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
陶一桃
陶一桃
深圳大学原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深圳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发展（深圳）研究院院长，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经济特区问题研究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西方经济思想与理论研究，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主持编撰《中国经济特区发展报告》《中国经济特区史论》《“一带一路”研究》等。
深圳是中国最成功、最典型的经济特区。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史上恐怕还没有哪座城市能像深圳那样，以其自身的成立预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也没有哪座城市能像深圳那样，以其自身的发展体现、引领整个国家制度变迁的方向，并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富有成效的社会发展模式；更没有哪座城市能像深圳那样，以其自身的不断变革书写社会转型的奇迹，并在创造财富的同时创造新的观念、精神和理念。因此，深圳成长的历史，不仅是一座城市的发展岁月，而且是一个转型国家对制度与发展道路的探索轨迹，以及一个民族寻求富裕的奋斗历程。她以年轻的历史记载着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这40年的历程不仅是对以往近半个世纪传统体制的反思与批判，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目标与方向的确定；她以40个岁月的历史为转型中的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然而那些富有冲击力和挑战精神的思想与观念，摧毁的不仅仅是阻碍改革的精神枷锁，更是在传统体制下一直被视为绝对真理的那些“神圣”的东西。
这是我新出版的书里的一段话，是对深圳在中国改革开放历史进程当中作用和历史地位的概括。
深圳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们先看一下深圳今昔的比较。
我们知道深圳的发展历程是从1979年3月宝安县更名为深圳市才开始的。也就是说，在1979年之前，在中国的版图上是没有深圳市的。深圳经济特区则是1980年8月26日才被批复建立的。
20世纪80年代初的深南大道和2018年的深南大道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初期它是一条泥土路，现在是一个周边高楼林立、霓虹闪烁，路边树木郁郁葱葱的美丽的现代化城市景观。原来这是深圳唯一一条贯穿东西的道路，经过40年的发展，现在深南大道已经不是唯一一条贯穿深圳东西的道路，但它成为一条具有标志性意义和布满历史足迹的道路。
中英街是我们都熟悉的地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最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英街的巡逻人员还是英国的边防军，到了80年代初期的时候已经换成了香港的边防军，90年代和现在的情况与之前完全不一样，各方的边防军人可以友好交谈。这些变化，既说明了香港和内地之间关系的变化，又是改革开放促进祖国繁荣富强的展现。
国贸大厦大家都知道，它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被称为“深圳速度”。但实际上“深圳速度”最早并不是指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建设速度，而是指深圳大学的建校速度。1982年春节，邓小平到深圳来，路过深圳大学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了一片工地。他就问时任市委书记的梁湘这个地方在干什么。梁湘回答说，在建一所大学——深圳大学，我们要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招生。邓小平没有说话，回到北京以后，6月份邓小平和老同志有一个茶话会，在那个会上邓小平说深圳在办一个大学，这个大学要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招生，可谓“深圳速度”呀。所以说最初“深圳速度”是指深圳大学的建设速度，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1985年国贸大厦建成后，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报道了三天一层楼的奇迹，并第一次公开提出“深圳速度”，于是人们由国贸大厦的三天一层楼知道了“深圳速度”这个概念。
大家都知道，1995年6月9日地王大厦主楼封顶时，它是当时亚洲第一高楼，也是中国第一个钢结构高层建筑。
2017年盐田国际集装箱吞吐量为1270.4万标箱，是亚洲吞吐量最大的集装箱码头。
罗湖口岸是我们最早的口岸。它变迁发展的历程，既是深圳发展的历史，也是香港与内地关系的发展历史。
皇岗口岸是目前深圳唯一一个24小时通关的口岸。
相对于罗湖、皇岗口岸，深圳湾口岸可谓美轮美奂、华丽现代。
深圳湾欢乐海岸原本就是一片浅海滩，没有什么东西，深圳人硬是在这里建了一个吃喝玩乐一条龙的主题公园。深圳是一个专门把“无”变成“有”、把自然的东西变成文化的东西、把似乎无价值的东西变成有价值的东西的城市，这或许就是深圳的创造力之所在。
我们知道深圳跟香港一河之隔，香港也有一个罗湖村，两个罗湖村是同一个村的村民建的。香港那边的罗湖村居民是从深圳这边的罗湖村跑过去的，他们思念家乡，所以就在香港那边也建了一个罗湖村。当时“逃港”是很大的社会问题，广东省委向中央汇报，向邓小平汇报的时候，邓小平说人们“逃港”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穷，所以人们才走，这是不能靠镇压来阻止的，我们要发展经济才能把人留下。经济特区成立以后，“逃港”的现象就没再出现过了。
蔡屋围最早是一片握手楼，脏乱不堪。现在蔡屋围周边是京基100，是繁华而现代的高品位商业圈。京基100也成为深圳市的地标性建筑。
世界之窗是在一片麦田建起来的。现在这里已经是类似迪士尼乐园的主题公园，是深圳的一张文化名片。
