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调词三首1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2。若非群玉山头见3，会向瑶台月下逢4。

一枝红艳露凝香5，云雨巫山枉断肠6。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7。

名花倾国两相欢8，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9，沉香亭北倚阑干10。

1　《清平调》：乐府中曲调有清调、平调，此题之清平调当指曲名。唐人韦睿《松窗录》：“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白，太真妃以步辇从。诏特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十六部。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词为！’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乐》辞三章。白欣然承旨，犹若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辞曰：……龟年遽以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太真妃持玻瓈七宝杯，酌凉州蒲桃酒，笑领歌，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饮罢，敛绣巾重拜上。……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

2　露华：露气，露珠。

3　群玉山：传说为西王母居处，以山多玉石，故名。《山海经》《穆天子传》皆有记载。

4　瑶台：在昆仑山，神仙所居。旧题王嘉《拾遗记》卷十昆仑山：“第九层山形渐小狭，下有芝田蕙圃，皆数百顷，群仙耕耨焉。傍有瑶台十二，各广千步，皆五色玉为台基。”屈原《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

5　红艳：一作“浓艳”。

6　云雨巫山：见前《古风》其五十八首注1。

7　飞燕：《汉书·外戚列传》：“孝成赵皇后，本长安宫人。初生时，父母不举，三日不死，乃收养之。及壮，属阳阿主家，学歌舞，号曰飞燕。成帝尝微行出，过阳阿主，作乐。上见飞燕而说之，召入宫，大幸。”

8　倾国：代指极美丽的女子。《汉书·外戚传》：“孝武李夫人，本以倡进。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上叹息曰：‘善！世岂有此人乎？’平阳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见之，实妙丽善舞。由是得幸。”

9　解释：消散。

10　沉香亭：唐玄宗所建，在兴庆宫龙池东。传说此亭纯用名贵的沉香木建造，故名。

王琦注《李太白集》卷五：

琦按：蔡君谟书此诗，以“云想”作“叶想”，近世吴舒凫遵之。且云“‘叶想衣裳花想容’，与王昌龄‘荷叶罗裙一色裁，芙蓉向脸两边开’，俱从梁简文‘莲花乱脸色，荷叶杂衣香’脱出，而李用二‘想’字，化实为虚，尤见新颖。不知何人误作‘云’字，而解者附会《楚辞》‘青云衣兮白霓裳’，甚觉无谓”云云。不知改“云”作“叶”，便同嚼蜡，索然无味矣。此必君谟一时落笔之误，非有意点金成铁，若谓太白原本是“叶”字，则更大谬不然。

王琦所说的蔡襄书太白诗，未知何据。刘克庄《后村集》中有《蔡端明书唐人诗帖》一篇：

右蔡公书唐人四绝句，刘禹锡一，李白二，杜牧一，后题“庆历五年季冬廿有九日，甘棠院饮散，偶作新字”。是岁公年三十五，以右正言直史馆知福州。初疑甘棠院在何处，而岁除后一日觞客，结字其间。后访知院在郡圃会稽亭之后。公集中别有《饮甘棠院》三诗，则在郡圃无疑矣。此一轴大字极端劲秀丽，不减《洛桥记》《冲虚观诗》，在《普照会饮帖》之上。刘诗二十八字，浓墨淋漓，固作大字常法。及李诗，则笔渐瘦，墨渐淡，至牧诗，愈瘦愈淡。……内“淮水东边旧时月”，今作“唯有淮东旧时月”。“云想衣裳花想容”，今“云”作“叶”，“解释东风无限恨”，脱“恨”字，往往饮后口熟手误耳。

李白这组诗，是他的诗集中传诵最广的诗篇之一。现存的李诗各种版本，这几首的异文，只有第二首中“红艳”的“红”字，清王琦注《李太白集》云：“许本作‘浓’。”作“红”还是作“浓”，诗意上的差别不大；但是作“叶想”还是作“云想”，却是差异很大。“云想衣裳花想容”这一句，以其格外的绮丽飘逸之美，在整组诗中尤为脍炙人口，说是唐诗中最有名的诗句之一，也是毫不过分的。其中“云想衣裳”四字，更是向来被认为是最能体现李白非凡想象力的地方。光从局部的修辞效果来看，“叶想衣裳”当然远不如“云想衣裳”。用王琦的说法，把“云”字改成“叶”字，差不多可以说是点金成铁了。这也是“叶想衣裳”没有被流传版本所采用的根本原因。但是，是不是真的像王琦讲的那样，太白原本绝无作“叶”的可能呢？问题却并不是这样的简单，我认为单就局部的修辞效果来讲，改“叶想”为“云想”，初看的确像是点铁成金。但笔者由此“叶想”二字启发，重新细绎太白《清平调词三首》的立意，发现自古以来论者对这三首诗的立意及修辞所指，存在着整体位移性的错解。即将咏牡丹花位移为直接咏杨贵妃，把本来以咏花为主，只是可能暗寓咏人之意，整体地位移到以咏人为主、咏花为点缀这种解读方式。而造成这三首诗整体位移式的误读的关键，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叶”字被改为“云”字。一字之改，不但影响一句一篇，而且导致整个三首诗的诗意理解的错位。

