖宇，滚鞍下马，拱手称他杨司令。后来山林队头目老黑风、摸地宽、得胜军、文明、南侠、打地宽、九江好、天良、打日本、占南洋、老疙瘩、日落好、小白龙、四海山、滚地雷等人，都投奔杨靖宇的麾下。
当时巴黎《救国时报》说，杨靖宇是在中国东三省第一个执行游击战术的人，他是一个有希望、有信仰，有把握收复失地的民族英雄。
杨靖宇骨头硬、枪法准，连敌人都说：“杨靖宇是在200米之内能打穿人头顶上的苹果的人，他手里拿着直接瞄准有效射程1000米的毛瑟手枪。”
杨靖宇不但枪法好，也擅长填词。他在黑土地上，留下了很多硬汉子歌。中国人不杀中国人，是杨靖宇的名言。他常常用歌声去唤醒伪军：
满洲士兵兄弟们啊！/眼看那立了春，/大家提精神，/何不反正杀敌人，/你们不要在梦里睡沉沉。/日本鬼，是仇人，/占满洲，杀中国人，/日本鬼，心太狠，/苛捐杂税剥削人，/抢掠烧杀还奸淫，/处处欺负中国人，亡国仇恨实难忍……/满洲士兵兄弟们哪，/眼看那立了冬，自己把心横，/坚决不打中国人，/调转枪口来打日本兵……
歌声也是一种武器。在一次与伪军交战中，伪军连长听了这首歌，脱下军衣，摘下帽子，手拿白毛巾，边走边摇晃着走上山来，求见抗联领导，表示要参加抗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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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桓仁仙人洞时，路边的雪水涌成了小河，涓涓的小河似乎在向我们讲述杨靖宇的往事。
站在半山腰的洞口望去，前面就是号称辽东屋脊的老秃顶子山。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东望通化、西连本溪，周围近百里是吉林、辽宁两省，通化、本溪、新宾、桓仁四县之要冲。1934年，杨靖宇曾两次来这里，他看这一带民风好，就把老秃顶子确立为游击根据地了。
高粱起身没人时，杨靖宇从山上下来，站在一个大碾盘上，动员群众“起革命”、打日本。在东北老乡的眼里，杨靖宇的队伍是“天下第一军”。这个“天下第一军”，却没有过自己的军装，穿的是从敌人那里抢来的，他们有时穿着像鬼子，有时像伪军，老乡明白过来时，才知道他们是东北抗日联军。
仙人洞村人好乐子，过年扭秧歌，去给杨靖宇拜年，“伞头”潘国权脱口而唱：十三大辙唱江洋，杨司令在上听其详……后来潘国权干脆扔下“伞头”，到杨靖宇的队伍里扛枪抗日去了。
杨靖宇多时在山上，常在仙人洞一带活动的是韩震。韩震是朝鲜族人，只因他打仗瞎了一只眼，当地人叫他“瞎部长”。瞎部长在老秃顶子附近建了14个密营，还把仙人洞周围的几个天然岩洞，当成抗联的军需仓库和修理所。
仙人洞现在成了人们烧香拜佛的地方了。洞口挂满了红布条，英雄和佛、狐仙在一个洞里“相处”，这是现代人的“滑稽”与“智慧”。那个既卖香火又讲抗联传奇的人，是一个年轻人，他承包了仙人洞，据说他每年不少收入。
真正了解仙人洞历史的人病在炕上了，他就是抗联战士潘国权老人。听我们到来，他艰难地从炕上坐起来，他骂了一通“败类”之后，思绪又回到了他光荣的时代，想起了瞎部长。
怕万一落网把人咬出来，韩震在仙人洞里开会不点灯，谁进屋猫着一个地方就坐，互不叫号。有一次在仙人洞开会的时候，瞎部长被日军包围，他带十几个人往山上冲，被敌人机枪戳倒了。敌人走后，潘国权带着一帮人把牺牲者安葬了。死者喂肥了土地，多少年过去了，因土地太肥，“药”得不长草木。
当年来仙人洞“起革命”抗日的人中，还有一对假夫妻，女的叫朴金华。朴金华组织妇女给抗联部队做军鞋，组建地方武装，在一次战斗中她被捕入狱。伤病中的她，险些被敌人喂疯狗。一个狱卒跟一个农民说，你把她领回去当老婆吧！那位农民看她蓬头垢面，没相中，就回去了。那位狱卒又来了，对农民说，你把她接出去，她就能活下去。这位农民为了一条命，就把病魔中的朴金华从狱里接了出来，在他家养病十几年，他们也就自然成了夫妻。“小日本倒台”时，她成了地道的村妇，但她的思维永远留在了那个年代。她去世前说要回山里去。
她的儿子把她的骨灰送回了大山。她的坟头被大雪覆盖着，就像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妈坐在山腰上，默默地望着周围的一切。每天从她身边走过的是羊倌和无言的群羊。善良的村民每年清明都忘不了给她上坟填土，烧几张纸。还有两位老抗联战士，一位叫王传圣，另一位叫杨笑康，他们当年就是从仙人洞跟杨靖宇走的，在他们晚年的时候，经常回到山里，寻找当年的足迹。他们去世后，和朴金华一样，也回到了山里。
假如有灵魂的话，他们面对仙人洞里冒出的“香火”，会有何感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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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联战士们，在漫长的冬季，天天在雪地里打仗或生活。老人讲，齐腰蹲裆深的雪并不稀奇，深的地方掉下去就难以爬上来。
朔风怒吼，大雪飞扬。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比自然更残忍的是敌人。在东北的日伪军的数量，远远超过抗联的人数，十几倍有时甚至几十倍。东北抗日联军全盛时期有11个军，号称十大联军。杨靖宇直接领导的抗联全盛时期也不过4000人。从武器装备上看，敌人有飞机、坦克，杨靖宇的装备极为落后。日本兵穿的是皮鞋、棉帽子，用的是军用毛毯，而杨靖宇他们破衣烂衫。能在寒冷地带活下来就不容易了，况且还要打仗。
老乡们说，杨靖宇宁死不拉松，从来就没屈服过困难和敌人。他们有一种乐观精神，自誉道：“天大的房子，地大的炕，火是生命，森林是家乡，野菜野兽是食粮。”
在娱乐会上，杨靖宇装驴叫狗叫鸭子叫，也装癞蛤蟆爬。杨靖宇很有文学天赋，有些抗联歌曲就是他创作的。那些以东北小调为主要旋律的歌曲，至今还在当地百姓中传唱。
就连日伪也不得不承认，“红军的活动状况与土匪完全不同。行军中途落脚在老百姓家吃饭时付饭费，带走物资按价付款，假使当时没带钱，过后也一定送到”“对贫民极其诚恳和蔼，宿营时使其大人小孩都睡在炕上，他们自己反而睡在地上。”
当年杨靖宇来到窟窿榆树村时，司令部就设在老蒋家。后来杨靖宇被敌人围困在山上多日，没吃没喝，老蒋家十几口人，用裤子装苞米放炒面，趁着黑夜去给抗联送粮。有位叫陈守平的村民，他从外地往山里运大米，供应抗联，后来他被日本鬼子抓去，严刑拷打，脚趾头都让敌人用皮靴给碾掉了。
老百姓为抗联送去的不仅仅是粮食，是天地良心；献出的不仅仅是物品，还有生命。
杨靖宇对山里百姓许过愿：等赶走了鬼子，我要好好报答你们！可百姓们从没想到还有什么报答，良心在民间。
日伪军把杨靖宇当成“满洲国社会治安之癌”，把长白山抗日游击区称作“癌肿地带”，曾以一万元悬赏杨靖宇的首级。杨靖宇笑傲人生：我的头这样值钱，我得好好为民卖命。
1937年冬，敌人进行了以围剿抗联一军为主要目标的“大讨伐”。敌人对抗联进行“篦梳式”“踩踏式”的战术，对抗联一军进行搜索和进攻，“像壁虱一样叮住不放，一旦咬上，就狠狠地粘上，毫不放松。”
为了割断抗联与百姓的血肉联系，日伪推行“集团部落”，施行保甲、户口调查和报告制度。发放居民证、身份证和出门证，不但控制了布匹、棉花、胶鞋、食盐和药品，甚至把百姓的“指纹”情况都控制了，老百姓的一举一动，处于日军的监督之下。凡是与抗联有联系的，提供食品和物资的，一律以“通匪”论处，牵连家族，连坐邻里。
1936年正月，日军让桓仁的百姓去县里领“良民证”，去一个就抓起来一个，第二天填江，把三四百无辜的百姓活活扔进冰窟窿里，填了江。他们的罪名是“通匪”，与抗联部队有联系。
每次去桓仁经过浑江时，我都情不自禁地望一望那江面，我似乎听到哭声。其实真正的悲哀是，现在当地很少有人知道这场大惨案的始末了。
辽宁省新宾县过去是清朝的发祥之地，康熙、乾隆、嘉庆等皇帝多次到这里来祭祖巡幸。当初清帝立了一个家规：谁也不能从手中丢掉一寸国家土地，谁要丢了，死了陵前不立碑。溥仪不但当日本的帮凶，他把“祖宗肇兴之地”，变成了杀人场。日伪军在这里屠杀了很多中国人。
在离永陵不远的山上，有一个万人坑。日本战犯日野雄治在战犯管理所交代，1936年他在望清门扫荡时，一次抓来50名抗日军，带到这里，把30多人绑在树上，用刺刀练刺杀了，把另20名砍了头。有一个刽子手，杀人成嗜：他一次杀一打，一打12个，不够一打时，随意抓来一个人凑上数，一同杀掉。
在万人坑的一旁，有个老榆树，当地人叫它“杀人树”。在日伪时期它专门用来挂抗日军民的头颅，当时树上挂满了人头，乌鸦落满枝头。从这棵枯树上，仍能看见当年用来挂人头的铁环。
敌人的大讨伐、大屠杀，使抗联失去了根据地，部队陆续退入深山密林，以密营为依托，坚持抗战打游击。抗联一军和外部失去了联系，他们“处于铜墙铁壁中，长期闷在鼓里，总听不到各处革命凯歌之声”。
为了求生，为了打通与关内的联系，杨靖宇从和尚帽子山下来，在汤河开会，决定西征，然而两次西征都没有成功，抗联一军蒙受了很大的牺牲。西征是悲壮的，这让人起了古老神话中追日的夸父、反帝的刑天。老百姓知道，在南满地区，有人还在抗日，东北还有救。
就在这时，卢沟桥上的石狮眼睛流血了，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
后来毛泽东说，这时东北抗日游击队多打死一个敌兵、多消耗一个敌弹、多钳制一个敌兵，使之不能入关南下，便是对全国抗战的支援。在长白山上抗日的杨靖宇，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张贯一）被列为“七大”准备委员会名单这件事，他只知道抗战越来越艰难了。他将部队化整为零，向长白山腹地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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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是山中之王，据说山王死时都是站着的。
杨靖宇是山中之精灵，尽管他的人数少了，但是他雄风不减。看看他部下的悲壮人生，就知道杨靖宇曾承受着怎样的艰难。
女山林队首领“蓝白线”，是白旗人，从小给一个瞎子当童养媳，上山为王后，通过杨靖宇的说服，改编为抗联。“蓝白线”背着一个小孩，骑着马，拿着双枪跟日军作战。在一次战斗中她负了伤，被日军投进监狱，她就是不投降，最后被日军的狼狗活活咬死；接收杨靖宇改编的桓仁自卫队大队长赵文喜，在老秃顶子、平顶山一带打击日寇，作战非常勇敢。被捕后他宁死不屈，日军头领要看看这个有骨气的中国人，敌人将他的双手钉在大轱辘车上，把他送到讨伐队本部。敌人把酷刑全用遍了，他还是没有屈服。他唱着歌、喊着口号，上了刑场。
很多人都读过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和萧红的《生死场》，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部书所写到的“革命军”的素材，是傅天飞提供的。傅天飞曾以共青团满洲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磐石游击队巡视，他萌发了写一部抗战小说的想法，回到哈尔滨后，他把自己的腹稿讲给了舒群和萧军等人，自己又走上了抗日前线。当鲁迅为两部作品作序时，傅天飞正在白山黑水间与敌苦斗。他无缘读到《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或许根本就没听到过这两部书的名字，但他的生命确确实实与这两部作品有关。
1934年3月，杨靖宇派傅天飞到辽东山区，在窟窿榆树、岔路子、铧尖子、拐磨子和普乐堡一带活动，负责征集抗联部队所需的枪支、弹药、粮草和衣服。1938年2月25日夜里，他在一农户家吃饭时被捕。敌人买了很多纸张，让他写“自供书”。他在屋里写了起来，当他将纸用完，把手枪对准了太阳穴。听到枪声，敌人进屋发现他倒在了血泊中。他衣服里揣满了纸，纸上写满了痛骂日本侵略者的檄文。
“你们认为中国的抗日战士是可怜的人吗？人本来是不愿意死的，我曾想过苟延残喘的活着，只不过是可耻的梦想！我不能不死！留此而死别！老傅留字！”
这是虎临死时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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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说，杨靖宇的部队在全盛时期，他拥有几千部下，“身边总是有二三十挺机关枪保护他，甚至还有医疗机构，那是很了不起的。他曾横跨间岛、安东、通化、吉林、奉天等五省30个县。”
在日伪军的多年围剿之下，杨靖宇的部队受到重创。敌人的讨伐队像壁虱那样，咬住不放，不给对方一分钟的喘息时间。铁路警护队、警察队以及通化车站的员工，在日本守备队的指导下，夜以继日地猛烈攻击，致使抗联部队出现大量伤亡。到了1940年1月上旬为止，杨靖宇手下只剩了200人。15日这天，杨靖宇进入了生命的最后时期。敌人几乎锁定了他的目标。在搜索中，敌人发现了雪地上的脚印。看到脚印，敌人紧张起来，围着脚印，敌人开起了“脚印会议”。
根据雪地上的脚印的数目、大小和方向，可以判断出部队的大体数目和方向。无论走过多少人，也只能像一个人走过的脚印，走在后面的人全部踏着前面的脚印前进。对脚印根据雪被踏过后的坚实程度和脚印的深度等判断出人数。敌人认为，沿着这个脚印行进，再走一里半地，肯定就会发现杨靖宇。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在1940年3月31日“讨伐杨靖宇座谈会”上回忆说：