深圳大学1983年建校，到2018年只有35年的历史。深圳大学是一个年轻的大学，人们常说一个城市年轻好，而一个大学则是老的好，因为学校需要历史积淀，但是在全球大学校友富人排行榜中，深圳大学名列前茅。尽管这个大学很年轻，但是它培养出了一批奋斗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或者说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如大家所熟知的腾讯集团的马化腾、巨人集团的史玉柱，还有大家可能不太熟悉的江苏红豆集团的周海江，他现在是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的中方控股人。
下面我们看几组数据。（1）2017年深圳地区生产总值有2万多亿元，是1979年的11448倍，是2000年的10倍以上，居全国大中城市第三位。经济总量逼近香港特区，超过瑞典、罗马尼亚、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增速达8.8%，超过了全国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如果我没记错，深圳连续26年经济增长速度在全国是排第一的。（2）2017年深圳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18万多元（按常住人口算），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是1979年这座城市刚建成时的300多倍，连续5年超过台湾，与韩国人均GDP基本相等；（3）2017年深圳外贸进出口总额为4149.85亿美元（以全年平均汇率计算），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额的10.1%，出口总额连续25年居内地城市首位。
在创新能力方面，深圳依旧位于全国领先地位。每年发布一次的《中国双创发展报告》是一种蓝皮书，是我的团队编写的，是国内唯一一本有关双创的蓝皮书。我们在蓝皮书中采用了联合国创新城市评价指标体系来对深圳创新活动进行评价。在联合国的“三元结构”评价体系里面有90多个指标，除了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拥有量方面深圳落后以外，在其他各项指标上深圳均位于前列。值得注意的是，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2017年发表了一组数据，按照人均专利发明量来衡量，深圳—香港地区位居全球创新城市第二，第一是东京—横滨地区，第三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美国硅谷地区。实际上在这里我觉得有一个概念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那就是，不是深圳处在全球创新城市的第二位，是深圳—香港地区处在第二位。这说明什么？这说明，香港对改革开放和深圳的发展来说不可或缺。
在政府效率方面，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些教授做了一个政府效率指数报告，每年发布一次。政府效率指数样板城市有292个，在这些样板城市中深圳政府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同时，深圳还是企业家非生产性交易成本支出最低的城市。企业家非生产性交易成本最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企业家为获得项目和一些稀缺资源，用于游说政府官员的时间和花费是最少的，也就是说，相对来讲这个城市的政府廉洁指数是较高的。
深圳经济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贡献
我认为深圳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最典型、最成功的特区，对中国改革开放做出了四个方面的历史贡献。
第一个贡献就是率先探寻、示范、实践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个崭新的体制，从而为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及制度变迁提供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制度性保障。
为什么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中国最典型、最成功的特区呢？我们知道，1979年7月国务院批复的是四个特区，即深圳、珠海、汕头、厦门，1988年4月又设立海南特区，形成了早期的五大特区。之后又批复了上海的浦东新区和天津的滨海新区。它们一起被称为“5+2”传统经济特区。在“5+2”传统经济特区当中，尤其是在早期的五大特区中，深圳经济特区是最具活力、勇气和创新精神的。许多“第一”是在这里发生的，许多改革是在这里率先探索的，许多经验是从这里产生并推广复制到全国的。
谈到中国改革开放，有三个历史性的会议是不能不提的。第一个会议就是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这个会议又被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史的学者称为“京西会议”，因为是在京西宾馆开的。在这个会议上人们讨论了如何拯救已经濒临崩溃的中国经济，如何改变令人担忧的中国社会现状。广东省在分组讨论时率先提出建立保税区的想法。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向邓小平提出，给广东省一些特殊政策，在广东设立一个类似保税区的地方，先把对外贸易做起来。邓小平说不叫保税区，可以叫特区，但是中央只给政策没有钱，要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在广东省小组讨论的时候，时任广东省委第一副书记的吴南生说，这个特区可以在他的家乡汕头办，办成功了向全国推广，如果失败了就砍他的头。改革就是需要这样的勇气和担当。同时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即负责蛇口招商的袁庚。袁庚提出，中央先给他们一些开放性的政策，放宽外汇管制，招商局率先开始对外贸易，如果干失败了，大不了他再回秦城监狱。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来讲，1978年的京西会议可被称为酝酿改革开放的会议。