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工作场所心理健康促进

第一节　概述

据WHO 2006年估算，全球因抑郁症导致的疾病负担中，8%可归咎于职业风险。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3年的研究表明，心理健康问题在全球职业人群中普遍存在。高收入国家有5%的职业人群饱受严重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15%受到中度心理健康问题的影响。与高收入国家相比，中、低收入国家的工作场所往往更小，工作条件更易使人产生压力，职业健康保护也更薄弱，心理健康问题更加突出。2018年，WHO出版的《通过更健康、更安全的工作场所来预防疾病》一书中指出：抑郁症与职业紧张有关；职业紧张、低决策纬度、低社会支持、高工作心理社会需求以及工作不安全感与常见的心理障碍（主要包括轻度至中度抑郁症和焦虑症）显著相关；工作和生活的不平衡是导致抑郁症的原因之一；抑郁症与农业中某些农药的使用有关；毒品和酒精的使用与职业环境有关（例如古柯种植，或在娱乐或制酒行业工作）；据估计，11%（4%～31%）的抑郁症和16%（6%～38%）的药物和酒精使用可归因于职业风险。2019年6月21日，国际劳工组织在其一百零八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消除工作中的暴力、骚扰公约》（ILO 190号公约）和《关于消除工作中的暴力、骚扰建议书》（ILO 206号建议书），为定义暴力、骚扰特别是性骚扰提供了范本，建构了消除全球工作场所暴力和骚扰工作框架。

心理健康是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广大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影响社会和谐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期，人们的生活节奏明显加快，竞争压力不断加剧，个体心理行为问题及其导致的社会问题引起广泛关注。加强心理健康促进，有助于改善公众心理健康水平、提高公众幸福感、促进社会心态稳定和人际和谐、实现国家长治久安。2019年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发布《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均对心理健康促进行动提出了明确要求。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问题对社会、家庭、个人、卫生健康系统和用人单位来说，都是不能承受之重，仅在欧洲，与工作有关的心理健康问题带来的经济损失就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4%，这些社会成本呈现越来越高的增加趋势。我国是世界上劳动人口最多的国家，2017年我国就业人口7.76亿人，占总人口的55.8%，多数劳动者职业生涯超过其生命周期的二分之一。工作场所接触各类危害因素引发的职业健康问题依然严重，职业病防治形势严峻、复杂，新的职业健康危害因素不断出现，疾病和职业紧张导致的生理、心理等问题已成为亟待应对的职业健康新挑战。

一、变化中的工作场所

随着经济全球化、城市化、人口流动以及信息技术发展等因素，“工作”的性质正在发生迅速变化，这些因素对劳动者的健康，特别是心理健康产生重要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

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全球化通过改善国民经济促进了地区发展和财富积累，大型跨国公司借由全球化引入了发达国家职业健康服务理念和方法。这些变化，增加了劳动者的收入，促进了教育和培训，改善了工作条件，对劳动者的心理健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全球化对就业和工作条件也会产生消极影响。例如，大型跨国公司的发展伴随着更多的权力下放、工作外包，正式工和非正式工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危害暴露程度有很大的差异。全球化也导致了新兴产业的出现，如以外包加工、流水线作业为主的电子制造服务业。在中美洲的流水线装配业中，从业人员中90%是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工作特点是不稳定（临时合同和分包）、低工资、长工时和伴随性骚扰。虽然这些新兴产业对国民经济作出了重要贡献，但这样的工作条件会对劳动者及其家人的心理健康产生不良影响。

（二）城市化与人口流动

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全球约有1.2亿工人生活在本国以外，占全球劳动力的3%。由于就业需要，工人选择流动到容易找到工作或工作条件较好的国家和地区。欧盟约有1.4亿工人，其中有1亿人在中小型工作场所工作，中小型企业的工作条件差别很大，此类企业经常在监管框架之外运营，增加了发生心理社会危害的可能性。

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由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作、生活，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流动人口。截至2017年底，我国流动人口数量达2.44亿，约占总人口的18%。从现在起到2035年，人口流动迁移仍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人口现象，规模亿计的流动人口将成为常态。流动对人的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也有诸如难以融入新的环境、缺乏家庭和其他社会支持网络、与户籍人口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存在较大差异而带来的负面影响。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我国流动人口问题，作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那个明确提出“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要求。我国2009年就启动了由原国家人口计生委负责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相关工作，旨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使流动人口共享城市发展成果，在流入地获得均等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公平公正地享受公共资源和社会福利，最终实现经济立足、社会接纳、身份认同、文化交融和政治参与。

（三）信息技术发展

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进步，影响着职业人群与工作场所之间的传统关系。信息和通信技术可以使工作在不同的地点进行。虽然有些人可能享受在家工作的自由，但对大部分人来说，独自工作的孤独感和缺乏社会支持会导致职业紧张，并增加罹患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此外，技术的进步并没有缩短工作时间、减轻职业紧张和增加休闲活动。相反，技术进步可能导致家庭和工作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危及传统的工作和私人领域之间的明确分界。Duxbury和Higgins开展的一项对加拿大31 500名工人的研究发现，技术是导致四分之一的加拿大人每周工作超过50小时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且几乎覆盖所有在家无偿加班的人。

1998年，由东京医科大学主办、29名专家参加的会议上，欧盟国家、日本和美国的职业健康专家一致通过了《东京宣言》。该宣言指出，工作场所的经济和技术变化导致了员工的压力。工作场所的变化包括重组、合并、收购和裁员，不断加速的工作和生活节奏，闲暇时间的侵蚀，工作和家庭时间的混合。这些发展变化主要是由旨在提高短期生产力和利润的经济、技术变革推动的。使用临时工等新的雇佣方式越来越多地被采用。与此同时，还存在工作稳定性下降、管理模式变化等情形。这些快速的工作场所变化，加上就业过剩和就业不足，很可能会引发巨大的压力。

