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上海快线

然而，虽然真的很难把老实本分的人写得妙趣横生，但却很容易把鄙俗不堪的人写得令人难忘，有时甚至可以相当精彩。我指的不仅仅是那些具体的人物——比如上海快线上的这个大屁股男人和他的对象，还有北京火车站附近所有拉客的人，他们总是对游客死缠烂打，不是叫你住旅馆，就是拉你上出租车，或者要你去饭店吃饭。中国已经放松了对商业广告的禁令，但这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他们根本不满足于张贴广告牌或告示。他们喜欢跟人私下接触，有人硬拉着中国本地游客喋喋不休，有人抓着刚从偏远的甘肃过来的乡下人纠缠个没完，有人冲着扩音器大喊大叫，有人拿着横幅在自己面前挥舞，就连火车自己的广播里都在放着刺耳的广告歌曲和台词。为了更完善地研究中国人的种种习惯，我选了《金瓶梅》这本艳情小说来读，我在北京时，总听见有人低声窃语地谈论它。这本书自明代起就一直被查禁，然而这几乎就是最高级别的推荐了。从开头的几页来看，这是本非常残忍的小说，而且其中充斥着生动的性描写。它简直是我在上海快线上的完美读物——也许它要陪伴我整个中国之旅也说不定，因为它足足有两千页那么厚。

这个小胖子和他那皮包骨的老婆就睡在我上铺。他把整个空间都占满了，他老婆跟一片木刨花似的蜷在他身旁。她又瘦又单薄，皮肤跟刚刨出来的木头一个颜色。他们俩絮絮叨叨，不停地亲嘴。这男的是新加坡人，女的是香港人；男的看起来挺聪明，属于新兴的程序员一族，这种人没什么幽默感，一旦将自己与机器连通，就开始变得像个主机——他那个大屁股，看上去还真像是半边控制台。那女的身体一直在抖，还咯咯地笑。她笨兮兮的，什么都不懂，也不会做饭，虽然在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地方长大，却连英文都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但这有什么关系呢，反正那胖子愿意为她付账，还买些小玩意儿送给她。那男的姓丁，总是把他那张堆满横肉的脸凑到她面前去。

第四个人——就在我对面，隔着折叠桌和热水壶——是个老太太，大约七十来岁，她的全部行李只有一个小塑料购物袋、一篮苹果和一个装着半瓶湿茶叶的罐头瓶。她拧开瓶盖，拿起水壶往里加满热水，然后用嘴吹了吹，小口地喝起来。

我的上铺，那名华裔男子一直对着他老婆低语，而他老婆也在不停地窃笑。

这样的情景让我想起，我曾打算写一个惊悚故事，讲一个可怕的老太婆，眼神特别不好，她有个放荡的女儿经常跟男友在椅子上鬼混，她压在男友膝上的画面，就好像一只甜瓜杵在尖刀上。而在他们鬼混的时候，老太婆总是坐在房间另一端不停地诅咒，而且一直以为自己制造的气氛很恐怖。

事实上，看到上铺的小丁以后，更让我想起了正在读的《金瓶梅》。别人告诉我书里有很多含沙射影的地方和微妙的描写，可是我怎么不觉得？在我读过的小说中，这是性描写最露骨的之一。

“吃糖吗？”上铺的胖子问我，说着就给了我一些中国巧克力。

已经临近午夜，他却还在大口灌牛奶，并且不停挑逗他那个骨瘦如柴的老婆。都那么晚了还如此活跃，我真是惊讶不已，不禁开始猜想他们是不是出来度蜜月的。

为了表示友好，我接过来几颗糖，但我对面的老太太没要。她看起来哭丧个脸，却并没有不高兴。有些中国人眼睛浮肿，双唇忧伤地紧闭，整张脸看起来悲痛欲绝。有时候我看到一个这样的人，就会想象他刚才一直在痛哭。但其实不是的，他的脸本来就长那样，也许是广东人吧。那个老太太就是这个样子。她躺下来睡觉，此刻已经睡着了，面色苍白，动也不动，好像死了或者快要死了一样。

年轻女子擦着天花板跨到了自己的床铺上，她那个小胖老公也跟了过去，结果她又大笑着跳回我上铺。不会这样折腾一晚上吧？他们的衣服都很紧身，中国人也都已经开始这样穿了，过去三十五年中他们都被迫穿松垮的套装，这样做也许是一种反抗吧。

“你可以不关灯，”他说，“我们没事的。”

但那时我已捧着书昏昏欲睡了。我又看完了一章，被那些粗暴的内容弄得瞠目结舌，于是我关掉了隔间里的灯。

只听见砰的一声，那男的又把自己砸进了他老婆的床铺。

* * *

黎明时分我们离开山东，那里正是我手上这本艳情小说的故事发生地。

离开山东以后，我们穿越大运河来到了徐州市（以前叫铜山），在月台上我看见一个老太太拖着厚厚的小脚痛苦地走路，那双畸形的脚曾经被当作性感的象征。

在清晨昏黄的光线中，我们到达了徐州站。自打一个月前离开伦敦，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绿色景观——田间的水稻快要成熟了，路边的小树枝繁叶茂，高大的白杨迎风招展。这里地处中国东部平原，以前聚集着许多人民公社，现在到处是小农场，放眼望去全是种满了包菜的菜地，近一点的地方还能看见一头头大黑猪，用它们的蹄子稳稳地立在地上。我看见水洼和溪流，农民用拖拉机或牛犊在田间耕作，有人用扁担挑着两篮重物；白鸭在水中嬉游，肥鹅拍打着翅膀，穿蓝色衣袍的小女孩骑在水牛背上；吃过早餐的庄稼人倚着筑堤小憩，就像弗拉芒绘画1中那些喝醉的农民一样。还有一头怀孕的黑母猪，由于躯体太沉重，它只能缓缓地挪动，肚子摩擦着农场灰扑扑的地面。

有些稻谷已经成熟，有人正在收割。如今中国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而且有史以来粮食出口量第一次超过了进口量（他们一般出口大米，进口小麦），他们为此感到骄傲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转变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就是过去几年，庄稼人开始穿上鲜亮的衣服，他们也因此在耕田和收割时变得非常显眼。然而，你还是会时不时地把田里那些一动不动的东西当作稻草人，结果却发现是某位同志正倚坐在铁锹上，或者正伸出双臂练习武术或太极。

几小时后火车驶进了蚌埠，这是一座位于安徽省中部的铁路枢纽城市。列车需要在此停留一小会儿，因为有电影正在蚌埠火车站取景，拍的是一对青年男女跟我们车上的某位乘客告别，看起来可能是位恼人的亲戚。有一大群人聚在旁边围观，摄制组人员和铁路警察挣扎着想把那帮人转移到镜头之外。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发生，每个人都兴致勃勃地观看着电影拍摄，连警察也是如此。没人推推搡搡，也没人忿忿不平。这样和谐的气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不过我确信，除非他们有个厉害的剪辑师，否则最后画面中除了两名正在跟人告别的演员外，肯定还会出现两千名在一旁目不转睛围观的中国人。

所有的镜头都只拍了一次。当上海快线驶出蚌埠站时，拍摄也结束了。

我们又见到了绿色的田野。我可以肯定，这次来同上次相比（六年前我曾经沿长江顺流而下），最大的不同就是上次来时正值隆冬，到处都黯淡无光。那时候在我看来，中国的风景中似乎只有雨水、浓烟和尘雾；泥泞的道路上，是一栋栋快要倒塌的房屋；人们总是将双手插进衣袖取暖；墙上到处都是毛主席肖像。每当我问人问题，他们不是千篇一律地回答“也许吧”，就是反问我“你是这样想的吗”。

