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非国大的斗争实践与基本理念

二战之后，南非的国内政治问题以及与国际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围绕种族隔离制度展开的。在国内，少数白人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设计将非洲人、有色人、印度人等其他种族群体排除在政治参与过程之外，从而确保白人族群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其他种族群体不仅没有政治权利，而且在经济上处于依附于白人阶层的状态，在社会关系上则形成了彼此隔离与敌视的状态。因此，种族隔离时期南非在与外部世界的互动过程中往往被贴上缺乏民主与践踏人权的标签。在国际上，白人政权为维持种族隔离制度和维护少数白人利益，利用冷战东西方对抗的国际格局，极力把自身塑造为西方在非洲大陆抵御共产主义蔓延的“桥头堡”，从而尽量争取西方国家的支持，至少避免受其干涉和制裁。把自身视为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因非洲国家对南非的孤立以及南非白人与西方社会在文化上的相似性而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在与非洲国家的互动中往往被视为殖民体系的一部分，在身份认同上与非洲新独立国家存在冲突和矛盾。

南非白人政权为维护少数白人利益而设计的种族隔离制度遭到了其他种族群体的反抗。在反种族隔离运动过程中，非国大因坚持非种族主义原则而得到最为广泛的黑人群体的支持，并确立了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在国内，非国大通过开展地下活动、武装斗争和动员群众抗议等方式反对白人政权的种族隔离政策，向白人当局施加压力要求举行非种族民主大选；在国际上，非国大积极游说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和进行制裁以迫使白人当局放弃种族隔离政策。从本质上讲，反种族隔离运动的目标就是给予占人口多数的广大黑人族群以平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权利，这是一种追求民主和人权的过程。种族隔离制度的结束则巩固了非国大对新南非自我身份的认知，即新南非是一个民主和人权国家，在国际社会推行民主和维护人权是南非外交的基本政策和责任。

通过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斗争实践，非国大形成的基本认知理念是新南非属于非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这与种族隔离政权的认知观念存在根本差异。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权将南非视为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一部分，非洲新兴独立国家也将南非排除在非洲地区组织之外。非洲新兴独立国家通过各种方式支持非国大等民族解放组织的反种族隔离运动，这在情感上强化了非国大与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非国大决策精英便认为南非白人政权所实施的种族隔离政策从本质上讲是殖民主义，不仅对南非内部其他种族群体构成威胁，而且给周边邻国也造成了巨大损失。种族隔离时期非国大与非洲新兴独立国家之间的互动为新南非融入国际社会、改善与非洲邻国的关系奠定了基础。非国大将新南非视为非洲国家，并以一种负债心理强调要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地位促进非洲大陆的经济发展，维护非洲的安全和稳定。非国大的基本理念为改善民主转型后南非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提高南非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奠定了观念基础。

一 非国大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实践

南非是一个多种族社会。白人执政时期，南非境内形成了不同形式的反种族隔离运动。由于非国大坚持非种族主义政策以及较为成功的外交实践，从而成为反种族隔离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从非国大成立到白人统治的结束，非国大反对种族隔离制度、追求民族解放的斗争实践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1912～1960年，1961～1989年，1990～1994年。在不同历史时期，非国大反种族隔离斗争的革命实践以及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差异。然而，也正是由于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了政策与方向，非国大才最终取得了反种族隔离斗争的胜利。

（一）非暴力大众运动时期（1912～1960年）

非国大的前身是1912年成立的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South African Native National Congress），该组织最初成立时的主要目的是争取黑人的政治经济权利。1925年，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更名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目的是由狭隘的土著人集团转变为一个包容性的全国解放运动。到20世纪40年代非国大在修马（Xuma）主席的领导下由相当温和的资产阶级压力集团转变成了大众性的全国激进运动。[19]20世纪40年代也见证了非国大组织力量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1944年，在沃尔特·西苏鲁（Walter Sisulu）和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等青年领袖的领导下非国大青年联盟（ANC Youth League）得以成立。非国大青年联盟的基本目标是依靠非洲青年的力量实现真正民主以及宪法保障下的人权。事实上，青年联盟具有强烈的非洲民族主义思想倾向，强调以非洲人作为民族解放运动和实现民主的关键，最初他们对其他种族群体（欧洲人、印度人、有色人）抱有怀疑态度。[20]然而，伴随着种族隔离制度的进一步强化，以及1950年《镇压共产主义法案》的出台，非国大进一步深化了与共产党以及印度人等其他政治集团和种族群体的合作。1952年6月，非国大与南非印度人大会合作发起了“蔑视不公正法律运动”，该运动从伊丽莎白港开始，后迅速蔓延到全国。该运动标志着非国大正式决定将自身转变成代表全部南非人的政治组织。[21]然而，非国大非种族主义路线也遭到了党内非洲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他们在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罗伯特·索布克韦（Robert Mangaliso Sobukwe）的领导下于1959年4月脱离非国大成立了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泛非大）。泛非大成立后不久便开始组织反《通行证法》运动，但遭到白人当局的残酷镇压，造成了震惊世界的沙佩维尔惨案。1960年3月，南非当局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随后取缔非国大和泛非大等黑人民族解放组织。