那么，“云”与“叶”之不同，究竟是何时出现的呢？现存李白诗文集的最早刊本是南宋初蜀刻本《李太白文集》三十卷，今藏日本静嘉堂文库与北京图书馆各一部。具体到《清平调词三首》的文本，现存宋真宗咸平元年乐史所撰《李翰林别集序》载其全文，第一句亦如通常版本，作“云想”。如果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未经后人涂改，我们可以说，北宋流传的版本，已经作“云想衣裳花想容”了。蔡襄（君谟）是北宋中期人，他的生活年代虽然稍晚于乐史，但作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书写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作，将“云”笔误为“叶”，是难以想象的，他应该是另有版本依据。蔡氏书写的《清平调词》墨卷未见，查其全集也没有这方面的信息。但蔡氏长于绝句，并且集中多咏牡丹、芍药之诗，其修辞及风格有受李白影响的地方，如其《李阁使新种洛花》“堂下朱阑小魏红，一枝浓艳占春风”，后句正是用李白“一枝浓艳露凝香”；又如《梦游洛中十首》之七“名花百种结春芳，天与秾华更与香”，《华严院西轩见芍药两枝追想吉祥赏花慨然有感》之三“的的名花对酒樽，栏边沉醉月黄昏”，都明显地受到《清平调词》词语与意境的影响。可见蔡氏对于《清平调词》是十分熟稔的。王琦不同意吴舒凫原本应该作“叶”的看法，认为“此必君谟一时落笔之误”。从蔡襄对这几首诗的熟悉程度来看，这种情况是不太会发生的，何况“云”字或“叶”字是全诗的第一个字，哪有落笔即误而不加以改正的道理？看来这个问题，单纯从版本方面来解决，现在还是缺乏条件，因为我们找不到更加原始的李诗版本。而且乐史《李翰林别集序》中透露出这样的信息，这组《清平调词》及其创作本事，好像是通过某种笔记小说传下来的，乐史也是开始并不知道，后来才发现，所以他才在篇幅有限的集序中，原原本本地记录了这三首诗。如果通行的李白集子里已经有这三首诗，则三首早已为人所熟知，乐史就没有必要特意将其录入序中。

关于三首诗的本事，乐史《李翰林别集序》是这样记载的：

其诸事迹，《草堂集序》、范传正撰《新墓碑》亦略而详矣。史又撰《李白传》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即今牡丹也。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会花方繁开，上乘照夜车，太真妃以步辇从。从诏选梨园弟子中尤者，得乐一十六色。李龟年以歌擅一时之名，手捧檀板，押众乐前，将欲歌之。上曰：“赏名花，对妃子，焉用旧乐辞焉。”遽命龟年持金花笺宣赐翰林供奉李白，立进《清平调》词三章。白欣然承诏旨，由若宿酲未解，因援笔赋之：（略）龟年以歌辞进，上命梨园弟子略约调抚丝竹，遂促龟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颇梨七宝杯，酌西凉州蒲萄酒，笑领歌辞，意甚厚。上因调玉笛以倚曲，每曲遍将换，则迟其声以媚之。太真妃饮罢，敛绣巾重拜。上自是顾李翰林尤异于诸学士。会高力士终以脱靴为深耻，异日太真妃重吟前辞。力士曰：“始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耶？”太真妃因惊曰：“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飞燕指妃子，贱之甚矣！”太真妃颇深然之。上尝三欲命李白官，卒为宫中所捍而止。

乐史所说的“然有三事，近方得之”，除这件事外，另外两件是识郭子仪于行伍间、李白从弟令问赞李白“心肝五脏皆锦绣”。按王琦注《李太白集》认为乐史此说，出唐人李睿所著《松窗录》（又作《松窗杂录》），又宋王灼《碧鸡漫志》（《四库全书》本）引《松窗杂录》，也记载《清平调词》本事，内容稍略。从乐氏所记载透露，《清平调词三首》应该是到了北宋咸平以后才入李白集中。蔡襄书写《清平调词》，是根据李白集还是根据笔记小说，我们不得而知。

