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研究现状及研究意义
一 选题背景
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第二章“语言学的材料和任务”中指出了语言学的三个任务：
第一，对一切能够得到的语言进行描写并整理它们的历史，即整理各语系的历史，尽可能重建每个语系的母语；
第二，寻求在一切语言中永恒地、普遍地起作用的力量，整理出能够概括一切历史特殊现象的一般规律；
第三，确定自己的界限和定义。
第二个任务自现代语言学诞生至今始终是西方语言学研究的重要任务。无论是历史比较语言学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都把视野延伸到自20世纪中叶至今影响甚远的生成语言学上，无论是生成语言学主张的“一套先天的语言普遍原则”假说，还是与其相对的另外两大阵营——功能主义语言学和语言类型学（刘丹青，2003：18-21），都是如此。
汉语是分析性语言，结构助词在虚词中使用频率最高，它是句法结构的标志[1]。在词与词组合成短语，进入语境实现为句子的过程中，相关成分之间的关系往往通过结构助词来协调组织。在汉语句法机制中，结构助词还起着顺序调整作用、成分作用、短语性质及范围的标记作用；在语用层面，结构助词标记了成分的指别或描述性功能、成分的被凸显性质、不同成分之间的关联程度等。长期以来，学界对现代汉语三个结构助词“的”“地”“得”的研究日趋深入，其作用机制也越来越深入地被阐释。因此，既有结论不仅有检验的必要，更需要深化提炼，并在多个角度下加以观察，使相关研究更为全面。
“地”是现代汉语状语的标志，对它的隐现规律展开进一步探究的重要性体现在：其一，状语内部复杂，限制性状语与“地”具有排斥性，而描写性状语与“地”的关联较为复杂，以往学界较多关注定语标志“的”，既为本书研究提供了方法和思路，也给本书的研究留下了巨大的学术空间；其二，汉语是较为典型的分析性语言，重语序和虚词两种语法手段的运用。尽管语序在语言组合中是更为基本的方式，但虚词对语序的作用亦不可忽视。虚词在隐现、替换的同时往往也意味着原来的句法结构、语义和功能发生了改变。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解码过程中，虚词决定了听读者的理解策略。比如，人们在听到“和”的时候，可以瞬间完成前后成分联合关系的形成，同时对即将听到的内容的结构和功能形成预判，尽管在实际表达过程中由于语误等特殊原因并不完全正确。更重要的是，结构助词不仅提示了句法结构的特征，其自身也有特殊的语义和语用功能，需要全面分析各项功能在语言使用中的作用方式，形成动态而全面的认识。
对现代汉语状语标志“地”的研究延续了汉语语法研究中重视虚词的传统，这是构建汉语语法理论体系的必要工作。同时，对“地”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汉语语法和语法史的研究，并延伸到民族语言学领域，对以分析性语言为主的汉藏语系研究发挥作用。
二 现代汉语状语研究整体现状
关于现代汉语状语的研究文献非常丰富，就本书的研究而言，涉及对状语的整体认识、状语的语序、状语标志“地”的隐现研究三个问题，以下依次进行概述。
（一）对状语的整体认识
国内学界对状语的界定可以溯源自《马氏文通》关于“状字”的记载，只是处于草创初期的《马氏文通》将“状字”等同于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成分，既可以指副词，又可以指句子中的状语，概言之，就是把词类与句子成分做了等同化处理。此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界黎锦熙、刘世儒（1957：24）、王力（1954：44-55）、吕叔湘（1956：19-21）和丁声树等（1961：48-51）均对状语有详细的论述，更多使用的是“附加语”或“修饰语”等称法。在《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中，“状语”这一称法才被确定下来。朱德熙先生的《定语和状语》从结构主义语言学角度对现代汉语中的状语进行了全面的探讨。此后，朱德熙先生的《语法答问》（42-58）也深入地分析了状语问题，并指出“修饰语本身的性质”、“中心语的性质”和“整个偏正结构的性质”是分析状语时应该考虑的因素，明确表示一个偏正结构里的修饰语是不是状语应该结合整个结构的性质进行考察。