这时杨靖宇的身边只剩下了两名部下。而且几天前这两个人又被他派到村子里去寻找粮食。他无疑比以前更加饥肠辘辘。但是他却跑得飞快，两只手摆动到头顶上，大步跑去的样子，活像一只驼鸟在飞奔。
不过，最后我们还是把他赶到了山顶上。杨靖宇利用地物猛烈地开枪射击，我方也卧倒应战。伊藤警尉补向着相距300米前方的杨靖宇大喊：“投降吧！”
对方也喊道：“我投降，别开枪了！”
接着，他又说：“投降之前我有话要说，你一个人过来！”
“好，我现在就去！”当伊藤警尉补站起来的一瞬间，哒、哒、哒地枪又响了。“啊”的一声，伊藤向前倒下。接着又是三枪，每发都命中伊藤的胸部。
警尉补益子插话说：
尽管是一号毛瑟手枪，毕竟是手枪。但是，射手是那个可怕的杨靖宇。那家伙可是在200米之内能打穿放在人头顶上的苹果的人。而且他手里拿着直接瞄准有效射程1000米的毛瑟手枪，实在是受不了。
岸谷隆一郎说：
（他）的大腿被打穿了。不仅老崔（叛徒，原来是杨靖宇的部下，笔者注），那一天追踪杨靖宇，在他的毛瑟手枪的枪口下，一人阵亡，六人负伤。原来我们不想打死他，希望能让他在有益的方面发挥才能，所以才劝他投降的。但是，他已经不可饶恕。来吧！打死他！于是开始一齐射击。这家伙受不住，开始逃跑。途中左手被我方打中，就是这样他依然毫不气馁地继续逃跑，完全像一个巨人在狂奔。
最后，终于在一个密林里把我们甩掉了。大家只能沿着在雪地上的点点血迹，继续寻找他的踪迹。
在敌人眼里，糟糕的是这时候天渐渐地黑了下来。他们身上又没有带手电筒。讨伐队只好点燃火柴，在黑暗中寻找血迹行进。这时，寒冷和疲劳一股脑儿地袭来，敌人才发现从早上出发以来，十几个小时滴水未进，肚子饿得像针扎似的疼。讨伐队员们接二连三地倒在地上，这是追丢了杨靖宇而一下子泄气的缘故。再加上那一天的行程是足足跑了15里以上的山路。当一个人倒下之后，就像凶猛的传染病蔓延开来一样，到处都有人接连地倒下去，还有掉队的了。这样一来，早上出发时曾经600人的讨伐队，很快减少到了300人、200人、100人了。两个参加讨伐的人说起这情景，勾起了岸谷隆一郎更多的话：
然而，即使这样，我们也没有放松追击。跨过掉队队员的身体继续前进，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也要前进。这样，15日过去了，到了16日上午（晨）二时，不知什么时候队员只剩下50人了。大家用冻僵的手一根根地点燃已经所剩无几的火柴，拼命地追寻杨靖宇的血迹和足迹。逃的真能逃，追的真能追！幸好后来我们遇到了运粮食的卡车，总算得救了。
接下来，是益子介绍最后决战的情景：
从那天起，又过了两天。18日在濛江县城以东6公里的大东沟村附近，发现杨靖宇的两名部下出来寻找粮食，大东沟警防队和特搜班立即出动，将他们击毙。杨靖宇只剩下一个人了。另一方面，讨伐队命令附近一带村民：“进山砍柴的人绝对不许携带午饭。”这样，到了2月22日，据说在保安村以西约5里地处，有一个人要求四个砍柴的农民送来两袋面粉和棉鞋，并说可以多给钱，还拿出打捆的钞票给他们看。同时还约定了交东西的地点。根据农民的报告，讨伐队顿时紧张起来，开始行动。
命令一下，我们立刻武装起来，乘卡车出发。但是卡车只能开到中途，不得已只好让报信的农民带路赶赴约定的地点。似乎他早已知道我们到来似的，在约定的地点连个人影也不见了。但是雪地上却有很大的脚印，从那里开始向相距300米的山上走去。我们沿着脚印登山。走在最前面的一个队员，姿势告诉大家对面有人影。
大家顿时紧张起来，将队员分成两组，一组从山顶，一组从半山腰悄悄靠近，然后突然一齐向躲在对面岩石裂缝中的人影开始射击，人影在地面滚动着逃走了。我命令四五个队员留在山上监视人影的去向，我随后继续追赶。看来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逃跑的力气，再次利用山脚下的地物拼命地开始应战。双手拿着两支手枪向我方乱射，双方的距离只有50米。
“怎么抵抗也没有用了！快投降吧！”
我们再次敦促他投降，而对方却用手枪的子弹代替了回答。
“畜生，打死他！”
又进击到相距30米处，他已经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又将队员分作两股，我带领一名满警（伪满警察）在山上负责监视的队员的引导下，接近相距20米处，然后，同另一股队员同时从两个方向开始猛烈射击。交战约10分钟，不知从哪个方向射来的子弹命中了，我亲眼看到对方一下子倒了下去。
于是，我拼命地高喊：“打死了，前进！”
当我们跑上前看时，只见一个身中数弹的大汉素面朝天地躺在地上。
根据我掌握的杨的体貌特征，立即直感到：这就是杨靖宇！我的预感完全正确。经过原来杨的部下对首级的验证，证实确确实实就是最后一个人，大头目杨靖宇。
弄清之后，大家都围在尸体的周围，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接着不约而同地高呼“万岁”。大家都“呜呜”地哭了起来了。
杨靖宇走向永恒的这天，是公元1940年2月23日。牺牲时间为2月23日16时30分。地点为濛江县城西南六公里的三道崴子山林。
当时，抗联部队得到的消息是杨靖宇自杀而死亡。周保中曾派人去南满找杨靖宇，告诉他如果在长白山难以坚持，请到吉东和北满。1939年12月21日，退入苏境在伯力（哈巴罗夫斯克）整训的周保中，还要派交通员寻找杨靖宇。直到1940年12月7日，有人把证实的杨靖宇消息告诉了周保中。他在这天的日记中记载：
杨靖宇同志是在今春二月间，在南满受伪满军围攻，于激战遭受重大损失之时，靖宇同志自杀……
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自杀和战死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周保中省略的话是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若干年之后，国人从敌人的记载中才知道杨靖宇牺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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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杨靖宇，都知道他牺牲前，胃里有草根、树皮和棉絮，却没一粒粮食。听谁说的，谁看见了，没有记载，这不能不说是个遗憾。
还有一种：史学者多年考证，杨靖宇牺牲的第二天早上，天刚亮敌人就集合，开了不到10分钟的庆功会，带着“战利品”启程返回通化。叛徒张秀峰、白万仁、张奚若在现场看到的是岸谷隆一郎亲自抽出指挥刀，剖开了杨靖宇的腹部。那位叫洪宝源的中国医生只是化验杨靖宇的胃留物。
也有人写到这样一个情境：一队日军来到伪满蒙江公医诊疗所，他们带来了一个托盘，让院长——朝鲜医生洪宝源对托盘里的东西进行化验。那是一个人的胃，由于长期饥饿已经萎缩得变形了。洪宝源检查发现，这个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一些没消化完的干草和几团看得出形状的棉花。当时一个在场的日本人说，这是“匪贼杨靖宇的胃”，洪宝源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杨靖宇的胃里有干草、棉絮，却没有一粒粮食。
9
有的百姓受日伪宣传的影响，错误以为“杨匪”死了，从此就会过上“幸福安康”的日子了。一些小学生和百姓，被迫跟着日伪军、警察到街上游行，庆祝“射杀”杨靖宇。曲志敏老人跟我介绍说，她当时也参加了游行：
一边嚼着日本糖果，一边喊着“打倒杨匪”“日本万岁”“人民保安康”的口号。我那时候不知道自己是个中国人。
杨靖宇的老部下、抗联老战士潘国权在他84岁的时候，抽着长烟袋，闷声闷气地说：
如果没有那么多帮凶，日本人能得手吗？如果都像杨靖宇那样，东北能让小日本子统治10多年吗？仗还没打呢，当官的腿先打软了。还有那些扎吗啡的、抽大烟的，没有骨气的，为了自己活着，把自己的人给出卖了，把国家给败坏了。有一个县城，就一个日本兵还是瘸子，一个人就把有几万人的县给统治了。尤其是那些叛徒……想起来我就骂！
一个叛徒说为了活着，便对同胞挥舞屠刀了。一个告密者，怕以后遭到报应，踩着杨靖宇的脚印，烧了两袋子黄纸，以求杨靖宇的饶恕。
在杨靖宇遇难6周年的时候，两个汉奸和两个农民告密者，被押到杨靖宇坟前，执行了枪决。民兵要点他们天灯，愤怒地朝他们的胸上攮了几刺刀之后，才扣动钣机。人们用汉奸、叛徒的血为杨靖宇祭灵。有几个叛徒，为逃脱罪责，隐名埋姓，投奔他乡。日本战败后，程斌投靠了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失败后，他又混入解放军的队伍，后来他在1951年镇反中被枪决。
心在流血，我不是在拿民族的伤疤当花朵来展示。杨靖宇牺牲前的那棵拧劲松，被当地人视为不祥之物，在“大跃进”年月被砍掉了。我到杨靖宇的殉国地，看到一棵一搂粗的松树，原来是从别处移植来的。
想起杨靖宇的头颅，还有他的胃，感到精神就有些失常，痛心的是什么？
10
杨靖宇的遗骨，共有三次安葬。第一次安葬是杨靖宇1940年2月底。为了威吓当地群众，将杨靖宇头颅割掉，用于邀功请赏。敌人将杨靖宇头颅装入长25厘米、宽25厘米、高30厘米，前面有玻璃的木箱内，由日本守备队野副少将转送伪通化省长张书翰。汉奸王之佑后来交代：
在通化得到击毙杨靖宇的消息三四天后，传来讨伐队“凯旋”的消息，当晚见到由车中抬下来盛杨将军遗首的木匣。次日晨，要将其送去吉林时，在大队部门前详瞻这永垂不朽的遗容（长脸、宽额、浓眉、鼻直，年30多岁）
岸谷隆一郎在给伪兴安省警务厅长函中写道：
为了使省内一般民众和匪团对于此次杨靖宇的被击毙，做到人人皆知，特印制了附有铜版照片的传单20万张，在管内各县的主要地点散发或张贴，并利用飞机在关内各县进行散发。此外，对于有共匪出没的治安不良地区，在要塞地点张贴附有照片的大张传单，以便使共匪众所周知。
2001年春天，濛江的老地户、老民政干部孙传海在三道崴子山林里，跟我谈了整整两个多小时，讲述杨靖宇的殉国经过，当中谈到了日本第二守备队司令野副昌徳的头痛病：
日军召开了射杀杨靖宇庆功会和座谈会，特别印制了20万张传单，用飞机到处散发，并用杨靖宇的头颅去领功请赏。但是，日军少将野副昌德，自从射杀杨靖宇后，他总是连夜做噩梦，整天头疼难忍，杨靖宇管他要人头。他第二次又来到了濛江，找了叫贾连众的木匠。
还有一个姓什么的，给刻了个木头头，那个‘头’后来起坟时我看到了（孙传海在后来起坟时，发现的木刻的头，笔者注），是落叶松的，刻了个木头头，把杨靖宇的尸首又给扒出来了，做了一个红木的棺材，岸谷隆一郎亲自题辞，找了日本的老道，按日本人的规矩开了追悼会（慰灵祭）。
杨靖宇牺牲14年后，被第二次安葬。当时濛江县以烈士的名字命名——靖宇县，人民政府为杨靖宇做了一副白松料子的棺材，用金丝绒铺底。孙传海当时是县民政科长，他亲自下坟坑捡骨头，发现左臂骨骨折了。墓地修建一新，但是杨靖宇的头颅还保存在哈尔滨。抗美援朝英雄代表团瞻仰了杨靖宇头颅后，提出让英雄身首合葬，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在通化市修建杨靖宇烈士陵园。1958年陵园竣工，哈尔滨和通化市两地举行了隆重的杨靖宇遗首恭送迎归仪式。周保中和冯仲云等各地抗联战友都来了，仰望杨靖宇的头颅。中央人民政府派出庞大的代表团，参加万人公祭大会，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这是英雄生命的一次轮回：他又回到了曾经战斗的长白山之麓。
11
2006年，我前去陵园拜谒杨靖宇，在红石棺前，我听到一个朴实而感人的故事：
有一名当地汉子，年年都去给杨靖宇上坟。每次上坟磕头的时候，他都念念有词：杨司令，你冷了吧，烤烤火吧！杨司令你饿了吧，尝尝我给你做的饭。当年你只要有半块干粮，你也会把剩下的子弹全打光啊！
后来他当了父亲，就带儿子来，再到后来，他都当爷爷了，他把小孙子领来磕头。小孙子闹不明白，问爷爷，咱这是给谁磕头呢？
爷爷跟他说：你磕吧，你磕吧，这是给你老爷爷磕头呢！孙子问，为什么要给他磕头？！
爷爷说孙子：
他为了我们才掉了自己的脑袋！
杨靖宇感天动地，他生站着生、死站着死，他是一个最有血性的男人，是一个最有骨气的中国人。从长白山回来我一直在想，这就是他的魅力所在吧！
寒冬腊月天，松柏枝叶鲜；
英雄杨靖宇，常活在人间。
死不瞑目的赵尚志
“抗日（抗联）战士们若是负了伤，并没有医药救助。他们也没有子弹的来源，更没有衣服的供给。所以他们只有拼命地和敌人们格斗，以便在由敌人手中夺来的战利品中，求得了医药，或子弹衣服等的来源。他们和国内已经完全隔绝，在14年的抗日战争中，他们从未得到国内金钱或物质等任何的援助。”
——冯仲云
1
赵尚志，日军曾用“一两骨头一两金，一两肉一两银”的高价悬赏他的头颅。他曾被三次开除党籍、被削去军权。赵尚志有100个理由可以活下来，而他却向死而战，最终死在抗日的战场上。
这个顶天立地的英雄、铮铮汉子，60多年来在国人的印象中却是很模糊的，在一些历史书中，他曾是被误读、被妖魔化的人物。
我在读他的故事时，已经发挥了想象力，依然是一片混沌。也许真的是“大象无形”吧！
他的相貌，总像雾一样萦绕于我的脑际。我只有根据一些文献记载，或抗联老战士的回忆，去揣摩和判断他。
