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的故事：“静止脸”实验范式

1分30秒

一位黑发的年轻女士背着11个月大的女儿走进了房间。她扫视了一下房间，看到了一把高脚椅，便走过去轻轻地把高声尖叫的孩子放在座位上，接着用天蓝色的扣带将她小心地扣在椅子上。然后这位女士面对孩子坐下，身体前倾，与孩子眼神交流，双手抚摸着孩子的脑袋两侧。

“你是我的好女孩吗？”她低声说道。

孩子现在平静下来了，她扬起眉毛，发出咕咕的声音表示同意。然后，她指着母亲肩膀后方，清晰地说了一个“哒”。母亲转过头去看女儿指的东西，然后回头微笑，承认自己也看见了。母亲捏着婴儿的脚挠痒，然后让手指像蜘蛛一样沿着孩子的腿往上走，女孩露出了微笑。母亲拉着孩子的手，发出“哒哒”的弹舌音来吸引她的注意力。母亲和女儿正在跳一曲优雅的互动之舞。

然后，母亲将头转向一边，让女儿只能看到她的黑色卷发。当她把脸转回来的时候，她的脸就像是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具，和机器人的脸一模一样。

婴儿立刻显得很警觉。她对母亲微笑，母亲却没有回应。她再次用手指向别的地方，试图吸引母亲的注意。这次母亲没有回头去看那是什么东西。她脸上没有任何生气，唯一的面部动作就是偶尔的眨眼。

从母亲停止回应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秒。

婴儿挣扎着前倾，拉扯着椅子上的扣带，把手伸向妈妈。妈妈没有伸手回应她，也没有改变表情。孩子现在陷入了痛苦之中，试图再次微笑，不过这次她的笑容有些勉强。她试着鼓掌。母亲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1分18秒过去了。

母亲继续面无表情地盯着婴儿。婴儿开始尖叫起来。她把手放进嘴里，不安地看向别处。她转向母亲，再次伸出手去恳求母亲。母亲却依然保持冷漠。

最后，婴儿放弃了，开始大哭起来。她弓起背，孤独地转过身去。

这时，母亲的脸恢复了生气。她再次带着溺爱的微笑看着她的孩子。她伸出手去拉着孩子的手，用之前歌唱一般的语调轻声说道：“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婴儿依然很警惕，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她颤抖着露出了微笑，伸出手来。妈妈和孩子又在一起了。

此时已经过去了1分30秒。

这个场景来自一个心理学实验的录像带5，这个实验被称为“静止脸”实验。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实验有多重要，但它后来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研究。无论是在婴儿发展研究中，还是后来在范围更广的人际关系研究中，这都是第一个有如此重要意义的实验。

在不知不觉中，你每天都会有很多次面无表情地向家人、朋友、敌人或陌生人表示不满或疏远。其他人也会这样对待你。在通常情况下，不会发生像实验中那么戏剧化的事情。一般而言，你对别人或别人对你摆出的静止脸是不受意识控制的，这种表情的出现和给人的感受都是无意识的。不管怎样，这种“冷漠”的表情是我们每个人的惯用表情，存在于我们每个人心中。

1972年，在我第一次做“静止脸”实验的时候，这项研究的发现是革命性的。在此之前，我是哈佛医学院的一名新教员，刚刚建立我自己的实验室，当时的我根据自己的经验，正在酝酿一个想法。我有一个假设：婴儿在亲子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比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要积极主动得多。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也认识到，婴儿与他们的主要照料者之间有着很深的联结。他们知道，这种关系的破裂可能会对孩子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所有人都在强调母亲的行为6。母亲的回应是否前后一致，母亲是否心不在焉，或者在情感上遥不可及？母亲的行为举止是否让孩子感到困惑、难以预料？没有人关注婴儿在这段关系中的角色。人们假定母婴联结是单向的，是从母亲到婴儿的，无论母亲发出了什么信号，婴儿只能全盘接受。然而，在我和儿科医生T. 贝里·布雷泽尔顿（T. Berry Brazelton）一起观察到新生儿非凡的社会能力之后，我就开始怀疑这种观点了。

