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度身而为的自恋

每一代人都热衷于在一个传奇中或神话中的伟大人物身上找到自己，鉴定出自己的身份，并依据时代的诸多问题，对其做出重新阐释，如作为普遍象征的俄狄浦斯（Oedipe），作为反映当代世景镜子的普罗米修斯、浮士德（Faust）[19]或西绪福斯（Sisyphe）[20]。在众多研究者眼中，尤其是在美国研究者眼中，那喀索斯（Narcisse）[21]更是当今时代的象征符号，因为“自恋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核心主题之一”[22]。R.斯奈特（Sennett）[23]的《内心的暴虐》一书刚被译成法文，《自恋文化》便又成为横扫美国大陆的、名副其实的最畅销书。自恋远不是时髦或浮躁，人们随手便可采撷几幅漫画来展现这种新型的自恋。这种在精神世界中出现的自恋，是人类学上的一种“突变”，它为我们亲眼所见，为我们所记录，我们每一个人对其都有所感受，即便这种感受混沌不清。就这样，个人主义的另一个阶段登台亮相了，这就是自恋。而自恋，在“专横的资本主义”让位给宽容的享乐的资本主义之时，依据个体对自己、对肉体、对他人、对世界以及对时间的立场，描绘出一个全新的个体形象。个人主义的黄金岁月到来了，它在经济层面上是竞争的，在家庭层面上是温情的，[24]在政治及艺术层面上是革命的。这样一种纯粹的个人主义，它不再理会社会和道德的最高价值观，尽管这些价值观依然被显赫的、主流的“经济人”、家庭、革命以及艺术所拥护；从堂皇的框架内挣脱出来的个人领域，本身的意义也在变化着，它不再坚持仅以个体多变的欲望为尊。如果说现代性是企业精神，是未来主义的企盼，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自恋以其历史性的冷漠，开创了后现代性之先河，也即“人类平等”的最高阶段。

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政治、文化动荡之后，当然，这也显示了公众对于政治事务的关心，但随即一种普遍的疏远便出现了，这种疏远赤裸裸地体现在人们对待社会问题的态度上，体现在全心关注纯粹个人事务这样一个必然结果上，但这却与经济危机无关。非政治化以及非工会化现象达到了空前的高度，革命的欲望以及学生抗议销声匿迹了，反文化运动也偃旗息鼓了，鲜有什么事业能够长期维系人们的热情。“共和”失去了活力，由“哲学”、政治、经济或者军事等重大命题所引发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漫不经心的好奇。不管何种事端所唤起的“高涨”都会慢慢地消退，结局便是这些问题在社会上被大范围地中性化和平庸化了。只有私人领域能成功摆脱这股冷漠大潮的侵袭，如关心健康、保护物质利益、摆脱“繁杂”以及期盼假期等。由此，一种没有理想也没有远大抱负的生活成为可能。伍迪·艾伦（Woody Allen）的电影取得成功便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对个人事务的超级关注。伍迪·艾伦本人是这样表述的：“政治手段并不起什么作用。”这种表述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时代意识，是源自政治虚无的一种新型自恋。“政治的人”终结了，而“心理的人”到来了，他所在意的只是自己以及福利。

生活在现在，只是现在，而不在意过去或将来，这种“历史延续意识的丧失”，这种对“植根于过去并延续至将来的生生不息”的认同感的侵蚀，在克里·拉什看来，既催生出了自恋的社会，也成为该型社会的特征。如今，我们为了自己而活着，而不必顾及我们的传统以及子孙后代，历史意识由此与社会价值观、制度一样也遭到了废弃。“水门”事件、国际恐怖主义、经济危机、核恐惧、生态灾难等，引发人们对政治领导人的信任危机，滋生出一种悲观主义、一种迫在眉睫的灾难氛围，衬托出了事关“生存”的、维护心理及生理健康的诸多自恋策略的发展路径。在未来显得充满危险且不确定之际，便只有退守于现今，由此人们便不停地进行保护、引导和培训且矢志不渝。在捎带提及未来的同时，体制也开始“贬损”过去，目的是抛弃过时的传统以及领地意识，以便建立起一个既无着力点也无遮拦的社会。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集体自恋”便伴随着冷漠登台亮相了，这就是无法直面未来便只能待在绝望之中的资产阶级社会，深陷普遍危机的社会征兆。

在现代性的盛名之下，有没有什么本质的东西被人忽略了呢？依据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人们可将自恋划归为体制的“破产”，也可将其诠释为受到“非道德化”的影响，但“觉悟”和经济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该被忽视。事实上，当代自恋是在凄惨的虚无主义令人吃惊的缺位之际才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尽管自恋也呈现出被传媒大肆张扬及评论着的一派悲惨景象，但在浅薄无聊的冷淡的衬托下，自恋仍显得尤为突出。除环保主义者之外，谁还能一直抱有着生活在末日时代的意识呢？“死亡权”在发展着，环境灾难也层出不穷，即便如此，人们仍未产生一种凄惨的“世界末日”的感觉。人们能平静地对待从传媒中获悉的“最糟糕的事情”；人们安身立命于危机之中，而危机似乎并未能遏制人们对于财富以及享乐的欲望。经济与环境的威胁并不能穿透当今的冷漠意识。需要指明的是，自恋绝不是“我”的最后的安身之所，一个因西方的“堕落”而魅力不复存在的“我”，一个不顾一切追求自身快乐的“我”。没有新式的“消遣”，也没有束缚，新闻从未有过如此地逍遥，自恋消除了悲惨，更像是一种全新的冷淡，这种冷淡源于局部流行的对于世界的敏感，也源于对世界极度的冷漠。这便是将我们包围起来的过度饱和的新闻所导致的矛盾，大众传媒所传递的事件此起彼伏让人目不暇接，妨碍了一切情感的延续。

当然，人们决不会以各类事件及经济形势的积聚效应来阐释自恋的产生。因此，如果自恋是好的，正如克里·拉什建议我们思考的那样，那么它便是一种崭新的意识、一种后现代个性的建构，因此就有必要将自恋理解为一种支配着社会运转的各种进程合力的结果。自恋作为个体，它有一种紧凑一致的新形象，它不可能源自一些个别事件的随意堆砌，即便这种堆砌伴有一种神秘的“认知”。实际上，自恋的出现源自一种普遍化的、虚无的社会价值观与社会信仰，而这类虚无则是个性化进程的产物。对涉及意识的重要体系的疏远以及对“我”的超级关注，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在一些倡导娱乐、福利和非标准化的“人性化”的体系内，一切都是为了促进一种纯粹的个人主义的发展，换而言之，即为了一种不再受制于大众且力求广泛突出主体的心理上的个人主义的发展。这便是消费革命及其享乐主义的伦理，该伦理通过悄悄地微型化个体，通过将个体深层意识中的社会信仰慢慢地掏空，来实现心理与社会现实的嫁接，而这也成为大众的一种新的特有的行为方式；“物质主义”在富足社会里日趋盛行，它让一种文化的出现成为可能，匪夷所思的是，这种文化的核心在于利用可加选择的孤立来实现主体的膨胀，而非借助于反作用或者“灵魂的补充”。在一个迷恋纪律命令的社会里，一个由消费所推动的私有化体系日臻完善的社会里，精神和肉体上的“人之潜能”的思潮仅是这种社会的绝唱，而不是那魅力不再的“认知”衍生品，自恋是个人享乐主义逻辑在社会蔓延的一种结果，它受到了客体与符号世界的推动，也受到源自19世纪的作为心理病理学范式的心理治疗逻辑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