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白事件”在1930年的爆发
(一)大金寺及其所谓“亲藏”传统
大金寺(当时文献又译写为“大节寺”“达结寺”“大吉寺”“大经寺”“达金寺”)位于当时四川省甘孜县西部的绒坎岔,距县署约50里,在白利村西约30里之地,是一座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大寺,在康北以富裕、势众著称。寺中僧人善于经商,办有“桑都昌”商号,该商号的分支机构遍布拉萨、康定以及印度噶伦堡。大金寺部分僧人与西藏地方政府疏通后,在拉萨做生意免税的请求,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1876-1933)的批准(2),势力更加发展壮大,僧人益加骄横。
文献记载,大金寺向有所谓“亲藏”传统。宣统元年(1909),在赵尔丰率军平定康北德格土司“争袭”的军事行动中,大金寺“拒绝官军驻扎”(3),导致昂翁降白仁青一行人得以从绒坎岔以南打火沟逃往邓柯、杂曲卡一带。民国六年(1917),“有乡城挂〔娃〕八百骑,远道来抢大金,寺僧闭门拒守,激战三日”,并向当地边军“乞援”,边军坐视不救,“寺僧由是大恨”(4)。次年,在藏军东进的战争中,“寺僧因记旧仇,私通藏军,确曾戎装助战,所以能攻陷喀坪桥,汉军大遭挫折”,故大金寺“不畏汉官,益与藏军结纳也”。“大金寺实暗助藏番”(5),是当时文献的认知。1928年冬,九世班禅确吉尼玛(1883—1937)驻川办事处所出版的《藏民声泪》说:“西康北路之大节喇嘛寺,共有喇嘛七百余人,殿宇宽宏,寺产富庶,为全康各寺之冠……又每人必备快枪、良马,以资防卫,偶一集合,俨成劲旅,近年受达赖指使,屡次驱逐川军,极得达赖嘉奖。今春,达赖复行笼络手段,遣特派员到康,赍该寺金佛二尊,绣像一轴,以及其他珍贵什物,该寺喇嘛,为其所感,是奏乐排队,欢迎特派员云”(6)。
大金寺还敢于公然要求“凡经过该寺,无论官民必先下马,否则鞭挞之”,甘孜县知事周其昌曾因此受辱(7)。导致大金寺“藏军结纳”“不畏汉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刘文辉接手治理康区,其实际统治力量薄弱,政府威信理不足,政府无法完全施治。
(二)“大白事件”的爆发
在康北,白利土司是很有影响力的势力,其核心区域在甘孜、德格一带(8)。在20世纪以来,白利土司“辖有喇嘛寺三:一曰春则,二曰白利,三曰亚拉”(9),其中,雅让寺(属萨迦派,当时文献又译写为“亚拉寺”)系白利土司家庙。当地政务向由白利土司与雅让寺活佛共管。
1927年,白利土司去世,其女袭任。袭任的白利女土司性子刚烈,与雅让寺二世智古活佛不和,而雅让寺二世智古活佛降生于大金寺附近之“林葱乡桑都家,此家即属于大金喇嘛寺管辖”(10),素与大金寺关系密切,土司与活佛双方矛盾日益激化,智古活佛遂于1930年初迁往大金寺,并将此前白利土司拨给服役的15户差民转赠给了大金寺,引起白利女土司和民众的反对。为争夺15户差民,白利女土司逐渐与大金寺发生纠纷,导致原因在于很少的寺产之争。
当时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属下的川康边防军(下称“康军”)无心无力使事态扩大,希望息事宁人。故而康军旅长马骕派遣了参谋朱宪文“驰往开谕”,谋求前往解决大金、白利之纠纷。而金沙江西岸的十三世达赖喇嘛及西藏地方政府想乘中原战乱恢复“大西藏”的迷梦,派了两个代本(代本,相当于团)的兵力越过金沙江,从德格赶来支持大金寺,企图占领康区。