作为一名实验心理学家，我自然而然地认为，下一步就是设计一个实验来验证我的假设。我考虑了许多种可能性，让母亲把目光从婴儿身上移开、皱眉、不说话，但对孩子来说，这些方法似乎都太难以分辨了。然后我想出了一个主意，让妈妈对婴儿不做任何反应。这对孩子来说是件很不安的事情。事实证明我是对的，婴儿的反应非常强烈。我惊讶地发现，对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婴儿能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虽然我们最初的研究是对母亲做的，但研究结果对父亲和各种不同的家庭成员都有参考价值，你将在本书中看到这一点。）

根据我当时在职业生涯中所学到的一切，我的预期是：如果母亲不参与互动，就像我在“静止脸”实验里要求的那样，婴儿的表现就会和妈妈一样。婴儿不会恳求，不会引诱妈妈与他互动，也不会表达愤怒。他们什么都不会做。

我和同事一起做了第一个“静止脸”实验7。我们研究了7对母婴，婴儿的年龄从1个月到4个月不等。在所有的7对母婴（用科研术语说，就是7对被试）身上，结果都是一样的。当母亲停止回应时，婴儿就会使出浑身解数——微笑、咯咯笑、指指点点、尖叫、哭泣，努力试图重新吸引母亲的注意。

考虑到婴儿的年龄，这些不可能是他们习得的行为。他们没有学习的时间。在这一节开篇的故事里（这个故事视频是YouTube上关于“静止脸”实验播放量最高的版本），那个小女孩只有11个月大。最初实验的后续研究也在1个月大的婴儿身上发现了类似的反应，有些研究者在新生儿身上也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些婴儿还没有学过社交技能。这种对联结的渴望是与生俱来的，为他们建立最初的关系做好了准备。婴儿天生就需要互动，需要我们在开篇故事里看到的那对母女的相互回应。

婴儿的反应至少说明了两件事。第一，心理学界认为母亲主导互动，婴儿只能处于被动地位的基本假设是错误的。相反，婴儿实际上非常主动，会努力诱导母亲回到互动中来。这项实验让当代心理学中最广为接受的理念土崩瓦解了，基于这一假设的理论也必须推倒重建。第二，心理学家完全忽略了人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该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个方面一无所知。

这个实验提出了很多问题。这场互动中发生了什么？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结太少（或太多）会有什么后果？面对一段破裂的关系，婴儿能忍受到什么程度？婴儿到什么时候才会放弃尝试重建联结？5分钟？10分钟？还是回应门铃所需的时长？什么情况才是正常的？我们当时都不知道。

我在哈佛继续做了几年“静止脸”研究。同事和我扩大了实验范围，将年龄更大的孩子甚至成年人都包括了进来。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互动过程，我们让成对的成年人扮演婴儿和母亲8，进行“静止脸”实验。我们又学到了很多东西。扮演婴儿的成年人说他们感到恐慌、愤怒和无助。扮演母亲的成年人则感到内疚和焦虑。有些人甚至对“婴儿”道了歉。

成人实验揭示了社会联结的根本重要性。我们对于联结的渴望存在于我们的情感核心之中。即使被试知道发生了什么（实验中没有欺瞒，两名成年人同时接受了实验指导），他们依然会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扮演婴儿角色的成年人说，情感隔阂让他们感到沮丧，就像那些真正的婴儿一样。扮演母亲角色的成年人也感到很难受。“是他让我这样做的。”他们指着主试（也就是我），这样告诉婴儿的扮演者。对于我们招募的真正母亲来说，观察自己婴儿的反应也非常有趣，她们往往会说：“我都不知道他认识我。”这些母亲也不喜欢这个实验。与角色扮演的成年人不同，这些母亲无法向孩子解释自己的行为。

