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区位特征与殷周容礼器器用的二系分途

上述“食器分置”等区位特征是否为殷人族群特有的器用方式，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众所周知，西周时期仍然存在相当数量的殷遗民大族，宗周、成周均有“殷顽民”。[72]《左传》有定公四年周初分封“殷民六族”、“殷民七族”的记载，[73]这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如曲阜鲁国故城的墓葬即有甲组殷遗民墓葬与乙组周人墓葬的区别，琉璃河燕国墓地也有Ⅰ区殷遗民墓葬和Ⅱ区周人墓葬之分。这些殷遗民墓葬中青铜容礼器组合内部的区位关系是否与殷墟时期一致，与同时期的周人墓葬是否有别？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判断殷人族群墓葬青铜容礼器器用区位的特征，更可为以“食器分置”判断殷人墓葬提供认识基础。

1.西周时期殷遗民贵族墓葬的青铜容礼器器用区位

西周初期的典型殷遗民墓葬，如关中王畿地区泾阳高家堡M4（图24），其随葬青铜容礼器有“戈”或“祖癸”、“父癸”等铭文者，为本族自作，在器用区位上亦处在核心位置。该墓葬器用区位的显著特征，亦为“甗罍相邻”置于墓主人头端。[74]

图24 高家堡M4青铜容礼器区位情况

类似情况还见于庄李村M9、白草坡M2等西周初期殷遗民墓葬。庄李村M9东北部二层台上自北向南依次摆放有甗、罍、尊、爵、卣、盉、斝、簋，[75]这种器用区位亦体现出食器分置酒水器两端而酒器聚置的特征。墓葬中若无罍，如白草坡M2即以甗尊、鼎卣相邻；[76]周原遗址2014—2015年发掘的殷遗民墓葬昔鸡墓M11则以簋卣相邻。[77]

同属王畿的洛阳地区，亦发现不少殷遗民墓葬，同样可见食器分置，鼎斝、鼎甗相邻的情形。如北窑“登”墓，墓室面积约3.9平方米，有腰坑殉狗，随葬器物在椁内北端排列有序，亦是鼎斝相邻在器群一端、簋在器群另一端的置放形式。[78]洛阳东郊M13（图25），墓室面积约10平方米，有腰坑殉牲。墓室虽被盗掘，但墓室西壁与椁室之间留有铜容礼器，器用位置仍为鼎、甗在器群一端，甗鼎相邻，簋在器群另一端的形式。[79]

图25 洛阳东郊M13青铜容礼器区位情况

周王畿地区以外的殷遗民墓葬也体现出类似的区位特征。鹿邑太清长子口墓北椁室以饮食器为主，西椁室酒器居多。细察其器物摆放，似亦属食器分置、鼎斝相邻的情况。器群中以大圆鼎（M1：9）居中相邻酒器，特别与戈丁圆斝（M1：196）靠近，食器一端以甗起始，终于酒器一端的罍。[80]襄县霍庄墓葬，墓室面积约4.2平方米，墓底有腰坑殉狗。墓底南侧自西向东依次摆放瓷罍、铜鼎、尊、卣、爵、簋，器物摆放方式食器分置、鼎尊相邻，与洛阳地区有腰坑墓葬相同。[81]浚县辛村卫国墓地M60，墓室面积约4.6平方米。由铭文看，器物来源较为复杂，族氏铭文有“束”、“（冉）”、“亚”等，日名亦有父辛、父乙、父癸等。故此组器未必为同人所作，可能为不同来源器物拼凑而成。郭宝钧推测墓主为尊铭之“陆”，其为父乙作器，[82]当亦为殷人宗族之一员。M60北二层台自东向西依次放置青铜容礼器甗、鼎、尊、卣、簋各一，爵在尊北，位置关系为食器分置，甗簋两端、鼎尊相邻。类似食器分置的情况，亦见于琉璃河墓地的殷遗民墓葬。如琉璃河I M50随葬5件铜容礼器，其中食器鼎、鬲分置器群两端，觯、尊、爵等酒器集中放置，符合殷人墓葬铜容礼器食器分置的置用特征。[83]