在东北的黑土地上，松柏与枯树、植物与败草是共存的，有英雄也有败类。20世纪日本人打来了，血性的中国人纷纷揭竿而起，苦斗14年，迎来东北光复的日子。赵尚志和杨靖宇一样，明知日暴残，偏要去抗日，他们都是因叛徒的出卖而牺牲。虽然他们死了，面对他们的头颅，他们的敌人也没小视他们。他们的头颅都是被敌人锯掉拿去邀功领赏，杨靖宇遗首照成了英雄的经典照片，他的胃里的“草根和棉絮”成了抗联食物及精神的特指。而赵尚志却不同，死无葬身之地，人们不了解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关他的记忆似乎被消磁，他这个人被历史给蒸发掉了。
在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三卷本《东北抗日烈士传》中，却找不到赵尚志的名字。一次我在翻阅30年代延安发行的《新中华报》上，偶然读到一篇《赵尚志速写》，有幸走进赵尚志的悲剧人生。
“矮矮的身材，架着一身破旧的士兵衣服；一张堆满了灰的面孔上，安置着一只失了明的眼睛——为我民族受了光荣的伤；走起路来一颠一跛的；大部分闲空时间，总是围绕着他的马，忙着饲料或梳毛；最喜欢插在小队员堆中指手画脚放纵说笑玩闹；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双长久不洗的手（有人说他7个月不洗脸），被汗水和灰土交织着刺绣出了鳞状的花纹，每一个骨节都是膨大得像小榔头，除了手掌心之外，既黑又瘦。如果问他为什么不洗脸，他说：‘连小日本鬼子都打不出去我哪还有脸啊！’”
赵尚志的出生地辽宁朝阳喇嘛沟，与我家乡相隔并不远。他饮大凌河水，我吃老哈河泥鳅鱼，一样的土语，一样的乡音。从小耳濡目染，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人：人貌不出众、土里土气，身上却很有骨气，是宁折不弯的汉子。赵尚志就属于这种人。
2004年开春，96岁的“老交通员”田仲樵有鼻子有眼地对我说：“他打仗真勇敢，我还没看见谁能像他那样的，他打小鬼子是出了名的。有人说他是搞个人英雄主义，有拿性命逞能的么？赵尚志把脑袋掖在腰带上往前冲，为了啥？为了当官发财？当英雄有什么错？”
李敏曾是赵尚志的部下，她是这样描述赵尚志的：“长得矮小、精瘦，总是好站着两手比画着说话。在巴彦游击队时，经常身着一件青布夹大衣，长短枪都不带，腰间挎着一把大刀，他硬是把很多山林队的人的大烟瘾给戒了。不到30岁，就统领6000多人，那人能一般吗？”
李敏说赵尚文长得像哥哥赵尚志。我总想在与他亲属的接触中，了解他血缘上的“共性”。我见到了赵尚志的胞妹、现年84岁的赵尚文女士，还有他的外甥李龙，他们都是很文雅的人。赵尚文说话慢声慢语，是柔中有刚那种人。从赵尚志的父亲（赵子服）、母亲（张孝乾）的照片上，我努力想象赵尚志的模样。赵父耳硕鼻挺，目光睿智，充满忧患；赵母典型北方妇女，勤劳正直、爽朗利落的性格就刻在脸上。父母是模子儿是坯。赵尚志在我的想象中，时而像石，时而像树；时而像云，时而像雾。他是一匹为民族奔走的战马，是一头为民族拉车的牛，是一只守护山林的猛虎。
赵尚志应该是国字脸，或许脸上也有些雀斑。他属于个子不高但很精干的那种人。“赵尚志在一次战斗中左眼受伤，留下月牙形伤疤痕。赵尚志牺牲后，敌人给他拍了遗首照：赵尚志蓬头垢面，眉宇紧蹙，怒目圆瞪，死不瞑目。”
2
令赵尚志不能瞑目的，首先是他没有看到日寇被赶出国土，人民欢庆的那一刻，同时还有他常挂念的父母大人和兄弟姐妹。
2004年4月，84岁的赵尚文对我说：我比哥哥尚志小22岁。我不常见他回家。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个大人，他每次回来，都要抱我、哄我逗我玩。有一天他终于答应陪我玩去。我们一同乘车到了哈尔滨郊外，他把我放在草地上，他一个人“玩”去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当上了东北反日会总长，那天他以陪我玩做掩护，去和人家接头。记得最后一次见面，他被敌人发现了身份。有天他回到了家，我妈老泪纵横，说：“你可回来了，把妈想死了，你干什么去了，这些年也不给一个音信。你再也不兴走了！”妈是有意让跟梢的人听的。深夜我哥哥又不见了，后来才知道他从孙朝阳部队拉出几个人上山了。
按东方人的孝道观，父母在不远游，但赵尚志当属大孝之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赵尚志从17岁那年参加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后，去南方投奔黄埔军校。24岁任东北反日总会会长，25岁举旗抗日，牺牲时才34岁。他的牺牲，让父母饱尝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不幸和痛苦，赵老先生病逝前，一直在念自己战死的儿子。（赵子服有11个子女，其中两儿两女为抗日救亡而奔走，赵尚志和弟弟赵尚武以身殉国）赵尚志活着时，全家人因他反日而东躲西藏。赵老先生因他受辱，险些掉了脑袋。
赵尚志被敌人说成“满洲之癌”。日伪当局曾用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报纸或告示上经常出现他被杀或斩首的新闻。前天说他已经死了，可今天又从哪冒了出来。他们总是打破日军的如意算盘。赵尚志名震四方，有人形容地说：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
“诱降”在某些人那里奏效了，日军也想将此招用在赵尚志身上。日军采取逮捕其家人的方式，诱降赵尚志。这叫一种东方式的“苦肉计”。
精通历史的赵氏父子，深知抗日会给家族带来满门抄斩的危险，他们做了最坏的打算。有文献记载：
1934年8月4日清晨，驻哈尔滨的日本宪兵队突然来到哈市道外集良街26号赵尚志家中，将其父逮捕。9日，伪《滨江时报》以《赵尚志老父被捕》发表了消息。日军威逼赵老先生给儿子赵尚志写信，劝赵尚志放下武器，向日本皇军投降。赵老先生说：“我儿子早已与我断绝关系，他的事我管不了，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日酋说，“那没关系，先把信写出来。”于是，赵老先生写了一封信。日军将此信冠以《赵父告不孝子赵尚志及其兄弟书》，大量印刷，还用飞机散发到游击区去。日军想用“孝”字打动赵尚志的心，迫使赵尚志下山投降。
原来，赵老先生早就估计到有可能赵尚志因抗日而牵连家人。赵尚志要抗他的日，家人也要躲过不幸。他向赵尚志讲起了《左传》上晋将魏颗对父亲“从其治命，不从乱命”的故事。
典故的由来：魏犨（音chōu抽）是春秋时晋国人。“犨”，是牛的喘息声，也指白色的牛。魏犨有个宠爱的小妾，很年轻，但未生育。年迈的魏犨生病时，对儿子魏颗交代后事：“我死后让她再嫁！”但后来病危时又嘱咐魏颗：“我死后必须让她殉葬！”魏犨死了，儿子魏颗如何执行互相冲突的遗命呢？魏颗没有把年轻的庶母活埋掉，而是给她自由，让她幸福，把她再嫁了。有人责问魏颗：“为什么不按照你父亲的临终遗命办？”
魏颗答：“我不能执行父亲神志昏乱时发出的乱命，我只遵从他神智清醒时发出的治命。”
魏颗是个值得称颂的人，他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篇》）他在混乱的、矛盾的指令面前，毫不犹豫地选择“治命”，舍弃“乱命”。他的选择尊崇人道、符合道义，他的理性和勇气，获得了社会的赞许。
赵老先生与儿子有个约定：“如果有一天你万一接到我的信，信里有‘乱命’两个字，那就是我被捕了，信是被逼而写的，你千万不要按信中说的去办。要一心抗日，为国尽忠。”赵老先生果然被日寇逮捕，在日酋的威逼之下，给儿子赵尚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现在父身患重病，神昏治乱，命在旦夕。
赵尚志看到了家父写的“乱命”信，心如刀绞。他为家人的性命而担忧，他又深知，“孝子从治命而不从乱命”的父亲嘱托，立志救国。他知道，自己不下山，保持住中国人的气节和血性，但也有一忧：在不明真相的人那里，以为父亲屈服了敌人，父亲名誉受损毁。他想等抗日胜利那一天，亲自为家父洗清名誉。面对死神逼近，想起这些，他怎能瞑目。
可他等不到那一天了。赵尚志死不瞑目。
3
赵尚志生前立过誓言：没有国了，那有家呀！不赶走小鬼子，誓不成家。
“成家”“家眷”“男女之情”，永远是赵尚志的心痛。赵母曾托人给他说媳妇，他就是不看。难为了母亲，也难为了上门说亲的人。
赵尚志有一套不成家的理论：就我这样，出生入死，不知那天死掉，这就够亲人牵挂的了，娶妻生子，让人家跟我遭殃啊？
到了山上，他也没动过娶亲的想法。队伍上也有女兵，羡慕他的自然很多，可他视而不见。赵一曼比赵尚志大几岁，但总称赵尚志为兄长，为他的婚事还操过心，曾揶揄赵尚志：你是个大军长，整天不爱洗脸，哪个姑娘能看上你！
感情之物，是实实在在的。战争不会把女人彻底撵走的。人在现实世界里可以理性，但在梦里绝对不会。一位抗联军长在日记中，记载过遇见情人的梦境。梦是唯独让英雄可能实现男人的欲望。赵尚志是个男人，是一个有着强烈生命力的英雄，他不可能没有对爱情或男欢女爱的渴望。
一个真正的男人，长期压抑自己欲望，也似一种难熬的“战斗”。他把爱情之火，移情于抗日大业上。
在一次抗联会议上，“光棍司令”赵尚志，为别人做媒，使两对抗联战士结百年之好。其中一对就是于保合、李在德夫妇。李在德在她85岁的时候，对我回忆起战场上的婚礼：战友们采来很多山花，把新娘子打扮得格外光彩。赵尚志给他们证婚，说：希望你们在今后漫长的革命征途上，互相关爱，携手抗日，白头到老。儿孙满堂，在北京前门享受幸福时光的李在德，谈起赵尚志，眼圈可红了。我不忍心向她提及有关赵尚志的情感事情。战场的婚礼，伴随的往往是敌人的炮火。凡事都有两面，残酷的斗争和自然环境，爱情也会暖一暖身子的，不至于使自己燃烧尽。
赵尚志是一个敢恨敢爱的大英雄。在1941年的人生的最黑暗时期，他成了一个真正男人，这让他精神招致重创。
他身上的伤疤很多，精神伤痕更多。他迈过了人性之河，但却向悲剧又走近了一步。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青年积极分子揭发赵尚志在饶河密营时所犯有“严重错误”：
我以共产党员布尔什维克的坦白态度，对于这次工作行动、纪律生活，都曾再次向副指挥同志提议注意事项……副指挥同志还有最严重的错误表现，就是他部在非党立场和破坏抗日军事系统的态度和观点，非常进行拉拢，企图制造内部分裂破坏的因素……一言以蔽之，重复旧的错误，而欲加以新形态的扩大发展而已。
洋洋29条，但他知道什么是最关键又难以启齿一条是什么。
我真的不忍心去捅破那层历史的窗户纸——无论是真爱，或被动地燃起欲望之火，谁都没有理由去指责。战争环境的铁血男人，毕竟还残存着人的本能。
他孤独地走出远东的军帐，没有怨恨，依然珍视所有的一切。
他曾用笔名“向之”，写下著名的军事论述和歌词，他充满着对生命的渴望：
假如有一天我有了孩子，是男孩叫“向志”，是女孩就叫“向之”。
在他决意离开远东，回到祖国，让自己的生命之火在黑土地上继续燃烧。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有一天，来到当年赵尚志过江的黑龙江口岸，仿佛看到了将军的背影和他破烂的战袍，以及他的伤口。
4
对于英雄来说，最让人心寒的是来自部队里的暗箭，和战友的疏远与反目。
他被开除了队伍，被自己的战友捆住了飞翔的翅膀。
赵尚志主要倒霉在两个人手下，一个是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王明，一个是人性卑鄙陷害忠良无数的康生。这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王明高度近视，他几乎能背诵马列著作原文，却看不清中国实际，搬出西方大胡子来吓唬人。他有共产国际撑腰，连毛泽东都不看在眼里。他整人是个好手，他的理论把很多志士的生命给断送了。在权术和整人方面，康生堪称是王明的学生，而且后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从战争年代一直整人整到死，死后全国人民还得为他下半旗致哀。生时骄横，死后臭名，尸骨未寒，就被人们从八宝山清理出去了，应验了“恶有恶报”的古理。
“王康”就像一个连体的怪胎，他们待在苏联，对东北的抗战指手画脚，总是代表党中央发“指示信”。其中对抗联带来最大混乱和危害的就是1935年6月3日，他们给东北抗日部队写的那封“秘密信”（王康指示信）提出“反满抗日不并提”“把满军当同盟军”“不应把甲长、牌长都视为日本走狗”“动员百姓归大屯”“等待大事变”。
赵尚志与这两个人，有着天然的缘分，对他们的路线提出很多质疑。“王康”捎信，满洲省委出了叛徒。赵尚志对由吉东（吉林东部的简称）游击区转来的信产生怀疑：是不是那里出现了奸细？赵尚志认为“来信”是让抗联部队“合理投降”。在遍地亡国奴的地方，随便就可能编出一个“不抗战”“假投降”的借口和理由。
“王康”认为满洲省委执行“指示信”不力，省委出了奸细，把主要领导杨光华、谭国甫调到莫斯科受审（杨被发配到北冰洋，1956年才回国，而谭从此下落不明）。在一次会议（珠汤联席会议）上，赵尚志说：“密信”一味让退守，难道我们总在山沟里等待大事变吗？“插枪不干，跑到山里学老熊蹲仓，坐吃山空，等于自我消灭。”
“密信”给东北抗战带来新的指示，同时也带来分裂和危机。他派人去莫斯科找共产国际代表团陈述的抗日主张，虽然不见回音，他还是自己走进了迷宫里。但是，他也被人给戴上了“个人英雄主义色彩浓厚”的帽子。
在残酷的生存现状和自然环境面前，赵尚志是有点神经过敏，他一面准备远征，一面还要迎击暗箭。他对敌人勇敢无畏，而在官场上却没有了智慧。