二、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问题的来源

心理健康问题是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职业人群心理健康的影响因素，既包括性别、人格特征等内部因素，也包括职业紧张、工作环境等外部因素。人们通常认为，心理健康问题不是用人单位的责任，是在工作场所之外产生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工作的内容和情境都可能在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问题的发展中发挥作用。不良的社会心理工作条件，通常被称为“职业紧张源”，会增加罹患临床和亚临床心理疾病的风险，包括抑郁、焦虑、倦怠等。影响心理健康结局的职业紧张源可以是个体层面的，也可以是工作小组或组织层面的。工作负荷（过重和不足）、工作的参与和控制不足、单调乏味或不愉快的工作任务、角色模糊或冲突、工作认知不足、不公平、不良人际关系、工作条件差、领导和沟通方式不良、家庭和工作冲突等，都是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问题的核心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对这些危险因素进行早期识别和干预（即初级预防）是减轻职业人群心理健康问题所致疾病负担的最有效方法。此外，一级预防与二级、三级预防措施同时实施，而且干预策略和措施不仅针对员工个体，还包括组织层面时，效果最明显。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问题的一级预防旨在通过从源头上改变或消除潜在的危险因素，减少心理健康问题的发生。二级预防以员工为导向，旨在为被认定为“有风险”的员工提供适当的技能，以应对压力环境。三级预防包括治疗已经受到心理健康问题影响的员工，包括康复和支持员工重返工作岗位。研究表明，良好的工作场所环境对员工的心理健康有积极的影响，既能促进心理疾病的康复，又可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工作场所可以成为在其内部和更广泛的范围中预防、识别和管理心理健康问题的有效环境。

三、政府部门的作用

各国政府在促进心理健康，包括促进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及早发现和有效治疗心理健康问题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部门本身也是用人单位，公务员也是职业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部门的关键作用包括确保妇女、残疾人和流动工人等弱势群体能够享有和其他群体相同的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在防止歧视、收入保护、工作安全和健康、心理健康政策和服务以及降低失业率等关键领域进行立法和制定政策。用人单位、劳动者和非政府组织在与政府部门合作改善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可以联合倡导制定促进员工心理健康和预防治疗心理健康问题的政策和战略。

四、工作场所心理健康促进指南性文件

随着工作相关心理健康问题所致疾病负担日趋严重，这一问题逐渐得到社会的认知，医学、心理学、公共卫生、管理和职业健康与安全等各学科领域，为预防、识别和管理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问题而制定的干预措施也越来越丰富。虽然这是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是许多现有的干预措施未能对工作场所的心理健康采取全面、综合的措施，往往只集中于干预某一个领域。例如，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当问及人力资源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部门如何应对员工的职业紧张时，最常见的回答是实施员工援助计划（employee assistant program，EAP）。尽管EAP是有效的干预措施，但要想真正起到预防作用，干预措施需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内容：首先，控制与工作特征相关的风险因素，并将其降至最低；其次，在工作场所内促进积极的和保护性的因素；最后，开展疾病管理。也就是说，一级、二级和三级预防措施必须同时针对员工个体和组织层面来施行。《东京宣言》提出了建设心理健康工作环境的具体建议，包括：①实施预防与压力有关的伤害和疾病的策略；②开展工作场所、区域和国家层面的监测工作，一方面确定职业紧张所致健康问题的程度，另一方面提供基线资料以评估干预效果；③对职业健康等专业人员开展教育培训，协助他们参与测量和制订方案，以减少职业紧张的影响，并评估这些方法的效果；④开发有效和可靠的研究方法；⑤创建一个信息资源库；⑥通过减少失业和就业不足、减少过度就业、提倡“健康工作”概念和使组织结构改革人性化，处理失业对有关个人、家庭和他们所居住的社区产生的与压力有关的后果。

WHO在其出版的《工作场所心理健康政策与项目》中指出，“制订及推行工作场所的心理健康政策和计划，有益于增进员工健康、提高企业生产力，并有助于社会整体的幸福感。”

为了将职业心理健康领域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对工作场所的实用建议，国内外已经制定了很多指南性文件供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使用。201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一份关于预防职业紧张的指南，其中包括一系列评估清单；WHO于2003年和2004年分别制定了《提升工作中心理骚扰的意识》和《提升发展中国家职业紧张的意识》两个指南；欧盟于2004年和2007年分别发布了《职业紧张框架协议》《工作场所骚扰和暴力框架协议》，并制定了促进这些框架协议实施的指南（PRIMA-EF 2008）；WHO、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公共服务组织（PSI）和国际护士协会（ICN）在2002年制定了适用于卫生部门工作场所的工作场所暴力准则；201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了《促进工作场所性别平等指导手册》。虽然有关工作场所心理健康问题的大多数证据都来自高收入国家，但是其中一些证据也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可用于指导中低收入国家制定工作场所心理健康政策。不同国际组织、区域和国家制定的有关工作场所心理健康方面的指南，详见表2-1-1。

五、工作场所心理健康促进项目的经济学评价

对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战略进行成本效益研究，以让企业了解净效益，对持续开展工作场所心理健康促进工作非常有益。用人单位除了关心工作场所心理健康促进项目干预措施的有效性外，还关注对项目的投资是否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WHO最近主导的一项研究估计，在扩大治疗常见心理障碍方面每投入1美元，在改善健康和提高生产力方面就会得到4美元的回报。Hamberg-van等对工作场所心理健康促进经济学评估进行了系统综述，主要聚焦心理健康问题预防、病患治疗和重返工作岗位等的经济学评估，结果显示投资回报率在20%～566%之间。

（李　霜　刘晓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