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天堂、地狱、永恒的梦境？

大多数医生要花费几个小时手术，而他只需要30～40分钟就能搞定，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问题。我记得一个女人脑部长了一颗很大的听神经瘤，他用剥离器时钩到了脊椎动脉，出现了大出血。显然，那个女人的一生都被毁了。

处于争议漩涡中的死亡权

神经系统科学告诉我们，人类不太可能拥有灵魂，因为我们的所思所想不外乎是神经细胞间电化学反应的震颤。大脑死亡后，人类的意识、感情、思想、对他人的爱恋、希望和雄心、憎恨和恐惧也都随即消失。许多人对这种观点深恶痛绝，因为它不仅剥夺了我们的来世人生，而且还把思想贬低为电化学反应，把人类看作自动装置和机器设备。其实他们大错特错，实际的情况只是将物质升级到人类无法理解的无限神秘层面。我们大脑中有1 000亿个神经细胞，每个细胞里都有一点意识的碎片吗？要保持意识清醒或者感知疼痛需要多少神经细胞？意识和思维是将这1 000亿个细胞聚在一起的电化学刺激造成的吗？蜗牛有意识吗？当人把它踩碎时，它会感到疼痛吗？没有人知道答案。

一位知名且性情古怪的神经内科医生在过去几年中给我带来了许多患者，有一次他请我检查一年前我曾实施手术的植物人患者。这位患者出现了危及生命的大出血，我为她做了动静脉畸形切除的手术。这是一例紧急手术，过程非常复杂，虽然保住了她的生命，但无法消除大出血对大脑造成的损伤。手术前她就处于昏迷状态，术后几个星期仍未苏醒。几星期后她又转回了当地医院，在那里接受神经内科医生的治疗。之后这位神经内科医生让我到一家长期疗养院去看望这位患者，她将在此度过余生。在被转到疗养院之前，我为她进行了脑积水分流术，她的脑积水正是最初的脑出血后遗症。

分流手术相对来说是小手术，通常都会让下属去做，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手术是在当地医院做的，而不是在我工作的神经外科中心做的。除了在国外，我很少离开自己的手术室做手术。我带着一托盘的工具和一个注册医生去了她所在的当地医院。刚到那里的时候我自视甚高，认为一个高级神经外科医生的到访一定是影响极深的大事，会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那里甚少进行手术，但事实上除了心情急迫的家属，医院里其他人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我。当地的神经内科医生在我到达的时候碰巧外出，他出发之前已经告知家属手术有可能解除她的植物人状态。我并未如此乐观，也如实对家属这样说，但尝试一下几乎没有任何损失，因此与他们商议一番后我直接来到了手术室。他们告诉我，员工都已经准备就绪，只等着我来实施手术。

护士和麻醉师跟我打招呼时态度非常冷淡，这令我感到十分不快。我等了将近两个小时，患者才被抬到手术室。她到达手术室后，全体员工的动作非常迟缓，死气沉沉，这与我所在的手术室那种轻快友好、激情洋溢的氛围形成了十分鲜明的对比。我无从知晓他们是否认为给植物人手术是在浪费时间，抑或他们本来就是这种工作状态。做完手术，我跟患者家属做了通报，便开车回到了伦敦。

第二次手术后又过了几个月，很显然分流术对于患者的病情没有什么影响。她的神经内科医生希望我能检查一下，以确定分流术是否发挥了一定作用，是否存在堵塞的地方。在我看来，用救护车再把她弄到我们的医院似乎有些残忍，而且也没有必要。我有些不太情愿，因为我知道自己帮不上什么忙，但答应到现在收养患者的疗养院去看望她。

处于植物人状态（简称PVS）的患者看上去似乎都醒着，因为他们睁着双眼，但对于外部世界没有任何意识或反应。有人认为，这些患者有意识，但他们的意识并无实质内容。他们已经成为空洞的“躯壳”，里面已经没有“真正的人”驻留。然而最近研究大脑功能的脑扫描表明，情况并非一直如此。有些患者尽管无法说话，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但他们的大脑内部似乎有些活动，对于外部世界似乎有些残存的意识，但根本不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他们会一直处于永恒的梦境中吗？他们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或者只是处在一片朦胧地带，残存了他们自己都难以感知的意识片段？

最近几年，有几桩令人瞩目的庭审案件探讨了维持生命的治疗措施是否需要取消，让患者自生自灭，毕竟他们已经滴水不进。有几桩案子的法官断定终止治疗使植物人死亡是合理的。然而这一过程并不会立即完成，既庄严又荒唐的律师坚持称饥饿脱水会使患者缓慢致死，这需要几天的时间。

