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明代浙江乡镇志书的发展
囿于资料所限，尚未考得有元代的乡镇志书名目。然而有的学者认为丰灼编纂的《三茅山志》系目前仅见的元代乡镇志书。[8]洪焕椿先生在《浙江方志考》中虽然将此志归入山水志的范畴，但是在具体考述中引述了陈耆卿所撰《三茅山志序》，其所录陈序云：“山以志重，而名贤治行、潜德忠贞足为仪范者，与之而昭示乎来祀。是则其名虽曰山志，实乃乡镇之书也。”[9]由此来看，陈耆卿似乎又将丰灼编纂的《三茅山志》当作乡镇志书，而洪先生也误以此志为山水志，在志书分类上出现了矛盾。然检对明人高宇泰撰《敬止录》卷四十所载陈耆卿序文，两相对照之下，我们发现在“昭示乎来祀”之后根本不是洪焕椿先生引述的所谓“是则其名虽曰山志，实乃乡镇之书也”的语句，而是“盖先生文学政事，于往哲无愧”云云的评赞文字，并以此结尾。[10]由此可知，洪著中所谓“其名虽曰山志，实乃乡镇之书也”乃是作者自下之按语，却不慎误入所引述材料中而且未发现讹误所在；后来学者未经检对原书序文，径将此语认为是陈耆卿原文所述，因此造成了误解。实际上就陈耆卿所述以及任埙所撰序文来看，这部志书记载了以元代宁波三茅山地区（今宁波鄞州区与奉化市交界一带）为中心的自然、人文、特产、风俗等方面的内容，当属于山水志范畴，因此不能将其列入乡镇志书的行列中。
方志到了明代有了迅速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制度，保证修志工作连续不断地进行。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1370）下令编修一统志，永乐十六年（1418）颁布《纂修志书条例》21条。中央政府的三令五申，使各地编修方志得到迅速发展。同时，由于明代已进入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地方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明代方志编修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11]府志、县志多次修纂的同时，乡镇志也比宋代有所发展，许多快速发展的乡镇，为了适应地方经济和人文需要，也编修了志书。
1.名目与数量
浙江乡镇志书的编纂到了明代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仍不普及。
目前可考知的明代乡镇志书有76种，其中现存20种，亡佚56种。明代浙江乡镇志书有27种，其中现存7种，亡佚20种。明代中后期的嘉靖、万历、崇祯三朝编纂的志书（18种）占其全体数量的三分之二比重。分别为永乐《濮川志略》（佚）、天顺《仙潭事迹》（佚）、弘治《蒲岐所志》（佚）、正德《仙潭志》（存）、嘉靖《增辑乌青志》（佚）、嘉靖《四安镇志》（佚）、嘉靖《续澉水志》（存）、嘉靖《观海卫志》（存）、嘉靖《临山卫志》（存）、隆庆《鄞西桃源志》（佚）、万历《琏市志》（佚）、万历《桃源乡志》（佚）、万历《增补桃源志》（佚）、万历《重修乌青镇志》（存）、万历《桃源志稿》（佚）、万历《双林笔记》（佚）、万历《濮溪志草》（佚）、万历《菱湖志》（佚）、崇祯《石步志》（存）、崇祯《濮川残志》（佚）、崇祯《南浔镇志》（佚）、崇祯《濮川志略》（佚）、明末《硖川志》（存）、明《乌青续录》（佚）、明《仙潭续志》（佚）、明《桃源广记》（佚）、明《竹溪小志》（佚）。
明代的浙江镇志，在分布上很不平衡，主要集中于嘉兴、湖州两府，杭州、宁波甚少，而绍兴、金华、台州、处州、温州、衢州诸府，均未发现有修镇志。这与当时嘉兴、湖州及杭州等地的市镇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密切关联。乡镇志在濮院等少数几个镇市集中纂修的原因即在于此。
从宋元开始，到明朝初年，一些原来属临时性、定期的集市，逐步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以商业为主体的新市镇。嘉靖时人茅坤曾说：“至于市镇，如我之湖，归安之双林、菱湖、琏市，乌程之乌镇、南浔，所环人烟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少中州郡县之饶者。”这说明当时湖州、嘉兴府不少新兴的商业、手工业市镇崛起，巨商大贾聚焦，商旅来往频繁，经济相当发达，商业非常繁荣，其富饶程度已经超过某些县城。
如乌青镇，洪武初“虽云重兴，亦不尽复。迄成化弘治间，年谷屡登，居民殷富，锐于兴作……民居则鳞次栉比”，“十里之内，民居相接，烟火万家”（见乾隆《乌青镇志》卷首）。由于经济繁荣，交通便利，世族名士聚居于市镇，书院、寺院林立，文人学士辈出，又形成了人文荟萃之地。以乌青镇为例，宋有进士17人，元1人，明9人；宋明两朝，举人达39人之多。因而该镇宋代二修镇志，明代三修镇志。
再如桐乡濮院镇，北宋不过是一个草市，叫御儿市，元代逐步形成小市，称永乐市，到了明代万历年间，一跃而成为“人可达万家”，“商旅辐辏”的商品经济发达的中心。这里丝织业兴盛，在明隆万年间，又“改土机为纱纟由，制造绝工”，达到“机杼声轧轧相闻，日出绵帛千计，远方大贾携橐群至，众庶熙攘于焉”的繁荣景象。这里也是人文荟萃之地，有进士15人，其中宋4人，元2人，明9人。因而这个镇的修志事业也较发达，明代修了《濮院小志》《濮川志草》《濮川残志》《濮川志略》等，数量之多，为明代各镇之首，惜相继佚失。另外，海盐县澉浦镇、德清县新市镇等亦均几度修志。
