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听力康复发展简史

听力康复是针对临床医学无法治愈的听力损失，通过验配助听装置并进行听觉-言语康复教育和培养建立，使其回归主流社会的一门科学，是人们自觉听觉有障碍时的必然需求。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是当代听力康复的主要工具，听觉-言语康复教育和培养建立是听力康复的重要内涵。因此，听力康复发展史是源于助听又不囿于助听的科学发展史。

人们最古老且自然的听力康复行为有3种方式：一是请对方加大音量，二是走近声源，三是将手掌置于耳旁以增强听力。此三者的目的都是期望能听到、听清和听懂声音（尤其是语言）。其中，置于耳旁的手掌是沿用了几千年的“天然助听器”（图1-2-1），至今在一些场合仍然可见。后来，人们由此启发制成各种各样的集声式助听器，如耳喇叭（ear trumpet）、耳扇（ear fan）、耳斗（ear pipe）、耳帽（ear hat）、耳瓶（ear vase）、说话管（speaking tube）和声椅（acoustic chair）等。20世纪初电声学发展，“炭精助听器”问世，以后相继出现电子管助听器”（1921）、半导体助听器（1954）、集成电路助听器（1964），不但使助听器的体积缩小，而且性能明显提高。20世纪80年代，在模拟电路中融入数字信号处理（digital signal processing）技术，升级为模 -数混合可编程助听器（analog-digital hybrid programming hearing aids）。1996年，全数字助听器（fully digital hearing aids）面市。二十多年来的技术革新使助听器在降噪、抑制声反馈、方向性传声器、多程序选择、移频技术、无线传输、“开放耳”和双耳智能融合等方面有很大发展。在款式方面，已从百年前笨重的台式助听器不断向微型和舒适化发展。目前最常用的款式是耳背式和耳内式。耳内式助听器可按使用者的要求定制，有耳内、耳道和深耳道式之分。此外，还有盒式（主要用于极重度听力损失或手指灵活性差者）、眼镜式、单侧交联（用于一耳听力正常，另一耳重度或极重度听力损失）和双侧交联助听器（用于一耳轻或中度听力损失，另一耳重度或极重度听力损失）以及骨传导助听器（用于外耳闭锁或顽固性外耳道炎/中耳炎等不能用气传导助听器者，也可用于单耳极重度听力损失者）。在验配技术方面，随着各种测听技术的发展，对听力损失的定性、定位和定量诊断更为精准，根据听力损失的不同种类和程度有不同算法，从而演化出不同的公式，使验配有了更好的依据。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用真耳测量（real ear measurement）技术，使助听器在佩戴耳的真实声学放大变得直观，验配更为客观，调节更为精细。近年来由于无线技术发展和智能手机普及，自主验配（self fitting）开始流行，双耳比较对称的轻中度听力损失，将以非处方药（OTC）的形式在柜台出售，此类助听器有可能归为可穿戴（wearable）类别的商品。

我国通常将1962年成立的天津助听器厂作为国产助听器的起始，推广国产助听器的生产和应用。事实上，1958年在上海已有“上海耳聋机制造厂”的助听器问世（图1-2-2）。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有贵州南华（1982），福建新声（2004）和广东的一些厂商生产，但国内市场主要为外资企业品牌。

不管助听器的技术如何改进，其基本原理仍然是将声音放大，激活一定数量尚有残存功能的毛细胞。对毛细胞严重损伤的重度或极重度听力损失者而言，助听器的效果十分有限，人工耳蜗植入是其首选。人工耳蜗将声信号转换-编码成电信号，通过插入的电极绕过毁坏了的毛细胞，直接刺激听神经纤维并传入听中枢感知、识别和理解声音，对重度和极重度听力损失者的效果优于助听器。欧美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开始探索人工耳蜗植入研究。我国北京、上海、天津、南京等地在20世纪80年代先后进行了单导人工耳蜗植入的研发和临床应用，有一定效果，但不理想。1995年我国首例多导人工耳蜗植入（成人）在北京成功施行，1997年施行儿童多导人工耳蜗植入术。继北京之后，上海、广州、大连、天津、武汉、南京、成都、福州、济南、西安、沈阳等地相继开展人工耳蜗植入术，现已普及全国。人工耳蜗在编码策略、电极、手术路径和监测等方面也有很大改进。由于国家助残政策扶持和聋儿家长认知提高，近些年来植入例数增加很快，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近7万例，其中绝大多数是儿童。

