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豳公盨【史前洪水】

新世纪香港发现的一件青铜器，或许能解开史前大洪水之谜

女娲补天、大禹治水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两个历史典故，这又很容易让大家联想到《圣经》中的诺亚方舟神话。而如果放眼全世界的话，会发现洪水神话非常普遍。那么，到底有没有这样一场世界大洪水？为什么相比西方神话，我们能成功治水呢？这就要从一件青铜器说起。

豳公盨与大禹治水

2002年，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专家在香港古董市场偶然发现了一件盨。盨是一种用于盛放黍稷的容器，通体作圆角长方形，有盖。根据现有出土青铜器来看，其最早出现于西周中期偏早，盛行于西周晚期，至春秋前期已经罕见。当时这件盨的盖已丢失，只存器身，且大半部分为土锈掩盖，显示出来的铭文也深奥难懂，所以之前未被引起重视。但专家以敏锐的目光注意到了这件盨，并邀请了一些专家学者对其进行了修复和研究。

学者们对这件盨的基本认识一致：第一，这件盨器表装饰一周凤鸟纹带及瓦棱纹，口两侧设一堆对兽首形耳，具有典型西周中晚期青铜器的风格；第二，上面镌刻的十行九十八字铭文记录了大禹治水和为政以德等内容，且铭文的文体前所未见，对于探讨中国古代史、思想史、地理学和古书渊源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总体看来，这件盨是西周中期的青铜器。不过，对于这位神秘器主“燹公”的身份，学者之间还是存在一些争议。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刊登了李学勤、裘锡圭、朱凤瀚、李零四位古文字学者对于这件盨考释的文章。李学勤先生认为，这位器主叫“遂公”，是西周中期遂国国君。遂国是虞舜之后，在今山东宁阳，至前681年为齐桓公灭亡。裘锡圭先生认为，这位器主叫“豳公”，是西周中期豳国国君。豳地在今陕西彬州，是金文中的西周战略要地“燹”，晚清学者潘祖荫就把“燹”字释读为“豳”，也是周人岐山之前的故都所在。朱凤瀚、李零先生未释读“燹”字，但也认为与这处战略要地有关。

两种观点相比较，宗周地区的“豳”明显比山东半岛的“遂”可能性更大，所以本文也以“豳公盨”称之。不过，到底是“豳公”还是“遂公”，实际上不是学者关注的重点。这篇铭文最吸引人的是第一句话：“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

这句话其实并不陌生。因为在《尚书·禹贡》就说过：“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而《尚书·禹贡·序》更是说：“禹别九州，随山浚川。”“禹敷土”和“随山浚川”七个字居然都有了。大概意思是说，上天命大禹部属和规划天下的土地，顺应山势，疏浚河川。类似的文献记录还有《诗经·商颂·长发》说的“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均提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

不过，《商颂》一般认为是春秋宋国的作品，而《禹贡》更是战国的作品。这件青铜器的发现，明确将大禹治水的传说提前到了西周中期。不过，在豳公盨中，关于大禹治水的记录就这一句话，故事还非常原始和朴素。

洪水神话的文本记忆

关于大禹治水的描写，实际上历经《孟子》《禹贡》等，到《史记·夏本纪》才完全成型。大致说的是帝尧时期洪水滔天，群臣举荐鲧去治水，鲧用湮塞的方法，结果九年都未能成功。

继任的帝舜将鲧流放到羽山，并启用鲧的儿子禹。禹和契、后稷、皋陶、伯益等一起，用了十三年时间历经全国，勤奋得三过家门而不入，这样才终于全面平定了水患。大禹因为治水有功，名望如日中天，之后取代帝舜，建立了夏王朝。

相对于大禹治水的儒家化、古史化，《淮南子·览冥训》记载的女娲补天则保留了浓重的神话色彩。据说，水神共工与颛顼争帝，失败后以头怒触不周山，使得支撑天地的柱子倒塌，大地也裂了开来。大火蔓延、洪水泛滥。

这时候女娲出来，用五色石来补天，用芦灰去阻止洪水，终于“地平天成，不改旧物”。另外，《淮南子·本经训》还提到舜时期的洪水也是共工导致的，而这些“粗野”的记录在《史记》都没有踪影了。

除了早期的大禹治水、女娲造人外，还有一些后世晚出的民间传说。这些不同类型的洪水神话共同构成了中国洪水神话母题。可以发现，中国洪水神话尤其是早期记录，往往歌颂的是人与自然的斗争；相比之下，西方的洪水传说则有强烈的宗教意味，宣传的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

基督教《圣经》中诺亚方舟的故事非常有名，说的是上帝耶和华发现人类罪恶太多，决定用洪水来惩罚世人。但是上帝又不希望生命全部灭绝，所以提前把洪水消息透露给诺亚。诺亚就从世界上的每一种动物中选择一雄一雌，然后把他们带到方舟里。最后洪水降临，毁灭一切，唯独留下了一叶诺亚方舟。对此，神学家们一直宣传这是来自上天的声音。这种情况直到近代才被一个偶然事件打破。

