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最后通牒博弈

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是一个由两名参与者完成的非零和博弈，用于考察个体对不公平情境的反应，主要关注的是个体维护公平准则的心理倾向与行为（Güth，Schmittberger，and Schwarze，1982）。其中一名参与者扮演方案提议者，另一名参与者则是方案响应者。在博弈过程中，方案提议者向响应者提出一种分配资源的方案。如果响应者同意此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资源分配；如果响应者不同意，则两名参与者什么都得不到。按照经济人假设，作为方案提议者，应该尽可能分配给自己更多的金额。而作为方案响应者，无论方案提议者分配给自己的金额是多少，他都会接受方案，因为拒绝方案会让双方分文不得。然而，实验结果表明，方案提议者倾向于提出分配给响应者接近总金额50%的方案。方案响应者则倾向于接受分配给自己多于总金额30%的方案，拒绝低于总金额30%的方案（Sanfey et al.，2003）。这一实验结果表明，人们对于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存在着厌恶、排斥的情绪（Ohmura and Yamagishi，2005），这一厌恶情绪导致了个体的非理性决策——拒绝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此外，他们还发现，被试作为响应者，在看到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与脑岛显著激活。此后，与最后通牒博弈相关的实验都发现了背外侧前额叶皮层与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加工密切相关（Baumgartner et al.，2011；Knoch et al.，2006；Rilling，King-Casas，and Sanfey，2008）。Fliessbach等（2012）发现，个体在体验到不公平时，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显著激活。以往研究表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是个体维持目标活动、进行认知控制的重要脑区（Mansouri，Tanaka，and Buckley，2009）。研究者认为，不公平的分配方案违反了社会公平规范，并且使得个体的自身利益受损。同时，不公平的分配方案是由提议者提出的，所以个体对不公平的分配方案的加工也包含了对提议者的不满情绪（Fliessbach et al.，2012）。这种不满情绪可能是由于社会比较等因素造成的。所以，不公平的分配方案对于个体而言，是一个复杂的刺激物。个体在面对不公平的方案时，则需要更多的认知控制能力，以做出拒绝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决策行为（Knoch et al.，2006；van’t Wout et al.，2005）。

以往研究表明，脑岛是人脑中的情感回路中的重要脑区，它不仅与负性情绪、共情有关，同时也与社会规范违反有关（Montague and Lohrenz，2007；Nitschke et al.，2006；Phan et al.，2004；Singer et al.，2004；Tabibnia，Satpute，and Lieberman，2008）。Hsu等（2008）让被试完成一项与公正分配有关的实验，并同时采集了功能性磁共振数据。他们发现，脑岛作为一个情绪加工的关键脑区，在个体对不公平分配方案的加工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脑岛激活强度越大的个体，不公平厌恶感越强烈。Zaki和Mitchell（2011）的研究结果显示，脑岛激活强度越大的被试，其不公平厌恶感越强烈，在决策中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的公平决策行为。Fliessbach等（2012）也发现，被试在加工优势不平等的分配方案时，脑岛被显著激活。还有研究者发现，引起被试强烈厌恶情绪的不公平情境会使其脑岛激活水平显著提升（Wright et al.，2011；Yu，Calder，and Mobbs，2014）。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个体更偏好公平的情境，不公平情境对于个体而言是与厌恶、反感的情绪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