2.西周初期以降周人贵族墓葬的铜容礼器器用区位

新近发现的3座叶家山西周初期曾侯墓葬M28、M111、M65，M28、M111可能晚于M65，处于康王时期或康昭之际，M111年代甚至已进入昭王时期。器用组合方面，除曾侯、夫人自作器外，一个明显的要素即带有族氏铭文的器物加入组合。由器用位置关系可知，族氏铭文器物是作为战利品以其器类即鼎、簋本身加入组合的，文字已丧失要表达的原始意义。[84]就区位方面来说，随葬铜器的摆放位置遵循食、酒、水大类分置的原则，如M65（图26）墓中食器放置在西南角二层台上，酒器与水器的位置比较接近，都位于墓主人头端的东侧二层台上，只是水器盉、盘更靠东南，水器与酒器之间存在明显间隔。[85]类似情况还见于叶家山M27。[86]

图26 叶家山M65青铜容礼器区位情况

除曾侯墓及夫人墓之外，叶家山M107墓中随葬铜容礼器包括食器与酒器，其中食器置于东部二层台，酒器置于南部二层台，二者分隔亦明显，采用食、酒器大类分置的置器方式。[87]

食、酒、水大类分置的情况还见于竹园沟BZM4、BZM8和BZM13男性墓主的随葬铜器，[88]以及琉璃河ⅡM251、ⅡM253等多座西周初期周人墓葬。

竹园沟BZM8的铜容礼器均置于墓主人头端，食器置于右侧，酒器置于左侧。BZM4（图27）男性墓主的铜容礼器置于其右侧二层台上，爵、觯、尊、卣等酒器置于漆盘之上，漆盘西北侧为水器1盘1壶，壶置于盘内，鼎、簋、甗等食器位于水器北侧。BZM13男性墓主的随葬铜容礼器置于墓主右侧，食器置于右侧生土二层台上，爵、觯、尊、卣等酒器置于漆禁之上，放在熟土二层台与椁室之间，其北侧为1壶、1盘，壶、盘与酒器明显各自成组。[89]

图27 竹园沟BZM4男性墓主青铜容礼器区位情况

琉璃河ⅡM251（图28），器物集中摆放在北面二层台上，水器1盘1盉在最西侧，酒器2爵3觯1尊1卣在中间，食器6鼎4簋2鬲1甗在最东侧。ⅡM253的摆放方式亦是按食、酒、水大类分置，酒器在北侧二层台西侧，水器在中间，食器在最东侧。[90]

图28 琉璃河ⅡM251青铜容礼器区位情况

平顶山滍阳岭M242，在北侧二层台中部靠近外棺处，放置有食器铜鼎、铜簋各2件，在二层台东北部放有酒器尊、爵、提梁卣各1件，觯2件，[91]同样是食、酒器大类分置的形式。

若沿时间顺序继续追索，可知伴随着西周中晚期的“礼制改革”，周人贵族墓葬逐渐体现出食、酒、水器分置的一致特征。如北赵晋侯墓地M93，其随葬实用器16件，在椁室东侧自南而北摆放齐整，依次为1盘、1匜、2壶，5鼎、1甗、6簋。[92]南阳夏饷铺鄂侯墓地M16（图29），食器一侧，酒、水器一侧的形式，亦与上述情况基本相合。[93]

图29 夏饷铺M16青铜容礼器区位情况

特别是京山苏家垄M79、M88，[94]汉东东路墓地M81、M110，[95]曾侯乙墓的酒水器，[96]均已按照奇数列器与偶数同形组合器相邻、大类区别放置的方式摆放，显示出西周至春秋中期乃至战国早期，食、酒、水器大类分置的器用区位特征。

以上情形，与前论殷墟时期乃至入周后殷遗民墓葬中食器分置的区位特征存在显著差别。上述两种形式的器用区位，可分别代表入周后周人与殷遗民墓葬在青铜容礼器器用上的不同理念，似可视为区分其时周、殷二族墓葬的有效手段。重要的是，根据前文讨论，殷人墓葬铜器酒器聚置，食器分置器群两端的方式在殷墟已普遍存在，从而可更进一步看作殷人贵族墓葬中铜容礼器的置用特点，显示出殷遗民置器方式的历史渊源。[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