六年过去了，现在是春天，一切都太不一样了。因为中国的农业非常密集，所以此时全国到处都是春光灿烂的。人们在地里耕种、锄草和收割的情景，没法让人不感到乐观。整个国家比以前更加青翠葱郁，显然也更加欢快和充满希望。这并不是幻觉，而是一个全新的甲子。如果说人们看上去有些焦躁，也许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中国一个甲子意味着六十年之久。潘翎2有一本写中国近况的书，开头便介绍了“甲子”在中国的含义，接着她才开始讲述具体事件：“中国共产党于1921年在上海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成立，1981年6月，他们走完了第一个甲子，开始进入新的周期。”同样是在1981年6月，邓小平被推举为头号领导人（除中央军委主席外，他并无其他实际头衔），他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于是西方人蜂拥而入。现在虽然只过去了几年，成果却是显而易见的。没有什么能比经过西化的事物更加引人注目了。

十一点刚过，乘客们纷纷涌向车厢过道，挤占在车窗前。我问发生了什么事，他们说我们就要跨越长江了。长江的英文是“Yangtze River”，音译回来应该是“扬子江”，但这个词现在几乎没人使用，中国人并不这么称呼它，他们管它叫“长江”，长长的江。跨越长江是件大事，因为它被视为中国的赤道，是南北方的分界线。在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是不同的。中国人说：北方人骄傲、霸道、爱吵架，他们性格很冷漠，热衷于政治，爱吃面食；而长江对岸的南方人则友好而健谈，时常沾沾自喜，他们皮肤黝黑、邋里邋遢，很有生意头脑，物质至上，喜欢吃米饭。

我们到了南京，这一段长江的江面很宽，水流缓慢，看上去呈棕褐色。横跨在江上的大桥是有名的地标，因为修到一半时苏联人撤走了，他们认为中国人不可能自己完成修建。然而中国人真的做到了，如今在中国现代工程的壮举中，真正令人赏心悦目的极少，但这座大桥却始终是其中之一。雄伟的桥身之下，可以看见在江上航行的船只，从舢板到独木舟，再到帆船和汽轮，大大小小，各式各样，应有尽有，从中几乎可以看出中国船舶发展的全部历史。那些汽轮是“东方红”舰队的，他们从重庆出发，要去上海，全程要航行1500英里（2400千米）。

我继续读着《金瓶梅》，书里面杂糅的风格、细致的描写和污秽的内容都让我惊叹不已。五百年过去了，中国仍将它视为禁书，实在是太可惜了。说真的，如果能允许中国人读这本书，我觉得，他们对自己的了解肯定会深刻得多。我不认为这种东西能够摧毁他们的道德，相反，在带来真实刺激感的同时，它还能揭露事实，给人以启发。

在中国，这本书就如同幽灵一般，所有人都听说过，却没人亲眼见过。我觉得即便它公开出版，人们的看法也不会被颠覆，因为禁令早已使它臭名昭著。在西方，只有当《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时，人们才认识到那本书原来是多么荒唐和不值一读。无论如何，比起《闪闪的红星》或者《红军不怕远征难》之类的书，还是《金瓶梅》更适合在火车上读。

我们到了丹阳城外，但四周没什么人，有辆拖拉机沿着陡斜的道路直冲而下，撞上了我们的火车。我们来了个急刹车，车厢里一阵骚动，有人开始议论，“这是哪儿？”“到站了吗？”“不，出事了，我觉得死人了”。因为怕火车随时开走，没人敢下去看个究竟。一名铁路官员把无绳电话插进轨道旁的插座内，向我们详细描述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们都仔细地听着。

“他说拖拉机撞坏了，我们应该叫警察来，但没人受伤。他说是那些农民的过错，可是在没有搞清楚责任之前，我们不能走。”

撞毁的拖拉机就在铁轨旁边，离我们的车不远。来了一群人，都是现场调查员，忿忿不平地望着车窗内这些比他们富裕的旅行者。接着出现了一队带着对讲机和笔记本的铁路工作人员，他们在一起讨论了很久。在中国，每当有事故发生，人们都要去弄清楚问题的关键所在：到底该谁负责？或者说，谁该为错误买单？这场事故中有个男人受伤了，但在讨论了20分钟以后，他们觉得不能因为这点小事就让火车滞留，这可是中国速度最快的长途火车，除了补充燃料之外它是不停站的，从北京一直开到上海。农民应该为事故负责，是他们让拖拉机撞上火车的。至于那名伤者，完全是他自己的责任。我们又重新上路了。

胖子小丁追着他的瘦子老婆上了她的床铺，拿裤脚在她面前甩来甩去。她用牙齿夹住他的脚踝，一口咬了下去，他嚎叫起来。他们玩得正起劲。对面的老太太发出一阵阵轻微短促的鼾声，他儿子走进来望着她，并没有把她叫醒，只是听到鼾声时笑了笑。

为了让小丁不再胡闹，我问他来中国都干些什么。

“每半年我就会来一次，”他说，“我是做生意的。”

他是一名机械工程师，在多伦多上过学。对于自己从加拿大回来的决定，他一直相当后悔。他认为这就是自我牺牲：“李光耀把新加坡经济给毁了，现在失业率达到了百分之八。我本来可以留在加拿大，赚很多钱的。”

我说，中国正在迅速崛起，而新加坡这样繁荣的小岛却开始衰落，海外华人又开始回到中国了，真有意思。

“这地方不行。”小丁说着，猛地把拇指伸出了窗外。我很快明白了他的所指。“中国人，”他说道，“花了太多钱买那些他们无法使用的高科技设备。他们有两万八千台电脑，然而却没几个人会用，真正在运作的只有十分之一。他们买东西只是为了占有，给他们长脸面，然后东西就放在那落灰。”

“你的意思是，他们有一种原始的自尊感，这导致了不理性消费，”我说道，“但我却认为，中国人非常节俭——他们投资和消费得都不够。他们经常有点自欺欺人、得过且过，觉得任劳任怨是种美德。”

“当然，他们很勤劳，尤其是农民，”小丁说道，“他们能养活自己，这是好事。”

“那么问题在哪里呢？”他扫视四周，见老太太睡着了，就悄悄地说，“是他们观念有问题。”

他拍了拍自己的脑袋，说道：“他们太落后了。他们就是农民，跟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谁？”我问。

小丁笑了笑。他说的是我和他吗？他并没有回答。

不一会儿，老太太的儿子过来把她叫醒。我们快到上海了。

* * *

上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临江城市，远远望去是灰褐色的，看起来就像纽约的布鲁克林。川流不息的人群，时尚的街头生活，让本就习惯热闹的中国人爱上这里。中国成功的时尚设计师大都在上海工作，如果你鹦鹉学舌似的发出“Yifu Sheng Luolang”这样的声音，上海人立刻会明白你说的就是“伊夫·圣罗兰”（Yves Saint-Laurent）这个品牌。我来到这里时，正好遇上法国杂志《世界时装之苑》（Elle）的一名编辑在街头巷尾徘徊，她打算以“时尚革命”为题写一篇关于中国的文章，正在寻找素材。后来我还见到了与她同行的中国男人，他告诉我，这位法国女士对上海女人的着装品味印象非常深刻。她拦住她们，给她们拍照，问她们从哪里买衣服。大部分人都说是在街边自由市场买的，或者是按照在西方杂志上看到的图样自己在家缝制的。即使在“文革”时期，妇女们去工厂上班时，也会在松垮的蓝色工装里面穿上鲜艳的毛衫和花边衬衣。通常她们开工前会在洗手间里聚聚，相互比较藏在里面的毛衫。