在日军“大讨伐”的严峻形势下，有人带着队伍投敌了，抗联队伍的力量陷入了困境，赵尚志给苏联远东司令部布留哈尔元帅写了一封求援信。信石沉大海，赵尚志也面临厄运。1937年某个冬日，一个抗联的师长从苏联捎回来口信，苏联要对日宣战，苏军邀请抗联的主要领导前去研究配合事宜。抗联在一个叫杨家沟的地方开会，会议决定赵尚志前往苏联。约定一个月后，在指定的地点迎接赵尚志归来。1938年1月，一个数九寒冬的天气，赵尚志跨入了苏联境内。赵尚志一过境，就被苏军给缴械了。他被送进了苏军的拘留所，坐起了禁闭，一坐就是一年半。在赵尚志过境的同时，苏联将过境的500多抗联战士，转送到新疆，交给了魔王盛世才，而盛世才也是辽宁铁岭人，跟赵尚志的故乡朝阳相去不远。盛世才把500抗联官兵，有的发配到农场，有的投入了大牢。苏联老大哥使抗联力量受到很大伤害。这一年中，6000多人的北满抗联部队，损失巨大。此时赵尚志像一头困兽，在苏军的禁闭室里发疯、狂喊，但苏军看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赵尚志怀疑自己被骗到了苏联，怀疑自己队伍里的人做了扣，让他自己往里钻。还怀疑北满、吉东抗联领导人里出了奸细。为此，也被关进禁闭室的抗联11军军长祁致中，跟他争执不休。赵尚志虽身陷囹圄，心已经飞回了东北抗日疆场。插翅难越三江水，何日功成九里山。别说“三江水”，就是寸步他也难行。
赵尚志到苏联请求支援时，刚一过苏联境内，有人写出了意见书，指责赵尚志搞“关门主义”。以三军负责人，以组织的名义，要求中央驻共产国际的代表，不要让赵尚志回国。“赵尚志同志已到你们处，我们现在已撤销其军长责任，党内的处罚你们决定。我们认为他不必回来。回来对工作有损失，设如你们认为可以回来，那么你们得给我们办法的指示。”（《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8年5月10日）原件保存于中央档案馆）
敌人在追杀他，自己的人在制约他。赵尚志是一个双料的英雄：他被敌人歌颂着，也被同事诬陷着。不知真相的人对赵尚志过境不归，猜疑很多，赵尚志成了众矢之的。日伪的报纸，又开始做赵尚志的文章。
在三江地带横行之思想匪巨魁赵尚志，自去年袭击汤原后，内部发生倾轧，赵被杀害死亡之说，流布颇盛。最近据情报得知，赵匪即为部下某鲜人杀害。
一个为民苦斗、舍命拯救国运的人，身后射来一支支箭，箭镞上刻着战友的名字。这是赵尚志没有想到的事情。
有关赵尚志被羁押成了历史之谜：有人说，苏联怕收留中国抗日军会给日本以口实，危及本国，便把祸水赵尚志关押；有种说法，是苏联边防军渎职所致，他们没有把赵尚志的情况向远东司令部反映；还有种说法是，赵尚志要求见的远东司令，在苏联的肃反中给“处决”了，赵尚志因一个没有见面的人而受到苏联“肃反委员会”的控制；最后的一种说法，赵尚志成了内部斗争的牺牲品。这些说法，都没有结论。赵尚志认为是内部出了奸细。
看来这些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苏联方面，在一年半后，突然决定放虎归山。其背景，世界形势发生了变化，苏联在悄悄准备对日本开战，他们想借助中国的抗日力量，收集中国境内的日军情报。一位苏军军官宣布一条命令：共产国际任命赵尚志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对苏联军方讨要说法：为什么关押我？苏联方没有说法，却满足了赵尚志的条件，组织一支105人的抗日部队回国。苏方给装备了精良的武器（6挺轻机枪、百余支步枪、6支手枪、3万发子弹、230枚手榴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1939年6月，赵尚志率领一支抗日部队，重返祖国的抗日战场。
赵尚志却不知，在他过界苏联进境不久，他去收拢旧部，这时，他再也回不到自己创建的抗联第3军部队了。1940年1月28日，北满省委做出了“永远开除赵尚志党籍”的决定：
赵尚志同志过去时常出现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党的危险行为……他曾经以武断威胁北满、执刀截刮党负责同志的血肉，挑拨“党内一致，分裂联军。”“尚志同志反对党的整个组织，决不是偶然的事件，尚志同志及其同帮——陈雷、于保合、李在德、刘凤阳等无耻的捏造说：‘张寿篯、周保中、冯仲云等是日伪奸细头子，张兰生、许亨植、金策等都有奸细的嫌疑……’这次他以奸细罪名，企图捕杀冯仲云、高禹民，以及张寿篯等。”“他说王明、康生是吹苏联牛皮的。”他倡言东北问题同样谁有权谁就是领袖。这种话很显然是强词夺理、颠倒真理的反革命论调。为了巩固党的大本营，以铁的党的纪律，一致通过永远开除赵尚志的党籍的决议。并号召北满全党同志无情地展开反对赵尚志的反党反革命的行为和企图，反对他的极端嫉妒和个人英雄主义。
由于受赵尚志牵连，12人被开除党籍并撤职，10人被撤销职务，3人受严重警告处分。被开除党籍的有陈雷、于保合、刘凤阳等人。尽管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消除了彼此的误会，尽管他们对北满省委的决议提出了异议，得到的回答是：不。
赵尚志被开除党籍，与奸细活动有关。在查阅叛徒的档案时，发现了尚连生的名字。1937年尚连生被日军逮捕，经不住威逼利诱，投降叛变。他被日军派到抗联部队“卧底”。他的任务是挑拨抗联上层领导关系，瓦解抗联，找机会把赵尚志干掉。后来他也过江到苏联，混在赵尚志回国的部队里，被赵尚志任为秘书，与传消息让赵尚志去苏联的陈绍宾，打得火热。我无从考证他在赵尚志和祁致中当中下了什么药，《抗日联军史料丛书》是这样记载的：尚连生回国后，和陈绍宾一同到北满张寿篯那里告赵尚志的状：赵尚志要骗杀周保中、冯仲云、张寿篯等人。张寿篯力主把赵尚志开除党籍，于是悲剧发生了。
从如下敌伪杀害赵尚志的报告中，读者会有自己的发现和判断。
……鹤立县所使用的间谍王某，11月中旬在梧桐河北打猎时被赵尚志捕去。他和赵一同进入苏联，回来后怕原使用他的特务股长叱责其和苏之事，故派人来联系。已令他立即下山。他归来后即可判明赵尚志一伙的行动；逃匪姜立新在12月上旬对鹤立县所使用的间谍某（特隐其名）透露过要投降的意思。这个间谍和姜立新原有深厚交往，但赵尚志时常针对该间谍的行动，骂他是走狗。因该间谍怕赵的权势，没有争取到机会积极联系。这次赵尚志已死亡，如能和该间谍取得联系，姜立新很可能投降。因此在讨伐的同时，正进行他的工作；关于战死的间谍刘德山的遗族，现已向其原籍发出公函，已判明他家有母亲和妻子两人；关于重伤者赵、王二人的审讯工作，因不可能运送，故在现地进行。
我不想把读者带进历史上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中，但是我不这样做，似乎对不住很多人。对于我的同族姜立新，我还要说几句话。据说他在赵尚志遇难前，赵尚志让他离开。他带走了赵尚志的公文包跑回远东密营，把手指和脚趾冻坏。他把赵尚志的死信告诉了抗联领导，但当时人们忌讳谈起赵尚志的事。
赵尚志殉国后，尚连生彻底投靠了日军；陈绍宾也脱离了抗联队伍，上山为匪，在一次打家劫舍中，分赃不均吃了“黑子”（子弹）。据说20多年前出现一桩荒唐事：他的后人找到政府，要求给陈绍宾定为烈士。被张寿篯所逼，告赵尚志状的戴洪宾，最后携带金钱脱队。东北光复后，他又出来了，到松江省省长冯仲云那里认错，冯让他戴罪去剿匪，这是落得好的结局。
赵尚志一边打仗、一边向在开除他党籍起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写信申辩，咳血般地请求，也无济于事。
赵尚志带着很多罪名死去，在我看来，日伪军说的“大匪首的风范”倒是对赵尚志的一种敬佩了。
5
还有一件令他至死不忘的，就是处决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的事件。
据李在德回忆，在攻打乌拉嘎金矿战斗中，祁致中的情绪就有些反常。战斗打响之后，他仍按兵不动。结果赵尚志率部队冲上去了。事后，他对部下散布说：赵尚志是让我去送死，我没好了，他要害我，你们看怎么办？“你们”他老部下的人。队伍的人对祁致中普遍有了不安全感。赵尚志让支委开会，研究祁致中的问题。他怕别人不好表态，没有参加会。大家分析祁致中有几种可能：一是他可能带其部下叛逃；二是可能杀害赵尚志；三是对他审查反省。主持会议的李在德主张再把他送回苏联。有人担心怕看不住他中途跑掉。有人提出，部队中原祁致中的部下多，万一他动摇军心，先下手，部队就有毁灭的可能。于是会议决定：处决祁致中。
祁致中山号叫“明山”，后被抗联部队收编。祁致中投奔抗联时，冯仲云给他起了这个革命的“名字”，致中，是致力于中华民族解放的意思。谢文东的8军，李华堂的九军，都是在赵尚志帮助下发展起来的。当时李、谢当了军长，而祁致中还是师长，祁致中认为赵尚志不器重他，芥蒂从此产生。祁致中当上十一军长后，对赵尚志有了分庭抗礼的意思。这次他过境求助苏军搞弹药，被苏军投入禁闭室，与赵尚志见面。用老话说：一个石槽上拴不住两个叫驴。
赵尚志问他怎么来的，祁致中反诘道：总司令都来了，难到我就不该来？他总是埋怨赵尚志：部队让鬼子打垮了，死的死，降的降，你跑到这里躲起来！祁致中经常跟赵尚志翻小肠：以前让李华堂、谢文东当了军长，你就是瞧不起我祁老虎，别忘了，我也是军长！
祁致中总跟赵尚志对着干。在苏军的禁闭室里，两人有足够的时间打嘴仗，甚至要动武。他们打了很多“嘴仗”。
回国之前，赵尚志把105多人的小分队编成了一个教导队和两个中队，任命祁致中为总司令部副官，祁致中不服气，认为给他的官太小了。战场最忌讳的是争功夺利。祁致中不服赵尚志，你是军长，我也是军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我是军长为什么要执行你的命令。
打下乌拉嘎金矿之后，赵尚志和部下发现祁致中有哗变、变节的迹象。集体开会决定处置祁致中，主张处决祁致中的是戴洪宾。主要罪证是：他在战斗中拒绝执行命令，有哗变、叛逃迹象。
赵尚志从骨头里痛恨奸细和叛徒。当初吸收李华堂、谢文东加入抗联时，就有人编了个顺口溜：奸老李，傻老赵，谢文东跟着瞎胡闹。在生存环境极为残酷情境下，谢文东和李华堂都“下山”了。
这在赵尚志心灵中投下巨大的阴影，他制定了很多防止奸细的措施，并以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的名义通缉谢文东。
赵尚志在熟人甚至周围人面前，又张了一只眼睛。“怀疑”成了赵尚志的双刃剑。仇恨奸细的心理，导致赵尚志在极端危急情境下，做出了处决祁致中的决定。
在北京采访时，一位教授谈起祁致中被杀的情节，添加了个人演绎成分，说致中被是被凌迟的。赵尚志为何要采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酷的方式呢？
处置祁致中对与错，至今还是抗联史学上的争议话题。战争毕竟不是和平时期，要喝着茶水“商量商量”“研究研究”。在敌人追赶的情况下，必须快刀斩乱麻，在“杀”与“不杀”之间做出决断，赵尚志选择了前者。历史没有假如。
6
1987年3月15日，一位老人在北京远望楼的温暖房间里，回想抗联往事，提到赵尚志的功过是非：
我认为赵尚志对东北抗日联军的创建和发展壮大上是有贡献的，也可以说有重大的贡献。但他同时也有严重的错误，缺点也很多。就贡献来说，也只能是1937年以前的事，1938年之后就根本谈不上了。这些在我写的评论赵尚志的材料中都说了，你们都已看到了。我感到你们对赵尚志的宣传上片面性太大，只讲功绩、贡献，而对错误则谈得甚少。你们对他的错误抱谅解的态度。更不应该的是把他的错误当成优点来宣传。
他从根本上否定《六三指示信》（即“王康指示信”）是一件非常错误的事，但你们却借此事把赵尚志描绘成一个反王明康生的英雄。王明和康生都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做过许多错事，甚至于坏事。但是不能把他们的所作所为说成全部都是坏的，那不符合辩证法。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对《六三指示信》的内容做过长时间的研究和分析，应该肯定文件基本上是正确的。
你们研究问题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而采取了错误的判断方法，这就是：1.王明和康生都是我们党的大罪人，他们的所有言论都是错误的；2.《六三指示信》是出自王明和康生的手；3.由此认为：《六三指示信》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判断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第一，把王明和康生所做的每一件事和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说成是错误的，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分析法；第二，《六三指示信》不是王明和康生个人的产品，而是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十几个人的集体产品，同时“六三指示”是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策略转变的精神而制定的。赵尚志把一份基本上正确的上级指示说成是“右倾根源”，怎么就会一直地受到你们的赞扬呢？这完全是你们的偏见。这个偏见来自于何人是谁都清楚的，我不必去说明它了。
此外，赵尚志从1936年起就毫无根据地给别人扣上“奸细”的帽子，说过周保中是奸细，说“六三指示”的起草人是奸细；1939年之后又把北满省委的领导人金策、李兆麟、冯仲云等都说成是奸细。他一直为除掉这些人制造舆论，实际上是政治陷害。在1939年6月（他）从苏联回国之后要肃清奸细路线，还指名说奸细就是周保中、李兆麟，等等。