1930年6月18日黎明,大金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装备精良,以及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在管家桑领德甲、真真率领下,出动僧兵,“率队猛攻,开枪轰击,将白利高地占领,焚毁民房数十间,继又占领白利村(当时文献又译写为“白日寺”“白茹寺”“碧利寺”)全部,掳去男女数十人,缴去快枪及九子枪共二百余支”(11)。武力攻占了白利村后,僧兵们到处抢劫烧杀,无所不为。白利土司及其随逃人员逃至甘孜县后,先后上报甘孜县、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等部门(12),要求主持公道。甘孜县知县韩又琦闻报,处理无措,只有请康军前来防范。康军旅长马骕派遣军法官马昌骥、团长马成龙,会同道孚县灵雀寺、炉霍县寿灵寺的高僧以及甘孜孔撒土司、朱倭头人,前往调解纠纷。
大金寺依仗西藏地方政府的支持,尤其是驻扎德格的藏军德墨代本的纵容以及300支步枪的支援,态度强横,拒不接受调处。而九世班禅额尔德尼驻京办事处、驻川办事处均多次致电川防边防总指挥刘文辉、蒙藏委员会等,献策派人,积极调解,一度还曾引起过一场误会(13)。
8月30日,康军派出的前沿侦察排长李哲生在值勤巡逻时,被藏军游骑开枪打死,致起战端。此即近代康藏史上有名的“大白事件”或“大白之争”,又名“大金寺事件”“大金事件”“达结(大金)白利事件”“达结白茹事件”“达白事件”(14),简称“达白案”(15)。因大白寺地处西康甘孜县,故还称“甘案”(16)。
事件发生后,康军大愤,当即炮轰雅拉寺、大金寺的防御工事。大金寺则组织僧兵并联合琼让代本部藏军,包围了康军连长章镇中部。旅长马骕闻报,派遣马成龙率部与大金寺作战。激战一个多月,克复白利村,并占领了寺旁的伸科、荡古二防,包围了大金寺。在此过程中,大金寺求救于西藏地方政府,十三世达赖致电蒙藏委员会,请求南京国民政府速电西康撤兵。康军亦由刘文辉转电呈南京国民政府,说明事由。南京国民政府闻报,迭令双方停火,不希望战事加剧,这样反而给了大金寺以喘息之机。英帝国主义有机可乘,乃秘密向藏军提供大批军火、唆使藏军卷入大金寺事件。于是,藏军袒护大金寺一方,介入事件,导致藏军、康军发生直接军事冲突,故而大金寺事件扩大化为第三次康藏纠纷。所谓康藏纠纷,即发生于当时中国内部西藏地方与康区之间的矛盾与纠葛。
南京国民政府见藏军、康军双方各执一词,难于调解,乃于1930年12月17日下令派员前往西康实地调查处理。由此,国民政府长达十年的“大金事件”调解揭开了序幕,直到1940年5月事件才得以最终完全解决。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的行政院、蒙藏委员会以及唐柯三等特派专员、达赖喇嘛、西藏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处长贡觉仲尼、诺那活佛(1865—1936)、蒙藏委员会委员格桑泽仁(汉名王天华,1904—1946)、蒙藏委员会康藏调查员刘曼卿、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及西康政务委员会之外,青海省政府以及西康特区汉夷全体民众保固国防后援会、西康总商会、西康旅京同乡国防救亡会、西康民众驻京代表马泽昭等西康民众个人和团体,在处理和交涉康藏纠纷事件中,各发挥了一定的作用(17)。
(三)事态的扩大及唐柯三调解无效
冲突爆发后,藏军从各地调动兵力,如从贡觉、察雅等地“调来民兵百余人增防,俱系快枪”(18),大举进攻巴塘、盐井等地,康军败退。
1931年2月,德墨、克米两个代本所率的藏军,趁国民政府电告康军停止进攻之机,于9日在甘孜夜袭康军。康军失利,溃退至炉霍一带。藏军获胜,兵分二路,一路进逼炉霍朱倭,朱倭土司因与炉霍县政府不睦而投靠藏军;一路直指瞻化(今四川新龙县)。5月,藏军攻占瞻化,理塘县穹坝、霞坝等甘孜地区的腹心地带,俘获瞻化县知县张楷等三十余人,并送至昌都关押。藏、康两军在炉霍朱倭、瞻化一线形成军事对峙的局面。
