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的代际传递

你的生活经历被嵌入你的基因，而你继承了祖先的经历，这种想法是否会让你感到担忧？我们见过一些人，他们觉得这种想法令人非常沮丧，尤其是如果他们的祖先经历过创伤，他们会觉得更加无望。但经过仔细思考之后，我们发现表观遗传学所教给我们的东西其实充满了希望。正如基因表达可以为了适应某种环境而发生改变，它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适应另一种环境。

许多父母向我们表达了他们的担忧，他们担心，如果一个幼儿经常发脾气或以其他方式惹麻烦，他以后就会一直这样难以管教，比如，他“长大就会像比利叔叔一样”，而比利叔叔则有着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你从父母双方那里分别继承来了一半的遗传物质，而基因的确会一代代地传递下去。但表观遗传学告诉我们，虽然孩子可能携带了与比利叔叔相同的基因，但这些基因对于孩子行为和发展的影响，则会根据他成长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蕾切尔·耶胡达28（Rachel Yehuda）研究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子女和孙辈，以确定代际传递的环境因素会如何改变基因的表达。下面的例子，是一个关于大屠杀幸存者成年子女的故事。

希尔达和卡尔小时候都被关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不过他们当时没有见面）。战后，他们各自和幸存的家人一起移民到了纽约，他们在那里认识了彼此，并组建了他们的新家庭。在战争时期，面对生命安全受到的真实威胁，希尔达与卡尔的身体建构意义的一种方式，就是改变他们对压力的反应。在那种环境中，产生皮质醇的基因表达被增强了。体内高水平的皮质醇会产生高度的警觉，并使人一直处在高度觉醒的状态中，但这种反应在战争时期是适应性的，甚至能拯救生命。这种表观遗传变异，即产生皮质醇的基因的过度激活，会遗传给他们的儿子埃里克。

但埃里克生活在相对安全的纽约，不需要这种强度的应激反应，也不需要过多的皮质醇。在父母遗传给他的基因中，包含着战争创伤带来的表观遗传学意义，这种意义与他出生时所处的安全环境是不匹配的。埃里克需要一些时间和很多获得新意义的时刻（无数错位与修复的机会），才能改变嵌入在他基因中的意义。要修复他的基因与战后美国相对安全的环境之间的错位，这些获得新意义时刻是必要的。

在他30多岁的时候，埃里克的生活看起来很完美：与妻子德沃拉有一段稳定的婚姻，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还有两个健康的儿子。然而，他却深受焦虑情绪的困扰，时刻承受着自我怀疑的煎熬。他的自我批评非常严重，尽管以外在的评判标准来看，他相当成功，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能干的人。他从自己的成就中没有得到任何乐趣。

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健身房里，心想如果他能对自己的身体满意，那种恼人的不安全感就会减轻。但随着40岁生日的临近，不安全的感觉却越来越强烈。他执着于节食，早餐和午餐只吃蛋白奶昔，他对健康饮食的偏执破坏了其他人享受家庭聚餐的乐趣。

埃里克的问题源于他的基因遗传和成长经历。在年幼的时候，埃里克就知道，对他的父母来说，痛苦的感受会产生焦虑，他们会立即压抑这些感受。到他上大学的时候，每当母亲问他情况如何时，他知道自己的答案必须是“很好”。若非如此，母亲就会引导话题的走向，最后得出结论：“但你没事，对吧？”他只得让步，说道：“是的，妈妈，一切都好。”父亲给他的感觉总是很疏远。随着埃里克越来越了解父亲在战争中的丧失体验，他逐渐意识到父亲对工作的追求是为了回避悲伤的情绪。他的父母都在竭力让他们的世界变得井然有序、安全无虞。每当提起大屠杀的话题时，父亲都会说他的生活后来变得多么美好，坚决拒绝将“创伤”这个词与那时的经历联系起来。

埃里克在健身与饮食方面的僵化行为严重影响了他的家庭生活。德沃拉建议埃里克向心理治疗师寻求帮助。她不想为两个年幼的孩子再创造紧张和恐惧的环境，她知道埃里克的童年就是这样的。埃里克知道德沃拉是对的，他需要采取行动。但他对心理治疗的了解并没有让他在第一次去见奥尔兹医生时有所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