在这一研究思想的影响下，方言学领域与民族语言学领域对状语的观察与描写都更趋于细致，成果丰硕。学界对状语的研究广泛而深入，这一研究是从句法功能分类、语义分类、语用分类、其他状语的小类这四个方面展开的。
1.状语的句法功能分类研究
朱德熙（1984：26-40）根据词类和结构形式将状语分为“10+1”类（其中的“1”为递加的状语，它其实是前10种的组合），分别是副词作状语、有连带成分作状语、形容词作状语、“……似的”作状语、名词作状语、主谓结构作状语、代词作状语、联合结构作状语、数量词作状语、介词结构作状语和递加的状语。此后，李临定在《现代汉语句型》（1986：39-46）中把介词短语界定为句子的必有成分。如“我们要为大家着想”中的“为大家”。赵淑华（1992）将这种观点运用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句型教学上，将状语视为句型成分要素进行教学。类似地，邵敬敏（2003）提出了“句子状语”和“短语状语”的概念，以此作为标准，“高举红旗”中的“高”是短语状语，而“她非常漂亮”中的“非常”是句子状语。
2.状语的语义分类研究
刘月华（1983）在将状语分为描写性状语和限制性状语后，又将描写性状语分为三个小类。第一类M1的作用是描写动作者在进行某一动作行为时的表情、姿态以及心理活动，这些语义内容往往是人的感官可感知的。第二类M2的作用是描写动作变化自身，它主要描写动作变化的状况、方式等语义内容。第三类M3的作用是描写动词后面的宾语。刘将非描写性状语分为六个小类：表示时间词、副词、介词短语，表示语气（副词），表示目的、关涉、依据、协同（介词短语），表示空间、处所、路线、方向（处所词和介词短语），表示对象（介词短语），表示否定、重复、程度、范围、关联副词。邢福义（1996：98-106）将状语分为状况类和物体类两个大类，两个大类各分若干小类，如表1-1所示。
表1-1 邢福义先生对状语的分类
齐沪扬（2005：223-229）总体继承了刘月华（1983）的分类方式，只是把“限制性状语”称为“非描写性状语”，如表1-2所示。
表1-2 齐沪扬先生对状语的分类
续表
3.状语的语用分类研究
状语的语用分类成果较多，除上文的描写性分类与限制性分类就是从语用角度进行分类之外，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式对状语内部不同成员语用功能进行了讨论。比较重要的是，徐烈炯、刘丹青（1998：68-71）对汉语话题的分析涉及了状语的话题功能，张谊生（2000：235-276）对副词状语的预设语用功能进行了分析，袁毓林（2003）在对焦点指示问题进行讨论时也对状语的焦点指示功能做了简要分析。
4.名词或动词充当状语研究
相比于形容词状语，汉语中较为特殊的是名词与动词充当状语。对动词状语的研究代表文献有孙德金（1997）、高增霞（2004）和朴正实（2003）；对名词状语的研究以何乐士（1997、2000）、王利（2006）、李珊珊（2008）和张文（2009）为代表。
5.跨语言比较研究
方言学与民族语言学的学者在田野调查中均将状语及相关问题作为调查项目，除“方言词典”丛书、“民族语言简志丛书”和《中国的语言》等书籍外，不少方言学与民族语言学的专项研究中亦对状语问题有所关注。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戴庆厦和胡素华（1998）、肖萍（2006）和李春风（2012：280-285）等。
从上述研究来看，学界对状语的研究日趋精细，这为状语的相关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相比于汉语，以张道真（2002：552-558）为代表的英语语法书籍中对英语中的状语分类则较为简单。该书将其分为时间状语、地点状语、条件状语、方式状语、原因状语、目的状语、让步状语、比较状语和结果状语九个小类。这对我们进行汉英对比研究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其积极价值在于有利于主要状语类型的比较分析，而消极价值则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给部分小类进行对应性的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二是分类精细程度不同导致个别小类的归并不尽相同。