从1912年成立到1960年遭到南非当局的禁止，非国大逐渐由狭隘的非洲民族主义组织转变为非种族主义性质的全国大众运动组织，这种转型有利于非国大联合其他种族集团建立最广泛的反种族隔离统一战线。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甘地思想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影响，非国大主张通过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反对种族隔离政权；在国际社会主要通过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揭露种族隔离制度违背民主和压制人权的性质，力图通过国际组织向南非当局施加压力，以求种族隔离政策得以改变。然而，非国大50多年的非暴力斗争只是给非洲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镇压性立法以及越来越少的权利。[22]面对日益严重的镇压，非国大对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已经丧失信心，因而在斗争战略上逐渐转向武装斗争。在国际上，国际组织以及西方社会对南非当局制裁孤立不力，迫使非国大逐渐转向东方，寻求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之间的特殊关系，则为其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国家间关系提供了便利。

（二）武装斗争时期（1961～1990年）

沙佩维尔惨案后，非国大的反种族隔离斗争转向两个方面：一是非国大领导人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转向国外，建立非国大驻外代表机构，以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二是在曼德拉的领导下非国大于1961建立了军事力量——民族之矛（Umkhonto We Sizwe）。1962年，曼德拉开启非洲之旅，寻求非洲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支持。事实上，埃塞俄比亚、苏丹、突尼斯、阿尔及利亚、马里、塞内加尔、几内亚、利比里亚、乌干达等非洲国家的领导人都表达了对非国大开展武装斗争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支持。然而，非国大等黑人民族解放组织的武装斗争活动遭到了南非当局的残酷镇压。1964年“利沃尼亚案”审判后，曼德拉等7名领导人被判终身监禁，非国大遭到严重削弱，非国大驻外机构同时也承担起了武装斗争的责任。

20世纪60年代末，非国大进行了组织结构的重组，从而使该组织重新焕发了活力。1969年，非国大在坦桑尼亚召开摩洛哥罗（Morogoro）会议。通过此次大会，非国大对驻外代表机构进行了重组，同时建立了主席委员会（Presidential Council）和革命委员会（Revolutionary Council），前者主要负责处理非国大的行政事务，后者主要负责“民族之矛”开展的武装斗争。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得到了精简，由1960年的16名成员减至1969年的9名成员。此外，非国大强调通过发起一场“人民的战争”来实现民族解放。这意味着非国大开始由非暴力的政治组织转变为革命的民族解放组织。摩洛哥罗会议接受了南非共产党关于“特殊类型殖民主义”和“两阶段革命论”的理论主张，[23]并为未来非国大的斗争指明了方向。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南非内部黑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严重冲击了种族隔离政权。这一时期，非国大试图通过革命的手段实现政权变更。在国际上，由于联合国缺乏效率、西方国家反对对南非进行严格制裁，所以非国大寻求与其他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国家建立国际联系。[24]非国大通过与南非共产党结盟加强了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系。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主张与非国大通过武装斗争反对种族隔离政权的主张一致。通过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联系，非国大不仅提高了自身的合法性，而且得到了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和军事支持。非国大大部分的军事与财政援助来自苏联以及苏联的代理国。[25]非国大还加强了与非洲新兴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联系。非国大的军事力量“民族之矛”利用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津巴布韦等邻国的领土发动对种族隔离政权的攻击。这些非洲国家还向非国大提供军事培训以及财政资助等。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南非内部政治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温和改革派开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强调与非国大分享政治权力，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在国际上，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完全改变了苏联对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态度，苏联开始强调通过与美国合作解决非洲大陆的冲突，美苏冷战格局开始在非洲逐渐消解。国内国际形势的发展为非国大与南非当局通过谈判方式结束种族隔离制度提供了可能。

（三）政治协商时期（1990～1994年）

1990年2月，南非总统德克勒克宣布取消党禁，释放黑人领袖曼德拉。这一动向标志着白人政权正式启动与非国大的政治协商进程。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非国大就主张与政府通过对话方式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但是非国大的基本战略仍然是维持武装斗争，通过以大众动员为基础的革命战略实现制度变迁。1990年之后，非国大在国内逐渐放弃了革命的武装斗争战略，主张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在国际上，由主张继续维持对种族隔离政权的孤立与制裁转变为主张逐步取消对南非的制裁。这一时期，非国大反种族隔离斗争战略的转变主要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

首先，南非国内白人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主张通过谈判方式与其他种族分享权力，这便消除了政治协商的最大障碍。南非持续的政治动荡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迫使非国大逐渐转向放弃国际社会对南非制裁的立场，以为政治协商进程创造条件。无论是国民党政府还是非国大都不希望谈判破裂从而使南非陷入种族内战之中。

其次，东欧剧变与苏联解体对非国大的革命战略造成了严重冲击。这不仅意味着非国大丧失了来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军事与财政援助，而且冷战格局在非洲大陆的结束使非国大面临丧失利用安哥拉等国领土对南非白人政权发动攻击的挑战。因此，通过革命方式实现民主和人权的战略正日益丧失可行性。