明代各地区乡镇（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市镇社会）的不断繁荣发展与地方人文事业的兴盛，成为编纂乡镇志书的重要物质和文化基础。明代乡镇志书的这种时空分布特征，是与明代中后期以来全国各地尤其是江南地区的市镇社会繁荣、经济发展与人文教育昌盛的历史背景相一致的。[12]
2.体例与体裁
明代县志门类齐全，记述较详，而镇志则较为简略，记述一镇的概貌和风土人情。
从志书体例与编纂体裁的成熟完备以及记载篇目门类的丰富程度上看，明代乡镇志书较之南宋时期的乡镇志书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以董穀纂修的嘉靖《续澉水志》为例，该志系海盐董穀纂，仿《绍定澉水志》图经体例所作，纂于嘉靖二十六年（1557），分四册九卷。董穀字硕甫，正德丙子举人，官安义、汉阳知县。罢官后，自号碧里山樵，又号汉阳归叟，居海盐澉浦镇。他曾对常棠所作《澉水志》，校后刊行。又采元、明诸事，续成新编。《四库全书》根据浙江巡抚采进本存目。该志虽然沿用了宝祐《澉水志》的纲目体形式，但是在分纲列目的程度上更为精细，每个大类都有次一级细目的设置。例如宝祐《澉水志》仅在地理门下细分为沿革、风俗、形势、户口等9个细目进行记述，其他诸门并未再行划分次级篇目，而嘉靖《续澉水志》仅在卷之四贡赋纪下就分置区图、丁产、税课局、盐课、滩荡、团盘、屯种、岁造共8个细目，主要用来记载当地的赋税、丁产与户口等内容，全志更是分为地理、职官、公署、贡赋、兵卫、祠宇、人品、杂记、艺文九9个大类共51个细目门类进行记述，不仅其分类的细致程度较之宝祐《澉水志》更上一层，而且进一步丰富了相关内容的记载。又如嘉靖《续澉水志》卷之五兵卫纪下又分为城池、军伍、校场、砦堠、铺舍等次级篇目，而在宝祐《澉水志》中大致与这些篇目记载的内容相对应的乃是廨舍、坊巷、坊场、军寨等高一级的大门类，但其所载内容都较为简略单薄，实际上等同于一般志书中的细目所载内容的篇幅容量。因此，董穀在编纂嘉靖《续澉水志》的过程中，便把属于此类情况的大类篇目降格为细目并列处理，这样在篇目大类设置上较之宝祐《澉水志》减少了许多，不仅看上去显得线索明晰、条例清楚，而且在次级细目的设置与编排上更为符合当地实际情况，使得志书各卷各类的篇幅也显得更为均衡，体例更趋精严。
从志书的体裁运用方面来进行比较，宝祐《澉水志》仅有图、志二体，通篇无人物列传。随着当地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记载对象在内容上的日益丰富，嘉靖《续澉水志》在编纂中就增设了人物纪一卷，运用传记体裁记述乡里先贤人物，丰富了乡镇志书的记载内容，而且卷首载图较之宝祐《澉水志》亦为多，不仅有舆地形势图，又增加了地理景观图。嘉靖《续澉水志》图、传、志三体兼备，整部志书的内容与形式更趋丰富完备，由此展现了明代乡镇志书较之南宋乡镇志书编纂的长足发展特征。成于正德十一年（1516）的正德《仙潭志》，明陈霆撰。陈霆是本镇人，曾任山西提学佥事等职，离官后回乡从事著述。他所纂修的镇志实为缩小的县志。该志物产一目记载甚详，特别是有关湖州物产丝、油、苧麻等生产和贸易的情况。另外对街坊记载也颇为详细。对研究明代江南镇市经济有一定价值。
这些乡镇志书的特征从整体上反映了自宋代以来乡镇志书在体例、体裁以及篇目设计上的不断完善与演进的发展趋势，为清代乡镇志书编纂的繁盛时期到来，以及志书的体例体裁丰富多样、记载方式富于个性的鲜明特点之形成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表1 宋明时期浙江乡镇志书一览
[1]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174页。
[2] 按：（明）陈威、喻时修，顾清纂正德《松江府志》，于卷首胪列“引用诸书”50余种，其中就有梅尧臣所纂《青龙杂志》一书。此外，（清）宋如林修、孙星衍等纂嘉庆《松江府志》卷一《疆域志》亦曾引述该志佚文一则。
[3] 按：（清）宋如林修、孙星衍等所纂嘉庆《松江府志》卷二《山川志》引述此志佚文。
[4] 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第308～309页。
[5] （宋）罗叔韶修、常棠纂宝祐《澉水志》，《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二十册影印1935年《澉水志汇编》铅印本，上海书店出版社，1992。
[6] （清）纪昀、（清）陆锡熊、（清）孙士毅等，总纂四库全书研究所整理《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中华书局，1997。
[7] （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1454页。
[8] 例如褚赣生、龚烈沸就持此观点，分别参见《明清乡镇志研究》（复旦大学1987年度硕士学位论文）与《宁波古今方志录要》，宁波出版社，2001。
[9] 参见洪焕椿编著《浙江方志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第511～512页。
[10] （明）高宇泰撰《敬止录》，清道光十九年（1839）刻本。李修生主编《全元文》卷一七九二载有此篇序文，参见该书第五十九册，凤凰出版社，2004，第21页。
[11] 仓修良：《方志学通论》（增订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第225页。
[12] 魏桥主编《浙江方志源流》，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