（二）状语语序问题的研究
这一研究主要从状语的组合方式、状语的移位问题、不同类型状语的语序以及认知解释四个方面进行。
就状语的组合方式问题，朱德熙（1982：148-150）将多项定语的组合分为组合式和黏合式两种，这种分法也完全适用于多项状语的组合。其区分标准就是带“地”的问题。同样，如果基于语义关联的考察，我们也可以把介词作为语义标志，将介词短语充当状语归入组合式中去。按照“内小外大”的一般原理，在没有其他因素干扰下，组合式状语总是靠左，靠近主语位置，而黏合式状语总是更靠近动词核心。
在状语组合方式的问题上，另外两篇比较重要的文献是刘月华（1983）和范晓（1991）。刘月华先生归纳了并列、递加和交错三种关系，而范晓先生归纳了递加、顿加和交叉式。值得一提的是，顿加式。范晓先生的定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状语从左到右一层层叠套到中心语上去”。这是一种类似于竹笋似的结构，一层包裹一层，中间的核心始终不动。这是一个与递加关系较为相近的关系，学界有一定的争议。如张谊生（2000：208-232）对“不+很/十分”的关系就主张是副词修饰副词，而不是副词修饰整个状动短语；而宋玉柱（2003）则反对这种观点，坚持副词修饰状动短语的观点。现以刘月华先生的归纳，简述三种组合方式如下：
（1）这是一位认真地优雅地处理烦琐公务的女干部。（并列关系，换序后主要意义不变）
——这是一位优雅地认真地处理烦琐公务的女干部。（自拟）
（2）不那么肯定地回答他的提问（递加式）
——那么肯定地回答他的提问
——肯定地回答他的提问
（3）管理员失望而无奈地重复按下控制键。（交错或交叉）
——管理员无奈而失望地重复按动着控制键。
——？管理员重复失望而无奈地按动着控制键。
交错（交叉）式的分析引发出多项状语的先后顺序问题。就其中多种因素的制约及其作用形式，学界有深入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是，刘月华（1983）细致地描写了现代汉语状语语序问题，并进行了数量上的说明。
状语组合方式与本书的研究相关，这一角度的分析直接触动了状语标志“地”在组合过程中的隐现问题。
状语的移位问题则非常复杂，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是状语和定语的可移位现象，二是状语和补语的可移位现象。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分述如下。
关于状语和定语的可移位现象，学界有一定的讨论。刘大为（1992）讨论了状语与主语的定语、宾语的定语之间进行移动的情况，对五种情形进行了全面的分析，讨论了状语语义指向主语或宾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状语移位带来的相应变化。侯友兰（1998）指出表状态的状语，当它的语义指向主语的中心语或宾语的中心语时，这个状语可以向右移到主语的中心语或宾语的中心语前作定语。移位后，整体的句法结构发生了改变，但移位前后的语义基本保持不变。侯友兰将这种既可作状语又可右移后作定语的成分称为“双系状语”。侯最后还分析讨论了相关的现象和这些现象所受到的限制条件。
卢建（2003）对现代汉语中的状语和定语换位现象进行了分析。其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对状定换位现象的概念结构及其构成条件进行研究后得出，典型的摹物状语句和摹物定语句为不同的句式，强调摹物状语句是主观性更强的意志动作句，而摹物定语句是客观性更强的状态达成句，进而得出两类句式的语义内涵差异。卢建最后指出状语有“主观意志性”、“动作伴随性”和“状态临时性”三个特征。
李劲荣（2007）从语用角度分析了“定居状位”的现象并认为，定语异位作状语削弱了原句式的及物性特征，使其对下文的关联作用弱化。从动机看，“定居状位”导致性状类成分成为焦点。
