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里的早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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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方风牛肩胛骨【四方风神】

一片三千多年前牛肩胛骨的出土,颠覆了《尚书》《史记》的重大记载

四方风牛肩胛骨

上一章我们讲到下落不明的陈侯因齐敦,它曾属于近代收藏家刘体智先生。刘先生当年还收藏一批甲骨,今天藏于国家图书馆。本篇要介绍的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片,为什么说最重要?因为它颠覆了《尚书》《史记》的一段重大记载。

甲骨文是商代的简体字

要说这块牛肩胛骨,先要介绍下甲骨和甲骨文的相关知识。

《淮南子》:“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据说,上古的仓颉发明文字时,天上落下谷子雨,而鬼魂整夜在哭泣。怎么理解呢?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解释说:“造化不能藏其秘,故天雨粟;灵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也就说,自从人类掌握了文字,自然万物都不再有秘密了。

不过从目前来看,“仓颉作书”更接近于传说。真正形成系统的文字体系,而非单个“文字”或者图像符号的,要到商代后期才出现。今天说到最早的文字,大家一般都联想到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实际上并非如此,与殷墟甲骨文伴随始终的,还有铜、陶、石、玉、骨、角等器具上的文字。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46页。

甲骨文与其他商代文字同属一种文字,但甲骨文限于书写材料,字体显得比青铜器上的金文更简化。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说:“我们可以把甲骨文看作当时的一种比较特殊的俗体字,而金文大体上可以看作当时的正体字。所谓正体就是在比较郑重的场合使用的正规字体,所谓俗体就是日常使用的比较简便的字体。”《文字学概要》(修订本),第48页。所以,甲骨文实际上是商代的俗体字,也可以理解为“简体字”。

当时最普遍的书写载体其实是竹简,但商代竹简早已腐朽入土,上面的文字自然也就随之付诸尘埃了。所以,今天能看到的商代文字仍然集中在甲骨中,目前收集的有字甲骨多达十五万片左右,其中出现的不重复单字有四千三百七十八个。王宇信、(韩)具隆会:《甲骨学发展12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8页。

所谓甲、骨,包括甲与骨两种载体。其中甲以龟腹甲为主,也有龟背甲;骨以牛肩胛骨为主,也有牛头、鹿头、人头骨及鹿骨、虎骨、兕骨等。就出土甲骨数量来说,甲大约是骨的三倍。因为龟寿命长,被古人认为最具备灵性,所以作为占卜文字的首选材料。

但骨也有优势,它的面积更大,可书写文字也就多,所以更多被用于记事。据学者统计,目前发现的人头骨刻辞有十五片,基本都是讲将俘获的敌国首领献祭祖先,这些人头大约就来自敌国首领。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49-250页。

据学者研究,殷墟甲骨文按性质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卜辞,约占整个甲骨文字内容的百分之九十九;第二类是与占卜有关的记事刻辞,专门记录甲骨的来源、整治、检视者等相关信息,实际上也可以归入卜辞;第三类是与特殊记事刻辞和一般性记事刻辞,比如前文提到的人头骨记事,就是一种特殊记事刻辞,而记录日常生活的为一般性记事刻辞,这类甲骨文字最少;第四类是表谱刻辞,包括干支表、祀谱、家谱等;第五类是用于刻字练习的甲骨。《甲骨学一百年》,第239页。

至于我们要讲的这块牛肩胛骨,它既非卜辞也非记事,而是更偏向表谱刻辞,其中记录了一些受祭的对象,但又并非一般的祀谱。那么它究竟记载了什么呢?

石破天惊的发现

古文字学家胡厚宣通过对刘体智收藏的这块牛骨的考察,将其文字释读如下:

东方曰析,凤曰

南方曰夹,凤曰

西方曰,凤曰彝;

□□□□,凤曰关于对四方风的释文及解读,主要参考胡厚宣:《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载《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外一种)》,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6-276页。

在胡厚宣先生之前,郭沫若先生就曾看过这块牛骨,但并未收入其编纂的《殷契粹编》里,大概认为其系伪品。不过,胡厚宣先生却独具慧眼,认为其并非伪作;即使是伪作,也是高明匠人抄袭成品所作,所以内容并无问题。之后中央研究院于1936年进行第十三次发掘殷墟,果然得到一片商王武丁时的龟甲卜辞,其内容是:

贞帝于东方曰析,凤曰劦。

□□□□□□□,□□□。

贞帝于西方曰彝,凤□□。

□□□内,□帝□北□□□,□□□。

把那块牛骨与这块龟甲相比较,就知道说的是同一件事,只不过龟甲是卜辞,说明了祭祀的情况,所以内容显得更加丰富;还有,“彝”是“西方曰”还是“凤曰”,两者之间有颠倒。考虑到卜辞准确性更高,所以此处可能是牛骨有误。

