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要解释中产阶级子弟为何从事中产阶级工作，难点在于解释别人为什么成全他们。要解释工人阶级子弟为何从事工人阶级工作，难点却是解释他们为什么自甘如此。

单说他们别无选择，未免太过轻巧。在不同社会体制下，使人们进行体力劳动的方法有很多种：从以机关枪、子弹和卡车相威胁，到灌输集体意识、使之自愿加入产业工人大军。我们所在的自由民主社会可能正处于这两者之间：没有明显的武力威胁，在一定程度上是自我导向的结果。然而，体力劳动报酬低下，社会地位不高，体力劳动本身也日益单调无聊；简单说来，体力劳动者处于我们阶级社会的底层。[10]这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阐明这一令人惊讶的过程。

人们通常认为，工作能力和学习才能在不同人群中是逐步递减的，而工人阶级处于底层，从事着糟糕的工作，以至于他们认为：“我知道我很蠢，所以我下半辈子就应该待在汽车厂里把螺母一个个拧到轮子上去，这公平合理。”当然，这种逐步递减的模型须假设其底层的读数为零或接近于零。然而生活在底层的真实个体很少会给生活打分，更别说给人生打分。既然这些个体远非行尸走肉，而且使整个系统陷入危机，那么我们显然有必要重新审视这个模型。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作的市场经济断然不会延伸到满意度的市场经济中去。

我要指出的是，那些“失败的”工人阶级子弟并不是随便捡个中产阶级及成功的工人阶级子弟不肯做的糟糕工作就去做的。我们不应当假设在职业、阶级结构中存在一条连续下滑的能力曲线，相反，我们应该看到不同文化形式衔接中显现的彻底断裂。我们应该观察工人阶级“失败”的文化模式和其他文化模式有何不同，以及两者是如何中断的。尽管处于既定的环境中，它对其他传统意义上被视为更成功的群体有自己的过程、自己的定义和自己的看法。这种阶级文化不是中立的范式，不是心理范畴，也不是一套外界灌输给学校的变量。它包含了各种经历、关系，以及关系的系统类型的总和，这些不仅设定了孩子们在特定时间的“选择”和“决定”，而且在实际和经验的范畴内设定了这些“选择”一开始是如何出现和被定义的。

本书另一相关的次要目的是通过具体研究工人阶级文化中最有启迪意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来探讨工人阶级文化的重要及核心方面。事实上，我最初的研究兴趣是整个的工人阶级文化，但我逐渐被引到那些无心向学、心怀不满的男青年身上，他们适应工作的过程正是工人阶级文化形式不断更新的关键时刻，而这些文化形式关涉劳动关系这一最基本的社会结构。

事实上，上述两组关注的话题均指向了劳动力这一重要概念，以及它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如何被准备，以应用到体力劳动中的。劳动力是人类使用工具、改造自然、生产物品以满足需求和繁衍的能力。劳动不是一项普世、永恒、不变的人类活动。它在不同的社会具有特有的形式和意义。劳动力被主观理解、客观应用的过程，以及过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所生成的社会的类型和该社会各阶级的身份及构成具有深远的意义。这些过程不仅在经济和结构的层面，而且在文化和象征的层面，都有助于建构特定主体的身份和鲜明的阶级形式。

只有当阶级身份在个体和群体中被传递、在个人和集体自主意识的情境中得以再现时，阶级身份才真正被再生产。当赋予人们之物被重塑、强化并应用于新的目标时，人们才真正活出（而不是借用）他们的阶级命运。劳动力是这一切的重要枢纽，因为它是人们主动联系这个世界的方式：用外部现实表达自我的最佳方式。这事实上就是通过现实世界，自我实现与自我的辩证。一旦达成这种与未来的基本契约，其他一切就能作为常识被接受。

我认为，对体力劳动力的某种主观意识，以及将体力劳动力应用到体力工作中的客观决定是在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特定背景中产生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的主题在确定的环境中被调和到个人和群体中；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工人阶级子弟在自己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改变，并最终再生产了大文化环境的某些方面，以至于他们最后都被导向某类工作。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一部男性白人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民族志。为求简要明晰，我没有讨论诸如种族和性别等其他变量，但这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

这里我们也许应该注明一下，这种反学校文化的存在照例已被媒体以夸大的形式披露，如教室暴力和无纪律。[11]英格兰于1972年9月开始实施的“提高离校年龄”计划（RSLA, Raising of the School Leaving Age）似乎也强调并进一步揭露了这种文化最具攻击性的方方面面。[12]主要教师工会委托撰写了特别报告[13]，寻求工会支持，以使将“闹事者”逐出课堂的做法正规化。超过大半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地方当局在学校里设立了专门的班级，甚至伦敦内城区也为这种闹事的孩子设立了独立的“净化所”。英国教育大臣下令对这个问题进行全国性的调查。[14]学校里的破坏和逃学行为俨然成为英国首相卡拉汉先生所呼吁的教育“大辩论”的重要议题。[15]