就状语和补语的可移位现象，陆丙甫（2003）在讨论关于状语和补语的问题时，认为话题性较强的成分前置于焦点性强的成分，因此，状语中提供背景信息的时间、处所类状语往往前置，而不能充当焦点的方式状语，尽管在其他语言中（如英语中的by、with等短语）后置，在此也只能前置；汉语中的程度补语其实是焦点性强的状语。
屈正林（2005）将现代汉语中充当状语和充当补语的词语分为只能充当状语、只能充当补语和既可充当状语又可充当补语三类。在分析三类词语的分布差异后，进一步分析了三类词语的语义关系，指出状语和补语的“最根本区别”是二者与谓语形成不同的语义关系。与状语是谓语的伴随性因素不同，状语并不直接影响动作的进行，而补语是谓语中动作行为引发的新情况。
祁艳（2007）的思路与屈正林相似，在三类成分的基础上，进一步从主观与客观的差异和信息焦点的语用差异两个方面对状补易位问题进行解释。
不同类型状语的语序研究是一个学术界长期关注的问题。问题肇始于吕叔湘和朱德熙（1952）中对“动词附加语”的语序说明。其“动词附加语一般的顺序是：（一）表示状态的形容词紧靠着动词，（二）其次是表示地点或方向的词或短语，（三）其次是状态以外的形容词和一般副词，（四）离动词最远的是表示时间的词或短语和表示原因、目的等等的短语”。这段话的概括力很强，除了四个不同成分的顺序外，其观测是以位置相对稳定的动词为参照点的，这在方法上更应引起重视。
此后，学界就状语的语序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主要从总体分析与解释、具体词类（动词与副词）的分析、介词短语的语序变化和对语序的认知解释四个方面进行。代表观点概述如下。
其一，对状语语序的总体分析与解释。其中一篇较有代表性的是刘月华（1983），其归纳出：时间状语—语气副词—M1状语—目的、依据、关涉、协同—处所、空间、方向、路线—对象—M2状语—动词。刘月华先生结合了词类和语义两个层面，并关注到了状语语序中的动态性因素。
朱德熙（1984）指出的“大致的顺序”，由左至右，分别是表示时间的名词或介词结构—表示处所的名词或介词结构—副词—形容词或动词。朱德熙先生概括的语序链是以词类与语义为标准的。
邢福义（1996）的考察则集中于状语内部，对不同类别的状语在同时出现的语序中进行了概括：因由—时地—语气—幅度—否定—关涉—性态—数量。邢福义先生的结论对进行跨语言比较有很大的启发和运用价值：相比于句法，语义具有跨语言比较的便利。
另一篇在方法上有较大启发价值的是金立鑫（1988）。该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使用“定位”的方法，在继承刘月华对状语M1（对动作者而言）和M2（对动作变化而言）区分的基础上，指出相对稳定的多项状语的语序是S—副词—M1—M2—V。对非描写性状语进行分类后，得到“a关涉、b目的、c时间、d语气、e协同、f空间、g依据、h对象”八类。整合这八个小类与上述语序链，得出结论：现代汉语多项状语语序中的优势语序是a—bcdefg—S—bcdefgh—副词befgh—M1—efgh M2—fh—V。
此外，郭中（2007）在上述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出多项状语共现时的语序链，并在逐一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多项状语共现时的自由度等级。
其二，对状语进行具体词类的语序分析。马庆株（1988）将能愿动词分为六类：可能动词A类、必要动词、可能动词B类、愿望动词、估价动词和许可动词。指出这六类能愿动词在排序上是按照上述六类自左而右的顺序。
而在副词状语的语序上，自赵元任（1979：142-154）以来，学界着力最多，这也说明其内部较为复杂，各类因素发生作用的显现方式各不相同。具体来讲有以下文献。
白丁（1986）得出两条规律：第一条是“语义指向是主语的副词总处于语义指向是谓语或宾语的副词的前边”，第二条是“某个副词的语义指向包含的句子成分越多，位置越靠前”。
这两条结论，对副词在语序链中的相关因素考察有一定的启发。同时，这是两条倾向性规律的表述，也对一般性规律的表述方式提供了指导。