撕裂的脊椎动脉

8点钟，我结束了门诊出诊，在初秋晚间开车离开伦敦。当我到达神经内科医生的家里时已经很晚了，他开着自己的车载着我来到了几英里外的疗养院。这是一个怡人的郊外院落，周围都是高大的古树。夜深之时，我们停好车，穿过废弃、铺满干燥落叶的网球场，透过漆黑的树枝，看到了疗养院里温馨柔和的灯光。这家疗养院是由天主教的修女开办的，专门接纳那些大脑受到致命性损伤的患者。这里一切都干净整洁，员工非常友善和蔼，这与一年前我进行分流手术的那家医院简直是天壤之别。笃信天主教的员工并不接受神经系统科学的严肃说教，因为这种科学认定人类一切的活动都取决于健全的物理性大脑。长久以来，那些员工一直信仰非物质的人类灵魂，这意味着她们可以为这些植物人及其家人创建一座充满善良和关爱的疗养院。

一个修女带我走过华丽的楼梯去见患者。我想知道最初住在这里的主人是谁，也许是爱德华时代的资本家或者小贵族，这种人家中都豢养着一群仆人。我想知道如果他们得知这所豪宅现在转变为疗养院，会作何感想。二楼有一条宽大、铺着地毯的走廊，我们沿着走廊前行，两边的房间里住着许多患者。所有的房门都开着，我们可以看见患者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每一扇门边都有一块涂釉的饰板，上面写有患者的名字，因为要在那里生活多年直到死亡，他们都有正当的饰板而不是一些普通医院常见的纸质标签。令我感到惊愕的是，至少有5个人是我之前的患者。

以前有一位培训我的高级神经外科医生，他是我非常敬畏的人，给我讲述了他当年跟着一个著名且有爵位头衔的神经外科医生学习的惊悚故事。

“他以前用骨膜剥离器切除患者的听神经瘤，这种工具通常是用来开颅的，”他告诉我，“大多数医生要花费几个小时手术，而他只要30～40分钟就能搞定，这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问题。我记得一个女人脑部长了一颗很大的听神经瘤，他用剥离器时钩到了脊椎动脉，出现了大出血。很明显，那个女人的一生都被毁了。手术是我进行的收尾工作，就那样。我每天早晨7点钟会准时打电话向他通报所有患者的情况，我浏览了一下所有住院患者的名单，最后提到了患有听神经瘤的那个女人。她叫B太太，我现在还记得这个名字。B太太病情正在日益恶化，我说了一些这样的话。‘B太太？’他问道，‘她是谁呀？’他已经完全把她忘了。我也希望自己能有那种记忆力，”这位培训我的医生很是羡慕，“了不起的神经外科医生，”他继续说道，“往往记忆力都很差。”

我希望自己也是一名优秀的神经外科医生，但肯定还不是一名伟大的神经外科医生。我记住的或者说喜欢回想的不是成功的手术，而是失败的案例，但已经忘记的这几名患者现在就在疗养院里。对于有些人的病情我已经无能为力，但是至少有一名男子的人生，按照下属年幼无知又不懂圆通的说法，正是我一手毁掉的。

许多年前，年轻气盛的我很不明智地给他那巨大的肿瘤做了手术。手术持续了18个小时，凌晨两点时由于疏忽，我撕破了给脑干供血的基底动脉，从此他再也没有苏醒过来。此时，我看到他蜷缩着身子躺在床上，如果不是门口涂釉饰板上有他的名字，我绝对不会认出他。

读心，与植物人交流

我要见的那个患者躺在床上不能说话，一动不动、四肢僵硬、面无表情，睁着双眼。她以前是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充满生机和活力，但意外的大出血使她变成了这副模样，我的手术也于事无补。房间的墙面上贴着她出事前的照片，照片中她的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她偶尔也会发出呜呜的哭声。通过用针刺穿头皮的方法，我只用几分钟就能检测分流，最后确定分流仍然正常。这次我真的无能为力。

看起来她还可以移动一根手指，显然她可以通过莫尔斯密码蜂鸣器来进行交流。一个护士坐在她的身边，全神贯注、微皱着眉头，耐心地听着“哔哔”声，为我们翻译。护士解释道，患者向我打听分流的情况，然后她对我表示感谢，并祝我晚安。

她的妈妈也在场，和我一起走出了房间，在外面宽敞的走廊里不顾一切地跟我搭讪。我们聊了一会儿，提到了她女儿寄给我的一些信，这是一个护士通过莫尔斯密码的“哔哔”声翻译过来的。她对于女儿是否真的说了护士翻译出来的那些话表示怀疑。

当然，没有什么办法能证明她的想法。这个患者的妈妈生活在噩梦中，错综复杂的未知因素和毫无希望的爱心交织在一起，她的女儿与她既同处一世又分隔两界。在她女儿僵硬且毫无表情的面孔背后，她真的醒着吗？她是否意识到了瘫痪的身体之外发生的一切？那些护士是否有意无意地虚构了她的信件？她们的信仰是否蒙蔽了她们自己？我们能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