1872年，大英博物馆亚述部的工作人员乔治·史密斯，清理从古巴比伦遗址中发掘出的泥板文书残片的时候，从古老楔形文字中辨认出一段关于洪水神话的记载。这就是古巴比伦的神话史诗《吉尔伽美什》，说的是大神恩里尔决定降临洪水灭绝人类，智慧之神埃阿托梦给乌特那皮什提姆建造方舟。之后他又亲自前往古巴比伦遗址，并在乌尔城找到洪水神话的另一些残片。1922年，英国考古学家伦纳德·武利甚至在此处发现了大洪水的遗迹。

于是大家渐渐相信，洪水神话并非什么上帝神谕，而是从巴比伦传到希伯来的故事。不过，巴比伦的洪水神话，也不是来源最早的，其又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苏美尔。根据苏美尔人一块书写的泥板记录，天神恩基将洪水来临的消息告诉了朱苏德拉，并嘱咐其制作方舟。可以明显看出这个神话在苏美尔—巴比伦—希伯来的前后传承，经过《圣经》宣扬后成为世界神话一个重要母题。苏美尔文明约灭亡于公元前2000年，可见这块泥板书写还在此之前。

以上我们简要梳理了东西方早期的洪水神话，主要情节都是一场足以淹没世界的大洪水。不同之处在于：西方文献形成早，讲的是上帝惩罚世人，而幸存者繁衍人类，体现的是神本主义；中国文献形成晚，讲的是文化英雄，面对天灾时理性自救，体现的是人本主义。那么，究竟有没有这样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存在呢？

《圣经》诺亚方舟故事长期被一些西方历史学家视为信史，他们根据希伯来人年表，推断出诺亚方舟故事发生在前2448年或前2345年。上文提到在古巴比伦遗址曾发现过大洪水遗迹；也有西方学者从地质学角度出发，认为在一万一千六百年前北冰洋冰块融化带来全球大洪水；还有西方学者从天文学角度出发，认为在一万两千年前陨石撞击地球导致冰期结束，气温上升和海平面升高。

不过，西方学者也仍然没有取得共识。而且这个时间，已经远早于苏美尔人的活动时间。何况，就算存在这么一场世界性大洪水，也不代表就是世界各地区全部洪水神话的现实反映。同样，尽管《吉尔伽美什》明确有考古遗迹作为印证，但其只限于两河流域一隅，古巴比伦人的世界也不能代表全世界。

2016年，地理学者吴庆龙牵头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公元前1920年溃决洪水为中国大洪水传说和夏王朝的存在提供依据》一文，认为在青海境内黄河上游积石峡找到了大洪水的遗迹。该文在网络上反响很大。

但可以发现，即使在黄河上游有洪水遗迹，但缺乏洪水在黄河中下游发生的证据。何况有洪水存在是否即能证明大禹治水呢？地质学家丁文江曾经回信给顾颉刚先生：“禹治水之说绝不可信。江河都是天然水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江尤其如此。”更何况，大禹治水和夏朝存在本身也是两个问题。

西方还有一些学者从心理学方面去探讨，他们认为洪水神话是一场集体的梦。

比如奥地利心理学者奥托·兰克最早指出洪水神话来自睡眠者小便的欲望；美国人类学者格扎·罗亨也支持这种观点，他还认为，英雄把人安排在树上和洞里躲避洪水，洞穴代表的是子宫、树干代表的是阴道、攀登代表的是生殖器；美国民俗学者阿兰·邓迪斯则认为洪水是子宫内的羊水，黑暗和漂流都是人出生前在子宫内的经历，那么诺亚方舟就是一个生育神话。

心理学的分析虽然有一定启发，但同样不能概括所有的神话类型，至少大禹治水传说、女娲补天神话，就看不出和以上分析有何关系。

此外，尹荣方先生主张，洪水是历法混乱的隐喻，治水则是重建历法的象征。因为世界很多国家民族都曾遭受洪水灾难，对大洪水最为震撼和恐惧，而历法混乱同样也会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影响，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历法错乱比喻成洪水灾难。

但实际上，在传说中，历法制定应该只是灾后重建的一部分，前文提到《尧典》说帝尧时期制定历法，还在大禹治水之前。

历史学的解读

可以发现，自然学科与心理学虽然一个侧重对自然世界的考察，一个侧重对内心世界的探究，但都无法充分证明存在一场世界性大洪水。而一些历史学者的解读，一方面考证文献中存在大洪水的现实合理性，一方面又从文本形成去探究内容变化的原因，对于大禹治水、女娲补天这类晚起的洪水神话，以及同一母题衍生出的次生神话，显得特别有价值。

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作《洪水解》一文，认为当时中国洪水仅发生在黄河中下游。因为当时凿井技术尚未发明，所以农业分布在近河地区，这样特别容易受到河患影响。“洪水”最早指的其实是黄河下游的共水，共水流经周代的卫国共邑，在今天河南辉县一带。至于大禹治水，原本只局限于兖州、豫州、徐州这一带，之后才流传到全国范围。