赖先刚（1994）对副词连用进行了考察，其结论有二：一是通过探讨“空位”和“同位连用”的手段，揭示了副词内部的语序是关联/语气—时间频率/处所—范围—程度—否定—情态方式；二是该文对“越位”现象进行了分析，指出了三种越位情况，分别是否定副词“不”在句中有特殊的语法作用、某级位副词兼有另一级位副词的性质、某副词越位后与邻近副词构成副词短语。在该文的两条结论中，第二条结论中的三种情况为进一步深入阐释提供了学术空间。
张谊生（1996b）在进行副词分类的基础上，将副词连用的语序归纳为：评注性—关联—时间—频率—范围—程度—否定—协同—重复—描摹。该文的结论从语义和句法相关联的角度得出，文章主要采用“相邻级位”、“隔位递降”和“多项综合”三种观察方式，同时，该文还探讨了五种变序的原因：“兼类同形”、“结构层次”、“否定辖域”、“句法功能”和“强调重点”。此外，论文最后还指出“谐调音节”、“方言影响”和“行文习惯”三种不突出的变序原因。该文辩证地分析了出现变序现象的动因，观察角度非常全面。
袁毓林（2002）对副词小类的语序问题总结出的规律是：关联—模态—范围—状态副词。此后将副词的小类修改为语义特征，把前述的副词小类语序规律进行重新表述：[+关联]副词—[+模态]副词—[+范围]副词—[+状态]副词。对语序规律的认知解释，该文从语篇原则、范围原则、接近原则和信息量原则四个方面进行。此外，袁毓林还从转换生成语法理论的角度在形式上对该问题进行了解释。
对副词小类的排序研究，以史金生（2003a、2003b）对语气副词和情状副词的研究为代表，两篇文章分别得出九个语气副词小类的排序方式，即证实—疑问—或然—关系—特点—断定—必然—意志—感叹，和六类情状副词的排序方式，即意志—时机—同独—依照—状态—方式。
杨荣祥（2004）对以《敦煌变文集》等为代表的近代汉语文献中的副词连用的语序现象进行了全面的描写。该文在大量语料的基础上指出，近代汉语中副词连用的“线性次序”是：语气副词—类同副词—累加副词—总括副词—时间副词—统计副词—限定副词—否定副词—程度副词—频率副词—情状方式副词。对于语序规则的成因，杨荣祥先生主张“辖域原则”（辖域大的副词位于线性次序的靠前位置，辖域小的位于靠后位置）是制约副词连用语序的根本原则。
钱兢（2005）对副词中的范围副词的连用能力进行了强弱的分类，指出“表总括的范围副词中一小部分有前连用能力；表限定的范围副词大部分都有前连用能力；表外加的范围副词全部都有前连用能力”。
其三，介词短语的语序变化问题是多项状语语序中另一个被关注的问题。鲁川（1986、1989、2002）对介词短语在现代汉语语序链中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持续而深入的研究。鲁川先生将介词分为主体、客体、邻体、根由、环境和工具六类，在这六类的基础上，对介词短语在状语语序链中的不同位序进行了描写，同时分析了在不同位序时介词短语的功能。鲁川先生的观点是将介词和语序视为汉语中格的形式标志，这一观点对我们全面地考察汉语形态与语序的关联提供了新的思路。
周小兵（1996：184-196）将介词短语分为八个大类、十七个小类，以施事、受事和动词为相对参照点，在“包容”“时序”“施受”“属从”“音节”“语用”六条规则的作用和影响下，形成了相应的介词短语语序链：S—时间—空间（位置）—缘由—协同—施事A—时间—空间（位置—起点—路线）—协同—方式—受事O—空间—缘由（依据）—方式（工具）—与事—V。
张赪（2002）从历时语言学的角度考察了汉语中介词短语（原文称为“介词词组”，笔者注）语序变化的过程，指出汉语发生的介词短语语序变化的根本原因是语法结构的复杂化动因和语义动因共同发生作用。
其四，对多项状语语序进行认知解释。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认知语言学引起国内学者的广泛兴趣，对语言现象的考察逐步由描写发展到解释的高度。学界对语序的认知解释以多项定语的研究最为充分，这既为本研究的探索奠定了扎实的基础，也为本研究留下了学术空间。
在如何对多项状语排序进行认知解释的问题上，除上文提及的张谊生（1996b）对汉语副词连用时概括的五种变异现象之外，学界主要成果如下。