图1-2-1　古代陶听俑（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收藏）

图1-2-2　我国1958年生产的助听机（器）

助听器和人工耳蜗是当代听障者最重要的康复工具和载体，但其效果是要在康复工作者的科学和人文关怀下，经过听觉-言语康复教育和培养建立才能体现出来。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该领域发展迅速，成绩卓著。1979年邓元诚教授在北京同仁医院开设我国首家听力康复门诊，1982年金济霖教授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听力门诊，1984年4月天津市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天津听力障碍康复专科医院成立，赵鸣之教授任院长，开创我国现代听力康复的先河。随着学科发展，近几年来“耳内科”门诊和病房几乎遍及全国三甲医院。在听力康复教育人才培养方面，1982年成立的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现为学院）是我国首家培养聋、盲、智力障碍儿童特殊教育师资的专门机构，当时由南京市第一医院殷明德教授、王俊教授和笔者编印教材并兼教学工作。之后，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与吉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山西医科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单位合作培养听力语言康复专科、本科、研究生等学历人才。首都医科大学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华西医科大学与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Dalhousie University）联合举办的中澳、中加听力学培训计划为我国培养了一批高级听力学人才。2000年首都医科大学在生物医学工程专业设听力学方向，2002年浙江中医学院（现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开设听力学本科教育，2004年华东师范大学设立特殊教育专业。此外，温州医学院、中山大学新华学院、昆明医科大学、滨州医学院、四川大学华西医学院、北京语言大学、重庆医科大学和徐州医学院等也在近年开设听力语言康复专业，培养大批人才，有力地带动了听力康复的发展。近10年来在职的资格认证教育也发展很快，尤其是2008年颁布《国家职业标准——助听器验配师（试行）》和鉴定要求后，北京、南京、杭州、福州和重庆等地纷纷举办短期培训班。经国家职业鉴定考试和考核合格，获得各级助听器验配师证书者约6 000人次。

听力康复的实施是一个系统工程，除了要有医院明确诊断，众多助听器门店进行助听器服务和百余家医院施行人工耳蜗植入术外，更加需要听力康复中心和听障者家庭的参与。1983年中华聋儿听觉语言康复中心在北京成立，1988年更名为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2017年更名为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研究中心。该中心是全国听力语言康复工作的技术资源中心和行业管理机构。此后，各省市在残联领导下也相继成立聋儿康复中心，并以市级培训部为骨干、以县级聋儿语训班（点）为基础、以社区家庭为依托，建立了较完整的听力语言康复体系。2013年全国有1 000多个听力康复中心，在岗专业人员10 000多名，有37万聋儿接受了康复，其中不乏民营中心的作用。

随着科技发展，听觉-言语康复教育和培养建立大量运用现代电子技术，传统听力康复理念如唇读、听觉训练、听-视训练、交流策略训练和手势语等均可通过专门设计的软件程序在电脑或智能手机上进行，极大地提高了听力康复的效果和效率，如2018年由中国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报送的《一体化听觉识别编码技术与智能听觉康复平台的研制与推广》获得中国康复医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听力康复关系到公共卫生和民生福利，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计划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0）、《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2001）、《全国听力障碍预防与康复规划（2007—2015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6）、《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16—2020）》 《残疾预防与残疾人康复条例》（2017）等，1999年将每年3月3日定为全国爱耳日，2000年推广新生儿听力普遍筛查项目，2008年出台《国家职业标准-助听器验配师（试行）》，2015年“听力师”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0年更新了《助听器验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这些文件是听力康复的有力保障，如“七彩梦行动计划-聋儿人工耳蜗植入和助听器救助（2009—2012）”使1 500名聋儿和9 000名听力减退儿童接受了免费的人工耳蜗植入和助听器验配，包括1年的康复服务。自2009年开始，大多数地方政府也出台相应的免费人工耳蜗植入和助听器服务，如江苏省的“畅听行动”，2008年7月天津市“慧聪行动”项目等。除了政府的救助项目外，还有不少社会捐助项目。