在回国之后，他又派戴洪宾去通知李兆麟等人到赵尚志的总司令部开会。还在给戴洪宾的信中说：如果李兆麟等人不愿来开会的话，就要以强迫手段强行要他们来开会等。这一系列的问题说明什么？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是赵尚志的特点之一，他不允许在东北的抗日部队中有第二个人和他平起平坐，更不用说在他之上了。
他把在职务上和他不相上下的几个领导人视为潜在的竞争者，担心他们会妨碍自己取得梦寐以求的抗日联军总司令的职位。只有惯于俯首帖耳者才可以和他共事；而敢于对他表达不同意见者，他是要极力否定他们存在权利的。凡是被他扣上奸细帽子的人，肯定是不能和他共同戴天的。
这只是一人之言。
说这话的老者，当年赵尚志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时，仅仅是一个普通干部，他幸运地活了下来，成了一个历史的点评者。
对赵尚志如此气愤，存在什么隐情呢？难道赵尚志真像有人说的那样，是个“伪英雄”“真魔鬼”吗？
真的想见一见这位前辈，倾听他讲过去的故事。
我想，他不是历史的化身，历史一直在说话，只是我还没听到。首先请教的应该是历史，包括听一听敌人怎么说的！
7
了解赵尚志的历史细节，不妨去看一看敌人档案，听一听敌人是怎么说的。参与谋杀赵尚志的日本“特务主任”东城政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是这样供述的：
1942年1月我得到情报，赵尚志及其部下若干人（从苏联境内）已经进入了满洲，正在组建抗日武装。我同田井署长商量，采取了两条对策：命令假毛皮商密探们收集准确情报；命令梧桐河警备队的穴泽警长派密探进山做“诱饵”……最初派出去的密探刘德山，在进山的当天晚上就遇到了赵尚志一行，被他们抓住了。可是，因为他身上没带东西，又事先编了一套姓名、住址、职业的答词，所以一下子就蒙混过关了，后来，经过赵尚志的批准，刘德山被吸收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从那天起，他们就一同在山沟里转来转去，当时正是天气最冷的时候，粮食又不足，非常艰苦。
过几天，穴泽派出去的李密探也进了山。李密探也被5名抗联战士抓住了，也受到了与刘密探同样的盘查。由于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也被吸收加了抗联队伍。又过了几天，一天夜里，李、刘二人偷偷见了面，李对刘说：“警备队里，见你没回去，大家都很担心。天这么冷，又没吃的，看来他们挺不了几天了，咱们怎么办呢？”
“只要不被杀总有一天要回去的……”
过了一会儿，李密探想出个鬼点子，对刘说：“我看，咱们领他们去袭击警备队抢粮食……”
“没报告给警备队长，这事能行吗？”
“没问题，别担心，我都会安排好的……”
李密探劝服了刘密探以后，第二天就向抗日联军提出建议。这个建议被接受了，李密探还得到了一支枪。
2月11日半夜，抗日联军开始了行动，李密探走在最前面领路，他后面是赵尚志、刘密探……队伍走成一列纵队，在月光下的杂木林里前进。当走到一间山中木屋旁边时，刘密探突然向走在前面的赵尚志开枪射击，而走在最前面的李密探飞快地向警备队的方向跑去。刘密探的行径被后面的抗日联军看得清清楚楚，他们愤怒极了，一起向刘密探开枪，当场打死了他。赵尚志的腹部受了重伤，被抬进了木屋。这时，日军警备队得到李密探报告后，穴泽警长立即率领全体队员冲进森林，包围了木屋，从四面向里边射击。过了一会儿，木屋里没有了动静，日军就冲进了木屋，抓住了赵尚志。
当日本人和伪警察拿饭给赵尚志吃时，赵尚志大喊道：“我不吃你们满洲国的饭！”见敌人在跟前，他就咬牙切齿地骂：“你们离我远点，我闻你们腥。”赵尚志重伤痛苦不已，他却不呻吟一声。看同时受伤被俘的人（王永孝）痛苦喊叫，赵尚志呵斥他：“你叫唤就不疼了？你叫唤就不死了吗？要有骨气！”
日伪军走狗丁春生交代：当时，敌人派人下山叫来两张爬犁，他本人就是赶爬犁的人。赵尚志从昏迷中醒来后，看着赶爬犁的丁春生说：“只曾想死在千军万马中，没想到死在了刘炮手里。”赵尚志受到贯通伤，子弹从背后右下部打进，从小腹与胯骨间穿出，流血如注。他不呻吟，只是叹息：我大江大河过来了，没想到在小河沟里翻船；我在疆场拼杀，没想到死在刘炮的手里。
敌人记下了审讯赵尚志的情况：
赵尚志受致命重伤，仅生存8小时，于此期间，对审讯之满人警察官称：“我是赵尚志。”“你们和我不同样是中国人吗？你们却成为卖国贼，该杀！”“我死不足惜，今将逝去，还有何可问的？”除发泄等言语之外，缄口不言，一直睨视审讯官，置刀枪痛苦于不顾。显示无愧于匪中魁首之尊严，而终于往生。
曾任伪三江省省长、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大臣卢元善，在1957年1月22日写了一篇笔供书：
赵尚志还没死，拿着手枪说：“我是赵尚志，你们去请功吧！”把枪卸下后，听警察里有说日本话的，赵尚志又说：“早知有狗子，我早把他打死了。”赵尚志在这个时候，还在说中国人不杀中国人，实在令人佩服。
日伪报纸借此造势，说赵尚志“在北满一带曾振奋猛烈，威名已被北满群众铭记心中”。“赵尚志匪已被枭首，祸满元凶从此诛灭。”日伪在《关于射杀前东北抗日联军总指挥赵尚志的情况报告》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赵尚志受重伤后，自供是赵尚志，同时对警察官说：“你们不同样是中国人吗？现在你们在卖国。我一个人死不要紧，现在我就要死了还问什么。”说到这里就闭口不语，只是斜视审讯官，对自己的苦痛也一声不响，表现了一个大匪首的气概。
国人包括那位坐在远望楼里神侃的尊者，是很少知道当年敌人是如何评价赵尚志的。赵尚志牺牲的细节，恰恰是从“战犯”和“汉奸”口里交代出来的：
赵尚志遗体赤裸着，冻得像一尊玉雕似的。日军敌人找李华堂来认尸，李华堂揭开席子，看见尸体，大叫一声：“司令，你到底这么样了么？”他掉了几滴眼泪。
赵尚志一生最痛恨的是奸细和叛徒，可最终还是死在了他们手里。
这是一片出英雄的土地，但一些抗联将领，却因被叛徒出卖而牺牲，叛徒将英雄的头颅供奉给魔鬼。
中国有无数宁折不弯的男子汉，但也出过不少叛徒、变节者，比如李华堂、谢文东、程斌就是例子。一生痛恨汉奸和叛徒的赵尚志，最终死在中国人手里。向他打黑枪的那个“刘炮”也是热河朝阳人。赵尚志保持牺牲前的样子，怒目圆瞪：早知道有这一天，当初一枪把他“毙”了！
赵尚志头颅是1942年2月被他的敌人给锯下来的。有关赵尚志头颅的下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像一场雪松给树挂上了一层冰凌。看似晶莹透剔，但把面貌给修饰或改变了。为了寻找这颗头颅，当年牺牲了两个地下党，这是赵尚志的妹妹赵尚文于2004年4月在哈尔滨亲口对我说的，至于牺牲者是谁，牺牲的细节，不得而知。
2003年冬天开始，都在为拍一部抗联文献片而奔波，采访到几十位历史的经历者和见证人，很多人提起了赵尚志，绘声绘色，好像赵尚志就在眼前。
赵尚志的人生，令我不安：62年了，他的头颅还没有下落！？
只有走进历史，或许才会看到赵尚志的真相。
在1957年2月20日[日]中国归还者联合会编的《历史的见证》书稿中，东城正雄是这样讲述赵尚志头颅下落的：
当天（1942年2月12日）晚上举行了庆况宴会。第二天早晨，用汽车把赵的遗体运到佳木斯警务厅了。又过了几天，县里给田井署长打来电话说：“为了写好给中央的报告书，请你到县里来一趟。”这就是说，写给中央的报告，要由县警察署长、特务股长、省警察股长、特务股长合议写出，我起草的报告书就没用了，为此，我心里很生气。
可是，过了一周，我接到省里一个电话：“带着赵尚志的首级，马上乘飞机到新京的治安部警备司来！”此时，我心里乐开了花。在佳木斯飞机场，起草报告的几个人把报告书和装着赵尚志头颅的白木箱交给了我，由我带着登上飞机到新京。一到新京，我便乘上前来迎接我的小汽车，一直来到伪满治安部大臣室。
治安部大臣于芷山接见了我。当我打开白木箱盖让他看时，他欢喜地说：“好！好！”
然后，我就到特务科长鹤的办公室去，他是从三江省警务厅调到新京来的。他对我说：“三江这次干得不错。安藤科长和你，都是有功之臣。我马上给你们报请奖金，你转告安藤科长吧！”
我们把赵尚志将军的头颅在各科室传看了一遍。然后，我就离开新京返回三江省去了。后来听说，赵的头颅是由三江省警务警备股的人锯下来的，他们把遗体投入了松花江，而赵将军的头颅，后来被埋到新京市内的护国般若寺里。
东城政雄把赵尚志烈士的头颅送到伪满军政部，伪满军政大臣于芷山和一群日本军官亲自查验赵尚志头颅的时候，头颅已经散发出变质的气味。日本关东军准备将赵尚志的头颅公开示众，然后密封保存，与杨靖宇、陈翰章等烈士的头颅一样，伺机运往日本，以炫耀武力占据中国满洲的赫赫战果。由于赵尚志的头颅在没进行药物浸泡之前就发生变化，保存已不可能。经于芷山请示关东军总司令部，决定将烈士的头颅焚烧灭迹。
据说，就在准备焚烧时，有一位僧人及时赶到了。他的名字叫倓虚，是长春市般若寺的主持，当年在伪满新京德高望重。由于当时的日本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信奉佛教，经常去般若寺拜做佛事，超度日军亡灵，据说跟倓虚交往甚密，所以，倓虚当听说为抗日捐躯的赵尚志烈士的头颅将要被焚毁时，便亲自出面请求将头颅交给寺院安葬。关东军最高司令官居然破例允许了。于是有人把那颗头颅带回了般若寺。
这只是传闻，没有考证。赵尚志头颅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被送到般若寺？是仅仅是将其掩埋，还是用于超度日军亡灵的祭品？
写到这里，赵尚志的形象，在历史的显影剂下，渐渐地清晰起来！
8
仿佛看见一位满身是伤痕、穿着破烂战袍的人，唱着悲壮的关东小调，从远处走来——
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
献身为抗日救国真荣耀，抵挡那倭寇匪徒的残暴，纵然阵亡了无畏的英雄，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继我们而起的同志有不少，使阵线将更坚实地巩固着，就要把敌人的营垒冲坏了，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
新伤和旧痕愈多愈荣耀，鲜红的热血洒遍了荒郊，不愧使人钦仰的战士名号，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同伴的尸身堆起便成山岳，义愤填胸哪有丝毫的动摇，炮烟弹雨考验办法真妙，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
凶残的敌人污遍了屠刀，斗争惨史永远不能抹掉，我们以身作则拼命号召，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冻饿困苦更使我革命活跃，敌人的内部已经腐烂糟糕，最后五分钟是战胜绝着，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
不要耻笑我们破烂战袍，不要轻视我们伤病残老，坚持的魄力值得人仿效，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眼前的安乐一刻我们也不要，装腔和作势半点我们也不学，保护民族就是我们功劳，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的一朝。
分裂中伤是瓦解的祸苗，暗害破坏是奸细的毒药，叛徒贼子个个将他杀掉，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一朝。携手一致革命者才是知交，用大家精诚的鲜血将旗染好，庆凯歌看红旗到处飘飘，十年血战还要争取最后一朝。
将军，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9
赵尚志死了，但他却没有瞑目。
殉国已经60多年了，有人对他比对敌人还仇恨？
纵然赵尚志有千错万错，为抗日掉脑袋是总不会有错吧？
一个民族有自己的英雄，反而不去珍惜，这是谁的悲哀？
咒骂者，享受到了赵尚志所没享受过的幸福生活，坐着专车、喝着热茶，谈论被敌人斩首的抗战者，倒是很斯文啊！光荣到底属于谁？
历史，究竟对我们隐忍了什么？
赵尚志将军，您在哪里！？
未完成的寻找
2005年的一天，剧作家王承友对我说，你发现了赵尚志头骨，能不能帮下忙，去寻找抗联五军军长柴世荣的下落。王先生是一位很幽默的人，多年央视春晚都有他的作品，他行善好施，把柴世荣之子国华介绍给了我。国华兄谈起幼年对父亲的印象，谈起苦命而坚强的母亲胡真一。
胡真一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18岁时嫁给了大她26岁的五军军长柴世荣，他们在一起共同生活战斗了5年，生育两子。1943年的秋季，她在远东眼睁睁地看着柴世荣被人带走，爱人从此分离，阴阳两界。柴世荣的情与爱，让她刻骨铭心，至死不忘。
烈士遗族的痛切之望，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灵。因为身在军旅，难以去远东寻找，所能做的只有到史料里去寻找柴军长。得知胡真一的出生地辽宁省凤凰城，正是我当新兵时的营部所在地，故而与胡真一老人多了一份缘分，很想聆听她讲述抗联的往事。