陆丙甫（1993）在对几种人类主要的SVO、SOV、VSO语言的归纳基础上，提出了语序的“轨层结构”。该理论以动词为中心，将“语义距离远近”作为区分尺度，把不同语言中方式、工具、处所、时段、时间五类成分与核心动词的语序排列情况进行抽象，得出了以V为中心，上述五类成分依次远离动词的结论。该结论对不同状语分居动词两侧的现象也有精当的描写和解释，解决了仅从单一语言的线性序列考察造成的观察不充分的问题。
袁毓林（2002）提出了多项副词共现时语序链的三条原则：范围原则（语义统辖范围大的副词在语序链中要排在统辖范围小的副词前）、接近原则（语义联系紧密的成分尽可能靠近）和语篇原则（有衔接功能的副词尽可能排在最前面）。
鲁川（2005）采取“预想论”来解释汉语语序问题。他的解释是，一个“中枢语块”加上若干个“周边语块”构成汉语中的一个简单句。“中枢语块”前的“周边语块”是“预想”型的，而“中枢语块”后的“周边语块”是“未预想”型的。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总体格局就是“预想周边语块”+“中枢语块”+“未预想周边语块”。
（三）关于状语标志“地”的隐现研究
考虑到“地”与“的”的相关性，以下按照“总—分”与“相关—直接”的思路进行概述：结构助词的研究、定语标志“的”的隐现研究和状语标志“地”的相关研究。
结构助词的研究成果在汉语研究中非常丰富。朱德熙先生《说“的”》引发的讨论持续至今。除下文就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讨论的文献外，学界对结构助词的研究有专书、方言和民族语言及语言比较三个角度，就研究内容而言，既有历时研究，也有断代研究。就专书中的结构助词进行研究的，如曹炜（2001）、鲜丽霞（2002）、付开平（2006）、温振兴（2006）、陆婷雅（2010）、李燕燕（2011）、赵栋（2011）等；就方言中结构助词进行研究的，以林立芳（1999）、李如龙（2001）、陈泽平（2001）、严修鸿（2001）、赵日新（2001）、项梦冰（2001）、王丽（2003）、翟燕（2006）、纪慧慧（2009）、刘胜利（2009）、卢小彦（2010）、张慧芳（2012）、刘果（2012）等为代表；就民族语言中结构助词进行调查描写或比较研究的代表文献，如戴庆厦（1989、1998）、胡素华（2000）、张雨江（2007）、闻静（2007）、赵文英（2008）、包荣（2008）、李春风（2012）等。上述成果以描写见长，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语料，奠定了基础。
定语标志“的”隐现研究。陈琼瓒（1955）就定语标志“的”的隐现条件进行分析，其观点是当强调修饰语无意义的时候，不应该用“的”字，而不能作为某种事物的称谓时，我们就要用“的”。陈琼瓒先生的观点先后得到赵元任（1979）、胡裕树、陆丙甫（1988）、张敏（1998：263-322）和刘丹青（2008：123-125）的认同。
张敏（1998）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运用象似原则对“的”的隐现进行了解释。其主要观点是，距离象似原则使得语言成分的概念距离与它们在具体的话语中的形式距离平行——概念距离越远，形式上就越倾向于带标志；概念距离越近，形式就越近，越倾向于不带标志。同时，张敏先生在论著中通过对定语小类的语序观察，在语序链的基础上归纳出定语标志“的”的隐现规律，在方法上也有很大的借鉴价值。
陆丙甫（2003）主张“的”是描写性标志，从这个角度来解释它的隐现问题。他认为，名词性短语内部存在以下明显的对立：区别性强的指示词从不带标志，描写性强的状态形容词总是带标志。因此，定语内部存在描写性强弱的差异，描写性越强，越易带标志“的”，与之相反的另一端是区别性越强，越倾向于不带“的”。
刘丹青（2008）首先将定语分为外延定语和内涵定语两个大类。外延定语由指示词和数量词充当，其他的定语则是内涵定语。在此基础上，外延定语不带“的”，内涵定语则可以带“的”。而内涵定语的内部则存在必须带、可带可不带和不能带的区别。
此外，徐阳春（2006：88-116）指出分布偏正短语与非偏正短语“的”具有凸显偏项的语用同一性特征，在此基础上，从凸显程度、句法的强制性两个角度对“的”的隐现进行了分析。该书基于三维语法思想对语用—语法的深入分析，是对“的”的综合研究文献中较有代表性的。