1931年2月12日,南京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决定委派孙绳武、刘赞廷为赴康调解“专门委员”,旋因孙绳武未能成行,春季,蒙藏委员会另行派遣委员兼总务处长唐柯三,作为“国民政府特派调查康藏事宜专员”,前往西康调解康藏纠纷。4月3日,唐柯三从南京出发,一路商议、停顿。6月11日,唐柯三抵达康定,接获蒙藏委员会电告,知琼让已在甘孜县等候谈判。7月8日,唐柯三抵达炉霍县,即致函昌都总管、噶伦阿沛,要求“迅即撤退甘、瞻藏军,送回张知事等”,为了“中藏亲善之进行”,“盼早日来甘,商洽一切”(19),唐柯三又派交涉委员刘赞廷前往甘孜。昌都总管复函,云“已派琼让代本先行接洽商筹一切”,“不日即拟前来相会”,又称“将张知县及其眷属等由昌遣回”(20)。此函由刘赞廷派人送出后,唐柯三与昌都总管和琼让(一译“却让”)又多次函商,由于唐柯三坚持藏军退回原防再予调解的原则,琼让等人“借词延宕,始终不肯履行退回原防之约言”,一再更换会谈代表及地点,故而“交涉月余,只允到德格为止,而甘、瞻之兵仍不撤退”(21)。
唐柯三以终无效果,于8月27日致电蒙藏委员会,建议“饬川省速拣精兵数营出关,并利用民兵表示收复决心,再饬滇、青两省武装警告藏军,或不战自退”(22)。但此时内地接连发生军阀石友三之叛及“九一八”事变,南京国民政府忙于东部的内叛外忧,无力西顾。蒙藏委员会指示唐柯三迅速了解“甘案”,息争御侮;而此时,藏军主动释放了其拘押的瞻化县知县张楷等三十余人。在这一背景下,11月6日,唐柯三自认为“秉承中央意旨”,“委曲求全”,与藏军代本琼让订立和好条件8款,这就是康藏间的又一起停战协议——“唐琼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有,藏军暂时驻守甘孜、瞻对,并将对俘之川兵放回,川省赔偿藏洋2万元作为补偿。
消息传开,川省、西康大哗,康地民众及旅京康籍学生指责唐柯三迁延半载,草结“甘案”,昏庸无能,是“割地专使”(23),而11月13日,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亦在电文中对此协定表示“闻之至深骇愕”,多个条款“均属出人意外”,并“电唐声明不便赞同,并电东府不得列名签字”(24)。由于川康失望与哗然,兼之12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改组,石青阳任委员长,于26日电唐柯三“暂勿签字”(25),藏军也拒绝退还穹霞、朱倭,于是“唐琼协定”形同废纸。
1932年2月,西藏地方政府在英帝国主义的怂恿及唆使下,态度忽转强硬,变本加厉,藏军旋即扩充前线兵力。当时驻康之藏军共7个代本的兵力,四千余人,统归于昌都总管,以琼让、崔科代本部战斗力较强(26)。而刘文辉于1931年10月就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以来,正处于一生的巅峰时期,因而力主武力收复失地。1932年2月,康定的康军哗变,旅长马骕被戕,刘文辉调遣余松琳旅入康平乱,驻康定的康军实力得以增强。当月28日,经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电告刘文辉“酌派队伍前往西康,维持现状”,并要刘转告唐柯三“暂驻炉城,商承刘总指挥文辉,妥为交涉”(27)。不久,唐柯三为母病请假回京得准后,于4月底启程返内地。唐柯三奉命调处失败,3月2日,国民政府责成刘文辉处理“甘案”。在1932年8月,正值刘文辉与刘湘“二刘之战”爆发前,按照刘文辉自己的话说是:“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极盛时代”(28),因个人政治野心不断膨胀,正处于人生政治生涯巅峰的刘文辉又得到了中央的批准,迅即调遣康军,积极备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