最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认同了非国大在政治谈判中的关键角色，并且通过施加压力和给予利诱等方式支持南非通过和平方式向民主制度过渡。美国政府指出，假如非国大不愿参与协商、停止暴力或者不愿在种族隔离之后承诺建立民主政府，美国将支持没有非国大参与的政治协商。[26]美国还通过给予非国大竞选资金鼓励非国大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向民主制度的过渡，并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实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1990年中期，曼德拉对美国进行访问并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同时得到了美国5100万美元的竞选资助，占到曼德拉出访募集资金的一半。[27]

正是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非国大在这一时期斗争策略的转变，而且正是由于非国大政策的灵活性以及对非种族主义原则的坚持才使其成为南非内部民族解放运动的关键角色，并最终造就了其在后种族隔离时代南非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非国大在种族隔离斗争时期与南非白人政权以及外部世界的互动为新南非对自身角色与身份认知奠定了基础。非国大的基本理念和世界观源自种族隔离时期的斗争实践。

二 非国大的基本理念

非国大的基本理念来自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实践。种族隔离时期，白人政权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非洲人以及印度人、有色人等种族群体排除在政治选举和参与过程之外，因而是非民主的；在白人政权的统治下，黑人不但没有政治权利，而且被剥夺了经济权利、社会权利和文化权利，因而丧失了基本的人权。白人政权通过暴力镇压的方式维持种族隔离制度，进一步暴露了其践踏人权的本质。非国大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基本目标便是以非种族原则为基础确立成人普遍选举制度，同时确保各种族在宪法原则下享有基本的权利。因此，非国大将白人政权这一“他者”塑造为自身的对立面，而自我的形象认知则是追求民主与捍卫人权的进步性力量。

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白人政权与西方国家保持着密切的政治经济联系，南非不仅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与文明的一部分，而且被美国视为对抗苏联共产主义在南部非洲扩张的关键力量。然而，对非洲邻国而言，南非则是地区的破坏性力量，南非白人政权与大部分新兴民族独立国家以及民族解放运动建构了一种相互敌对的认知关系。虽然从地缘角度上讲南非是非洲大陆的一部分，但是从文化意义上讲南非的白人政权并不认同黑非洲文化。南非白人政权将去殖民化进程与非洲殖民地的独立视为对自身安全和生存的一种威胁，而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也将南非白人政权所施行的种族隔离政策视为殖民主义。

与白人政权完全不同的是，非国大等民族解放运动得到了广大非洲独立国家的支持。非洲国家通过提供基地、军事培训、政治支持以及财政援助等方式支持非国大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这一时期，非国大与广大非洲独立国家以及其他非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视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为共同的敌人。即使在政治协商阶段，非国大即将取得政治上的胜利时，仍然强调种族隔离制度对非洲大陆所造成的破坏作用。1993年，非国大领导人曼德拉在《外交事务》杂志上撰文指出，虽然南非人在国内遭遇歧视和镇压，但是南部非洲也是种族隔离政权扰乱战略的受害者。该战略导致200万人丧生，并使我们邻国的经济遭受了大约624.5亿美元的损失。[28]通过将种族隔离政权确定为共同的敌人，进一步强化了非国大与非洲国家之间的“共同命运感”。此外，非国大将反种族隔离运动视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其他国家的反帝、反殖运动往往能够得到非国大的大力支持。反种族隔离斗争时期的“共同记忆”塑造了他们彼此对“非洲国家”身份的认同，而意识形态、黑人肤色、文化及命运上的相似性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身份认同。

无论是民主人权观念，还是非洲国家观念，都对非国大的基本外交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民主人权观念而言，非国大不仅将反种族隔离斗争视为争取民主和人权的过程，而且通过制度安排和法律建设等方式将新南非确立为民主国家和保障人权的国家。非国大将自身关于南非内部的政治理念外化为处理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并积极寻求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民主建设和保障人权。对非国大而言，为追求一个没有种族隔离的南非而斗争在很多方面也就是为追求基本人权而奋斗。因此，把人权确定为外交政策的原则并非巧合。[29]同时，在非国大看来，只有真正的民主才能保障人权，只有建立民主制度和责任制政府才能确保世界安于和平。正如曼德拉所言：“反种族隔离运动是二战后最重要的争取人权运动，它的胜利显示了我们共同的人性：在动荡时代，我们不应失去对人权的追求。因此，南非不会无视其他国家的人权。人权将成为新南非处理外交事务的指导原则。只有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保障人权。……因此，南非会努力在世界范围内促进和培养民主制政府。”[30]

就非洲国家观念而言，无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还是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新南非都把自身视为非洲世界的一部分，南非无法摆脱其非洲命运。南非的繁荣有赖于非洲的和平、稳定与发展。这种理念强调南非应该利用自身的政治经济优势维护非洲安全和促进非洲经济发展，并在这一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1996年南非外交部发布的《外交政策讨论文件》指出，南非应当把非洲国家视为平等的伙伴并避免霸权野心，应避免以维护自我利益为目标的狭隘外交方式。[31]这表明非国大改变了种族隔离政权与邻为敌的政策，安全相互依赖取代安全困境成为新南非处理与非洲国家之间关系的基本观念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