在境外学界，Lisa Cheng和Rint Sybesma（1998、1999）从生成语法角度进行了分析，其首先将汉语名词性短语定性为量词性短语，然后对容器量词和个体量词后的标志“的”的隐现规律进行了解释。Huang（2004）观察到名量成分与动量成分之后的标志“的”在隐现上存在平行性，可以将“三天书”“三次书”处理为名词性短语或动词性短语，而“三天的书”只能分析为名词性短语，由此对“的”出现在“三天书”中进行了解释。
“地”的隐现研究是从总体性描写与解释、不同词类内部考察、隐现的认知解释三个角度进行的。
从总体上进行描写与解释。汤廷池（1979：143-160）指出形容词重叠或并列作修饰语时，通常用“地”而不可省。江天（1980）认为在以下情形下“地”不可省：单音节形容词和它的重叠形式、多音节形容词和它的重叠形式、并列数量词和短语作状语。吕叔湘（1980）指出，形容词前有程度副词时“地”不可省，只有个别单音节的形容词（好、少、快、难等）例外。而数量名短语的重叠形式、少数动词（如“拼命”和“胜利”）、四字语或其他词语作状语修饰动词或形容词时，标志“地”可隐可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出不可省略“地”的情形：名词作状语、词组作状语、双音节形容词作状语时，如果中心语比较简单，用不用“地”都可以，如果中心语比较复杂，一般要用“地”。此后，刘月华（1983）一文对描写动作者的M1和描写动作的M2两类状语后“地”的使用进行了分析，比较了两类状语后“地”的隐现情况。
不同词类内部考察状语标志隐现问题是围绕形容词、名词、副词三个对象展开的。分述如下：
形容词内部，山田留里子（1995）对《形容词用法词典》中的918个双音节形容词进行了穷尽性考察，其结论是：共有320个双音节形容词充当状语时一定要用“地”，只有“可惜、民主、确实、容易”5个双音节形容词不能带“地”。双音节形容词充当状语时，可带可不带“地”的有143个，占形容词可作状语总数的30.6%。
名词内部，孙德金（1995）考察了名词作状语时必须用“地”的情况，指出只有“深情、本能、历史、逻辑”4个名词作状语时必须用“地”。
邢福义（1993：125-135、1996：105-106）则对名词的特殊形式“NN地V”（如“北京、上海地跑”）以及动词作状语必须用“地”的情况做了说明。
副词内部，学界就该问题探讨较有代表性的文献主要有王继同（1989），该文概括了双音节副词重叠式不用“地”的有“最最、刚刚、光光、初初、顶顶”等少数几个。
杨德峰（2002）探讨了副词作状语时“地”的隐现问题。该文分析较为全面，从音节、副词自身的构成和修辞角度加以解释，并从认知角度解释了重叠式副词作状语时“地”的隐现问题。与此文观点相近的还有郑远汉（2005），该文进一步从修辞、风格的层面进行了考察。
张谊生（2012）指出，附“地”（原文为“的”，笔者注）副词状语有三个大类：评注性、限制性和描摹性。这三类副词状语附“地”频率依次降低。其原因是副词状语表达效果与三类副词状语大致呈对应的关系，具体而言就是，“评注性副词状语—主观化的摹状情态”“限制性副词状语—描述性的限定方式”“描摹性副词状语—形象化”。
此外，刘红霞（2005）从凸显原则、板块原则和韵律节奏原则的角度对描写性状语后“地”的隐现原因进行了探讨。罗建邦（2007）则认为状语在语义上是描写性还是限制性的差异是状语标志词“地”隐现的原因。如具备描写性的状语后可以出现“地”，在句法层面结构上的需要是“地”隐现的一个强制性因素，语用上的凸显则使“地”的隐现极为灵活多样。
陆丙甫（2003、2004、2005、2010、2011）分别从“可别度”“距离—标记”“重度—标志”等角度解释了语言中的“显性标记”的隐现问题。上述文献对进一步探究状语标志“地”的相关问题奠定了基础。
何洪峰（2012：31-37）在全面考察过汉语中的方式状语后对“地”的性质做出了界定：“地”是描摹性结构助词。“地”的功能是将非副词性词语标记为状语，从语用上凸显状语的描摹性。其结论是，“一般地说，‘地’字可看做方式状语标记”。对于状语标记的功能，何认为有标记、强调和组织三种。
综观上述研究成果，呈现出以下五个特点。