作为国际化大都市，上海比中国任何其他城市见识过的外国人都要多——既包括侵略者也包括友好的访客，这座城市可以包容多种语言。这里曾经是政治上最为教条的地方（“反对资本主义”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样的革命口号曾经大行其道），也是资产阶级色彩最为浓厚的地方。每当中国要发生变革，它首先会出现在上海；每当中国面临冲突，上海也是呼声最高和最为激烈的地方。这里极具生命力，即便像我这样讨厌城市的人，也能够发现上海精神并且欣赏这里的氛围。它不像广州般世俗，却也不那么精致，而且在最炎热的月份，拥挤、嘈杂和臭烘烘的环境也会叫人喘不过气来。

对我来说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嘈杂，偌大的城市整夜都不得消停，汽车喇叭声、警报声、垃圾车的轰隆声、人们的叫喊声以及垂死的喘息声此起彼伏，与纽约的背景音如出一辙。北京正在向上发展，不久后那里将会高楼林立；而上海则是建在泥地上的城市，它不断地向周边扩张，已经蔓延至浙江的湿地。他们把钢桩压进这种松软的泥土中来加固地基，这里整天都能见到打桩机在工作，我的窗外就有一台——于是我的生活节奏便被一种粗暴蛮横的噪音所主宰。中——国！中——国！我呼吸、走路和吃饭的方式都受到了影响：双脚随着它的节拍收放，勺子也随着它的节拍起落。中——国！中——国！我还按照这样的节奏吐字说话，写字时会有规律地停顿，就连刷牙时都发现牙刷在跟着打桩声摆动：砰的一声过后，还会传来半声回响，中——国！这台机器每天早上七点就开工了，直到晚上八点还在敲敲打打。这在上海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几乎每个街区都有机器在工作，到处都是铁砧敲击地面的锵锵声：中——国！

为了避开拥挤的交通和人群，我钻进了街边的小巷子。然后我意识到，对于这座城市充耳的噪音、无处不在的打桩机以及它亢奋的精神，如果抱怨太多就会显得不大厚道，因为第一次来上海时我觉得这里死气沉沉的，没有一点儿朝气。可是，为什么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停下来呢？就连街边小巷也是人头攒动，到处是临时摊位、自家房屋改造的门面，还有建在贫民窟里的集市，原本供人行走的道路上，也挤满了修鞋的、修自行车的和做木工活儿的。

我朝外滩方向走去——这是上海的一条临江步行道，沿途见到一堵围墙后有座尖顶建筑，于是我找到入口走了进去。这里是圣若瑟教堂，我看见一个身着破旧短衫和拖鞋的男人，如此不讲究的装束让我起初以为他只是个门卫，谁知竟然是这里的牧师，一位天主教神父。他既虔诚又警觉，说起话来温和而不失机敏，中国的基督教徒大体都是这个样子，虽然要遵守的戒律很多，却不会用心记住多少。这座教堂曾经被毁坏，墙上涂满了各种标语口号，后来它变成了放机器的仓库，而院子则成为停车场。

“圣事。”神父指着闪烁的烛光说道，然后他露出了满意的微笑：神圣的主，就在会幕之中。

我问他这样布置是何用意，今天有什么仪式吗？

不，他答道，然后领我去了教堂后头，那里摆放着一具贴有白色纸质十字架的棺材。他说，明天将会有一场葬礼。

“我觉得你很忙——来教堂的人非常多。”

“噢，是的，上海有五所教堂，周日基本都挤满了。”

他邀请我去参加弥撒，出于礼貌我答应了。但我知道我不会去的。作为一个异教徒，我没有理由去那。有的西方人在自己国家从不去教堂，到了中国却喜欢往教堂跑，以此来表明自己与众不同，实在让人气愤。所以我在中国不进教堂，但有时如果看见草地上有只鸟，我会跪下来，惊奇地望着它在那里抽搐。

几天之后，有次散步时我来到了人民公园。那天是周日，我决定去看看在北京听说的事情是真是假。据说在北京的北海公园和上海的人民公园，会专门有一块地方留给想要说英语的人。这事看来不假。他们管那地方叫英语角，占地有半英亩，树下有很多中国人在用英语交谈。最初是几个还说着革命前时代英语的老人（他们上过教会学校），每逢周日就聚在公园里相互交谈，为的是不让自己的英语退步。后来他们发现自己引起了别人的注意，一些想学英语的中国年轻人会过来很尊敬地向他们请教。1979年时这还是一个比较随意的活动，一般只有一小时，但到了1986年就变成了每周日的固定活动，而且要持续一整天。中国人在这些事情上很容易形成惯例。并没有人颁布法令说要成立这个英语角，它自然而然就发生了，并且发展得非常正式。要知道，英语可不是新中国的官方语言。

人民公园里大概有两百个中国人，他们站立的姿势和说英语的声音让我觉得他们好像一群鹅。有的人是来练口语的，有的人是来交友的，但我发现其中许多人其实是来寻求建议的，这些人不是想找英语方面的工作，就是想申请说英语的大学。在上海，讲英语的人已经构成了一种亚文化群体，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是绝无仅有的。

我在这里认识了二十四岁的勒罗伊（Leroy），他就是在人民公园学的英语，已经坚持来这里五年了。

“我第一次来这里是1981年，当时有个男的问我‘What’s your name?’（你叫什么名字？）我答不上来，那时候完全不会说英语。我感到非常挫败，于是决定学英语。后来我买了一些书，每周日都会过来。”他英语说得很好，但我还是有个问题：他的英文名是怎么来的？他叫勒罗伊多久了？

其实这很好解释。英语刚进步没多久，这个名叫李仁的年轻人就开始叫自己勒罗伊。他告诉我，在毛泽东时代，英文名是资产阶级的表现，但随着英语的普及，现在它又重新流行起来。他们选名字的理由显而易见：一个名叫甄丽的女孩可能会选珍妮（Jenny），朱兰和朱利安（Julian）的发音相近，而一个姓陈的人可能会叫约翰（John）。勒罗伊有个朋友名叫李兵，他选了宾利（Bingley）做自己的英文名，这听上去像是英国国会中某个托利党3成员的名字。有个复旦大学的学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兰博（Rambo）4，接下来几个月我遇到了好几个塞尔达（Zelda），还有一个林戈（Ringo）。我不禁得出结论，这些中国年轻人正通过这样的方式远离自己的文化。在几年前，要是你戴着滑稽的帽子和墨镜招摇过市，跟人说自己叫比尔（Bill），别人会以为你正在接受惩罚。然而，在英语角却经常能见到这样的人。

勒罗伊是大学生，在一家纺织厂当工程师，每个月赚80元钱，但他的目标却是去新开张的喜来登酒店当培训生——做什么都行，这家酒店位于上海市郊的华亭镇。上海有31家大型酒店，但华亭喜来登被认为是最佳之选。

“你被录用的机会大吗？”

“我已经得到一个职位了，总共有400人申请，他们从中选了20个。但你知道的，在中国辞职并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必须获得批准才可以离职或者调动岗位。我在喜来登每个月能赚250元，但领导不会放我走的。”

“那太糟糕了。难道你就不能为此做点什么吗？”

“唉，他说他儿媳妇需要一份工作。他知道我的父亲是个工头，如果我父亲能帮她找到工作，那么领导就会放我走了。要是不行，我就只能待下去。”

他今天来英语角就是为了这个问题，想听听朋友们的意见。所以这里不但是英语角，还有点儿“麻烦角”的意味。

他同所有自学成才的人一样有着专注的精力，并且还在不断学习。他说他对非洲很感兴趣。

我很好奇他有多了解非洲的最新情况，于是问他上沃尔特5的新名字叫什么。

“布基纳法索。”他回答。

“它的首都是哪里？”