到了1975年，我依然不能完全明白这一切都意味着什么，但我确信自己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决定将其公之于众。带着些许不安，我准备在儿童发展研究协会的年会上报告“静止脸”实验的结果。该协会是一个由儿童临床心理学家和研究者组成的专业协会。他们会对我的发现做何反应？

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我不确定是否应该这样做。当时我才32岁，在儿童发展领域干得还算不错。

向巨人学习

1965年，我有幸在哈里·哈洛（Harry Harlow）的实验室里接受训练，开始我的研究生涯，而哈洛正是发展心理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虽然哈洛当时已经处于半退休状态，实验室也更换了新的主任，但他的影响力依然无处不在。在20世纪50年代，身为威斯康星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哈洛宣布他打算研究爱9，他的这一研究计划在当时颇受争议。他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时代以来一直备受精神病学和心理学关注的话题着手做起：母亲与婴儿之间的关系。这一领域接受了依恋理论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英国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的研究。鲍尔比得出的结论是，母婴之间的强烈情感依恋会培养出心理健康、适应良好的孩子。他说反之亦然——如果母亲与婴儿没有发展出深厚的依恋，孩子就会受苦。

哈洛想要探索依恋的理念，但他没有选用人类的母婴作为被试，而是选择了猴子——恒河猴。他证明了人类与恒河猴在许多方面表现相似，他的实验让他非常出名。他把母猴从幼猴身边带走，用铁丝或布制作的假猴来代替母猴。他发现，和假妈妈待在一起的幼猴10不仅比真妈妈喂养的幼猴更焦虑，更不容易建立关系，而且在它们长大以后，它们抚养自己幼崽的能力也更弱。他的研究现在成了经典，这些研究结论既深刻又让人痛心，并且证明了他的观点：爱（在这个例子里则是母爱）对婴儿的情绪和心理健康是至关重要的。这一切都说明了母亲对母婴关系的影响，但没有人太关注婴儿对这段关系有什么影响。

我从哈洛那里学到的，以及我在实验室（那里总是弥漫着猴子的味道）里看见的是：在生命的早期，母亲的爱（或者母爱的缺乏）会产生一种长期的、跨越代际的影响。在假母猴身边喂养长大的猴子，长大后的同伴关系和性行为都会出现异常。如果这样的母猴怀孕并生育后代，它们也会表现出异常的养育行为。它们会把幼猴拖来拖去，忽视它们，把它们推开，或者威胁它们。

为了了解早期亲子关系的影响，我开始研究婴儿的知觉。当时的我对婴儿如何理解他们的体验感到越来越好奇。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提出，婴儿天生具有感知危险的能力，受他的启发，我设计了一项简易的实验11：将一个球装在小车里，用一根绳子把球拉向光源，让球的影子投射到婴儿面前的透明屏幕上。结果表明，当球看似在向他们逼近时，婴儿会产生防御反应，把手挡在脸的前方。虽然这不是真正的危险，但他们对这种体验产生了一种反应，并将这种体验理解为危险。

还有一件幸运的事，也发生在1965年，不过那是更早一些的时候，当时我在威斯康星大学就读研究生一年级。我参加了哈佛大学的客座心理学教授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的讲座。他研究的是语言，并且对婴儿理解周围世界的过程很感兴趣。12布鲁纳将这个过程称作意义建构（meaning-making），我后来在自己的研究中采用了这个术语，读者之后也会看到。在他的演讲结束后，我和他聊了好几个小时，可能聊得太多了。但在第二天，我的导师告诉我，等我从威斯康星大学毕业之后，布鲁纳想让我到波士顿，去他的实验室里工作。我刚刚开始读研，就得到了一份在哈佛的工作！

在我构思出自己的“静止脸”实验之前，我还需要一位老师——儿科医生T. 贝里·布雷泽尔顿。我们相识于20世纪60年代末，当时我们都是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Harvard Center for Cognitive Studies）的研究员。布鲁纳是中心的主任，也是我和布雷泽尔顿的导师，他在1972年为我们在波士顿儿童医院成立儿童发展部门提供了支持。