1.注重对具体语言相关现象的描写。描写的对象有三类：古代汉语与方言、现代汉语、具体的专书研究。这些学者在描写过程中仍以结构主义框架为主。具体包括以下问题：状语的定义及类别、状语的语序、状语的标志、状语从句类型及相关现象。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后，学界对状语的描写框架更趋深入。状语的类别、副词、前置词或后置词、从句和格形式进入了研究视野。这些调查与描写对探究状语标志隐现现象的多种动因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2.多角度地展开研究进而形成更趋全面的认识。“地”的隐现现象非常复杂，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学界长期关注的问题。从上述的研究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学界的回答呈现出从结构主义描写到认知解释的总体态势。研究方法也经历了从较为单一的描写到对比研究、历时比较研究、数据统计分析的过程。
3.追求研究结论的系统性是越来越清晰的研究方向。学者往往通过个案的深入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并将该结论全面地推及相关研究领域。如沈家煊和完权（2009）在全面评价前人关于“之”的性质基础上，提出了“认知入场”的观点，将其结论运用于结构助词的分析中。又如何洪峰（2012）关于方式状语研究就结合了历时与共时角度，系统性地解答了方式状语的类别、标志、功能解释等问题。
4.研究的角度由单一的共时或历时研究过渡到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研究，并呈现出“泛时”的倾向。早期的研究大多从单一的共时层面或历时层面着手，而进入21世纪后，更多的重要成果采取了将共时与历时层面的研究结合的“泛时”观研究方法。
5.与国内学者相比，海外的学者主要通过跨语言比较与生成语法两种途径来观察汉语标志的隐现现象。其结论以抽象、概括力强为特征，对于本书的思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在方法上也有可借鉴之处。
总体看，学界对状语标志“地”隐现问题的研究已经持续了数十年，在描写、比较、解释各个层面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留给我们的问题仍然很多。
第一，“地”作为现代汉语状语标志，其研究结论可拓展和深入既有的“标志”理论。
第二，研究角度的调整，语言是人类信息编码机制的成果，“地”的隐现规律对于我们全面认识语言的编码机制中的“难度”与“深度”动因具有特殊的作用。
第三，从研究方法看，将“表—里—值”的小三角与“普—方—古”的大三角结合起来，有助于全面地认识“地”的隐现规律。
第四，就学术思路而言，隐现问题所揭示的是“有—无”的二元对立现象，但更广泛地看，“有—无”的对立可以视为“标志度”等级的两端，基于此，可以更全面地探索人类语言中的形态编码问题。
三 本书的研究意义
本书运用“历时—共时”“个体—整体”“汉语内部—跨语言比较”的视野来考察与解释汉语状语标志的隐现问题，通过对充当状语的各个词语的对比来归纳总结汉语状语标志的总体特征，并在整体面貌的基础上系统地分析、解释和比较。
1.基于“指别性”对“地”的功能进行同一性解释，有助于归纳总结学界的既有观点，全面地看待各个观察角度的认识并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起对“地”的功能系统而不乏细致的了解。
2.在描写与归纳的基础上，从信息编码的角度提炼出“难度”策略，对“地”的隐现规律提炼出更具概括力的解释。本书进一步提出“标志度”的概念，力图建立起沟通句法—词法两个领域的桥梁，推动语言编码问题及其相关研究发展。
3.建立起状语标志与语义关联的连续统模式，通过跨语言比较加以验证，深化对语言编码机制的认识。
4.分析性语言主要的语法手段是语序和虚词，因此可以把语序作为语言结构共性研究的起点。进一步考察汉语虚词，这些虚词的特点也表现在语序上，即虚词具有“位置固定”的特点。现代汉语中几乎所有的虚词都是“定位”语素，它们不是前置性的就是后置性的。如现代汉语中介词就是典型的前置性虚词，而结构助词、时态助词等是典型的后置性虚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