上述故事虽然带有小说色彩，但与《清平调词三首》的本事却合若符契，可以据此来重审诗意。很明白，李白这三首绝句，是禁中应诏咏木芍药之作，兼叙帝妃宫中行乐之事，即“赏名花，对妃子”。所以其实是一组咏物诗，主题即是咏花，《清平调词》只是其所倚乐曲的曲名，并非通常的诗题。如果要给它添题目，应加上“咏木芍药”这样的字样。三首诗，第一、二首都是专咏木芍药，第三首才是咏帝妃赏花之事，花与人合写，而题面上看，仍重在咏花。以下缕述之：

第一、二首诗咏写牡丹之美，用了以美人比花的手法，第一句“叶想衣裳花想容”，是说看其叶就想起美人的衣裳，看其花就想起美人的容颜，其实就是说牡丹像一个美人。第二句“春风拂槛露华浓”，紧接着写其在春风夜露中的艳丽姿态。至第三、四句“若非群玉山头见，便向瑶台月下逢”，是承第一句以美人比花而来，仍是说花，说若以此牡丹比美人，则绝非世间女子可比，定是上天仙子，不是西王母群玉山仙子，就是瑶台有娀氏佚女（用王琦之说）。诗人这样写，其实正是赞美禁中牡丹非世间凡品的意思。很明显，此诗通篇都是咏牡丹，第一句从“叶”与“花”两部分形容，如果作“云想衣裳”，就显得无法落实了。后人因为认定本诗的主题是咏杨妃，所以第一句就派给杨妃了。以为由“云”想象其衣裳之美，由“花”（牡丹）想见其容颜之美，将本来的以美人比“花”，误解为以花比美人。如黄生《唐诗摘抄》：“二想字是咏妃后语。”黄叔灿《唐诗笺注》：“此首咏太真，着二‘想’字妙。次句人接不出，却映花说，是‘想’之魂。‘春风拂槛’想其绰约，‘露华浓’想其芳艳，脱胎烘染，化工笔也。”敖英《唐诗绝句类选》：“蒋仲舒曰：‘想’‘想’，妙！难以形容。次句下得陡然，令人不知。”很明显，这些对诗歌艺术造诣很深的古代评论家，当他们将第一句判定为咏人时，感觉到它与第二句之间有一种接不上的感觉。但是，他们舍弃平顺之解，转求深奥之旨，却用“次句人接不出”，“化工笔也”；“次句下得陡然，令人不知”，认为是太白超越凡手的笔法。实际上，太白诗之奇，奇在非凡的想象力，其章法结构、措辞立意，毋宁说是以自然平顺为宗旨的。

第二首仍是咏牡丹花，第一句“一枝浓艳露凝香”是形容花之娇艳非常，“露凝香”是写花浥露含香的样子。接下来仍是用以美人比花的写法，只是这次一反一正，“云雨巫山枉断肠”，是说巫山神女与此花相比，也远有不及，只能空断肠，这是扬此抑彼的反衬写法。接着“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再以汉宫美人比拟。“似”实即“拟”的意思，是说借问汉宫之无数美女，谁得比拟此花之娇艳非常，想来只有新妆之飞燕堪与比拟。“新妆”二字，实是形容牡丹花之新开，措辞甚为婉妙，惜历来说者因为认定是咏杨妃之句，没有发现作者的这一巧妙用意。这一首，因为有“借问汉宫谁得似”两句，历来更是属实为咏杨妃，黄叔灿《唐诗笺注》即云：“此首亦咏太真，却以花比起，接上首来。”李瑛《诗法简易录》也有类似的解说，却更具体：“仍承‘花想容’言之，以一枝作指实之笔，紧承前首。三、四句作转，言如花之容，虽世非常有，而现有此人，实如一枝名花，俨然在前也。两首一气相生，次首即承前首作转。如此空灵飞动之笔，非谪仙孰能有之？”既然认定前一首是咏贵妃，则先入之见，自然也将这一首往杨妃身上说，何况三、四两句以飞燕比之，更让人觉得非杨妃莫属，并且还有高力士拿这一句来挑拨杨贵妃与李白的君臣关系这一传说故事作证。但是，“一枝浓艳露凝香”和“春风拂槛露华浓”一样，形容花的意思实在太明显，于是诸家都将第一句说成是以花拟人；于其章法不顺，则仍然用前面说过的老办法，将其归之于太白之空灵飞动。明代朱谏《李诗选注》也认为这一首是咏贵妃，但他认为李白是用比法，即咏花以比贵妃，解说“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云：“唯汉宫之飞燕靓妆初就，其娇姿逸态，或可与之仿佛比拟耳。以飞燕比花，花比贵妃。”他指出这两句是以飞燕比花，可谓独具慧眼，是很正确的。但就全诗而言，朱氏也是执定咏贵妃之说，其解“一枝浓艳露凝香”一句云：“比也，浓，厚也，艳，美色也，言其色之美且厚也，以芍药而比贵妃也。”这样解释，于全诗章法解释，仍然不无窒碍。