“瓦加杜古。”

“太棒了！”

他说自己落下了很多东西，需要迎头赶上，因为在“文革”期间花费了太多时间做那些无意义的事。我请他具体讲讲。

“多数时候学校是停课的，但有时也开一些课。我们会去学校批斗这个，批斗那个。我们批孔子，批老子，还批老师。如果老师不好，我们就说他们是资产阶级，让他们写悔过书。干完这些我们就回家了。那就是在浪费时间，但我并没把这当一回事。”我试图想象一间教室里如何挤满戴红帽子的小野兽，以及那些乳臭未干的小孩怎样恐吓他们的老师。当然，汉语中“批斗”这个词，可以委婉地表达很多意思。有位来自复旦大学英文系的女士，由于被红卫兵批斗过，现在需要依靠拐杖才能走路——她当时提倡阅读莎士比亚的作品，但那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于是他们便对她拳打脚踢。然而时代已经变了，在1986年春天举办的上海莎士比亚戏剧节上，她刚作为指导老师和学生一起排演了《无事生非》。

对中国人来说，学英语的好处就是可以找到新的渠道，来接触到许多官方禁止的出版物。很多书籍中文版虽然被禁止，但英文版却可以获取。勒罗伊说他读过《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场》。我表示很惊讶，因为董教授告诉我，奥威尔的书是“内参”，仅供内部传阅。但勒罗伊并不知道这个，他甚至都不知道这些书被翻译成了中文，因为这些译本是禁止流通的。

他对《金瓶梅》这本经典的艳情小说也有所了解，但他并不知道学者是可以读到这本书的，或者说实际上这本书已经传阅开了。在他看来，这本书是口头文学传统的一部分，里面有许多在人们低声窃语中流传的淫秽故事。

我问他，上海哪些变化给他留下的印象最深。他回答说，着装方式的改变是最显著的，但人们的观念也变了很多——不论是对自身的思考，还是对未来的预期。他说我应该去自由市场看看，尤其是现在有些工作能让人们在家就赚到钱，比如裁缝、修锅和补脸盆什么的。此外，还有人在家开课，教人学习英语、音乐或者服装制作。你花20元钱就能跟一位老裁缝学做衣服，每周上两次课，总共要学两个月左右。要在以前，可是一点学裁缝的理由都找不到，因为大家都穿一样的衣服——就是工厂生产的那种蓝色棉布套装。

“但最大的不同是我们现在都有工作了。以前你要是没有工作，就得待在家里。政府什么也不给你，你只能找父母要钱。现在每个人都能找点事情做，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在祝福他能够顺利去喜来登上班后，我继续往前走，想看看他刚才说的在家工作的事是不是真的。大部分人的确都在忙忙碌碌地做些什么，或者说是在赚外快——缝衣服、补锅、修鞋、修伞、卖自制的衣服。在1980年代以前，这种自由职业是闻所未闻的。与此同时，自由市场也非常活跃，沿街有各种小商贩兜售蔬菜、鸡蛋、宠物食品、时钟、旧手表、旧眼镜以及他们捕到的各种小鸟。

此时上海正在演一部血腥的复仇电影，片名叫做《无腿先生》。宣传海报上，轮椅上的男主角无腿先生正用步枪朝着仇人的脑袋射去。中国人都在四处乱转地抢票，他们说票很难买。在中国，所有的电影都很受欢迎，其中最受欢迎的是动作片——《第一滴血》最近上映时，中国所有的影院几乎都场场爆满。

有个戴红袖章的老头正在人行道上责骂某个人，我走近一打听，才发现原来这人是“反吐痰小队”的成员，当时反吐痰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我很支持这样的运动，但中国人吐痰却远不及他们清嗓子那样让人难受：他们猛咳一下，500码之外都能听见，跟雨季时下水道排水的声音如出一辙，而吐痰只是这种行为所带来的煞风景的结果而已。

公园英语角的后方充满了节日的俱乐部氛围，我在那里认识了秦医生，他说自己是一名精神病医生。

我对他说，在我印象里中国是没有精神病医生的——当然也没有大学设立心理学系。这里有精神病医院吗？“五年前批准设立了精神科的学位，我就是那个开始学的，”秦医生说道，“在那以前没有精神疾病专科。如果有相关症状的病人被送过来，一般会用针灸治疗。”

“你们能用针灸治疗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症吗？”

“不能，而且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在上海医学中心实习，总是遇到这样的情况。但现在我们有一套非常好的医疗体系，中国现在也有了很多知名的精神病学家。他们都是老先生，从德国和美国留学回来的。”

“你们一般怎么治疗病人呢？”

“我们用药呀，给他们吃药，还跟他们交谈。发生暴力的情况不多，但我们有很多抑郁症患者。我们百分之七十的病人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些工厂里的医生会把病人转送过来，给我们治疗。”

我问他有没有遇到过妄想症患者。

“不是很多，这在中国不常见，我在诊所只听说过三个这样的病例。”

“美国的幻想症患者老觉得自己是乔治·华盛顿，而其他地方的患者则总是自称希特勒或者拿破仑。要是中国人得了这种病，会说自己是哪个伟人呢？”

“皇帝、毛主席，或者玉皇大帝。”

在我同秦医生说话的时候，一位先生走过来问我：“你说德语吗？”

“Ja wohl 6。”我答道，为了让他高兴，我还跟他胡扯了一会儿。他德语讲得很好，他说自己1930年代曾在德国驻上海领事馆当过信差，德语就是那时候学的。

此时有一小群人把我们围住了。“说英语！”有个人要求道，而另一个很困惑的中国人则问道：“你们在说什么语啊——是法语吗？”没过多久，那里就聚集了二十来人听这位老先生说德语。

“如果你们想留在这，就必须说英语。”有个一本正经的中国男人说道，还抓着老先生不放手。

为了息事宁人，我开始用英语问这位先生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姓曾，让我猜猜他的年纪。我说：“大概七十岁吧。”

“我是1906年出生的，”曾先生说道，“我记得我老爹讲，当时‘皇上还在位’。他还给我讲那个老太婆的故事，就是她在背后控制皇上，”——他说的是慈禧太后——“那真是个老妖婆呀。”

“曾先生，您怎么看起来这么年轻？”

“很简单的呀。我老爹告诉我‘不要抽鸦片’，所以我从来没抽过。那时候每个人都抽的呀，然后他们就病恹恹的。但我却很壮实，心肺特别好。”他用胸腔吸了口气，然后呼了出来，“还有一个蛮不错的理由，如果我抽鸦片，我老爹会把我的腰打断的。”

我说道：“您老几乎经历了整个二十世纪，那您觉得什么时候最好？”

“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候老好的啦，每个人都蛮开心的，世界终于和平了。”

“就是这个原因吗，仅仅是因为和平？”

“不光是这个。我有两个女儿，解放前大家都觉得女孩子没用，人人都想要儿子。但是解放以后我就不用担心了，两个女儿也不用再因为这个难为情了。我给你讲讲我太太吧。”

“讲吧。”我回答道。曾先生说起话来像个老顽童，身旁的这群中国听众个个都探身向前，想听听他究竟在讲些什么。

“在我一岁左右，父母就给我定了娃娃亲，是同村的一个小姑娘。二十三岁时，我终于跟她结婚了。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太太，最会做好吃的了。她会做面条，会做鱼丸，最会做的是饺子。我现在还记得那些饺子的味道，真香呀。”他舔了舔嘴唇，围观的中国人都大笑起来。他注意到自己已经成为人们目光的焦点，但并没有失去镇定：“她是我最好的朋友！你要不要看看她的照片？”