在政府主导下，各社会团体如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听力语言康复专业委员会承办，中国聋人协会，中国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耳鼻咽喉科-头颈外科学分会，中华预防医学会，北京听力协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爱德基金会等积极参与国家计划和技术规范的制定、进行多种形式的卫生宣教，创办了《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和《听力学及言语疾病杂志》等专科杂志，出版各种教材，组织学术交流，培训专业队伍和下基层服务，有力地推动了听力康复的发展。2005年，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瑞声达听力集团共同发起了“畅听未来——中国耳聋防治五年计划”，简称“畅听未来”。该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和早康复来减少听障，提高听残人士的生活质量和减少个人、家庭及社会的负担。经过预试验，三方于2008年正式签署合作协议书。主要合作内容为：①听力障碍的筛查、诊断和治疗（助听器）；②培训；③预防、康复和宣教。项目由三方组成领导小组，瑞声达听力集团提供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的支持。下设理事会，由执行理事和专家顾问组成“中国听力高级顾问委员会”（China Advanced Hearing Advisory Board，CAHA），每年召开会议，讨论和检查项目执行情况及发展计划。该项目和WHO全球防聋计划紧密接轨，是政府-社团-公司合作，共同发展听力康复的典范，受到普遍好评。

我国听力康复的发展和深入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密切相关。早在19世纪80年代，天津医科大学赵鸣之教授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就合作开展了聋儿康复项目（1984—2000）和聋儿双语双文化项目（2001—2007），北京市耳鼻咽喉科研究所刘铤教授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就全球防聋和儿童听力康复合作，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北京耳研所戚以胜教授引进并启动了我国的新生儿/婴幼儿听力筛查项目，卜行宽教授引进了真耳测量助听器验配技术，并从 1998 年起参与 WHO 总部全球防聋（global prevention of deafness and hearing loss，PDH）活动，该活动涉及流行病学研究、听力损失疾病负担评估、国家防聋战略规划与监测、耳科和听力保健现状分析、助听器服务、新生儿及婴幼儿听力筛查、初级耳科和听力保健及培训等领域。自2003年起，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参与WHO相关工作。2008—2009年，北京同仁医院、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和江苏省人民医院先后被WHO批准和命名为“WHO防聋合作中心”“WHO预防听力减退和康复合作中心”及“WHO预防聋和听力减退合作中心”。此外，我国学者还在听力国际（Hearing International，HI）、国际听力医师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hysicians on Audiology，IAPA）和国际听力学协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Audiology，ISA）等国际组织担任领导职务，承担国内外工作。在学习国外先进理念的同时也介绍了我国“防聋治聋”的进展和经验，推进全球合作，例如我国自1999年由十部委局共同确定每年的3月3日为“全国爱耳日”，在提高全民的爱耳护耳意识方面起很大作用，2015年为WHO采纳，将每年3月3日定为世界听力日（world hearing day，WHD）。

深入的国际合作和交流是加速培养技术骨干的重要途径。除了前述中澳和中加项目外，中国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于2009—2014年组织了5次国际交流活动，我国听力学骨干在英国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听力平衡中心访问和培训后收获颇丰。2012年学会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听力平衡中心合作开展中国助听器验配师远程培训课程：组织开展远程培训；组织实践授课地点及实习医院；组织实践课程考试；此次联合培训毕业全国助听器验配师22人。

中国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专业委员会于2006年10月在天津正式成立，第一届主任委员是发起人赵鸣之教授，第二届主任委员是郑芸教授，目前，第三届主任委员是周慧芳教授，全国委员51人。在总会的推动下全国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康复医学会听力康复专委会。将规范听力康复服务和提升技术能力作为学会重要职责，坚持走临床、科研、科普“一体两翼”的发展道路，在创造核心技术、培养康复人才、普及科学知识等方面，不断提升工作的整体实效，促进全民健康事业的全面发展。

几十年来，我国的听力康复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我们仍面临着听障人数众多（尤其是快速增长的老年人群）、听力学人力资源匮乏、经费短缺以及区域和城乡间发展不平衡的严峻挑战。我国几乎所有的听力康复中心均为聋儿服务，罕有为成人/老人服务的专门机构。在儿童听力康复领域里也多局限于言语训练，缺乏全面提供听觉功能的训练交流能力和多感官交流等方面的培训。因此，专业队伍薄弱，难于承担更多更重任务；协调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提高工作效力以及在发展中提高质量等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发展的根本策略是贯彻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2017年通过的《预防聋和听力损失决议（WHA70.13）》，尤其是决议对成员国提出九条要求当中的第一条“将耳和听力保健战略纳入初级卫生保健框架；作为全民健康覆盖的一部分”，第三条“制定适当的培训规划，促进开发耳和听力保健领域的人力资源”和第六条“加强获取符合成本效益且可负担的优质辅助听力技术和产品，包括助听器，人工耳蜗和其他辅助器械，同时考虑到卫生保健体系以公平和可持续的方式提供服务的能力”。我们相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国的听力康复事业必然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卜行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