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康藏边界的确定与“大白事件”的解决

（一）“康藏冈拖暂行停战协议”的签订与康藏界务

在刘文辉调遣康军备战的同时，藏军也在代本厦苏的率领下，有意进攻康军，并分兵向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马步芳的驻军进攻，开始同时进攻康、青二军。1932年3月24日，借口解决青海玉树所属的噶丹寺和得塞召发生的土地纠纷，一千多名藏军大举进入青海，占领大小苏尔莽、春科等地。3月30日，康军余松琳旅部下的团长邓骕（或作“邓骏”“邓骧”）率部进攻藏军，收复朱倭的雄鸡关。4月4日，在青海的藏军不断取得军事胜利，进占囊谦。同月7日，康军收复了甘孜，前锋直指瞻化，战事扩大。

起初，藏军进攻连连得胜，进而围困结古（今青海省玉树）青军，在通天河一带与马步芳部马良臣旅骑兵发生激战。7月，青军反攻，大败藏军，9月初收复了大小苏尔莽、囊谦。之后，青军进而控制了石渠、邓柯等县城。10月1日，代理青海省政府主席马麟、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马步芳，联名致电中央各部门，称“西藏系中国领土，藏人系中国国民，内部鹬蚌之争，徒授外人以渔翁之利”，要求“中央速电达赖确定康藏界限，早日息兵，以安边圉”(29)，并做出了青、康联手进军昌都的姿态。

而同时，刘文辉部康军亦步步前进。当时康区各地有人枪的实力派，已经公开或暗中被收编、委任为刘文辉部的营长、队长诸职。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以国民党西康党务特派员的身份自称“西康省防军司令”，于1932年2月发动“巴安事件”后，驱逐了刘文辉驻扎于巴安（今四川巴塘县）的康军，率领一支康南民兵，既不服从刘文辉驻的康军，又不听从藏军之命令，活动于藏军区域。他们在藏军地盘迂回侧击，给藏军造成了很大麻烦，“使敌无瑕整顿”(30)，加速了藏军的溃败，故康军连连取胜。4月底康军克复炉霍。5月，康军克复瞻化。此时，藏军防守甘孜的部队，大多是临时征雇甘孜孔撒、麻书土司之百姓，在康军进攻前夕，大多解散，大金寺僧人亦焚其寺西逃，康军大举反攻，占领了大金寺并再次放火焚烧。7月，康军克复德格，并直接抵达金沙江边的冈拖一带（又写作“岗拖”，今属昌都江达县）。青、康两军两路进攻，奋力反攻藏军，藏军败退，溃逃至金沙江西岸，这样，康军得以收复从1918年“民七事件”以来被藏军占领的德格、白玉、邓柯、石渠等4县，出现了康、藏两军以金沙江为界隔江对峙的局面。

鉴于藏军已呈败局，无力再战；兼之康区各族人民对藏军把“在康区视为致富的机会”而肆意盘剥(31)，以及连年战争造成无穷灾难深恶痛绝，西藏地方政府只得接受和解，故十三世达赖喇嘛于7月命令昌都总管派代本琼让前来与康军议和。8月，英国政府向中央政府外交部发出照会，要求康藏双方停战，并提出了一个建议。

9月18日，蒋介石召集川、滇、青、陕、甘五省及蒙藏委员会、外交部、军政部代表，在南京举行“西防会议”，决定康藏停战。而国民党西康党务特派员格桑泽仁先后致电蒋介石、刘文辉及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建议长驱直入，“最低限度，务恢复民七年以前西康范围，俾能完整建省，并调解班、达纠纷，送班回藏”(32)。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及刘文辉、刘湘“二刘之战”已经爆发，蒋介石复电未予同意；刘文辉急于与刘湘争夺在四川一带的利益，也同意在康区停战(33)，放弃进军昌都。