我表示想看看，然后曾先生就把手伸进他随身的塑料袋里摸来摸去——那里面有一瓶中国米酒和一堆饼干、一把梳子、一些药丸、一根发黑的香蕉和一份脏兮兮的报纸。他找照片的时候，那群围观者都把头伸了过来。

当曾先生掏出照片，人群中传来一阵猛烈的倒吸气声和嫌恶的嘘叹声。他挥舞着手中的照片，上面是一具躺在棺材里的女尸，苍白的小脑袋从缎袍的花边领口上露出来。此外还有一些枯萎的花朵、一个香炉，以及一张印有死者枯槁面容的遗像。

“她是个好妻子。”曾先生骄傲地说，然后他对着照片笑笑。当他四处展示照片时，那些中国人扮着鬼脸纷纷离开了。

关于生男生女是否一样的问题，我在上海遇到的其他人也有所争论，而且很明显中国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超生的人会受到处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还是倾向于要男孩。你总能听见有人窃窃私语，说有许多刚出生的女婴就像没人要的小猫那样被丢弃。更有可能的是，人们在婴儿出生前就查出了性别，从而导致堕胎率上升——我没能成功获得关于堕胎的统计数据，但这些数字是相当庞大的。任何一个妇女随时随地都可以堕胎，这被视作一种对于国家的责任。我敢打赌，被打掉的胎儿中，女性数量肯定多于男性。我把这样的看法告诉了一些在上海遇到的中国人，他们也承认非常有可能。

* * *

桑晔是《北京人》的合著者之一，在北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到了上海一定要去郊外的闵行工业区看看，那里离市区大概有十五英里。

“作为一个旅行者，你会有新发现的，”他说道，“在闵行，乡下来的农民已经变成了工厂的工人。他们过去住棚屋，现在都住高层公寓了。问题是他们的习惯还没变，不习惯用抽水马桶，还在房间里养鸡养鸭。”

他的描述让我想起了多帕奇7居民楼里的景象：厕所臭气熏天，楼道里满是牲畜，干草叉立在墙边，一群猪慢悠悠地上上下下。

“他们还保留着乡下人的一些其他习惯，”他说道，“每到晚饭的时候，住在村子里的人都喜欢到处转转，看看亲戚们都吃些什么。在公寓楼里这样做就很不方便。人们进电梯以后要一层一层地停下去拜访他们的亲戚，为此电梯工每天都觉得很困扰。”

最后他说：“闵行虽然乱糟糟的，但是很有意思，还没有游客去过那。”

就算只为了这一个理由，我也要去看看：我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些猪群和鸡群，还有难以描述的厕所。于是我找了一天去闵行，但见到的一栋栋楼房却让我感到失望。那里没有一栋六层以上的楼房，而中国有法律规定，只有六层以上的楼房才必须安装电梯，这样的规定简直没有道理。闵行就是一个没什么特色的大型乡镇，大概有三万人居住，有一家发电厂、一些工厂和商店，还有一个小型市场。可是去哪里找那些猪和鸭子呢？

我徘徊在楼房后那些普通的道路上，什么特别的也没看见。有人骑车，也有人走路；有上下班的工人，也有进出学校的学生；有买东西的人，也有在楼梯上气喘吁吁的老人；当然肯定还有人在想：这个老外在看什么呢？

我遇到的一个男人说，这里正在建一家合营玩具厂，主要生产“火柴盒汽车”。可是，我觉得这并不是很有趣。他说还要建一家化妆品工厂，百事可乐也在考虑来这里开一家瓶装工厂，我试着控制自己不要打哈欠。

我说：“听说这里的公寓有点与众不同。”

他似乎不大明白我的话，但他说，如果我想看的话，可以去他家看看。

中国人历来都是如此好客。旅途中我很早就发现，他们总是那么友好，没有半点戒心。偏远地方的人则更是如此：他们渴望与人交谈，为自己的家人感到骄傲，好奇我如何看待中国发生的变化，并且非常坦诚直率。他们甚至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请进。”他对我说道。

这是个两居室，屋里弥漫着蔬菜的气味。除了卧室，还有一个大客厅、一个洗手间和一间厨房。五个大人带着两个孩子住在这里。这些人都来自我前不久坐火车刚经过的无锡，到1959年闵行建区时才迁过来。

他们就在当地工作——两男三女都有自己的工作。每个房间都放着两张床、几个五斗柜、几张椅子、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视。房间很整洁，窗台上还摆着一些盆栽，但是一本书也没有。

见到我评论电视，他们就把它打开了，此时在放一部牛仔电影——格里高利·派克8和奥丽维亚·德哈维兰9主演的，有中文配音。我们看了一会儿电影，他们给我泡了茶，然后我们聊了聊闵行。

“有人跟我说现在闵行还有人养鸡养鸭。”

“没有了，我们现在不养鸡，也不养鸭。”

其中一位女士对我说：“那你们在美国还骑马呢。”

“只是骑着玩儿的。”我答道。他们不是很相信我。他们觉得美国到处都是牛仔，而我则暗自以为他们在闵行还养猪养鸭。

“所以你不会‘马上走’咯。”

他们在跟我玩笑，中文里的“马上”，是“快点”或者“着急”的意思。

“我现在得马上走了。”我答道。

就这样，我离开了闵行。这个地方有些无趣，但却相当体面——是桑晔错了。可是，为什么人们会觉得肮脏不堪比整洁有序更有意思呢？

* * *

有天我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姓王的人，他很时髦，看上去挺年轻的。后来我才知道我们是同一年出生的——都属蛇（但小王用的词是“小龙”，这是中国人对蛇的别称）。他非常友好，肚子里装满了故事，所以我老去找他，通常是一起在锦江饭店吃午饭。他有着敏感的灵魂，但又有讽刺挖苦的本事。他说他去过美国，觉得没有比走在旧金山的街道上更开心的事了——他暗示自己很渴望移民美国，但并没有对此喋喋不休，也没有向我请求帮助。即便是在上海这样的地方，他的穿着打扮也是与众不同的：淡黄色法式夹克配浅蓝休闲裤，手上有一块金表，脖子上绕着一圈链子，还戴着一副昂贵的太阳镜。

“我喜欢鲜艳的衣服。”他说道。

“‘文革’的时候你能这么穿吗？”

他笑了笑，说：“当时真是一团糟！”

“你有没有被批斗？”

“我被抓起来了，我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抽烟的。我发现，抽烟能为你争取思考的时间。他们把我关进一个房间。可是只要我点着一根烟，一口接一口地抽，我就有时间想想应该怎么回应他们。”

“后来你怎么说的？”

“说了不正确的话！然后他们叫我写文章，自我批评！”

“讲讲那些文章吧。”

“他们给我定好了题目。比如《我为什么喜欢查尔斯·狄更斯》《我为什么喜欢莎士比亚》。”

“我觉得，他们是想让你写为什么不喜欢他们。”

“他们才不相信，”他说道，“他们把我划成了反动派。所以，我得写我为什么喜欢他们。这太可怕了，每天从单位回来，晚上还要写六页纸，然后他们还要说，‘你写的是狗屎，再去写六页’。”

“你那时候做什么工作？”

“给文宣队拉小提琴，拉来拉去都是一样的，什么《东方红》《毛泽东思想万岁》，还有《大海航行靠舵手》，都是这种，而且下雨了还要拉。我说：‘不能拉，小提琴会散架的。’他们不知道小提琴是用胶粘成的。于是我就在雨中拉啊拉，然后它就散架了。但是他们又给了我一架，‘除四害’的时候命令我去树底下拉，为的是赶走停在树上的麻雀。”