布雷泽尔顿后来成了美国最受尊敬、最有影响力的儿科医生之一。与同是儿科医生的D. W. 温尼科特一样，他的理念也源于对精神分析的研究，以及在儿科工作中对婴儿和父母的生活的深刻理解。我们每周六都会去马萨诸塞州剑桥市黄山医院（Mount Auburn Hospital）的产科病房，正是贝里打开了我的眼界，让我见识了新生儿的能力。

现在，新生儿通常和母亲住在同一个病房里，但当时他们待在保育室里，而母亲则在病房里休养，这个过程通常会持续5天。在周六去病房的时候，我会先去找贝里，然后我们一起去保育室。布鲁纳经常会和我们一起去。这些新生儿的年龄为几个小时到5天不等，他们裹着粉色和蓝色相间的条纹毯子，待在塑料保温箱里，面朝观察窗。空气中飘荡着婴儿爽身粉、香皂和尿布的酸甜气味。

在每次去病房的时候，贝里总在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男士盥洗包。包里放着他的工具，里面有一支手电筒和一个塑料盒子，盒子里装了适量的爆米花，可以当作柔和版的拨浪鼓。包里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当我们走进保育室的时候，我会跟在贝里后面，看着他环顾一排排熟睡的婴儿，然后挑出一个来观察。他会轻声地对婴儿说话，用他的大手把他们抱起来，改变他们的身体姿势，在他们耳边摇晃装着爆米花的塑料盒，把手电筒的光照在他们脸上来引起他们的反应。他会轻拍一些能引起反射的部位——轻拍手心引起抓握反射，轻拍面颊引起觅食反射，婴儿会转向触觉的来源，以寻找乳房或奶瓶。

贝里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儿科检查的标准内容，但他也加入了自己的创意。他会观察婴儿对人脸和声音的反应，以及他们自我安慰的能力，从而评估婴儿的社会能力。贝里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他会全身心地投入观察之中。他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婴儿身上。在我的观察中，我发现婴儿会在视觉上追踪无生命的物体和面孔，跟随着它们移动。根据他们看见的是物体还是人，婴儿的表情和四肢的动作会有所不同。仅仅出生几个小时，婴儿就能区分人和物！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显然，我对这些小人儿的认识，远比我想象的要少。

通过观察贝里，我还发现婴儿不仅仅是醒着或睡着的。贝里的细致观察告诉我们，婴儿有6种截然不同的状态，从深度睡眠到安静的觉醒，再到活跃的哭泣。我们注意到，每个婴儿在这些不同意识状态之间转换的方式都是独特的。有的婴儿会逐渐从睡眠状态进入安静觉醒状态，再转变为活跃的哭泣。有些婴儿则哭个不停，然后突然就睡着了。还有些婴儿则没有表现出任何一致的模式。

不知为何，在去保育室的时候，贝里总能看到婴儿身体里的那个人——那个婴儿已经成为的人，以及他将来可能成为的人。现在，许多这些婴儿观察方法都演变出了不同的形式，包括“新生儿行为评定量表”（Neonatal Behavioral Assessment Scale，NBAS）、“新生儿行为观察系统”（Newborn Behavioral Observations system，NBO system）以及“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网络神经行为量表”（NICU Network Neurobehavioral Scale）等。这些方法通常都会让父母参与观察，但在当时，做检测时父母是不在场的。虽然在父母在场的情况下给婴儿做检查并非常规操作，但贝里还是看到了与他们分享这些观察结论的价值。他经常检查一会儿婴儿就去和父母聊天。他会告诉父母孩子的情况，让他们觉得孩子是一个独特的个体。他知道，让父母从一开始就拿出时间来了解婴儿的交流方式是多么重要。他会告诉父母，他们的孩子对什么东西敏感，孩子能否自我安抚，以及孩子有多么喜欢被抱着。有时他会告诉父母一些他认为父母应该知道的问题，比如有些婴儿在情绪不好的时候很难平静下来。