徐先生对早期农业与洪水灾害关系的分析，颇有见地，可以解释各国家、民族不同时期存在的洪水神话。那么，全国性的洪水神话，不过是局部洪水灾害的放大；世界性的洪水神话，又是全国性洪水神话的放大。

顾颉刚先生在回丁文江先生的信中就持此论。顾老认为：“水患的事，现在固因交通的便利，有了清楚的地域观念，知道是一地的，但在古代各以自己地域看作世界中心的时候，逢到了水患，一望汪洋无际，说不定是看得极普遍的。《创世纪》的洪水和《诗》《书》上的洪水恐怕都是这种心理的表现。若把《创世纪》和《诗》《书》上的洪水并作一物，以为这真是全世界同时共起的一件事，这更是一种错误的联想了。”

英国人类学家弗雷泽是西方著名的洪水研究学者，他认为所有这样的洪水故事都是“半传说加上半神话”。他还认为：“尽管有理由相信遍布世界各地的众多洪水传说以实际发生过的水灾记忆为基础，但并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任何这样的传说至多早于数千年以前。无论在哪里，只要这样的传说描述了必定属于多少有些遥远的地质时期的地球外形的巨大变化，那么，它们体现的也许就不是当时目击者的记录，而是很久以后的思想家们的推测。”

值得一说的倒是徐旭生先生认为“洪水”本义为“共水”的观点。虽然从训诂方面看，缺乏扎实证据；但从逻辑分析，又存在一定可能性。因为在洪水神话的文本里，共工这个人物反复出现，算是各种水灾的罪魁祸首。共工在神话中是水神，传说又是治水的工程师，很难说只是简单的巧合。前文在讲子弹库帛书时提到，女娲有创世神的资格，所以同时也就被赋予了治水补天的神话。很明显，在这些记载中，共工实际上都是洪水的人格化表现。

相对于女娲补天神话的质朴，大禹治水经过儒家政治哲学的不断修饰，已经很难看出其原貌了。后世各种文献编纂者，纷纷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涂抹修饰，所以《禹贡》《夏本纪》的大禹治水并不是一个原始的传说，不能把它单独拿出作为大禹治水的唯一记载去静态考察。而在豳公盨里记录的大禹，和《诗经》中反复提及的大禹，恐怕才更加接近原始形象。

顾颉刚先生早就指出：“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后土）。其神职全在土地上，故其神迹从全体上说，为铺地，陈列山川，治洪水；从农事上说，为治沟渠，事耕稼。耕稼与后稷的事业混淆，而在事实上必先有了土地然后可兴农事，易引起禹的耕稼先于稷的观念，故《閟宫》有后稷缵禹之绪的话。又因当时神人的界限不甚分清，禹又与周族的祖先并称，故禹的传说渐渐倾向于‘人王’方面，而与神话脱离。”

大禹治水最早可能还只是一个独立的传说，之后才与帝尧、帝舜等发生关系。如前所述，大禹于西周中期青铜器就存在，而尧舜直至春秋末期《论语》中才出现。至于辅佐大禹治水的契、后稷、伯益等人，本身分别是商、周、秦等民族的始祖神，很难说与禹有多少直接关系。只是战国秦汉时期为了构建统一国家的需要，才把这些祖先神共同拉到帝舜的朝廷里，各司其职，济济一堂。

另外，鲧用堵塞法治水失败、禹用疏通法治水成功，在一些史料中也有异辞。《山海经·海内经》说鲧失败的原因是“窃帝之息壤”，而《大荒北经》说禹成功也是“湮洪水，杀相繇（即相柳）”。湮，即淹没、淤塞之义。甚至《孟子·滕文公下》《荀子·成相》《庄子·天下》中也均提到禹“抑（湮）”洪水。结合女娲补天也是堵塞洪水来看，用堵塞法治理洪水本身并不是罪恶，只是一种早期的治水方式。

但在《墨子·兼爱中》里，就开始出现了大禹疏水的方法。后来在《国语·周语下》中，把鲧的堵塞法写成失败的原因，而禹的疏通法被写成是成功的关键。其实这种传说的演变，也和战国农业盛产有关。人们本来用筑堤的办法防止水患，但因为弊大于利，所以后来又发明了疏水灌溉的方法。童书业先生就认为：“此则战国时水利工程兴盛，水利经验渐富之结果。”

通过以上解读，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

上古时期是否存在一场世界性的大洪水，在自然科学方面还有很大的争议。但是，世界各国家、民族关于洪水神话的文本记录，时间跨度长达数千年之久，很难说是基于同一场世界性大洪水的记忆，不过是在各自区域受到洪水灾害的投影。至于里面宣传的是神谕思想还是人本主义，自然也不能作为实录对待，反映的只是后世文本编纂者的思想。而任何历史文本与洪水史实之间，必然都存在一定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