除了麻雀，其他“三害”指的是蚊子、苍蝇和老鼠。

“真荒唐。”我说道。

“我们还在淮海路上刷油漆，这更荒唐。”小王说道。

“你们是怎么刷一条街的？”我问道——淮海路是上海的主干道之一。

“出于对毛主席的尊敬，我们都刷成了红色，”小王说道，“是不是很荒唐？”

“最后刷了多少？”

“三英里半，”他回答道，此时他想起一些别的事情，笑了起来，“可是，还有更荒唐的事。去单位上班的时候，我们经常要给大门口的毛主席肖像请安。我们手里拿着红宝书，大声念着‘毛主席万岁’，向他敬礼。回到家也要做同样的事情。人们还会做一些东西来表达对毛主席的敬意，比如织个毛主席徽章，或者绣个五角星，他们把这些东西放在单位的特别纪念室里——那个房间也被漆成了红色。那都是为毛主席做的。如果他们想证明自己非常忠诚，还会佩戴毛主席像章，连别针都要别进肉里。”

“红卫兵们一定忘不了这个吧。”我说道。

“不光是红卫兵——虽然每个人都谴责红卫兵，但每个人又都是他们中间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现在这么尴尬，因为他们意识到，为了崇拜毛主席，自己也做过像所有其他人一样荒唐的事。我知道有个银行家被派去抓苍蝇，他必须把苍蝇打死，然后把那些小尸体装在一个火柴盒里。每天下午都有人过来数那些死苍蝇，他们会说：‘才117只，还不够好，明天必须有125只。’然后第二天他们的要求又会提高，你明白吧？政府那时候说，要打仗了。‘敌人就要来了——要做好准备。’”

“哪个敌人？”

“帝国主义——苏联、印度、美国，是谁都没关系，他们要来打我们，”小王说着转了转他的眼珠，“所以为了备战，我们不得不造砖头。每人每月要造90块砖，可是我父母年纪大了，我得帮他们做。我从单位回来以后，要先写《我为什么喜欢西方音乐》这样的文章，然后再造砖头，每个月得交出270块砖，而且他们还不停地问我的洞挖得怎样了。”

“你的洞？”

“就是关于‘深挖洞’的指示，也是为了备战。如果发生战争，每个人都该有一个防空洞用来避难。所以红卫兵时不时就来敲门，问我们：‘洞挖在哪里了？’”他说上海到处是防空洞（“为了即将到来的战争”），当然它们从来没有派上过用场。我叫他找一个带我去看看。在南京西路1157号，我们找到了这个位于地下的拱顶室，它就像一个废弃的地铁站，现在变成了一家冰激凌茶座。最吸引我的一点在于，这里显然已经成为当地青年男女约会的好地方。放眼望去全是一对对的中国小年轻，一方单手托着另一方的后脑勺在深情地拥吻。讽刺的是，这个由狂热偏执的红卫兵于1960年代修建的地方，如今不仅成为了这些孩子约会和亲热的场所，还得了个“同昌咖啡馆”的名字，由政府所有和经营。

有一天，我跟小王说起路过苏联时的经历，提到那边生活资料如何匮乏，导致他们经常对外国人纠缠不休，要买他们的牛仔裤、T恤、运动鞋等。

“在中国从来不会这样。”我说道。

“是呀，”小王说，“但这让我想起一件事。大概三年前，我在上海一家饭店里遇到个苏联芭蕾舞演员。我去看过他的演出，跳得太棒了！这个舞蹈演员很帅，我认出他了，他对我笑了笑。然后他指了指我的运动鞋，又指了指他自己。他想要那双鞋，我知道他是这个意思。那双鞋很贵，耐克牌的，花了我五十元呢。但我不是那么在乎钱的，后来我们就站在一起比了比脚的大小，正好合适。我一句俄语都不会说，但我能看出来他真的想要那双鞋。”

“你卖给他了吗？”

“我送给他了，”小王说，因为这件事情的琐碎，他皱起了眉头，“我很同情他，他只是想要一双鞋而已。在自己的国家连这样的鞋都买不到，我感到很悲哀。我脱下鞋给了他，然后自己赤脚走去了办公室！他真的很高兴！我心想：回到苏联之后，他肯定会经常想起这件事。他会说：‘有次我去中国，遇到一个中国人，我想要他的鞋子，然后他就送给我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在中国，你想要什么都能买到。食物、衣服、鞋子、自行车、摩托车、电视机、收音机、古董……”

“还可以看时装表演。”

“电视上几乎每个礼拜都会放时装表演，”小王说道，“上海就是以这个著称的。”

我问他老人们怎样看待这些发展——就在几年前，这个国家还在批判外国的腐朽堕落，人人都还穿着松垮的蓝套装，可如今高级时尚已经可以在这里展示。

“老人们喜欢中国现在的生活，”小王说道，“他们真的为此感到很兴奋。几乎没人不喜欢，以前让他们觉得太压抑了。”

几天以后，我正好有个机会来看看他说的是否属实。我收到邀请，要去一位刚退休的政府官员家里做客——中国人一般用来自法语的“干部”一词称呼这些官员。这人名叫宁柏洛（音译），今年已经六十七岁了。他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是从新四军队伍中的一名普通士兵成长起来的。1940年到1949年期间，他在队伍中负责组织政治活动以及为军队筹集粮食和资金，先是参加了抗日战争，后来又参加了解放战争。他记忆中最遥远的事情之一，就是有次在上海，因为深夜错过了横渡黄浦江的小轮，被一个日本兵用棍棒毒打，说他那么晚了还待在外面。之后不久他便加入了抗日组织，后来又从了军。

“这些经历难道不会让你痛恨日本人吗？”

“不会，”他回答，“我们恨的只是他们的头头。”

中国人的谴责永远只针对高层领导：下属总是无辜的。“文革”之后，他们正是凭借这样的方式克服了深重的罪恶感。这一阵跨越十年的恐怖之风，曾经波及中国的每一个城市与乡镇，而它的始作俑者则是被称为“四人帮”的四个恶魔。对于任何恐怖行为，没有哪个红卫兵被要求以个人名义负责——没人审判他们，而除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叫嚷之外，我也从未听过任何人揭露他们的丑行。

宁同志（我认为应该这样叫他）瘦骨嶙峋，有着一张酷似鲍嘉10的脸，两颊刻着长长的皱纹，他说话时舌头会不时地抵住牙齿，吐字模模糊糊的，这点也和鲍嘉一样。很容易看出来他是个强硬派，就是那种既严厉又刻板的官员，他了解1930年代的穷困，也知道这个国家此前经历了怎样的阶段才有了现在的繁荣。而且，他还在穿蓝色套装。他简直是跟我谈论发展问题的最佳人选。

尽管他本人有一副苦行僧的外表，但按中国的标准来看，他的公寓却非常大——有四间宽敞的卧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客厅。按照中国的惯例，每个房间都放了床。宁同志和他的太太、未出嫁的女儿、儿子、儿媳以及两个孙子都住在这里。

他太太端给我一碗炒米做的小糖块：“你会喜欢的，这可是蒙古美食。”

那东西不仅粘牙，咬起来还嘎吱作响，跟美国卖的即食脆麦片一个味道。这种麦片包装盒背面的广告一般都这么写：“好吃又好玩的甜点，孩子吃完还想要！！！”

我一边剔着粘在牙上的残渣，一边跟他说，要是他参加过新四军，他肯定听过或唱过《黄桥烧饼歌》。

“我太太会唱这首歌。”宁同志说。

我告诉他们，我在北京见过这首歌的曲作者章枚，还跟他一起讨论了爱国歌曲，歌曲中日本人都被称作鬼子、淫贼、强盗和恶魔，等等。

“我个人对日本人一点也不反感，”宁同志说，“我也不反对他们来中国做生意。但是日本社会带有军国主义色彩，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除此之外，中国人和日本人有很多共同之处。”

