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典的形成：日本古代学术史上《文选》及李善注的尊崇地位
先让我们来简单地回顾一下日本奈良时期（七至八世纪）至平安初期（九至十世纪）的《文选》受容史。
现今可以确认的最早有关日本古代文人学习《文选》的确凿证据，当数圣德太子（574—622）所撰写的《十七条宪法》。这部宪法的全文被收入在日本古代正史之《日本书纪》之中，据其记载，《十七条宪法》颁布于日本第三十三代天皇之推古天皇十二年（隋仁寿十年·604）。其中，与《文选》有关的条文为第五条，原文如下：
绝餮弃欲，明辨诉讼。其百姓之讼，一日千事，一日尚尔，况乎累岁。顷治讼者，得利为常，见贿听谳。便有财之讼，如石投水；乏者之诉，似水投石。是以贫民，则不知所由，臣道亦于焉阙。
上述文中之“如石投水”“似水投石”两句，显然是沿用了《文选》所收李康《运命论》中的语词。《运命论》之相关章节如下：
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3)
不可否认，今存圣德太子的文章以及各种事迹，有很大一部分或是出自后人的附会。不过，无论此文真正的作者是谁，考虑到《日本书纪》成书于日本养老五年（唐开元七年·720），我们至少可以基本断定，时至八世纪初期，日本的一部分核心贵族文人们已经开始学习《文选》，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可以灵活运用其中文辞的水准。显然，一个阶层对《文选》的认可与袭用，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可以达成。要之，我们又可以据此推测出，在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就已开始接受并学习《文选》。
另外，我们还可以根据一些更为具体的考古资料，来还原当时贵族文人学习《文选》的一些片段。譬如，以保存圣武天皇（701—756）及光明皇后（701—760）之遗物为主的正仓院古文书中，就留下了不少关于抄写萧统三十卷《文选》以及李善注六十卷《文选》的公家记录。(4)此外，从同一时期的奈良平城京古址之中，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不少抄写有《文选》章句词语的木简。(5)这一时期，正值唐玄宗之开元盛世，也就是说，比唐代文人开始重视《文选》晚不了多少时间，受隋唐文选学滥觞之影响，奈良朝的贵族文人就已经开始了对《文选》知识的吸收。而且，从考古发掘所发现的木简涂鸦来看，当时对《文选》的学习已经扩展到了中下层贵族。
不过，与盛唐时期《文选》逐渐成为当时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书不同，这一时期的日本贵族阶层，对《文选》所收文章的理解与融会，应该说还是很有限的。这是因为《文选》所选录的一部分文章，特别是大赋，其所含之大量的知识以及繁杂华丽的修辞，对于此一时期的日本人的文化水准来说，还是难度过高、不易融会贯通的。这就导致了当时很多日本贵族文人对《文选》的学习是片断的、有选择性的。如从上面谈到的正仓院写经处抄写《文选》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文人对三十卷本《文选》之第一卷，也就是班孟坚之《两都赋》与张平子《二京赋》这两篇汉代大赋略而不读，后二十卷亦没有被纳入大学寮的进士考试范围。(6)另一方面，根据平城京发掘出来的《文选》木简所录文字之随意性，我们亦不难判断，其人将文选词章抄写于木简之上的最主要目的还是练习书法，而不是追求对所录篇章文字结构本身的理解。
笔者曾经通过对《集注文选》卷头所受之李善《上文选注表》的复原，发现即使是在奈良朝之后的汉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的平安时期，大学寮对《文选》的利用，主要还是集中在通过对其之学习，以求掌握汉文之最基本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及一些基础典故知识。(7)由此可知，《文选》虽然已经成为此时期文人的必读之书，但《文选》所选文章之修辞本身很少被平安的贵族文人所理解并活用。在此还可以举出一个有力的证据，即平安中期著名文人藤原公任所撰《和汉朗咏集》中对《文选》之选文数量。《和汉朗咏集》成书于日本宽仁二年（北宋天禧二年·1018）左右，是时人学习创作和歌时最为重要的参考书。然而，此书却只从《文选》中选出了如下三例文字(8)：
（1）沈词怫悦，若游鱼衔钩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缨缴坠曾云之峻。
（2）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厌细流，故能成其深。
（3）玩其碛砾而不窥玉渊者，曷知骊龙之所蟠；习其弊邑而不视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宿。
（1）选自陆机《文赋》，（2）选自李斯《上书秦始皇》，（3）选自左思《三都赋・吴都赋》。考虑到《文选》在平安大学寮之“大经”的地位，“三”这一数字不能不说是少得有些出人意表。可以看出，藤原公任在编撰《和汉朗咏集》之时，已经没有将《文选》列为主要参考书籍了。同时也可看出，《文选》对日本中世文人之和歌创作基本上没有产生过太大的直接影响！
由以上考证可以看出，与唐宋以后“《文选》烂，秀才半”之《文选》对文人写作及科举考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相比，日本中世以前的贵族文人阶层对《文选》的接受与利用却呈现出了一种悖反倾向。《文选》之“大经”地位，在历代天皇政权均得到了认可甚至是更加巩固，然而，除却一部分正式的诏奏类的公文书之外，《文选》所收录之文章却日渐失去对平安文坛写作的指南作用。为何在当时的日本，会出现如此与中国《文选》受容极不对称的悖反倾向呢？其实，这与笔者之下要谈到的大学寮中的另一部重要经典——唐代著名文人白居易之《白氏文集》不无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