组诗到了第三首，杨妃才真正出场。“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正是写玄宗对妃子、赏名花的韵事，是赋的笔法。“解释春风无限恨”，如果从字面上看，说的仍然是“花”。“沉香亭北倚阑干”，似可做两解，可以说花倚阑干，也可以说赏花人即玄宗与贵妃倚阑干。然愚以为终以花倚阑干为含蓄，如言人倚阑干，则君王风度何在？可见“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仍是以写牡丹花为主，兼映贵妃，以承“倾国”一词。写花是在明处，写人在暗寓处。

总之，太白此三章绝句，全为咏花及咏赏花，纵有兼映杨贵妃之意，也全是用暗寓之法，不应在题面上即认作是咏贵妃之词。古人于此处理解，恰恰相反，纵有看到三首中咏花的成分，也认为是以人为主，以花为宾。如《唐诗摘抄》总说三首诗意云：“三首皆咏妃子，而以花旁映之，其命意自有宾主。或谓初首咏人，次首咏花，三首合咏。非知诗者也。”吴烶《唐诗选胜直解》：“《清平调》三首章法最妙。第一首赋妃子之色，二首赋名花之丽，三首合名花与妃子夹写之，情境已尽于此，使人再续不得，所以为妙。”只有沈德潜《唐诗别裁集》有不同的看法，“三章合花与人言之，风流旖旎，绝世丰神。或谓首章咏妃子，次章咏花，三章合咏，殊见执滞。”持论稍胜诸家，但是笼统地说是“合花与人言之”，于第一、二首的立意仍然是不符合的。又袁枚《随园诗话》卷十五：“张仪封观察谓余曰：‘李白《清平调》三首，非咏牡丹也。其时武惠妃薨，杨妃初宠，帝对花感旧，召李白赋诗。白知其意，故有巫山断肠，云想衣裳之语，盖正喻夹写也。至于名花倾国，则指贵妃。’”这里是典型的咏贵妃说，但从强调“非咏牡丹”，可知古人原有解作咏牡丹的，只是没记载下来，其说不可考。到了明清迄现代解诗家，则全是作咏杨贵妃解。之所以造成这样巨大的整体位移性的误解，除了故事本身的影响之外，就是“云”字的作用。的确，如果是“云想衣裳花想容”，只能理解为咏美人。但是这样的话，与底下的句子是接不上的。改“云”作“叶”，认清了咏花的基本主题，则一、二、三首直贯而下，畅达无比。

总之，第一、二两首，就文字本身来看，完全是咏花之词。即使退一步说，太白这里面有讽谕或谀美杨贵妃的意思，那也是隐在花的形象之中，最多只能算是间接地咏人。间接咏人，试想当时作者与听者（明皇与贵妃）当然对其中的微旨心领神会，圆融无碍，其效果岂下于直接咏人？从风格来说，这两首诗因为是咏花之词，用美人比花，处处含蓄，不露轻佻之意。将它们说成是咏杨妃，则直接咏人，不仅于章法处处违碍，即就内容而言，如“云想衣裳花想容”“一枝浓艳露凝香”，这样形容美人，多少轻佻冶艳，比南朝宫体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杨妃虽然艳美，但太白与她毕竟是君臣关系，岂能如此吐词轻肆无礼？大概古人也觉得太白诗格不至如此，于是专以讽谕说之，以抬高其诗格。

三首的诗意，本来很明白，并不难寻确解。后人因为执着于杨妃之事，讽谕之说，又因流传版本错会太白诗意，以为“叶想”太实，改“叶”为“云”，将通首都认作是咏杨妃，致令千数百年间太白诗意不传，全赖蔡襄之书而留此解钥。而吴舒凫等人虽然认为蔡襄“叶想”为真本，但不知从咏物体制出发解释这个问题，徒引梁简文、王昌龄的诗句来证明，金钥当前，而不知开此关纽，何也？

最后要说明的一点是，虽然笔者从实证角度来考证“云想衣裳”原本应该是“叶想衣裳”，以见王琦否定此说的态度武断。但是，单独就“云想衣裳花想容”一句，千古之人都已将它看作为形容美人的绝妙好词，当然也不会因本文而停止传诵。所谓不因噎而废食也！然而校对太白诗集，正确地解释三首《清平调词》的诗意，如以敝见为不谬，自当期待世之解李诗者能够“采葑采菲”。

注：本文以“李白《清平调词》新解——从‘叶想衣裳花想容’说起”为题，刊载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