我认为，正是那些孩子自己的文化，使部分工人阶级子弟最为有效地为他们劳动力的体力支出做好准备，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底层角色中存在一种自我诅咒。然而，矛盾的是，他们是以真正的学习、肯定、占有和反抗形式体验这种诅咒的。在本书的第二部分，我进一步分析了第一部分的民族志，指出这些主观感受和文化过程是有客观基础的，他们其实已部分洞察了真正决定工人阶级生存状态的先决条件，这些认识显然要比那些由学校和各种政府机构所提供的官方版本高明。只有在这种真实反映他们境遇的文化表达基础上，工人阶级子弟才走上了自我诅咒的道路。悲剧和矛盾在于，这些“洞察”往往在不经意间被一系列复杂过程限制、扭曲、拦阻，这些过程范围广泛：从普遍的意识形态和学校与指导机构的意识形态，到工人阶级文化中的男性家长统治和性别歧视的普遍影响。

我在第二部分最后想要论证的是，自我纳入劳动过程的过程是构成整个工人阶级文化更新的一个方面，也是反映这种文化如何与规范性国家制度产生千丝万缕关联的一个重要例证。他们对整个社会的再生产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再生产了某一特定生产方式的社会基础。

以上是本书的主干。在达成上述目的的过程中，本书也对其他一些领域做出了贡献。本书探讨了我们学校教学关系的核心——教育范式，对职业指导提出了批评，并针对现有国家公办教育中一再的失误提出了一些建议，以期可以根本性地增加工人阶级子弟在生活中的机遇。[16]第二部分讨论与父权制及资本主义有关的性别模式化，并在理论层面对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形式，及各自的地位进行讨论。

这项研究所采用的定性方法、参与观察法，以及以民族志呈现的方式均源自我对“文化”的兴趣。用这些技术记录这一层面的故事，能更敏感地捕捉各种意义和价值，也能更好地再现和阐释文化生产中的象征性表达、实践和形式。尤其是民族志这种形式，能够允许研究对象在不知道为什么的情况下主动叙述，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人类能动性，并在分析中传达给读者。这对我的研究意图至关重要，因为在我看来，文化不仅是一套被传递的内部结构（如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化），也不仅是主导性意识形态自上而下行动的消极结果（比如在某些马克思主义制度下），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集体实践的产物。

汉默镇的个案研究

这本书所汇报的研究，包括一个实验研究和五个对比研究。实验研究关注的是一个镇上十二名受中等教育的工人阶级子弟，我们称这个镇为汉默镇，称他们的学校为汉默镇男子学校。我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和工人阶级学校反抗文化的关系——他们不是反抗文化的成员，就是成员的朋友。这所学校建于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地处那时所建的福利公屋当中，这些公屋均按标准建造，维护良好，通常都有阳台，房子与房子之间由迷宫一般的马路、弯道和里弄连接在一起，社区里有很多大酒馆、成群的商店和小超市。

在我开展研究的那段时期，这所现代化、非选择性的中学只收男生，旁边还有一所同等级别的女校。调研结束后，作为当地中等教育重新规划的一部分，这所学校被重新设置成单一性别的综合中学。在我调研期间，学校预见到教学改革，同时为应对比赛及“提高离校年龄”计划的压力，扩建了校园，并引进或实验了一些新的方法。学校用混合分组取代了分流教学，建立了资源中心，尝试了小组教学和课程发展项目，并为“‘提高离校年龄’计划年”推出了一系列的新“选修”课程。我接触这个学生群体是在他们毕业前一年的第二个学期之初，我密切关注他们，一直到他们工作的前六个月（他们在校的最后一年正好是“提高离校年龄”计划实施的第一年）。学校共有约六百人，学生中有不少来自西印度群岛和亚洲的少数族裔。我选这所学校，是因为它位于一个典型的建于两战间隙的工人阶级公屋社区的中心，而这个社区正处于汉默镇中心。虽然这所学校的学生完全来自工人阶级，它却是所名声不错的“好”学校。这似乎意味着这所学校基本上代表了学生行为和穿着的“合理标准”，而这些标准由负责任、有能力的资深教职人员执行。我想尽可能确保所选的群体是工业区中典型的工人阶级，而他们享受的教育至少和同等环境下英国所能提供的教育一样好。选这所学校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新建了一个设施齐全的青年活动中心，学生们经常光顾那里，这也就为我最初进入这所学校提供了非常开放而非正式的机会。