也就是在这个会上人们开始讨论并思考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特区的概念被提出来，当时人们还没有想好改革的具体路径，包括决策者邓小平，但改革的决心是确定的。三天以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就是我讲的第二个历史性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被称为确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中央下了决心，中国要开始改革开放，以建立特区的方式来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目标、道路都基本确定了。在这两个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做了同样标题的报告，那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中国的改革开放说到底不是简单地从率先发展经济开始的，而是从观念更新开始的，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能改变人，而人能改变社会。没有创新的观念，没有拥有创新观念和理念的人，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更不可能有一个创新的社会。
第二个贡献是以其自身的发展与成功，为中国实现现代化验证了一条“新道路”——中国道路，从而使中国社会通过非均衡发展战略比较迅速地从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
什么是中国道路？中国道路就是指在中国选择创办经济特区这条道路来完成体制转型，实现经济发展。确切地讲，中国道路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它指的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政策及其实现社会转型的途径。
中国道路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华盛顿共识是指在美国主导下，世界银行为南美和中东欧转型国家制定的社会转型方案。我们知道，20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开始社会转型的时期，如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苏联都开始了社会转型。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原因是前社会主义国家传统的计划经济已经走不下去了，经济发展受到了内在体制与机制的根本性约束，必须要改变现状，必须要进行根本性社会改革，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华盛顿共识的特点是：第一，崇尚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第二，主张政府完全放弃对社会经济的调控；第三，强调改革的迅速性和彻底性。比如，指望国有企业一夜之间完全私有化。当然，华盛顿共识还附带了其他条件，如这些国家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要使用美国提供的贷款和其他的经济援助等。华盛顿共识又被称为“休克疗法”。休克疗法使中东欧一些国家，特别是苏联在转型过程当中面临极大的灾难。不仅社会经济一落千丈，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政府权力几乎成为摆设，而且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恢复期，社会经济才开始逐渐地走上能够正常运行的轨道。
与华盛顿共识不同的是中国道路。中国改革之初采取的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在试验中改革，在改革中探索。因为谁都不知道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个道路到底应该如何走，谁都不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要探索道路。采用华盛顿共识的那些国家走的是一条激进式的改革道路，而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那么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特点是什么？第一，它进行的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所谓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是指中央政府，或者当时主要的领导人是这个社会制度变迁的发轫者，由中央政府授权进行制度变革，而且中央政府掌控着社会变革、社会转型的整个大局。第二，渐进式改革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与试错性，把降低改革的风险与成本、防止社会大规模动荡纳入改革的成本中。所以这种渐进式改革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双轨制并行的情况。所谓双轨制并行就是一方面传统的体制还存在，另一方面又在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使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体制逐渐建立。从整体进程上说，社会在不断地改革与深化改革，但并没有完全或者一夜之间把传统体制的东西削弱。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两种体制在并行运作。在市场经济体系逐渐完善的过程中，传统体制逐渐退位，逐渐被改革。第三，政府是改革的发轫者，同时又是改革进程中首先要被改革的对象。或者说，中国社会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就是政府不断用政府的权力来剥夺政府权力的过程，政府自身就是被改革的对象。所以政府的远见卓识、政府的开明程度、政府改革的决心和自我革命的勇气，对于社会的改革来讲是至关重要的。第四，以渐进式改革为路径的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需要一个不断自我学习和自我完善的政府。