1932年10月初，川康边防总指挥部派出交涉委员姜郁文、交涉专员邓骕前往德格属下的冈拖地方，与藏军交涉专员琼让、交涉委员吉卜议定停战条件。8日，在冈拖东岸的议场，康藏双方达成了停战协议，即“冈拖暂行停战协议”，共6条规定(34)，主要有：一、康藏双方接受议和协定，弃嫌修好，所有“汉藏悬案听候中央及达赖解决”；二、康军以金沙江上下流东岸为最前防线，藏军以金沙江上下流西岸为最前防线，双方军队，不得再逾前方一步；三、“自中历（1932年）十月八日至十月二十八日止，双方作战部队，各将先头部队撤退”，“双方各处驻军不得超过二百人，并各派员互相监视撤兵”。此外，协议还对恢复双方商民往来、交通，保护喇嘛僧侣等作了明确规定。

至此，双方达成岗拖协议，康藏双方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告一段落，但是对于引发军事冲突的“大白事件”如何处理，双方并未达成一致。

1933年春，藏军小股部队从昌都出发，分兵三路袭击青海玉树，欲夺回春科等地，遭到了青军的反击，无果而返。这以后，青藏双方决定议和。6月15日，藏方代表代本索康苏巴、孜仲多吉与青方代表海南玉树宣慰使马驯、李正楷，在交界处的囊谦德扎宫签订了停战和平协议8款，主要内容是：藏军先退兵，十四日后青海方面亦撤军，所有俘获藏方军民，亦无条件释放；保护双方的商民、寺院；若藏军犯青，则由“藏方昌都、巴（八）宿、类乌齐二十六族头目人等担保”；青海军队犯藏，则由“玉树二十五族头目人等担保”；此后双方各守其地，“和睦如前，西陲国防巩固，国家幸甚，边民幸甚”(35)。

和议既成，康、青、藏三方气氛进一步好转。通过康藏冈拖协议、青藏协议，康、青、藏三方的纠纷基本平息，青藏维持原状，康藏则以金沙江为界，三地人民之间的正常经济、商贸与文化交流得以恢复。这种均势格局一直持续至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昌都的前夕。

（二）“大白事件”的解决

1933年秋，刘文辉兵败于“二刘之战”，率24军残部退据雅安一隅，无奈开始全力经营西康。为了站稳脚跟，刘文辉极希望尽早彻底解决“大白事件”。当年1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康藏两方一度因甘孜大金寺僧人引发问题而重起纠纷。次年初，康藏两军在邓柯、石渠等地发生了小冲突。

1934年1月底，南京国民政府批准热振呼图克图出任噶厦之摄政，由于热振呼图克图心向祖国，以民族团结为重，由此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出现了“民国以来最为好之局面”(36)，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也拟定了恢复大金寺的“善后办法”。在康、藏、青、中央四方情况均与以前有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大白事件”的彻底解决成为可能。

1934年5月17日，川康边防指挥部派出的交涉善后坐办、德格县县长姜郁文与西藏三大寺及噶厦代表觉吾向让，针对1932年协议对于“安置达结（即大金寺）尚未办结”的现实，“由双方协议”了相关的“安置办法”并正式签订，这就是康藏之间的又一“协议”，即“康藏和好条件”12条(37)。主要内容是：“达结未安置前，双方为免误会”而军队各自后撤；“达结寺应委堪布”，由该寺公推取得康方同意后再由藏方达赖喇嘛委任，并由康方“加状委任，只管寺中教务，不能干涉行政及其他事务”；大金寺应该“谨守黄教清规。西康政府对于该寺，与康定各寺，同等待遇，同样管辖”；“自由耕种”“所有土地”并且“按亩纳粮，照章支应乌拉”；西康政府对于大金寺僧民“不究既往，概许自新，奉公守法，与康民一体待遇。惟不得干犯法纪”等。此外，“康藏和好条件”12条还对康藏双方“派员督率修复”大金寺、寺中存留枪支数量等作了规定。但是，由于“汉藏文字发生误会”，大金寺僧人代表“乘夜遁逃，复在德格县所属松林口地面，抢劫甘商大宗货物，事态扩大。当时虽仍与藏方不断交涉，因牵涉过多，一时遽难就范”(38)；兼之大金寺僧人抢劫并焚毁邓柯县保正泽旺彭措（一译“泽翁彭错”）官寨，更使“大白事件”趋于复杂。

1935年1月9日，藏军代本崔科（又译“出科”）与德格县长邱丽生，在德格议定了《安置大金寺僧规约》8条。对于“大金寺庙大殿”的重修、土地的“发还”、僧人的回寺、堪布的推选及任命等问题，初步达成了共识(39)，满足了大金寺的愿望，进一步缓和了双方气氛。同年5月，长征的红军进入康区，诺那活佛所率武装、康军均曾与红军交战，正在解决中的“大白事件”，由此再次暂时停顿。