2006年12月8日，我搭上了飞往重庆的航班，经过几个小时的飞行，一下子从寒冷的冻土地带落到了绿茵茵的渝城。我换上军装，出现在胡真一面前，向她致以晚辈的军礼。知道有人自东北老家来，胡真一便早早地在门前等候。见到她，我脱口喊了一声“姑姑”。她眼里闪着波光，像招呼孩子一样把我领进屋。
接下来是我对她的8天采访。说是采访，倒不如说是两代人说“悄悄话”。胡真一是位很幽默风趣的老人，说到高兴时她开怀大笑，说到心痛时她暗暗落泪。
“我可把什么都跟你说了！”她家人和我都生怕她陷入悲情之中，身体吃不消，便故意谈一些轻松的话题。其实在那些天里，柴世荣一直在她脑海里过电影，“柴世荣，你到底在哪儿呀？”
在历史档案里，柴世荣是个铁血军长。1938年他升任五军军长后，发布一个简短的通告，肝胆昭昭，誓言铮铮：
窃念世荣不敏，粗知兴亡大义，生长延边，尤恨日贼阴恶险狠。“九一八事变”，誓以热血赤忱，抗拒日寇，拱卫我中华祖国，夺还我黑水白山。6载以来，追随诸先导之后，与行列同志，不辞艰难险阻，但求日贼速早溃灭，未遑计及功过陟黜……乃这接吉东救世总会及前任军长周保中同志通知，因周军长保中将膺第二路军之重寄，第五军军长遗缺，由世荣接任。自惭驽劣任重，深感绠短汲长，顾以全国抗日战机紧迫，东北游击运动关系綦重，而幸第五军将士具有革命军队巩固基础，世荣以此敢于奉命就职。惟际此日贼疯狂行动，大举侵我全华，并以至毒辣之军事政治经济，企图根本覆灭我东北游击运动之时，世荣自应兢兢业业，以必死之决心，对日寇作最后之争斗！尤盼望我先导及各方同志，对第五军及世荣个人不时予以教示匡扶为幸！
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柴世荣叩
此时，柴军长已得到了胡真一这个“娇妻”，他们属于“英雄美女配”。柴世荣“英气勃发”，很令人羡慕。他虽然已失踪半个多世纪，但他一直活在胡真一的心里：
敌人曾出600大洋买他的项上人头，柴世荣的命就这么值钱？
他这人啊，高个子，人很胖，也不丑，是条东北汉子。这人爱喝酒，喝得厉害。
他爱骑马，骑马跑得快。打仗时，他缴获一匹黑红色脖子有点白的大洋马，别人不敢骑，他喜欢，以后他走那儿就骑这匹大洋马。大洋马认他，他也爱马，战马跟柴世荣作战四五年，人与马一体，建立了战斗情谊。
有一天在宿营地，战马一下子倒了下去就起不来了，柴世荣抱着马脸，马望着主人，轻轻叫几声。这马通人性，人小上不去，马蹲下身，让人骑上去了。连长告诉柴世荣战马死了，连长想吃马肉。柴世荣坚决不同意。他把马抬下去埋葬了。埋马时，柴世荣在跟前，他边埋土边流眼泪。他写一个牌子，插到马坟旁。牌子上写着字：好朋友你在这安息吧，我走了，永别了！
柴军长对战马有感情，对部下更不用说了。他人长得粗，但心细如发。知道女兵行军打仗比男同志麻烦事多，他给女同志发血经带子，做个背心把乳房扣紧了，为的是行军打仗方便啊！
认识我后，他对我说，你都快20岁了，该成家了。我不想成家，我还年轻呢！他说也没好的条件，我给你介绍一个吧！我说不用介绍。他又说，你看我行么？
柴世荣说，你嫌我岁数大，我把胡子剃掉。我说那胡子是保护你的，不能剃胡子。他听我的话，没刮掉胡子。
我提醒他：你天天骑大马，又用狐狸皮围脖，耀武扬威的，敌人一看你就是大官。骑白马太显眼。别骑马了，敌人专选骑马的人瞄准，都以为骑马的人是头目。骑马目标大，很危险，他不听。他骑马打鬼子，身上背着装炒面的口袋，带队打冲锋。发现他装炒面的兜里有两颗子弹，我问是谁装的？他说我哪知道。他很幸运，敌人的子弹没伤着他。
1938年，我们结婚了。地点在刁岭黄鼠狼子沟。没举行结婚仪式，住进一个帐篷就算结婚了。环境很艰苦，帐篷皮做的圆的，中间有一个尖，用树干顶起来，四个角拴绳子，固定在树上，用树条烧火，铺上草，没有枕头，每人一个小背包，里面用的内裤和衣服，吃的东西米、炒面，把小包当枕头用，没被子，烧火取暖。4月份结婚，帐篷里面还生火。结完婚就把我调到军部去了。军部也在黄鼠狼子沟里，那是原始森林，从山上到山下，走路10多分钟就到军部了。
柴世荣是个好人啊，可他命苦，我想他，想了一辈子。他是被苏军内务部的人给带走的啊！
1943年10月间，刚刚从东北战场返回抗联教导旅（又称“远东军第88旅”）营地的柴世荣，遇到了磨难。柴世荣曾对个别苏军搞沙文主义不满，惹怒了内务部的人。因怀疑柴的一位亲戚有奸细行为，就把柴世荣也列入了甄别名单，在不通知教导旅领导的情况下，防谍部的人把他带走了，从此杳无音信。这是中苏两国在共同抗击法西斯战争中发生的一个悲剧。
但是，祖国一直没有忘记这位抗联名将。建国初期，人们心中有英烈堂、有纪念碑。英雄荣光、英雄遗族有尊荣，社会上有一种巨大的英雄磁场。抗联的名气很高，杨靖宇、赵一曼和“八女投江”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2005年的时候，军博准备搞一个“民族先锋”展，涉及到抗联英烈内容，苦于缺少资料，我把保存的一些史料捐给军博，军博馆长深情地说了一句：这里是英魂集聚之地、是英雄的“殿堂”。我去展览时，看到很多抗联文物，大多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上征集的。2012年，我去卢沟桥抗日纪念馆参观，特意清点了抗联的“英烈”，颇有感触。
今天9月3日，柴世荣之子给我打来电话，悄悄地问，你说我父亲是英雄吗？知道他所指，我故意反问，难道不是吗？他答曰：那为何刚公布的抗日烈士名单上，没有我父亲的名字？我回答：在国家首批公布的烈士名单上，就有柴世荣的名字，序号是“003”号，而且柴世荣烈士证是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的名义签发的，时间是1953年3月6日。《光荣纪念证》上是这样写的：“查柴世荣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荣，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表恤暂行条例发放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我对烈士后人说，柴世荣的名字赫然刻在卢沟桥抗战纪念馆的“烈士墙”。这时，电话里转来抽泣声：“建国初期，周恩来曾亲自派公安部副部长陈龙（柴世荣的战友），前往莫斯科寻找柴世荣的遗骨。”
写到这里，一个模糊的身影在眼前闪动，一个孤独的英雄，从70前的战地向我们缓缓走来，这是由心力而生发的一种“幻想”。我把隐藏于史料里很多信息整理成文，将几条重要信息抄录于此，供人判断或猜想：
“1942年7月，柴世荣率8人小分队回东北，到图们、汪清、珲春及桦甸、敦化一带活动。11月，柴率部返回远东抗联教导旅基地，进行军事训练。”
“1943年7月14日，周保中接到T、C指示：姜信泰、柴世荣、王明贵、张光迪转职升迁报告应即送出。”
“1943年10月6日，防谍部：防谍部是否可以直接逮捕；防谍部代表召唤谈话须通知营长，以便营长转旅长。”
“1944年2月26日，请调回柴世荣。”
“1944月9日，柴世荣是否可回旅。”
在肃反扩大化的浪潮之下，苏联几位元帅轻易地“被”从地球上消失了，况且他人。在内务部一些刽子手眼里，杀人似乎不需要太多理由，以“怀疑”定罪，杀人就是理由。这是人类的悲剧。
从远东军司令部给教导旅领导的“指示”中，不难发现，柴世荣悲剧是由远东军造成的，周保中对苏军随意抓人的做法曾提出过交涉，他多次要求苏军让柴世荣归队。当柴世荣被抓走数月不归，抗联教导旅旅长干脆到远东军司令部当面要人，而且不止一次。苏联对日宣战、抗联反攻东北之前（1945年7月16日），远东军的“KPO”中将到教导旅（又称第88旅）视察，周保中当面向他要人。
一个刚刚从东北战场归来的“抗日英雄”，被苏军防谍部带走后，“神秘”地失踪了。这是令抗联及家属非常痛心的事，这种“伤痛”延续了四代人。胡真一临死都在思念着她的“大胡子军长”。她的每个眼神、每个手势、每个叹息，都带着历史的痛感。
根据胡真一回忆和史料推算，柴世荣被带走的时间为1943年10月5日或6日。当时胡真一才23岁，她的次子出生才8天。
胡真一的眼神告诉我，她寻找柴世荣的欲望十分迫切，她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想完成多年的寻找夙愿。她跟我商量，想请俄罗斯杜马主席帮助寻找柴世荣，因为那位先生曾代表俄罗斯到重庆给她授过勋章，两人还合影留念，她抱着一线的希望，给俄罗斯杜马主席先生写了一封信。
提笔给您写信，想通过您及转达我对俄国人民的祝福，同时求助您帮助我寻找失去65年的丈夫——柴世荣将军的遗骨。柴世荣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抗联教导旅——远东军第88旅四营营长。柴世荣一直战斗在反法西斯的前线，与贵国人民建立了战斗友谊。可不幸的是，他没有死在反法西斯的战场，却被远东军谍报部门的人给带走，从此失去了下落。我多么渴望他能看到这一天，然而在欢庆“二战”胜利的人群里，却寻找不到我丈夫的身影。
岁月催人老，一晃64年过去，我成了88岁的高龄老人，两个儿子也已雪染两鬓。我虽风烛残年，但思念之火并未熄灭。我想在有生之年，看到柴世荣的忠骨归来。若能找到，我将不惜抱病弱之躯，前去迎奉！
这封信，由柴世荣长子国华亲自送到俄罗斯大使馆，受信人看信后遗憾地说：时间太久了、太久了。胡真一老人却把此事当成了心病，天天盼望着来信，然而她临终也没等到“来信”。
对此，我的心情也很纠结，我曾想到俄罗斯远东去一趟，由于没有退出现役，办出国手续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何况还是去寻找一名抗联军长的遗骨，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得知冯忆罗、于华等抗联子女前往远东寻访抗联密营，不能随同前往，寻找柴世荣下落的事，就拜托他们了。
2010年6月14日，他们来到哈巴罗夫斯克75公里以外的雅斯克村，走进森林中的一片墓地。墓地呈长方形，墓地中有5处坟墓，四周用铁管做立桩、铁链为护拦保护。在墓地的左侧立有一块墓碑，上面刻有俄文碑文，大意是：
“这里安葬的是1941年至1945年8月间位于远东红旗军第88旅（抗联旅）及联合部队的军人。”
在墓地周围有多处战壕凸显可见。也拉布加镇首脑扎拉塔·叶烈娜·尼古拉耶夫娜介绍，2008年哈巴罗夫斯克州也拉布加镇费·雅斯克村当地居民在山林里劳动时发现了13具遗骨并及时报告了政府。经俄罗斯历史专家鉴定，这里安葬的13具无名者遗骨，乃为原苏联远东红军第88旅亚裔人遗骨。当地人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关怀，于2009年对遗骨发现地给予了保护。
据抗联文献记载和老兵回忆，有一些抗联官兵牺牲在俄罗斯境内。有一种说法，柴世荣当年被苏军防谍部的人秘密枪杀，其遗骨也埋在了这里，这只是一种推测。还有一种说法——他被发配到了某个集体农庄。总之，这里埋葬的都是抗联者的遗骨。
抗联子女看“他们”来了。“他们”在这里寂寞地等待了半个多世纪。抗联后生们把带去的茅台酒洒在墓地上，洒酒叫魂儿：
“我们看望你们来了，你们出来喝酒吧！”
有人在坟头上插满了“中华牌”香烟，朋友把胡真一的那封“寻夫信”，默默地念给逝者听。
抚摸着朋友从远东墓园带回的泥土，我产生一种深深的愧疚之情，当即写了一封“上书”，呼吁以国家名义寻找并保护境外的抗战者遗骨。不久，接到有关部门的来电询问，当时让我激动不已。
记得我向胡真一告辞的那一个晚上，她带全家人为我饯行。她用颤抖的笔，写下了“抗联”二字，这成了她的绝笔。后来我曾给老人打过几次电话，她还在跟我开玩笑。听说她身体每况愈下，我也就不忍心打扰了。她去世之前对儿子说：“总是梦到你爹，他每晚都来找我，他藏在床底下，拉我的腿，看来我要去见他了。”几天之后，老人真的走了。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柴世荣“失踪”已经72年了，胡真一已经作古6年了，他们的两个儿子也是奔“八十”之人了，他们也等不及了。
对于抗联家族来说，这是漫长的等待，更是漫长的煎熬。
柴将军在哪里？70多年前的孤独远行，将军一定会留下很多足迹，深深浅浅，或漫无边际；即便是欲望式的寻找，对烈士遗族来说都是慰藉：
有时不是为了死者，而是为了活者，为了“我们”。
与柴家相约：争取明年开春，前往远东寻找柴将军。
70年的寻找，结果将会怎样呢？
将军百岁还乡
陈翰章，1913年出生于敦化县一个满族家庭，上过私塾，念过中学。日军入侵东北后，就参加了抗日军，分别在抗联二军、五军当过师长、参谋长，后任抗联一路军三方面军指挥。杨靖宇、魏拯民殉国后，他便挑起了长白山抗日的旗帜，转辗于各地作战。1940年12月率队与数百倍的日军在镜泊湖附近遭遇，他右手和胸部中弹，倒在雪地上，光荣殉国。
心事
一位将军，姓韩，名锡平，是陈翰章的同乡，他是从小听着翰章将军的故事长大的。他想出面做一件听起来不难而做起来很难的事——“都71年了，该是让陈翰章身首合葬的时候了！”
2011年2月中旬，作家李占恒先生来电话，韩锡平将军想了解赵尚志头颅发现、安葬的过程。我在外地，答应7月份在沈阳见面详谈。7月4日，我特意从北京回到沈阳，与韩锡平、孙玉国、李占恒见面，谈了赵尚志头颅发现始末和安葬经过。2011年7月15日，我给韩将军写了封信，信中说：
陈翰章将军殉国已70多年了，而他依然身首各异，这是一件令国人亲人都痛心的事。您出生陈翰章将军故里，今日您为陈翰章将军的尸首合葬而奔走，恭迎英雄头颅的团队已经上路。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定会在英雄的故里重逢！