从中国改革的实践逻辑中我们可以看到，最初开始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到了一定程度以后，我们发现它的深化受到了传统政治体制的制约，于是需要转变政府职能，政治体制改革被提上了议程。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们发现要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运行机制，于是社会管理体制与机制改革又作为全方位改革被提了出来。从经济体制改革入手，然后开始政治体制改革、社会运行机制改革，逐渐走向全方位的改革。中国走的是这样的一条路。
在这里要提到第三个历史性的会议，那就是1984年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境内美丽富饶的沪、宁、杭金三角中心莫干山召开的“莫干山会议”。在这个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中国城市改革的概念。所谓城市改革就是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这才真正开始了中国城市改革的步伐。在莫干山会议上提出了城市改革的路径，那就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确定哪些商品的价格由市场决定，哪些由政府决定，实施价格双轨制。在这之前，传统计划经济下的中国，全部商品，无论是生活日用品还是生产资料，其价格都是由国家统一制定的。由社会所有商品全部由政府直接定价转为实行价格双轨制，这对一个计划经济大国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变化，它在计划经济体系中撕开了一个可以注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元素的口子。这个会议又被认为是开启了中国城市改革的一个会议。我个人认为，这个会议另一个独特之处就是参加会议的人。这个会议在中国历史上是很独特的，它是由学者们发起的民间关于改革开放的会议，参加会议的人不论官位论学辈。许多参加会议的人后来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实权人物，甚至有的人走上了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如王岐山，有的人则成为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一直具有相当话语权的学者，如周其仁。因为有这样一批人参加会议，所以能够现实地、有力地、真正彻底地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第三个贡献就是以“先行”的实践与“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推进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进程提供了一种新精神——敢闯、创新，从而推动了足以影响亿万人的观念更新的改革，促进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观念及改革创新文化的形成。
深圳本身就是一个移民城市，它具有鼓励创新、宽容失败、脚踏实地、追求卓越等显著的移民文化特质，而最突出的就是我们说的敢闯、创新的精神品质。可以说，当年一些完全不知深圳这座城市未来将如何发展的人，尤其是那些能够放弃体制内的安稳、敢于到这样一个陌生的正在建设中的城市来闯的人，他们多半是具有冒险精神的人。从理论上说，具有冒险精神的人其自身对风险的承担能力就很大。我们知道，最初的深圳在许多方面实施的是完全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规则与制度安排。如蛇口是中国最早打破工资制的地方，是最早实行企业无级别制的地方。在那里，无论你之前是处长还是局长，都要从零做起。企业打破级别，没有什么科级企业、处级企业、局级企业，企业的“级别”是由资产的多少决定的，人的“级别”则是由职位决定的，且工资与之挂钩。
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所带来的文化与精神的冲击力，是深圳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原动力。我们知道美国的硅谷60%以上的人回到家里说的是母语，它是非常典型的移民城市，因此硅谷成为世界创新的一个最具有活力的持续的发源地。只有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才能够产生奇思妙想。所以移民城市不仅具有冒险精神和冒险偏好，还蕴含着思想与思想的碰撞、观念对观念的挑战、智慧对智慧的启迪，只有在不同文化的冲击和碰撞中才能产生新的思想火花。
应该讲，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我们知道深圳市最开始是最低端的出口加工型产业结构，因为当时东南亚“四小龙”产业更新换代，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深圳来，这对深圳来讲是淘到第一桶金的方式。但是深圳市政府很快就意识到这并不是深圳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产业方式，同时深圳本身又是一个资源稀缺的城市，一定要选择一个合适的产业结构和发展路径才能够保证深圳的可持续发展，所以二十年前深圳就提出了“腾笼换鸟”等思路，采取了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一系列措施。
从深圳的发展来看，最低端的加工型产业结构使深圳淘到了第一桶金。深圳开始凭借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占领国际贸易市场，占了国际贸易的更大份额。
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改变对外贸易的格局。实际上改变对外贸易的格局，首先要改变产业结构的格局。只有产业结构的格局改变了，对外贸易的格局才能慢慢地发生变化。具体来讲，当一个国家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廉价劳动力的时候，那么它生产的产品，就会使它在国际分工链条当中处于最末端的地位。假如生产的是高科技产品，出口时拥有核心技术的人会拿到出口销售价格的60%，30%左右会被原材料拥有者拿走，不到10%的部分或许更少的一部分是廉价劳动力所得。谁拥有的要素价值越高，谁在国际分工链条当中所处的位置就越高。拥有核心技术就会处在国际分工链条的顶端，而如果拥有的只是廉价劳动力，就必然处于国际分工链条的最末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决定的，其地位又是由所拥有的要素决定的。如果我们仅仅拥有低廉的劳动力，仅仅靠劳动力低廉、商品价值低廉，来占领更大的国际市场份额，来赚取对外贸易顺差，可以肯定地说，这绝不是一个长期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结构。