他的目标是让父母把婴儿看作独一无二的人，他们此时已经是独一无二的了——不要把他们看作自己期待中的孩子，或幻想中的孩子，要把他们看作自己真正拥有的孩子。当贝里向父母透露他在与孩子的短暂相处中所了解的情况时，父母们会怀着敬畏之心聆听。

贝里希望把自己检查婴儿的经验形成一套系统化的方法，让其他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也这样做。他希望这些临床工作者能让父母们看到，这些婴儿是复杂的、有能力的生灵。

我的职责是观察并帮助贝里将这套测验方法系统化。我也这样做了，但这项工作远不止是一个记笔记的练习。每周六，他展示给我的东西都会让我感到敬畏。这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更是直觉和同理心的体现。我常常把他当作一个会跟婴儿交流的人，他总能用眼神、触摸和温暖的心说出婴儿的语言。

我从哈洛的实验室来到波士顿，阅读了关于婴儿的每一篇论文。尽管此前我唯一接触过的婴儿只有哈洛的幼年恒河猴，我却以为自己对婴儿了如指掌。在贝里的指导下，我很快就意识到，事实上我几乎一无所知。他在这些周六的见习中向我展示的东西，与当时的心理学家对婴儿的所有看法背道而驰。

贝里让婴儿做出的这些行为，以前几乎没有人谈过。事实上，婴儿做的这些事情，是心理学家“知道”婴儿做不到的事情。婴儿会将头向左右转动整整90度，来寻找母亲的声音。如果感官刺激过多，感到不堪重负的婴儿会闭上眼睛，转过头去让自己平静下来。婴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似乎真的具有非凡的社交能力！

我想验证一下我们的观察结论：新生儿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人际关系的积极参与者。这个想法促使我设计了“静止脸”实验。当时的专家认为，婴儿完全处于母亲的控制之下，互动中所有的一切都是她说了算。我想知道，如果我拿走互动中的主动参与者，也就是母亲，那会发生什么？婴儿会做什么？做完了最初的实验，我几乎立刻就意识到，对于婴儿的传统观点是错误的，正如“静止脸”实验的视频所呈现的那样。结果让人惊讶，而且意义非凡。

我知道我必须在实验室之外分享这项发现，我必须把这项工作介绍给我的同事。但这种想法也挺可怕的。一直以来，科学家们因为无情批判那些倡导以不同方式思考和看待世界的人而声名狼藉。这项实验，以及我对这项实验为何意义重大而做出的解释，会迫使心理学家放弃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当我报告这项研究的时候，我可能得到公众的掌声，也可能得到他们的嘲笑。我认为我成功的概率是50%。

在儿童发展研讨会上做报告的那天，有4位上台报告的研究人员，而我是最后一个。我紧张地看着我的3位同事讨论他们的工作，他们说的内容全都符合我们所认为的事实。报告的顺序如此安排，也许是出于防御。会议的组织者是我实验室的合作者，他们支持我的假设，也知道我要说什么。最后，轮到我站起来面对世界各地的400多名儿童发展专家了。我要和同事们分享一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我先放了一段“静止脸”实验的视频片段。在1975年，这并不容易。当时还无法用投影放映录像带。我开发了一种新颖但粗糙的技术来拍摄我的实验，并设法将录像带转换成电影胶片，这样才能让大家在大银幕上观看。

当我关掉放映机时，会堂里一片死寂。我站在台上，紧紧地抓住讲台，试图弄清听众的情绪。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稳步从讲台上走回自己的座位上。很显然，我太冒险了。我似乎看到了400张“静止脸”。我真不应该在实验室以外的地方公布这些结果。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

然后，当台下的科学家们意识到自己刚刚看见了什么时，雷鸣般的掌声在礼堂里响起。我的职业生涯没有结束。其实，这才刚刚开始。

几十年后，我一生的研究结论逐渐成形，我意识到自己想把这些理念分享给大众。我的婴儿心理健康项目里的研究员将他们丰富的临床经验带到了我们的学习过程中，帮助我认识到了自己研究的广泛应用前景。其中一位研究员就是克劳迪娅·戈尔德（Claudia Gold），她碰巧也是一名作家和儿科医生，每天都在处理人们在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我请她和我一起写一本书，于是我们就写了这本书。