接下来，韩将军以家乡代表的身份与敦化市恭请翰章头颅回故里活动的负责同志、翰章亲属一同去了冰城，向哈尔滨有关部门提出让英雄身首合一、回故乡安葬的意愿。哈尔滨方面理解翰章将军亲属，及家乡人民的感情。但强调“翰章头颅”属于国家一级文物，文物保护法有规定，他们难以做主；敦化方理解哈尔滨的态度——71年了，精心保管的头颅，完好如初，利用将军的头颅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哈尔滨人感念英雄，哈尔滨人舍不得让英雄离开这里。
双方将这一情况报告各自的省委。
受韩将军之托，到冯仲云女儿忆罗家，跟她谈陈翰章头颅安葬事。冯女士很激动，她在电话里跟韩将军说：
杨靖宇、陈翰章、汪雅臣的头颅被发现后，送到了东北烈士纪念馆保存。我母亲（薛雯，原满洲省委地下交通员）是烈士纪念馆的第一任馆长。母亲对抗联战友有特殊的感情，她以前认识杨靖宇，杨靖宇当初上长白山，是通过安排母亲到索菲亚大教堂前告别的。母亲不认识陈翰章和汪雅臣，但知道他们的名字。当时把三颗头颅（玻璃瓶）安放在地下室里（地下室温度低利于保存）。年轻人见头颅都很害怕，母亲每天到地下室清扫卫生，保管头颅。1952年，母亲随父亲调离哈尔滨，我姑姑接任烈士馆馆长，由她继续保存三位烈士头颅。1958年，杨靖宇头颅由哈尔滨市恭送到吉林通化与其身骨合葬。杨靖宇烈士陵园落成时，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中央派了代表团。在追悼大会上，父亲冯仲云代表抗联战友讲了话。陈翰章和汪雅臣的头颅于1955年被安放在哈尔滨烈士陵园内保存至今。哈尔滨市为保护烈士头颅做出了贡献。我才知道陈翰章还有遗骸的事。亲属多次提出让烈士身首合葬，合情合理。烈士牺牲71年了，身首合葬，天经地义。烈士亲人有要求，家乡有要求，不让烈士身首合葬，影响不好。涉及两省的人，有必要向中央反映此事，促使身首合葬。将军头颅的事，抗联家族就拜托你们了，我也80来岁的人了，需要我做什么不要客气。
敦化市恭请翰章头颅回故里的行动，得到了很多抗联亲属的支持。
文物
“头颅是文物，是国家一级文物”。
不错，一颗头颅有如此大的价值，
就连头颅本人都曾未想到。
敌人当初要砍下这颗头颅，
是为了威吓更多的头颅。
自从被斩首，
这颗头颅一直在玻璃瓶里安睡。
都以为他死了，
事实他还没死！
后来不乏有好奇者打探，
彼此都很陌生。
头颅，早就成了文物。
文物是动不得的，
亲属也不能轻易靠近？
71年的光阴皆被抽去，
他还在这里……
保持生命如初的样子，
除了感谢福尔马林，
还要感谢敌人么？
头颅成了一级文物。
头颅首先是生命，
一个28岁的生命。
头颅和身体，分居71年，
头颅看不见躯体，
躯体也爬不到头颅面前，
至今像一对恋人，过着牛郎织女的日子，
不知等多少年。
头颅和躯体都很无奈，
桂冠对我无用？
我是一个想家的人。
不要供奉，
我想回家！
即便当文物，
也不应该残缺。
身首合一，
我就这么个小小的要求。
谁的头颅
2011年2月27日，有位朋友写了一篇博文《那颗头颅是陈翰章烈士的头颅吗》。25日一个人打来电话说，保存在哈尔滨烈士陵园里的那颗头颅，并非陈翰章烈士本人的头颅，而是“三江好”罗明星的头颅。听到此消息，我感到很震惊，教育了几代人的头颅，居然不是烈士本人，令人匪夷所思。
我问他，有什么证据吗？他给我传来几篇从网络上下载的资料，提及一位王淑茹老人的回忆：玻璃罐拿来时，里面的药水都混了，两个大玻璃罐子里分别放着一颗头颅，一个瓶子上写着“杨靖宇”三个字，字迹有些模糊，另个瓶子上写着“三江好”。老人当年为两颗头颅清洗，据说她还健在。
这个材料虽然不是权威材料，但这里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年陈翰章有没有过“三江好”的报号；能否证明“三江好”就是罗明星。
如果存放于哈尔滨烈士陵园里的那颗头颅，不是陈翰章烈士的，可能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陈翰章烈士的头颅在哪里？还需要继续寻找陈翰章的头颅吗？1948年运送烈士头颅的过程中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是否可以公布当年的寻访档案，包括杨靖宇烈士、汪雅臣烈士头颅的相关材料，给社会一个事实求是的答复。
之后是几位热心读者的“举报”：
——这么多年过去了，仅凭这一点，烈士后人感情上能否同意？这恐怕要找到大量当事人才能还原真相。
——不必再去纠缠这些了，是谁的都无所谓。
——刚看完《老照片》讲述寻找朱枫烈士遗骸的故事，难道这又是一个复杂的故事？
——年代太远了，还能调查清楚吗？
博主回复：鉴定这颗头颅比较简单，但寻找另一颗头颅就比较难了。据说陈翰章的后人不认这颗头颅，当年就说不是陈翰章的，到底是哪里搞错了，还需要看查阅档案。
3月17日，我以新浪网友的身份，留下此言：
上次与林豆豆见面时，她向我提到这个问题。说有人托她讲这件事。2004年，我在寻找赵尚志头颅之时，去过哈尔滨烈士陵园，并进过墓室，看到了陈翰章的头颅和汪雅臣的头颅。他们的头颅都完好地保存在玻璃器皿中。两个头颅依然保持生命之初的状态：陈翰章的头颅，眼眶内陷，唇部内陷，脸色孱白；汪雅臣的头颅，脸色发红，仿佛还在酣睡。陈翰章是在镜泊湖附近作战中牺牲的。他怒视敌人，敌人剜掉了他的双眼球，他怒骂敌人，敌人割掉了他的舌头，最后把他的头颅割掉。陈翰章是抗联一路军名将，气节可嘉。至于哈尔滨陵园安放的头颅，到底是不是陈翰章本人头颅，以我判断，这颗头颅至少与文字记载特征相似。既然陈翰章有亲属，请他们出面，向国家提出申请报告，做科学鉴定。也请哈尔滨烈士陵园出面，拿出当年的档案材料，以解世人之惑。对烈士头颅的真实性，要有科学而权威的论证。2003年，我去采访当年发现并转移杨靖宇、陈翰章头颅的人刘亚光，与他儿子有过通话交流，得知刘亚光已经去世。我在一本书里，发现了刘亚光的回忆文章，文章记述了保护转移两颗头颅的亲历，没发现什么破绽。如果能跟陈翰章后人联系到，请转告我一声。让我们帮助烈士遗族，实现“寻亲”的愿望——这是对烈士和亲人最起码的尊重。不然，随着历史的推移，论证起来就更难了。
某人又来电话，他说为陈翰章头颅事，去了一趟黑龙江，特意去哈尔滨烈士陵园考察了“头颅”，结果他没有细讲。
又听说，提出那颗头颅是自己父亲（“三江好”）的人，可能患了一种记忆错乱症，他还认为罗姓元帅是自己的父亲。
早晨给韩锡平去电话，他正在敦化去往长春的路上。他证实陈翰章的家族一直认定这颗头颅，并为烈士身首合葬而努力。韩说，赵南起将军对此事很支持，准备听取关于恭迎头颅之事的汇报。赵在做黑龙江省方面的工作。黑龙江方面认为，通过赵尚志头颅安葬经历得出结论：烈士安葬何处，烈士亲属的意愿很重要。
看来陈翰章身首合葬事，有了突破性进展。
一件巧事
2011年11月15日，朋友史义军来电话，他操着微醉的口气问：你知道萨苏在日本发现什么了吗？
我无法猜测。对方说，萨在日本发现了陈翰章将军的48篇战地日记，大约有两三万字。我一下惊住了，将此事告诉在场的人，韩将军听了激动不已，觉得事情太赶巧了，似乎冥冥之中有一双慧眼在看着我们。
当夜将消息转告了远在吉林敦化的陈翰章亲属，烈士亲属委托萨苏在日本帮助寻找陈翰章的原始日记。
几天后，我看到萨反馈的信息，了解陈翰章日记原件下落的日本老人已经去世了。萨表示，要通过其他途径再去寻找。
他代表烈士家人在寻找家书，代表一个民族在寻找英雄记忆。这是积阴德的事。
我盼望他，再传来好消息。
梦见他
不要怕，告诉你：我是抗联部队的陈翰章，我是1940年12月在与日军作战中殉国的。日军砍掉了我的头颅，想伺机献给天皇，由于战争吃紧，我的头颅才留在了国内。日本倒台了，有人从日军医院地下室，发现三个玻璃瓶子，其一装着我的头颅，另个装有杨靖宇头颅，还有一个装着反日壮士常隆基的心脏。后来啊，杨靖宇的头颅安葬了，常隆基心脏不知道哪去了，而我和另处发现的抗联十军军长汪雅臣的头颅，至今还保存在哈尔滨烈士陵园墓室的玻璃瓶子里。
一晃儿，头颅在玻璃瓶子里待了70多个年头了。
人生如梦，转眼百年，后年是我的百岁冥寿。一些与我无亲无故的人，竟然跟我发生要命的联系，不知道是福兮祸兮。细想想，我着实地对不起他们啊——有位老乡在他小的时候，听人讲起我掉脑袋的事，他就吓着了——至今还仿佛听见乡下母亲的叫魂声。
人世间的事，不是几句话说明了的。谁生来为了死，想死还落生为何？但确实有向死而生的，或者说向死而战的，老兵陈翰章便是一例。
在吉林敦化县，我家是殷实之家，到了我这代，陈家是三代单传。家父望子成龙，送我读几年私塾。日本鬼子来了，宁可战死，也不叫鬼子吓死。有言：泱泱五千年古国，为何受三岛倭寇之欺凌也？
我冒出了为民赴死的念头，立马就上山抗日去了。倭寇对我老父施虐威，让他带着儿媳上山劝降。老父借机为我鼓劲：你若是我儿，誓死不下山！
我磕头立志：儿以身许国，驱走日寇后，再回家为父母大人尽孝。我对糟糠说：早日改嫁，为良户人家多生儿女。只要抗联在，子孙不断头。望着老父和娇妻远去的背影，我独自怆然而泣下——这是我与人家的诀别。
一天，日军将一具尸体拉到我家半截河村，实为恐吓抗日民众。众乡亲围之观看，有的摇头，有的叹息，有的战栗。
死者披头散发，伤痕累累，血迹斑斑，性别难辨。久卧病榻的老父，颤微微出门，俯身看去，他惊呼：我儿子回来了！
有人不解：凭何说是你儿子？
老父答道：敢为大中华国掉脑袋的，定是我儿子！
老父坦然相认，倍觉身板高挺，他对乡亲劝慰道：如天下男人都如我儿翰章，何能亡国！？
日人贴出告示，印证了老父之言。此尸体乃是我翰章之躯体。日酋把我的身子装殓在一个灰棺材里（据说这是日军给对手的一种最高礼仪），摘下我的头颅，邀功请赏去了。
有一乡绅，为翰章写下“路引”词：
“讳者翰章，乃为长白山脚下陈家独生子也。陈家子弟以报国为素志，国家有难，翰章弃笔投戎，率部与日寇血战数年，誓死不下山，被日酋称为‘中国虎’。民国二十九年十二月八日，翰章与数倍敌人鏖战于长白山，因重伤落入魔掌。因怒视敌人，双目被剜出；怒骂敌人，舌枪被折断；然后昂首挺胸迎向众敌……”
我无愧于民族，而却有愧于祖上：翰章殉国，陈家从此断子绝孙。老父以子为荣，不许村民为儿下葬，棺材停厝村头数年，直到东北光复才入葬。
儿知老父苦意：我的棺材是燃烧在民间的烈火，老父以此招纳义者男儿，与强敌苦斗，以烧掉这个伪满洲国和苦难的世道。日酋因我头颅而恐惧，我因头颅而自豪。头颅被送往日伪大营，与日酋伪帝相见，依然保持着搏杀之姿态。我以沉默为武器痛击敌人。
日本倒台了，日本兵回家了，而我头颅依然被放在玻璃器皿里。我之所以身首异地，是日本人造的孽。
身子在家乡埋着，头颅在遥远的冰城供人“仰慕”。
70多年了，我身子找不到头颅，头颅见不到身子。
在玻璃瓶子里，我总是头痛，以前我能翻山越岭、赴汤蹈火，而今却难以冲出这仅几毫米厚的透明墙壁！
据说，我的头颅早被定为“国家文物”。
什么叫文物呢，文物就是“值钱”之物吧？能成为“文物”，可称为永垂不朽了。
我是殉国者，不是文物啊！
我是人，我不是标本。
28岁的头颅在玻璃瓶里面，而快要100岁的身子还在家乡——半截河。让我在玻璃器皿里待到何年何月？何处是我的安息之地？
掉脑袋乃一时之痛，而我亲属的痛苦却是巨大而漫长的，至亲三四代人，都在为我而悲戚。每每清明，他们总在为我叫魂！
在20世纪60年代，老母亲多次来哈尔滨看我，搂着我的头颅哭啊：儿子咱们回家吧！前些年妹妹凤英来看我，要把我抱回去……她回去不久便去世了，她是因为我悲伤过重而折寿。我妹夫预感将不久于人世，最后一次来看我，他离去的表情，让我刻骨铭心。应该让亲人们活得更好才是啊！可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不欠任何人的，唯独欠亲人的。
去年“八一”那天，外甥和家乡人看我来了。我真想跟他们一同回家……以后能否回家，对此我并很不自信，因为世俗有时比小鬼子的钢盔还坚硬。
听说有人在我战斗过的地方给“鬼子”立碑，我不相信，可是网上铺天盖地的照片，让人不能不睁眼。
不肖子孙，小日本还没来，就开始认贼作父了！这话本不该从抗日烈士嘴说出，一个勇于抛头颅、洒热血的人，怎能在乎自己的头颅呢？既然头颅已抛出去了，何必还在乎放在什么地方呢？！
我也充满矛盾。
不回家也可以，让我回到山里去吧！
那里有我出生入死的密营，那里有我无数的兄弟。如果再有外寇入侵，我宁可再掉一百次脑袋！
……猛然地被喊醒了，原来是一个梦。我梦到了抗联名将陈翰章，他跟我说了一夜。披衣而起，便有了上面的文字。时针指向2012年1月9日5时。
回来吧
敦化人在恭迎英雄回来的时候，也应该能理解哈尔滨人的感受：几十年来他们善待英雄头颅，接待无数前去朝拜的人。他们对英雄依依不舍是真情。烈士身首合一，不管是在哈尔滨还是在烈士家乡安葬，都是人之常情，关键是看烈士亲人的诉求。
陈翰章殉国之后，日军把烈士首级取走，将尸体送到半截河村，以威吓当地百姓。烈士躯体停尸很久，就地埋葬，此地离陈家祖坟200米。1946年穆棱河、敦化两县共同召开万人大会，并在敦化县城给陈翰章修建了纪念碑。20世纪70年代，乡亲们在陈翰章坟前立了一块石碑。
陈家三代单传，到了陈翰章这辈，他为了抗联，陈氏“断根”。几十年前烈士遗族要求让陈翰章身首合一。在烈士殉国72周年之际，终于要得到圆满。亲人的诉求，中央和谐执政理念和对革命烈士褒奖条例的颁布，促成英雄身首合一，魂归故里。
这是世纪“白喜”。任何有良知的人都应该感到欣慰。谁违背国家决定、谁阻挡烈士回家的脚步，谁就将一生不安！
陈翰章是敦化人民的骄傲。敦化市文化历史深厚，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坐佛”，还有气势恢宏的“清祖祠”，随着翰章的回乡，必将带回厚重的抗联文化遗产。
相信敦化市一定会善待英雄、厚葬英雄，不辜负包括黑龙江人民在内的关心陈翰章身首合葬的所有各界人士的希望。建好烈士纪念设施，使之成为朝拜英雄的圣地。
请相信他们，既然有恭请英雄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定能把烈士纪念设施建设好！
整个社会在拭目以待！
祝英雄魂归故里，一路好走！
何日回乡