当时，深圳领导人和决策者们很快意识到这一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深圳已经开始提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当时的深圳市政府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有一批不怕丢乌纱帽的改革型领导人，如时任市委书记的梁湘。1982年深圳地方财政只有不到3亿元，拿出1亿元来建深圳大学，并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震撼人心的口号：“当了铺子也要办深圳大学”。这才是一个改革者的勇气！今天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经济总量和人均GDP也都相当可观了，但我们依然需要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精神、那种勇气、那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使命和担当。
1992年深圳已经形成了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是1998年创办的，1998年后深圳的产业结构基本走上了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体的发展道路。所以深圳现在形成了在全国几乎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构。这个独一无二的经济结构是什么？那就是四个“95%以上”：所有制结构当中95%以上是民营企业；高新技术产业95%以上是民营企业；研发投入95%以上来源于民营企业；发明专利95%以上来自民营企业。
深圳还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民营企业+高新技术”的所有制和独特的产业结构。民营企业是深圳经济发展的土壤，高新技术产业是深圳发展的翅膀，“土壤+翅膀”使深圳能够连续26年保持经济增长的速度一直处在全国首位。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深圳并没有面临这样的问题，就是因为它不存在去产能、去库存的问题。所谓的去产能、去库存是指去低端产能和库存，而深圳基本上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深圳比较早地开始了产业结构的调整，选择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
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40年来，深圳创造了500多个“中国第一”和120多项“世界首创”。土地拍卖的第一个锤声在深圳敲响，股票交易始于深圳宝安，工程招标是在深圳开始的，高校制度改革——实行学分制在深圳大学开始，大学毕业不包分配也是从深圳大学开始的，有很多个“第一”是在深圳这座创造奇迹的城市产生的。
深圳为中国改革开放创造了很多可以复制的经验和制度安排，这是深圳这座城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当中独特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没有经济特区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经济特区。没有经济特区的发展就没有中国奇迹的创造，没有经济特区的创新就没有中国的深化改革，经济特区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是试验田、先锋队，是不断出经验的地方。它既是中国道路的一个真实写照，是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又构成了中国道路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在所有的经济特区当中，深圳经济特区是最成功的一个。很多经验是从深圳出来的。所以我可以讲，深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大于一个城市对一个国家的贡献，它的贡献远远不只为国家所贡献的GDP，还包括对发展道路的探索、对制度变迁路径的探索。对这条中国道路和制度变迁路径的探索，改变着一个国家，引领着一个国家逐渐完成由传统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引领着一个国家逐渐完成从普遍贫穷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的转变，引领着一个国家走向富强、繁荣与文明。
那么，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深圳经济特区的使命是什么？我认为，今天的深圳担负着探索中国深化改革路径的使命。具体地说，就是探索中国社会如何从政策开放走向制度开放；如何从外向型经济走向开放型经济；如何拓展对外贸易的新格局；如何通过创新驱动使中华民族富强起来；如何走上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进一步发挥经济增长极和区域引擎的作用。