此外,胡先生还见过一片私人收藏的牛骨卜辞,里面有“卯于东方析”一句。“卯”是祭祀中剖开牲口肢体的方式,“帝”即祭祀的禘祭。

可见,“析”就是受祭的处于东方的主神,那么“劦”又是什么呢?答案就在“凤”字里。

商代没有“风”字只有“凤”字,后来“风”才从“凤”字分化出,这是因为商周人认为风来源于凤的展翅。所以“劦”实际上就是东方的风神。这样一来下面几位的身份也就迎刃而解,他们分别是南方、西方、北方的主神和风神。

四方的方位和四方的风有名字,在今天看来当然不可思议,但是在当时,这些自然现象既然被视为神灵,那么有名字也并不奇怪,之前战国楚帛书中也提到,十二个月份也都有自己名字和图像。

《尔雅·释天》也记录了十二月的别名:“正月为陬,二月为如,三月为寎,四月为余,五月为皋,六月为且,七月为相,八月为壮,九月为玄,十月为阳,十一月为辜,十二月为涂。”与楚帛书记载大同小异,实际上就是十二月神的本名。

不过,四方主神和四方风神的名称,在周代就已经被世人渐渐遗忘,但却有一本不被注意的书,它的内容印证了甲骨文的记载。这本书就是《山海经》。鲁迅先生有一篇很有名的散文,叫《阿长与〈山海经〉》,说的就是这部《山海经》。

关于《山海经》的成书时间、作者身份、内容性质,从古至今讨论层出不穷。比较有代表性的是神话学家袁珂的观点,他认为《山海经》“其书始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作者不详。……以今考之,实非出一时一人之手,当为战国至汉初时楚人所作。古代神话传说,赖是书而得保存其崖略。尤以系据图为文,未加雕饰,于朴野粗犷笔墨中,每可见古代神话本貌……”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修订版)“山海经”条,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27页。,指出了其中蕴含的神话成分。

《山海经》分为《五藏山经》五篇、《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

其中《五藏山经》多记录山川地理、动植矿物、祀神仪式和所用之物;《海外经》多记录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也记录了一些古老神话;《海内经》多记录海内神奇事物,也记录了一些晚近和现实的国家和民族;《荒经》以下五篇虽然最凌乱无序,但同时又是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的。袁珂先生甚至认为,“它的写作时期,可能比《山海经》其他各部分都要早,推测起来,当是春秋末年至战国初年的作品”。袁珂:《山海经全译·前言》,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3页。

而正是在《荒经》中,就有类似四时风的记载:

东方曰折,来风曰俊,处东极以出入风。——《大荒东经》

南方曰因,乎夸风曰乎民,处南极以出入风。——《大荒南经》

有人名曰石夷,来风曰韦,处西北隅以司日月长短。——《大荒西经》

北方曰䳃,来之风曰,是处东极隅以止日月,使无相间出没,司其短长。——《大荒东经》

第四条列于《大荒东经》当是错简,正确的位置应该是《大荒北经》。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楚了,《山海经》中《荒经》的四方神人和四方风,和牛肩胛骨记录的大同小异,应该说的也是同一件事。此外,甲骨文中北方主神之名缺漏,但可以看出从“宀”,结合《山海经》

的“䳃”,胡厚宣先生推断应该是个“宛”字。如此一来,四方风牛肩胛骨中的四方主神和四方风神的名字完全齐备。

不过,四方风牛肩胛骨更重大的价值,并非是证明《山海经》神话的古老,而是揭示了《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的一处重要记载的真实面貌。

《尧典》和《五帝本纪》的重大谬误

前文我们提到,《尚书》中最古老的人物是尧和舜,见于《尚书》第一篇《尧典》里。其中提到帝尧在位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观象授时”,也就是通过派人去观察天时,从而给民众颁布历法。其中派遣出去的四位天文官分别是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两对兄弟。

羲家老二羲仲到达东方的嵎夷(旸谷),他在白天与夜晚一样长、黄昏鸟星出现在正南方天空时,从而确定了春分;他的弟弟羲叔到达南方的南交(明都),他在一年中白天时间最长、黄昏火星出现在正南方天空时,从而确定了夏至;和家的老二和仲在西地(昧谷)观测到白天与夜晚一样长、黄昏虚星出现在正南方天空时,从而确定了秋分;他的弟弟和叔在朔方(幽都)观测到一年中夜晚时间最长、黄昏昴宿出现在正南方天空时,从而确定了冬至。

在历法的颁布下,春分之时,只见一片“厥民析,鸟兽孳尾”的景象;夏至之时,又见一片“厥民因,鸟兽希革”的景象;秋分之时,变成“厥民夷,鸟兽毛毨”的样子;冬至之时,已是“厥民隩,鸟兽鹬毛”了。这几句话是什么意思,暂且不表。最后,帝尧“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就是说当时确定一年为三百六十六天,又通过置闰月的方法来把四季调整准确。