我跟他说自己六年前来过中国，那时候很不一样，没什么贫富差距，好像大家都一样穷。我问他：“有些人现在越来越富裕，甚至有一小部分人特别有钱，你会不会为此感到不安？”

“你听说过瓜子大王11吗？”

小王给我讲过瓜子大王的故事。有个农民过去一贫如洗，他知道中国人喜欢嗑西瓜子，于是就开始做些小买卖，后来生意越做越大。他雇了人，买了地，赚了好几百万；再后来他被指责剥削工人，政府向他征很重的税，最近他放弃了所有财产，又回去过农民的生活了。这个故事被当作道德寓言写成了剧本，并且在政府的支持下搬上了舞台，戏的名字叫《傻瓜的长征》。

“他就是个傻瓜，”宁同志说，“但富裕是没有问题的呀，我们的目标就是带领大家富起来。”

“那么腐败的情况呢，有没有行贿受贿？”我问。中国有个词叫“走后门”，指的就是幕后交易。

“当然有，当人们过分在乎钱的时候就危险了，”他说着伸出一根瘦削的手指，“人应当控制钱，而不是受钱摆布。”

我们谈论了腐败问题。正好有个现成的例子可以说：有个中国商人因为受贿和贪污公款，被上海的一个法院定了罪。他的女共犯被判了长期徒刑，但他却被执行了死刑。

“他在香港有关系。”宁同志说道，仿佛这件不光彩的事可以解释一切。

“你觉不觉得因为偷窃就判死刑，有点过重了？”

听了我的话，宁同志大笑起来。他的牙很黄，手指甲也是，而且很久没修剪过。“如果金额超过一定数量，情节就严重了。不管是谁，贪这么多都是要判死刑的。”

“所以你觉得不应该废除死刑？”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宁同志回答，“杀人要偿命，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他犯的罪跟杀人一样重。”

如此跳跃的逻辑，正是中国人的思维特点。现在劳动改造这样的惩罚方式已经不像从前那么流行了，我特别想知道宁同志对死刑怎么看。

我说：“我个人认为应该废除死刑。”

“为什么？”他问。

“因为这很野蛮，而且起不到作用。”

“几个礼拜以前恐怖分子在柏林炸舞厅的事情，你们会怎么处理？”

“如果你是想问会不会判死刑，那么是不会的，”我回答，“不管怎样，难道你们不区分政治暴力和刑事暴力吗？我们来设想一下，这些人，管他们是谁，假如是巴勒斯坦人。那就是一支解放军，不是吗？”

“我们会认为他们在柏林搞恐怖主义活动，”宁同志说道，“那是犯罪，但武装斗争，”他用了这个用来专指人民战争的词，“是另外一回事，是合法的。”

我们回到钱的话题，宁同志表示，在这个进步的新经济中，赚钱效应非常明显，不大可能出现经济困难的问题。政府管理劳动力，保护工人，向富人征税，在总体上对所有商业行为实施监管。他说物价上涨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有时候“通货膨胀率（inflation）”达到了两位数——他居然用了个英文术语。然而，大家的工资也在不断上涨。他太太在老家无锡认识一位搞制图工作的女士，每个月可以赚300元。这算很高的工资了，但其中大部分来自奖金，因为她非常高产。

“所以，宁同志，你是个乐观主义者。”

“当然！”

“你难道一点危险的趋势都看不到吗？”

“是有一些，但我们正在想办法应对。政府已经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计划。看看那些标语和宣传画，苏州河附近有一张大字报……”

改革开放以后，各项限制都放松了，于是开始出现各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精神文明建设”计划正是针对这一现象提出的。它于1985年开始，“五讲四美”活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人的口号一说就是一大串。

“五讲”的内容都与日常行为有关，包括讲礼貌、讲文明、讲道德、讲秩序和讲卫生，目的是纠正一些已经滋生的陋习。对于“五讲”无法纠正的陋习，可能需要靠宣传“四美”来改善，具体指的是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和环境美。

向我介绍“精神文明建设”计划的人是宁同志。我挺喜欢他的，对他印象很深。他了解国际动态，对陌生人也很友好。他之所以对我如此宽容，显然是出自一种姑妄听之的心态——内心深处他是拥护毛泽东思想的——但他没有贪婪或嫉妒之心，一点都不爱慕虚荣。他也没有盛气凌人，虽然同我有争论，但我却因此而敬重他。

然而，后来我听见宁太太跟他吵得很厉害，之前她一直在听我们说话。

她对他说：“如果对现在的政策有什么批评或疑问，我们自己说说就行了，不要跟老外提这个。”

* * *

在中国，一直有个难题。如果有什么地方风景特别好看，人们就会蜂拥而至，然后美景就被人群毁了。如果哪趟火车开得特别快，比如北京到上海的快车，每个人都想去坐，于是车上就很难有座位。中国的餐馆也一样，好馆子总是挤满了人；旅馆也是如此，提前预定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情。最糟糕的是，如果你总相信自己还有一线希望，有时别人还会嘲笑你：中国人会采取极其粗鲁的方式把你挤开——他们的手肘可是相当锋利。

这样的难题在上海也无法避免。比方说，大家都知道上海有许多人行道，很适合漫步观光，对行人来说这是件美事。所以人人都跑出来散步，然后街上就挤得水泄不通。

然而，如果你能像中国人一样努力地往前挤，还是有可能靠两条腿走遍上海的。人类生来害怕肢体接触，但中国人早把这种恐惧克服了。人群虽然会减缓你前行的脚步，但我觉得怎样都好过挤上海的公交车。

我听从宁同志的建议走去了苏州河，看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大字报（旁边就是关于“四美”的宣传内容）。然后我又走远了点，去了码头，那个地方乱糟糟、滑溜溜的，所有人都忙个不停，有很多货栈和储藏室，中国人管这些叫仓库；此外还有一些小型室内工厂，里面有铁匠、锁匠、装配工和绕绳工在劳动。接着我来到了上海海员俱乐部，这是一栋庄严的建筑：柚木地板、装饰台灯、凹槽飞檐，还有一个可供使用的台球厅。这栋古老而雄伟的大楼，虽然墙面已经被烟灰熏黑，却仍然散发着忧郁而隽永的魅力。

大楼内部陈列着一些纪念品和船员的日常用具，比如手套、麻绳、太阳镜和拖鞋等，墙上还贴着政治标语以及关于中国士兵在越南作战的宣传材料，我把这些说明文字都记了下来。一张照片上，五名战士正斜视着几丛灌木，照片下方写着“‘英勇的六连’将士在老山保卫战中取得胜利”。

我喝了点啤酒，然后继续往前走，边走边想：就是那些人让我们在越南问题上难堪的吧？

我继续走着，穿过外滩的一座金属大桥12，它就位于曾经的百老汇大厦跟前，横跨通向黄浦公园的那段苏州河。外滩至今还矗立着许多1920年代的老建筑，在我的想象中，世界上某些城市要想兴旺发达，就只能大规模地模仿过去的风格——或者说只能迎合人们对它的预期（就好像一个人长得高，就必须去打篮球一样），上海就是这样的城市。

公园门口牌子上记载了它的一段历史：

这座公园曾经由公共租界的警察看守，当时不允许中国人进入。令人感到痛上加辱的是，帝国主义者于1885年在公园门口挂了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感，最后终于迫使帝国主义者撤走了牌子。