第四个贡献就是以率先实现的富裕和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证明了一个大道理——人的自由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内容与目标。每一个公民的创造力，既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又是实现中国梦的原动力；深化改革既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解放生产力开始的，生产力的解放就是对人的解放，也就是对人的创造力的解放。所以改革开放40年来，给了农民自由流动的权利，就有了农民工，有了中国奇迹的创造；给了私营企业家自由发展的权利，就出现了像马化腾、马云这样的在引领中国经济发展乃至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方面具有相当大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所以当给了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自由发展权利的时候，社会的奇迹就会由于给了人们选择的自由，而获得发展的繁荣，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所以人自身解放的标志不仅仅是富裕，还必然包括拥有权利与尊严；生产力解放的标志不仅仅是获得自由流动的权利，还要有在市场规律与政府的远见卓识下的交换的公平实现、对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机会的事实平等和选择权利的平等给予。没有选择的公平与自由，就没有发展的幸福与尊严。
我们想想，在改革开放40年的发展中，让很多人爱上深圳的原因是什么？那就是宽松、自由、便利的社会制度和文化环境。在深圳每个人都可以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无论你是百万富翁还是草根。深圳在前几年推出来的一个改革，即“强区放权”改革，更加显示了深圳市小政府、大社会的发展路径。进一步转变政府的职能，政府只提供包括制度、法律在内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把更多的权力交给最基层，交给生产者，让要素所有者根据市场规律自己去选择。
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经验具有借鉴意义，因为经济发展是有其共性的。那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中国都处于发展阶段，我们都面临几乎相同的发展问题。比如都面临处在国际分工链条的末端，都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都面临在发展过程中公共教育和公共医疗供给短缺的问题，甚至都面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问题。正因为我们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中国道路作为转型国家的一种道路选择是有借鉴意义的。当然国与国之间有不同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这又决定了每个国家有自己发展的特殊性。中国道路是可以被借鉴的，但是最终适合自己的道路才是最好的道路。我们说中国能为新兴市场经济体提供关于发展问题的可借鉴的中国解决方案，就在于发展中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会遇到很多相同的问题。既然拥有十三亿人口的中国能够以风险相对较小的方式完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那么它的很多做法和路径是值得借鉴的，是值得深思和探索的。
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中国奇迹的创造来自人民的力量。民营企业为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奇迹的创造做出了巨大的历史性贡献。民营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坚实的支柱。许多民营企业家是熊彼特笔下那种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赚钱去发展，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去奋斗。正是这样一批人改变了这个民族，改变了这个国家，改变了这个社会。所以民营企业家，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是相当大的，他们应该被写进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中。
深圳要担负起新的时代使命
在深化改革开放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深圳经济特区还将担负起新的时代使命，那就是为世界提供中国机会，为中国创造世界机会。因为深圳不仅是“一带一路”的节点之一，深圳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也决定了它具有相当大的经济辐射力。当初由特殊政策建立的经济增长极所产生的虹吸效应，今天已经发展为巨大的扩散效应，这种扩散效应不仅使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强有力的增长极，也将成为东南亚这一带强有力的一个增长极。在40年前中国面临不改革就死路一条的历史抉择的时候，历史赋予了深圳经济特区艰巨而光荣的使命，它担负起探索中国道路的独特使命与任务。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在深化改革的历史背景下，深圳经济特区应该秉承它几乎与生俱来的敢闯敢干的创新精神，在深化改革当中继续为中国创造出可复制的经验，推动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
深圳的发展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缩影，深圳的繁荣是中国发展繁荣的一个缩影，深圳成功的道路也是中国道路正确性的一个真实而具有说服力的写照。今天讲起来，深圳人是非常自豪的。因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当中，在这40年的天翻地覆的变革中有我们的努力，有我们的脚印，有我们的付出。人的一生是很短暂的，能经历一个国家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40年伟大历程，对一个人来讲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最后我想说，一个民族能向后看多远，就能向前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