不过,这样一来也露出了破绽。有学者认为,“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是古人早期知道一年的天数,但周代开始已经知道一年是三百六十五日又四分之一日,这是一种纯阳历年。“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是因为月亮绕地球十二周比地球绕太阳一周要少十一天多,所以每隔三年设置一个闰月补足,商代的闰月还不准,直到春秋中叶创造四分法,才基本调和阴阳历。所以这两种行为实际上代表先后两个时代的历法观念,可见《尧典》成书当在战国以后。吴树平主编:《史记全注全译·五帝本纪卷一》,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1页。

不过,这样的破绽,如果没有专门研究古天文学,也很难发现。

太史公就对《尚书》这段记述非常信赖。他作《五帝本纪》中帝尧的传记,照搬了《尧典》大段内容,其中就有这段“观象授时”。不过,太史公也觉得春夏秋冬四时景象不好理解,于是他又按照汉朝的大白话翻译了一下,分别是春分时“其民析,鸟兽字微”、夏至时“其民因,鸟兽希革”、秋分时“其民夷易,鸟兽毛毨”、冬至时“其民燠,鸟兽氄毛”。太史公把“厥”释成“其”倒是通顺了,不过,“孳尾”译为“字微”反而更加不清不楚。

按照后人的注解,这四句话大概表达以下意思:春分的时候人们分散到田野去破土耕种,鸟兽也开始交尾生育了。“析”就是“分”,“孳尾”就是交尾、繁殖,这都说得通;夏至的时候,人们忙着在田里除草,鸟兽的羽毛也变得稀疏了;秋分的时候,人们忙着收割庄稼,鸟兽的羽毛也进行了更换;到了冬至的时候,人们留在屋子里取暖,鸟兽的羽毛也变得又厚又硬。这样看起来一切都非常合理。

但如果我们将这几句去对照四方风牛肩胛骨,就会明白一个真相:前者显然是后者的讹误!

战国或汉初人编写《尧典》之时,搜集了一些古代史料。这些古代史料明显带有浓厚的神话性质,但编者已经不懂这些意思了,或许也可能就是有意为之。总之在他的笔下,四方主神和四风神被进行了望文生义的解释。比如“东方曰析,凤曰劦”一句,他把“析”理解为分开,“凤”理解为鸟类,“劦(协)”理解为和谐,再加上把《山海经》的神人理解为“人民”,所以就变成了“厥民析,鸟兽孳尾”,人们分散了,鸟兽也追求生命的大和谐了。

后来太史公编写《五帝本纪》,大量摘抄《尧典》的资料。而又因《尚书》作为儒经的权威性,所以古代注疏家都牵强附会,将错就错。没有人会认为一部荒诞不经的《山海经》,足以驳倒《尚书》和《史记》两部巨著。

其他传世文献也有零星提到几句,比如《国语·周语上》就说“有协风至”,《大戴礼记·夏小正》“时有俊风”,“协风”和“俊风”实际上都指东风。但这些更未引起足够重视。直到胡厚宣先生于1944年发表《甲骨文四方风名考证》,方才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古文字学家杨树达先生作《甲骨文中之四方风名与神名》、于省吾作《释四方和四方风的两个问题》,进一步论证出《尧典》《五帝本纪》的记载实属讹误。

顾颉刚先生指出:“《山海经》里记下了不少古代传说的神话。儒家把神话里的若干人,改造为历史人物。如果没有《山海经》这部书,则不易认识儒家之作假。”然后他举了一个例子,《山海经》中夔本是一只独脚兽,黄帝杀了它,把皮制成鼓,敲起来五百里外都能听到。但是在《吕氏春秋》中,鲁哀公问孔子说“夔一足”可信吗,孔子说,帝舜让夔掌管音乐,夔管得很到位,所以帝舜说有夔一个就足够了啊!接着顾老又总结道:“所以说《山海经》的价值在于:一是保存了古神话;二是反证了儒家如何把神话改变做历史。”顾颉刚:《中国史学入门》,载《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十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99页。

如果夔的故事还难以让我们判断,究竟是《山海经》的神话形象在前,还是《吕氏春秋》的古史人物在前,那么通过四方风牛肩胛骨提供的信息,我们完全可以论定,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彻底昭示了神话是如何被改造为古史的。同样,羲氏、和氏兄弟的原型就是帝俊之妻、太阳之母羲和,在前文已有涉及,兹不赘述。

不过,过去不能因为《尚书》《史记》否认《山海经》,因为虽然《山海经》作为史实荒诞不经,但同时也保存了真实的神话史料;同样,现在也不能因为新发现的甲骨文来否定《尚书》《史记》,因为《尚书》《史记》的记录虽系改造自神话,但也是客观的战国秦汉政治思想史史料。两者都各有其独特价值所在。

何况,出现这样的改造绝对不是无中生有之举。正是因为当时学者需要服务于现实政权,所以才设计出帝尧时就存在的这样一幅大一统的图景,而大一统的第一件事“观象授时”,正是走向秩序安定、文明开启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