1936年初，大金寺僧人代表亚鲁大阶、格松德朱、尼玛慈仁等人抵达南京，向国民政府陈述请求，说明恢复大金寺是“关系数千僧众之安置，为汉藏团结、边防安宁以及整个西陲佛教之安定”的大事(40)，获得财政部拨给修葺大金寺补助资金2万元。而西康建省委员会同年驻康办公，推进西康省的筹建，“为辑睦康藏、安定地方起见，对于此案（即“大白事件”）极端重视”(41)，并正式着手修葺大金寺。由于尚有为数不少的大金寺僧人滞留于金沙江西岸的昌都一带，西康方面遂多次向藏方提出请求。至次年1月，返回甘孜的大金寺僧人已有二百余人，刘文辉并“致电昌都札萨索康札萨喇嘛，请其转知流散河西之大金寺僧早行返寺”(42)。

1938年10月21日，刘文辉委派的24军815团团长兼西康建省委员会特派调解“甘案”专员章镇中，从甘孜出发前往康藏前线地区。10月底，章镇中抵达德格县。11月9日，章镇中会同德格县长兼康藏交涉坐办范昌元，与大金寺、西藏地方代表汪钦，以及西康土司、头人“开始会议”，商量协议“规约办法”，“不意第一次对照规约藏汉文字颇多错讹，彼此争执，莫衷一是。经电陈明，请加修改”，刘文辉予以“指示，另订办法”，“逐日议案”，“反复协商，讨论不欠求详，折衷务得其当”，“历时两月，始告完成”。12月30日，康藏双方就达成的“安置良善大金寺僧规约详细办法”7条，在共同认可后，“当场公布，签字结束”(43)。办法主要内容是：第一，“修复大金寺”，由甘孜县政府代雇民众150人，每人每月发给工资藏洋11元；第二，以前划入白利土司的朱倭、林葱、骨老隆三村，“一律收归县府直接管辖，专设一区，由县长兼任区长”，对于“该区内一切政务”，大金寺、白利土司“一律不得干预”；第三，“藏方发给大金寺枪弹，由藏方悉数收回”，“倘有隐匿不缴者，查出枪弹一律没收。大金寺僧回籍渡河（指金沙江）时，由康藏双方代表监视检查，并实行登记人枪子弹数目”；第四，规定“大金寺及大金寺僧与其他各方面之手续，候大金僧返寺后，依合法方式解决”(44)。在孔撒、白利、朱倭等土司，甘孜等寺代表监督具结情况下，当事方共同签字，保证弃嫌修好，大金寺代表亦表示永不滋事，若有违犯，愿受地方官府依法治罪(45)。

1939年1月2日，西藏地方摄政热振呼图克图所派代表索康·旺钦格勒，与西康省政府方面的章镇中、范昌元议定“安置大金善良寺僧详细办法”7条(46)。签字后，西藏代表索康·旺钦格勒提出藏军先从金沙江撤出，以安定西康后防，支援国家抗战(47)。而西康省政府报呈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称：冈拖停战条件后，“民七部分失地得以收复矣。关于安置大金僧民，因事体繁重，与藏方往复磋商，未有结果”。而从“安置良善大金寺僧规约详细办法”签订以后，所有大金寺僧众“遵守规约”，从昌都渡江返回甘孜原寺；“藏方因本案已告结束，表示满意，原驻金沙江两岸藏军除少数维持交通外，余皆撤回昌都；我军亦撤回甘孜，双方相见以诚，从敦旧好”(48)。

至此，由“大白事件”引发的第三次康藏纠纷，在康藏双方发生多次军事冲突，经由中央政府专员及多方调解，和双方多次谈判与反复交涉，在历经十年之后，终于宣告顺利圆满地解决。康藏双方的人员往来、民族关系得以恢复正常。中央社记者刘尊祺，为此事还专门撰写了一篇《康藏关系新纪元》的评论文章。此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政府垮台，以金沙江为界，康藏双方人员往来、民族关系正常进行，未再发生纠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