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是怎样走进汉民族研究的

凡事都有因缘。我对汉民族研究的缘起，经历了一个从少数民族研究到汉民族研究的转型过程。1961年8月，我参加高考，被当时为中央民族学院分院（现为中南民族大学）的历史系录取。后来才知道，我本被武汉大学哲学系录取，但由于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的指示，要从汉族考生中选取一部分进民族学院，培养民族研究人才。这样，从千千万万个考生中，选中了我们（我们历史系611班有近一半的汉族同学，有15人就是这样被选中的）。当年我只有18岁，年轻无知，根本不知“民族”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民间不知汉族，不知汉族也是民族，是不应为怪的）。进校后，与壮族、苗族、土家族、瑶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同学在一起生活、学习，有生以来才第一次感受到了人是具有民族属性的，感受到了什么是民族。

幸运的是，我刚入学，就遇到了一个大师级人物，我的启蒙导师——岑家梧教授[1]，他负责给我们讲原始社会史。他的讲授透露着人类学理论的光辉，包含着人类学的情怀。我是在武汉长大的人，对于原始社会与少数民族根本没有任何概念。唯一有的概念就是在我们这个班里，除了我们几个汉族男生以外，还有少数民族的同学，他们其中不少都还穿着民族服装。这使我一下子对什么是民族有了最初的感性认知。

启蒙靠老师，开窍靠自己。岑家梧老师在讲课以外，还给我们指定参考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人类学著作，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之一。当时，我把生活费省下来，去买了一本精装本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来精读！我读了七八遍，终于明白了家庭是怎么产生的，私有制是怎么产生的，国家是怎么起源的，以及民族是怎么形成的。读透了，也就开了窍。

就是在岑教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积极参与到当时已在学术界争论得不可开交的关于民族译名问题的学术讨论中去。当时牙含章先生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关于“民族”一词的使用和翻译情况》的论文，文中明确提出了关于民族的形成问题。恩格斯早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是“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在这里，牙先生的文章只有论点，却没有论证从部落到民族的历史过程。于是，我们的第一行动就是写文章，我的处女作就是与师兄彭英明一起写的《试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这篇文章发表于1963年5月的《江汉学报》上。就在这篇论文中，我认定汉民族是“在部落的基础上形成的”[2]，从此，在我心中也播下了研究汉民族的种子。

1964年9月到1965年7月，我们班受中央统战部的组织，平生第一次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公社平寨村，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城市进入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不啻是一次文化震撼，使我体验了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学校课堂上学习的民族概念，在三江平寨的田野中逐渐丰富而生动起来，同时也使我从深层次上认识了民族概念的内涵，为我的汉民族研究夯实了基础。

然而，人生的道路并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1965年7月，大学毕业时，我很想留在广西三江工作，但命运之神却让我到了浙江武义县，我的生活环境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场景切换到了汉族聚居区的场景。但我最初到武义所受到的文化震撼并不亚于三江，因为武义地处浙南，风俗古朴，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夜宿武阳川》即云：“鸡鸣问何处，风物是秦余。”明明是汉民族聚居的武义，为什么也像少数民族一样有那么多“风俗”啊？！许多风俗大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独有偶，三江有一座程阳桥，武义有一座熟溪桥。两桥都是卯榫结构，整座桥梁不用一钉一铆，大小条木，凿木相吻，以榫衔接，一丝不差，却集桥、廊、亭三者于一身，何其相似乃尔！从武汉到三江，从三江到武义，从汉族到侗族再到汉族，视野与场景的变化，深深地震撼了我，使我对“民族”的认知有了感性的提升，也让我对汉民族研究萌发了强烈的兴趣。

[1] 岑家梧（1912—1966年），是中国当代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1931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社会系求学，1934年赴日留学，先后出版了《史前史概论》《图腾艺术史》《史前艺术史》等著作，在史前艺术史学、人类学、艺术学、民俗学、民族学等各个学科领域都有重大建树。学界有“南岑北费”之说（即南边有岑家梧，北边有费孝通）。

[2] 彭英明、徐杰舜：《试论从部落到民族发展的历史过程》，《江汉学报》1963年第5期。也见徐杰舜、彭英明《民族新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