今天是2013年4月4日，清明节。下午给陈翰章的外甥鄢成去电话，他正好在从哈尔滨扫墓返回到家。
他说这是恭迎舅舅头颅回故里前的最后一次扫墓，问遗首何时能恭请回故里，鄢成说4月9日黑龙江省正式举行恭送陈翰章遗首仪式，敦化人将在镜泊湖畔恭迎英雄的回来。
陈翰章，敦化半截河人，是典型的长白山之子。他又是一位美男子，战死时（1940年12月8日）才27岁。虎死不倒架，他就是这样的老虎。据日方资料记载，日军给陈翰章代号为“中国虎”。笔者很想为这只“老虎”画像，为了向世人展示这只“老虎”的雄风。
在日本人眼里，以为占有谁的头颅，就能征服他的民族。
当年日军割掉将军头颅，去邀功请赏。73年了，陈翰章的头颅至今保存在玻璃器皿里，福尔马林让他生命如初，依然保持战死的样子。故而说，陈翰章至今还没有瞑目。
头颅在哈尔滨，身子在长白山上。何时身首合一？
陈翰章遗族几代人渴望将军身首合一，魂归故里。陈翰章遗体坟与祖坟只有二三百米之邀，“他们”以这种形式遥望了70多年。
我曾两次去敦化拜谒，站在坟前，悲怆不已。
大声疾呼：让英雄回家吧！
有关陈翰章头颅的传说很多，我了解到很多不为外界所知的细节，这是我寻找英雄足迹的始端。
敦化名人杨明谷先生，说陈翰章是中国的大英雄，他小时候就知道日军到处在抓陈翰章。“他牺牲以后，日本人为了炫耀他们的武力，把尸体送回了半截河，头割下来了放在一个盒子里，在各村屯进行展览。那天我没上学，老伴当年是我同学，她看见了那情景。日本人杀害陈翰章后，在一个碑前祭祀日本亡灵，日本和尚正在念经，摆上供果。天气非常冷，突然来一阵大风，把供果刮得满地。敦化人说，日军遭天神震怒了。”
陈翰章外甥鄢成，是个响当当的汉子，我们一见如故。谈到舅舅陈翰章的遗首，他有种被日军再次宰割的感觉：
“在我母亲7岁，当时姥爷被折磨得已病入膏肓了，已不能走路了，1940年12月9号早上，日本人用车运来一口灰色大棺材。当时我姥爷病重，日本人进屋就把他架到现在墓地50米远的地方。只见地上铺着稻草，尸体放在上面。日军让姥爷姥姥认尸。尸体上尽是血和泥，很难看出模样。姥爷就让日本人把尸体上的裤子亮出来。陈翰章小的时候不听话，姥姥不小心用大烟斗在他屁股上烫出疤痕。看到尸体屁股上有疤痕，姥爷确认他是儿子陈翰章。日本人就把姥姥姥爷推到外面去了，一个日本军医就把陈翰章头砍掉了，之后又给缝了一个好像是头的东西，把尸体重新放进棺材。还给他穿上服装和大皮靴。老百姓谁也不敢埋，棺材停在村头四五年，到了‘光复’后才下葬。”
说到此处，鄢成眼睛都红了。
这次相识后，我们一直保持电话沟通。
他总是在打听一个叫小荒沟的地方，当年陈家来了一个有身孕的人，身上还带着一支手枪。据说是从抗联密营下来的，自称是陈翰章的爱人，是回来坐月子的。因为有人走漏了风声，陈翰章父亲陈海连夜赶着大车，把她送到外地，在一个叫小荒沟的地方她下了车，说前面就是小荒沟，她娘家在那边住。以后就再也没她的音信了。
如果陈翰章真的留下骨血，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他（她）在哪里？
估计那个小荒沟，在宁安一带。我查地图，没找见这个村落。我理解烈士亲人的感受，他们承受着漫长的煎熬和痛苦，包括对烈士忠骨的牵挂。
他在雪地为舅舅叫魂的声音，使我惊心摄魄，谁能真正理解他们的感受呢？
2012年，国家正式批准抗联名将陈翰章身首合一，在敦化故里安葬。这个消息，是从韩锡平将军那里得知的。2013年6月15日英雄百岁冥诞时，将举行陈翰章身首合葬仪式，从民俗上讲，这是“老喜葬”。
陈翰章就要起程回家了，哈尔滨人自然对他依依不舍，清明一早，有很多人到陈翰章哈尔滨烈士陵园墓祭扫，向陈翰章献花，这种感情是真挚而圣洁的。
敦化人迎回英雄忠骨之后，一定会善待英雄、厚葬英雄的。
将军，一路好走！
惦念那颗头颅
从前我也有过“心痛”，其实我还没真正理解其含义，当我拜谒陈翰章的头骨，我才知道什么叫“心痛”。
那是2005年的一天，我和几位朋友来到哈尔滨烈士陵园拜谒。这里是东北最早的烈士陵园，里面有我军第一任炮兵司令朱瑞的坟墓，这里还安放着抗联十军军长汪雅臣和抗联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的头颅。
汪雅臣的头颅，浸泡在药水里，就像一位战斗间隙歇息的战士，脸色黝黑，一个典型的北方黑汉子。虽然看过几位烈士的遗首照，曾亲自从山林里寻找并捧回赵尚志头骨，也曾在杨靖宇身首合一的红馆前驻足。从没有像在汪军长头颅前的这种感觉：没有愤怒和悲伤，好像是在欣赏一颗活着的抗战者，甚至产生了一种雄壮感、威武感和强烈的艺术审美感：抗战者的头颅就应该是这样！
最后，来到安放陈翰章头颅的墓室。应该说，这是我见到最好的由大理石砌就和雕刻而成的，很有装饰感、肃穆感，这是墓碑的艺术。
墓室大开了，看到了陈翰章的头颅。这颗头颅跟汪雅臣的头颅相比，面部惨白，两眼凹陷，嘴唇内收。与头颅对视，他犹如我的父亲、我的祖父、我的祖上——一个地道东北人的模样。他静默不语，一尊佛首。为了拯救整个国家，头颅落地。他是远古神话里的战神，掉了头颅，以乳为目，以肚脐眼为口，手持武器，作战的英雄。浑身血液加速，冲上头顶。
这是平生人第一次见到皮肤组织完好的烈士头颅。头颅生动如初，依然可看到他殉国时的表情，以及头上留下的伤痕。
解说员说，头颅的主人，为了抗日上了长白山，从此再也没回头，直至1940年12月8日殉国。他是一个美男子。
讲述完他的战绩，介绍他殉国时的状态：他负伤后落入魔掌，怒骂敌人，敌人割去了他的舌头；他怒视敌人，敌人剜下他的眼球，最后日军割掉了他的头颅。
尽管他属于前辈，但是他殉国时才28岁。他由于在药水里保存，头颅如初——将军战斗间隙中的打盹。他双眼塌陷，脸色惨白。我看到头颅，颓然跪下。在墓室里向头颅下跪的姿势，被李明先生（赵尚志外甥）拍了下来。他快寄给了凤凰台“文涛拍案”节目组。后来我跟窦文涛谈到当时的感受：面对头颅，有一种被刀子刺中胸膛的感觉，真正知道了什么是“心痛”。后来窦文涛告诉我，片子播出后节目组收到观众来信，很多人想前去拜谒英雄头颅。
最痛苦的莫过于烈士的遗族，陈氏家族到陈翰章这辈子，已是三代单传，男性只有陈翰章自己。陈家就盼着他顶起家业，谁想到他偏要去抗日救国，这无疑等于让陈家断香火。
陈翰章死后身首异地，吉林敦化埋的是尸体，头颅还在哈尔滨。陈父临终前最惦念的就是让儿子身首合一，他跟妻子交代后事，落叶要归根，把你儿子头颅找回来，给他安葬，让他有个全尸。
后来，陈母知道了儿子头颅的下落，特意到哈尔滨看儿子。她坐在一旁端详自己的儿子，悲痛欲绝，跟儿子说：你为国家已经尽忠了，跟妈回家吧！
老太太想把儿子头颅要回家，埋在“老头子”（陈父）脚下。尽管儿子是老太太的，但整座城市都舍不得让陈翰章离开。陵园的人对老太太说，想儿子的时候，就到这里看看。
每次来看儿子，老太太都不愿意走。后来老太太不能走了，只有把思念放在心里，一直到死前，还在叨念儿子啥时候回来。
再后来，妹妹陈凤英为哥哥的事奔走，总觉得应该让陈翰章有个囫囵身子。到了1986年的时候，陈凤英领着自己的女儿去哈尔滨。扫完墓就要把哥哥的“脑袋”抱回来，烈士陵园不敢做主，自然不同意。她一气之下去北京找陈翰章的战友，那位战友早已经去世，其夫人安慰她，劝她想开一些。陈凤英从北京回来不久就去世了，时年54岁。后来，陈凤英的丈夫带着儿子去看头颅，这个儿子就是我的朋友鄢成。
鄢成对我说：“小时候调皮，姥姥就把舅舅‘回家’的事托付给了我，渐渐地我对舅舅有了一种印象，但很模糊：我一直纳闷，他怎么就掉了脑袋呢？有一天，父亲带着我和家人去看舅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舅舅的模样。看到舅舅头颅时，心里是真的很难受，那脸上的刀疤，陵园人的介绍说，舅舅当时右臂受了伤，就靠在一棵大树边，鬼子就冲上来了，舅舅用左手拿枪的时候，日本人就上来了，用刺刀在他的脸划了两刀，陈翰章怒骂日军，日军把枪抢去了，把舅舅绑在树上，把牙撬开，把舌头割下来。陈翰章用眼睛怒瞪日军，日军把他眼球也挖了出来，随后砍掉了他的头颅，把头颅送到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去邀功领赏。”
我曾前后两次去瞻仰陈翰章将军的头颅，他的模样，他的状态，让我刻骨铭心。此后我一直在惦念这颗头颅。面对头颅停厝哈尔滨、而肢体仍然在敦化的现状，有些揪心。当我接触到烈士亲属之后，发现烈士遗族对这颗头颅的挂念，形成了几代人的漫长伤痛。
我和朋友们一直想为陈翰章将军做点事，有些事情，我有心而力不足，常含遗憾。但是，我与烈士亲属保持联系。我第一时间从鄢成那里，得知陈翰章遗首起运敦化故里的时间表。本来我很想去哈尔滨与烈士亲属恭请将军回乡，但我未能如愿。
我建议选在“三月三”那天恭迎头颅。2013年的旧历三月初二，我在北京迪欧咖啡厅创作电视剧剧本。我受烈士亲人授权，创作《陈翰章》电视剧本，已苦熬了近一年。我以这种形式，感受陈翰章的精气神，“苦并快乐着”，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这时传来消息：陈翰章将军头颅，已顺利运回英雄故里敦化。为迎接头颅，亲属团30多人，前往哈尔滨。手捧头颅回乡的烈士外甥鄢成对我说：几代人的期盼终于实现了。在敦化恭迎将军头颅的韩锡平将军，特意打来电话说：早晨一直阴天，当英雄头颅抵达殉国地时，太阳鲜亮，天空晴朗，英雄百年归来，感动了上苍！
我特意问起头颅的真实状态，鄢成伤感地说：头颅的后部，有多处伤口，七八公分长的口子就有三处。眼睛塌陷，很明显眼睛被敌人剜掉了。我问有没有舌头，鄢成说，多颗牙齿被敲断，有修复的痕迹，证实了日军对陈翰章“剜眼、割舌、斩首”的暴行。
本来是喜庆的事，可是我做了一夜恶梦，早晨起来，情绪一直很郁闷，有种无处落拳的感觉。
努力寻找“壮年掉头颅，百岁头颅归”的喜葬感觉。
我相信敦化人，一定会厚葬英雄的！
2013年6月8日，是陈翰章的百岁冥诞。那一天，陈翰章将正式身首合一。想起这些，幸福感油然而生，毕竟苦难造就了一代英雄。
仰望长白山，一定会看到那颗高贵的头颅。到那时，我的惦念才会变为怀念！
起坟
2013年4月23日。天气回暖，似乎从冬天一下蹦到了夏天。鄢成来电话，谈到给舅舅陈翰章起坟的事。
鄢：舅舅的头颅迎回来了。为了新建陵园，老坟得挪位。上午天气很好，亲属们来到舅舅的老坟前烧纸磕头，我叨念着：舅舅，你的头颅就要被恭迎回来了，你就要身首合一了，舅舅你翻一翻身子骨……舅舅，我们惊动你了！
姜：谁收敛的骨头？
鄢：我和我哥哥。爸爸活着的时候跟我说，当年日本鬼子拉来一个挺大的灰棺材，里面装着舅舅的尸体。姥爷认尸后，敌人把陈翰章脑袋割掉，去邀功领赏了，把另一个抗日者的脑袋放在棺材里。
姜：棺材当时埋了？
鄢：那个大灰棺材一直停放在半截河村的场院（压粮食的场地）。舅舅的棺材没有下葬，因为敌人不让埋，再就是我姥爷不想埋，他等着儿子脑袋回来，好埋个全尸。棺材在村头里很多年，等于舅舅他还没死啊！
姜：何时埋葬的？
鄢：抗联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和我舅舅是战友，1946年7月他来到半截河村，探望我姥爷姥姥。我姥爷领着他去看棺材，七八年了，风吹雨淋的，棺材已褪色，灰不灰，白不白的，周保中扶棺长叹，陈翰章死的太悲壮了，他命令部队给陈翰章下葬。埋在村头旁，离陈家祖坟只有200多米远。
姜：为何没有埋进老坟？
鄢：当地有一个民俗，无后或横死者不能进祖坟。舅舅下葬不久，姥爷就去世了，姥爷进了祖坟，而舅舅却没有。
姜：起坟时，发现了什么？
鄢：在棺材左上角发现一个头盖骨，证实了我爸爸的说法——敌人把舅舅的脑袋割走，放进一颗别人的脑袋，政府把这颗头骨当作无名烈士的忠骨，埋到北山烈士陵园里了。除了这颗无名头骨，还发现了一个靴底。1998年的时候，家乡人给陈翰章“披红挂白”——把土包坟修成石头坟，在修坟的时候，发现棺材“下怀”塌陷，漏出一双皮靴——舅舅临死，穿着一副皮靴，现在只剩下一个靴底了。
姜：骨头都拣出来了？
鄢：有些小骨就不全了，把腿骨、胳膊骨、肋骨收敛好，用石膏做成人体模型，骨头对位安放。
姜：将军终于有了全身。
鄢：头七天前，将头颅从药水里取出。我摸到了舅舅，舅舅头颅的样子，依然保持着牺牲时28岁的样子，他很年轻。舅舅的额部，有5公分的刀伤，眼眶周围有多处伤痕，两只眼球被抠去，眼内塌陷。后脑部位有多处伤痕，多处没有头发，证明了敌人对陈翰章使用挖眼、割舌、斩首的暴行。现在，舅舅身首合一了，他穿上了一套崭新的将校呢军装，等待安葬。
为陈翰章守灵
陈翰章的头颅回来了。
头颅与身体终于合一。遗骨按照人体结构固定在一起，将军成为了一个有全骨的人。
他又穿上了戎装，回到了他出生和战斗的长白山。
我特意从外地赶来，参加将军身首合葬仪式。
灵堂里，庄严肃穆。灵位前摆着祭品。
那晚，我和陈翰章外甥鄢成——两位将军的粉丝，为将军守灵。
静默地站在将军的一旁，望着燃烧的蜡烛，什么也不说。你望着我，我望着他。
这是73年的相聚。那时，他的年龄比我们现在小许多，现在他依然属于他的时代。虽为百岁冥诞，但他的生命停留在28岁的战争年月里。
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
相传的什么，肯定不是物质之类的东西。
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去做掉脑袋的事。为什么敌人杀害了他，还敬重他，用木棺装殓他的身体？
为什么，都非常在意他的头颅？
我们是在为一个民族的义士守灵。
这颗头颅属于逝者，更属于活者。
守灵的时候，想着明日的安葬仪式，帮助烈士亲属推敲讲话稿。同时，也在打着生命的腹稿：人生的意义，不仅仅为了生，还为了死。死也是生的一种延续。能说将军死了吗？
他回到这里，很多人来看他、陪伴他，说明了什么？
这是英灵永在的意义。
终于觉得：我们是在为自己守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