关系就像成长的基石

“静止脸”研究发展成了一个范围很广的理论，对人类一生中的行为和关系做出了至关重要的解释。这个理论揭示了人们最初学习与人相处的时刻是如何塑造他们日后拥有的每一段关系的。该理论也说明了修复当下关系中微小裂痕的能力是如何建构一个人的经验的，而这些经验将决定一个人的性格，以及他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方式。也许最重要的是，最初的“静止脸”研究和随后几十年使用该范式的研究，让我们了解我们每个人是如何从拥有不愉快或有问题的关系转变为拥有亲密又心意相通的关系的。

要领会“静止脸”实验的启示，你不必成为心理学家或医生，你也不需要对人际关系有什么深刻的见解。而且，你也不必深陷困境，就能从“静止脸”研究的实际应用中获益。你只需要做一个有人际关系的人。如果人们理解“静止脸”范式和它的意义，那么他们所有人际关系的性质就会发生改变——包括与配偶、父母、孩子、同事、朋友甚至偶然遇见的陌生人的关系。

第一次观看时，我们可能会被婴儿的失落体验所触动，实际上，“静止脸”实验还会让婴儿产生担忧、痛苦和恐惧的情绪。当我们回想起我们未能与孩子或其他所爱的人建立联结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再次体验到失落，并且感到内疚。有些人对这个实验有很强烈的反应，甚至说它很残忍，质疑这项实验怎么会通过机构审查委员会（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的审查——这个行政机构就是为了保护人类被试的权利而设立的。最初的实验通过了IRB的审核，当然，我们不知道实验中会发生什么。时至今日，这项实验也在全世界范围内继续被用于IRB所批准的研究中。事实上，这种体验对婴儿来说并不陌生：当照料者开车时、忧心忡忡时，或者以某种其他的方式心不在焉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婴儿时常陷入痛苦之中。显然，这种压力并没有超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可承受的压力水平。

“静止脸”实验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希望。婴儿的情绪能够迅速复原，这说明虽然这种错位的体验在实验中被放大和夸张了，但婴儿对此却是很熟悉的。他知道怎么做才能吸引母亲的注意。他以前已经这样做过很多次了，但是没有人注意到。当我们在“静止脸”实验中放慢脚步时，我们就能看到婴儿非常善于对世界施加影响，从而让世界变得更好。他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事实证明，不同的婴儿对“静止脸”实验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他们与照料者的早期互动的质量。不是所有婴儿都表现出了有希望的反应。“静止脸”实验以及随后几十年的研究解答了我们在前言开篇提出的问题。我们对自身的感觉，以及我们所有人际关系的质量，都根植于我们的经历之中，根植于我们每时每刻的互动之中，这种互动始于我们的出生，始于我们最早的爱的关系。我们的情绪健康来自一个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会随着我们在人际关系网络中的切身体验而发生变化。

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会详细阐述，已有研究发现我们的基因、大脑和身体都会在关系中发展，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生物学–经验”“先天–后天”这样错误的二分法已经土崩瓦解了。我们的基因表达和我们大脑的联结都是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过去人们认为大脑的联结是先天的，大脑有一个固定的联结蓝图，但我们现在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通过一个名为“神经重塑”（neuroplasticity）的过程，大脑能在人的一生中不断发生变化。神经联结就是那些组成大脑的“线路”，而新神经联结的形成既混乱又灵活。没有两个联结完全一样的大脑。儿童发展研究者用“神经建筑师”（neuroarchitect）这个词来描述照料婴儿的人。婴儿的早期关系决定了他们大脑联结的性质——这些主要照料者实实在在地搭建了婴儿的大脑。当婴儿体验了失去联结的感受，又经历了重建联结的时刻，接受并拥抱了人际互动中所固有的混乱之时，他们的大脑就会成长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