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神功掠书说
《怀风藻》是日本现存最古的一部汉诗集，成书于天平胜宝三年（751），编者不详，或为淡海三船(12)。全书共收汉诗118首，诗风明显受六朝、初唐诗影响。此诗集《序》以四六骈俪文写成，追叙古代文明开化的一幕，言简意赅，兹录如次：
逖听前修，遐观载籍。袭山降跸之世，橿原建邦之时，天造草创，人文未作。至于神后征坎，品帝乘乾。百济入朝，启龙编于马厩；高丽上表，图乌册于鸟文。王仁始导蒙于轻岛，辰尔终敷教于译田，遂使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
作者通过“逖听前修，遐观载籍”，相信天孙降临（袭山降跸）、神武东征（橿原建邦）之时，日本列岛尚处于“天造草创，人文未作”的状态。然而，经“神后征坎，品帝乘乾”之世，则出现“俗渐洙泗之风，人趋齐鲁之学”盛况。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繁荣的文明局面，究竟由谁一手缔造？开拓于哪个时代？具体地说，“神后征坎”“品帝乘乾”发生于何时？“百济入朝”“高丽上表”是什么事件？“王仁”“辰尔”又是何等人物？
两汉之际，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公元384年胡僧摩罗难陀自东晋入百济，枕流王延之入宫，奉若贵宾，《三国史记》说“佛法始于此”。尔后又经150多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终于完成了漫长的东传历程。(13)
《日本书纪》卷十九钦明天皇十三年（壬申年，552）十月条，描述了佛教传入日本的最初一幕：百济圣明王遣使献“释迦佛金铜像一躯、幡盖若干、经论若干卷”，并附表称颂佛法“于诸法中最为殊胜……周公、孔子尚不能知”，天皇闻之大喜，说“朕从昔来，未曾得闻如是微妙之法”。
从百济王的赞颂表文推之，佛教东传日本之际，“周公、孔子”已为日本皇室所知，因而儒学应该在此前传入倭国。那么儒教及相关书籍，究竟于何时首传倭国的呢？《怀风藻》提到“神后征坎”，“坎”与“韩”不仅音通（日语均读若“KAN”），且系《易》八卦之一，当三韩所处之正北方，所以指神功皇后征三韩。然，此事与书籍东传、倭国开化有何关联呢？
据《日本书纪》神功皇后摄政前纪（仲哀天皇九年）十月条载，神功皇后率船队扬帆出征朝鲜半岛，新罗王“素旆而自服，素组以面缚，封图籍降于王船之前”，高句丽、百济闻皇后入新罗“封重宝府库，收图籍文书”，相继表示“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
神功皇后出征三韩的最初动机，显然为了掠夺财富和扩张领土。《古事记》借神言谕示皇后：“西方有国，金银为本，目之炎耀，种种珍宝，多在其国。吾今归赐其国。”《日本书纪》亦见“振兵甲而渡险流，整舻船以求财土”之言。文明程度的高低与军事力量的强弱，在世界古代史中屡成反比。野蛮民族往往通过掠夺性战争，一方面对文明地区造成严重破坏，另一方面又在文明冲击下逐渐开化。倭国入侵朝鲜亦未脱其例：他们既肆意抢掠“重宝府库”，又苦心搜罗“图籍文书”，从而使其文明进程又迈出一大步。
图1-3 神功皇后像（浮世绘）
由于图籍文书是思想文化的重要载体，故江户时代以来，一部分学者把神功皇后征韩，视作中国书籍东传之始。如松下见林（1637—1703）在《本朝学源》中推断：“住吉大神美彼国，令神功皇后平定，以授应神天皇，当斯之时，三韩文献都归本朝。”伊地知季安（1782—1867）在《汉学纪原》中说得更为肯定：“海西书籍之入国朝，盖应首乎皇后亲征新罗所收还本也。”谷川士清在《日本书纪通证》（1747）中，把“文书”解释为“经史百家之言”，认为“盖此时既来于我邦也明矣”。
《怀风藻》将“神后征坎”视为本国文明开化之最早契机，很显然关注到了“收图籍文书”的举措，也就是说“图籍文书”的传播是开启文明新纪元的标志。倭国从贪求物质财富到索取精神文化，具有一定的事实根据，也符合文明进化的一般规律。然而事情发生在仲哀天皇九年（200），就与史实有些龃龉了。关于《日本书纪》的纪年，从江户时代开始即有学者疑之，尤以那珂通世（1851—1908）的考证最为精详。经与朝鲜古史比照，神功、应神二代比实际纪年提前两个甲子（120年）以上。
神功皇后征韩的时间，目前无法精确考定。大致推断，此事应该发生于4世纪中叶前后，大略相当于中国的东晋时期（317—420）。到了4世纪末，倭在朝鲜南部称霸一时，先后将新罗、百济纳入势力范围，从而与图谋南下的高句丽形成正面冲突。现存吉林省集安县内的《好太王碑》，记录了这一时期倭兵渡海破百济、新罗，其后高句丽好太王（374—412）率大军数败倭寇的事迹。这块碑文与《日本书纪》的皇后征韩记事，恰可互为佐证。
奈良时代成书的《怀风藻》，追忆文明开化历史时，首先提到“神后征坎”，折射此事历4个世纪后，已然成为文化人的某种共识。如《万叶集》卷五收录山上忆良“镇怀石之歌”，说的是神功皇后身怀皇子（应神天皇），渡海亲征新罗，为推迟分娩，腰悬两石镇胎云云。此歌作于天平元年（729），当时镇怀石立于伊都县道侧。
虽然我们无法确定，神功皇后是否在历史上实有其人；也无法具体考证，哪些书籍被倭人掠夺回国。但是，4世纪中叶前后，朝鲜半岛局势混乱，高句丽、新罗、百济逐鹿争雄，倭国在此期间出兵海外，迅速扩张势力，应该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回到主题，具有象征意义的“神后征坎”，本意当在垂涎财富与领土，可事实上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一场文化掠夺。据《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凯旋归国时，仅从新罗一地就获战利品80船，其中肯定夹有“图籍文书”之类的书籍，这是否意味着书籍之路的开启呢？笔者的回答是有所保留的。
本书所要讨论的书籍之路，是把书籍传播视为文化的流动形式，即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影响过程。从文化交流的角度视之，神功皇后“掠书说”纵然实有其事，但倭国在4世纪时汉字尚未普及到一定程度，更遑论有人能读懂书籍。在此情况下，书籍也仅仅是个摆设或象征，未能对倭国文化形成实质性影响，所以这仅仅是书籍东传之滥觞，而书籍之路的开启，必须等待此后的“品帝乘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