比较个案研究是在同一时期进行的。他们是：汉默镇男子学校同一年级的一群“循规生”（conformist lads）；汉默镇附近一所现代男女混合中等学校的一群工人阶级出身的“循规生”，这所学校被视为一所“更野”的学校；汉默镇男子文法学校的一群“违规生”（non-conformist lads）；汉默镇所在城市市中心附近一所综合中学的一群相似学生；汉默镇所在城市最高级住宅区的一所重点文法学校的一群各阶级男“违规生”。我尽可能保证所有群体都来自同一个年级，选择他们也是因为他们都很有可能在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十六岁终止求学。对于那所重点文法学校的学生，后一个原因决定了这组成员的组成和他们来自各阶级的特征——只有他们打算在十六岁读完第四学年的时候离校（那是我第一次接触他们时，他们的想法），事实上，只有两个学生在本文写作的时候离校。我选择这几个小组是为了就阶级、能力、学校制度和对学校的态度等方面进行对比。

在课堂、学校和课余活动中，我对实验组进行了密集的观察和参与观察；定期进行小组讨论并录音；同时还采取了非正式访问和日记形式。我（作为班级一员而非老师）参加了这群学生在不同时间上的所有主课和选修课，还参加了一轮职业培训课程，培训课由一名相当热忱、经验丰富、刚修完声誉很高的职业咨询课程的老师执教。我还长时间访谈了实验组成员的所有父母、所有副校长、和小组学生长期接触的低年级老师，以及来学校的职业指导官员，并进行了录音。

我对实验组的十二名男孩以及从对照组里挑出来的三名男孩进行工作跟踪调查。我和每个孩子都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进行了参与观察，最后同他们进行了一对一的录音访谈，我也有选择地采访了领班、经理及商店管理员。

关于汉默镇的最早记载出现在《末日审判书》（Doomsday Book）中。它地处英格兰中心，是一座大都市的卫星城。和附近许多小镇一样，它的人口数量和重要性在工业革命时期激增。18世纪中期，博尔顿和瓦特为了向其他制造商供应金属铸品，在当地开通运河、建立铸造厂，从而改变了这个小镇的风貌。它是最早的工业化城镇之一，它的居民也成为第一批工业无产者。到1800年，它已拥有大量熔铁厂和铸铁厂，以及肥皂、铅和玻璃制造厂。最近，它成为设计和制造弹簧、自行车部件、玻璃、螺丝、螺母和螺钉的重要工业中心。它的的确确算得上英国中部地区的螺母螺钉镇，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之一。

汉默镇现在是中部地区大工业区的一部分。人们还是将它视为一个粗野、肮脏的地方，尽管该镇在公共服务和住房补助上的市民记录要比该地区大部分地方要好。摇摇欲坠的村舍和维多利亚时期的贫民窟现在都已基本清除，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公屋和高层公寓楼。但是，当汉默镇的男孩和其他地方的女孩约会时，他们还是喜欢称他们来自紧邻汉默镇的大城市，恰好汉默镇也用那座大城市的邮编。

这个镇的人口在20世纪50年代初达到顶峰，此后虽然有很多黑人移民迁入，但人口数量一直在减少。现在的人口大约是6万，有趣的是，它还是英国“活跃率”[17]最高的市镇之一——尤其对妇女而言。汉默镇的年龄/性别结构和英格兰以及威尔士其他地方相似，但它的阶级构成有着显著不同。它基本上是座工人阶级的城镇。只有8%的居民从事专业类和管理类工作（这是全国比例的一半），绝大部分人口从事体力劳动。每天有约3000位中产阶级人士从南边和西边到汉默镇工作，但他们不住在那里。以下的事实亦反映了这个镇缺少中产阶级：只有不足2%的成年人接受全日制教育（这又是全国比例的一半）。

这里的就业结构显示了这个工人阶级社区特有的工业性质。这个镇共有约36 000名劳动力，而79%的人从事制造业，相比之下，全国的比例是35%，而整个城区的比例是55%。金属及金属部件的制造提供了大半的就业。其他主要就业来源是食品、饮料和烟草业，以及机械工程、机车、砖、陶器和玻璃制造以及分销。在汉默镇，就业前景总体不错，即使在经济衰退时期，它的失业率也总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一个百分点。

尽管这个镇在两百多年前就已工业化，而且基本维持了原先的基础工业——特别是金属和金属加工，但是，它并不像许多类似的城镇一样拥有小公司或家族企业的基础结构。事实上，它的工业组织结构相当现代化。汉默镇大部分人在大工厂里工作，而这些工厂也常常是全国性或者跨国性公司的分支。60%的工人在雇工数超过1000人的大企业里就业。少于5%的制造业工人在雇工数少于25人的小工厂里工作。58%的工业车间集中在38家面积均超过10万平方英尺的工厂里。这座镇总面积的20%以上用于工业用途。

汉默镇总的来说是一座典型的工业镇。它具备所有典型的工业特质和现代垄断资本主义特征，并拥有可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