还有一处介绍可以说明公园的受欢迎程度：

每年入园总人次超过500万，节假日的游客密度可达3人每平方米。

这样利用人流量来做宣传，在中国能起到很好的效果：西方人在拥挤的地方会感到压抑，但中国人却是哪里人多就去哪，只有最值得去的景点才会吸引几百万人。

然而，这可吸引不到我。我继续往前走，在离外滩较远的一栋建筑里歇了歇脚。楼内很凉爽，墙上嵌有彩色玻璃窗——玻璃上的人物很像伯恩—琼斯13作品中的少女，她们旁边分别注有“真理”“智慧”和“谨慎”的字样，这让它看上去不像是一所教堂，而像是一家银行或者会计公司。门厅上方是一个圆形拱顶，下面立着几根黑玛瑙石柱，地板是黑色大理石铺成的。

我沿着那条街走了很长一段路才来到上海市外办，此前我已同宣传处主任王厚康先生和他的助理钟小姐约好在此见面。

“这所房子很漂亮。”我在庭院中说道。

“这里以前是一个资本家的住所。”

后来他告诉我他们已经与20个国家合资开办了164家企业。我表示很惊讶，但并没有多问，因为我聪明的大脑已经猜到其中大部分肯定都还处在讨论阶段；如果我问王先生有多少企业已经开花结果的话，肯定会让他尴尬的——已经投入运营的合资企业其实很少。

由于一整天都在人群中钻来钻去，我问道：“你觉得中国人以后会有私家车吗？”

“极少数人会有的，但不是为了图享受，而是为了做生意。我们想要做的，是生产汽车，然后卖到国外去。出口市场才是我们的兴趣所在。”

我问他，自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以来，有哪些变化让他感到震惊。“杂志更加丰富多彩了——更开放、更生动好看了，可以这样说。还有就是文字作品。”

“关于政治的吗？”

“不是，是两性方面。以前人们从来不写关于性的东西，但现在他们会写。”

钟小姐说道：“有时候这让人很尴尬。”

“人们现在敢于用故事来表达自我了，”王先生说，“以前他们不会这样。现在人们还能参与自由讨论，不会因为说了某些话就被贴上‘右派’‘反革命’或‘资本家’的标签。”

“所以再也没有人叫别人‘纸老虎’啦？”

“‘纸老虎’还是有的，它更像是一个哲学概念。”王先生答道。

之后我们又聊到了钱的话题。他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拿我来说，1954年的时候每个月赚92块钱，1979年以前就没涨过工资。”

“但是那些年你工资没变，物价却上涨了？”

他笑了，可是我的话并没有什么好笑的。中国人的笑有很多种，而他的笑是在告诉我：你问得太多了。

还是聊聊服装吧，这个话题不会引起争议。

王先生说：“解放后人们很喜欢穿朴素的衣服。他们把蓝军装和蓝帽子当作革命的象征，穿上身就觉得自己像革命者。那种衣服既结实又便宜，给人很简朴的感觉，让大家看起来都是平等的。”

“为什么他们现在不穿了呢？”

“不久以后，有些人开始想穿更鲜艳的衣服。可是他们又害怕，因为那时候流行一种说法，如果穿鲜艳的衣服，就会被划入资产阶级。”他又笑了，这一次他仿佛是在说：这说法，连我自己都不信。他接着说道：“他们还记得那些带着剪刀出门的红卫兵，要是你的袖口太宽或太窄，他们就给你剪掉。要是你头发留得太长，他们就给你剪短。”

“你觉得这样的事还会再发生吗？”

然后我眼前就浮现出一堆红卫兵，他们手里拿着长剪子，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沿着南京路一路往前，边走边寻觅哪里有肥大的衣袖或者飘逸的长发。他们挥起长剪子，开始不停地剪，剪，剪！我意识到，一个狂热的青少年，手里要是握着一把剪子，简直比端着步枪的士兵还可怕。

王先生说：“我觉得肯定不会了。”

“你好像很确定。”我说道。

“是的，因为‘十年动乱’”——他用了现在这个比较委婉的说法——“走得太极端了，它的规模是如此之大，影响是如此恶劣。如果只是件小事，那么还有可能卷土重来。可是它影响到了每一个人，我们全都记得。我可以跟你说，没人希望它再来一次。”

* * *

在一个人能说出的所有话之中，“我不知道”恐怕是最聪明的一句，但在中国谁也不会经常这样说，老外尤其如此。然而，这事在上海有个例外，那便是美国总领事斯坦·布鲁克斯14。这个人目光沉着冷静，不习惯做预测，也不喜欢泛泛而谈。他的家乡在怀俄明州，从1970年代起就断断续续地来中国工作，当时巨人毛泽东仍然威震四方，还在左右着所有决定，因此布鲁克斯的同事们大都变得唯唯诺诺的。

“我叫他们‘凡是党’，”布鲁克斯先生说道，这个词来源于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凡是”二字，“他们认为凡是毛主席说过的话都是正确的。一些政治局委员已经为加入‘凡是党’付出了代价。”

我告诉他，中国的变化让我感到惊讶——不仅是服装和交通这些表面上的变化，还有更实质性的，比如他们怎样谈论政治、金钱和未来，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旅行。五年前他们才有了旅行的自由，而现在哪里都能见到他们——实际上，很多人希望去国外旅游，然后再也不回来。

“有些人的签证会让我们觉得很难办，”布鲁克斯先生说，“他们去美国学习，后来在那边找到工作就留了下来。”

“你肯定已经猜到了中国会有所变化，”我说，“但你想过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

“从来没想过，”他回答说，“我不知道。看得出来一个新的阶段已经开启，我们从没想过会这样。”

“难到没有政治学家做过这样的设想或预判吗？”

“我认识的人里面是没有的。如果他们算得上政治学家的话，显然他们没有预见现在的情况。每个人都为现在感到惊讶。”

他还认为，既然没人料到现在的状况，那么也不可能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样的看法也非常合乎情理。

“我们现在见到的中国正处于一段不稳定的时期，”他说，“没人可以拍着胸脯说出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密切关注，祝他们一切都顺利。”

然而，我在领事馆跟大家共进晚餐的时候——餐桌上共有十二人——中国学生留美不归的问题又冒了出来。

“不好意思。”一位瘦削的老先生边说边清了清嗓子。这人是潘教授，以前在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工作。

听到他这样说，大家立刻安静下来。随后他突然放低了声音，每个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我的几个孩子都见过我被红卫兵羞辱，”他用一种温和而理性的口气说道，“他们选择留在明尼苏达州，你能怪他们吗？”

然后他就变成了桌上唯一在吃的人，我们全都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他叉起了几根芥兰，全然不觉自己已经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还一直和左边那位女士说个不停。

“我在监狱里关了六年，从1966年到1972年，”说完他笑了笑，“但我跟朋友们讲，实际上没有六年那么久，只有三年——因为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我就睡着了，我梦见自己的童年，梦见我的朋友们，梦见夏天，梦见家人，梦见鸟语花香，梦见我读过的书，还有以前所有快乐的事。只有醒来的时候，我才会回到监狱。我就是这样坚持过来的。”

他低下头吃自己叉子上的食物，大家又是一阵沉默。

潘教授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王后学院，1930到1939年期间在英国居住。他的口吻中带着一点腼腆，但这却更加彰显出他的睿智，每当他要说什么惊人之语，总会先轻声笑一下。他看起来大概七十五岁，我感觉虽然监狱生活使他苍老，却也在某种程度上让他变得更加坚强。应该说，在中国看到以前的政治犯时，我经常会有这种感觉。他们经历过孤独困苦甚至辱骂虐待，但似乎从未因此而变得脆弱。相反，他们变得更加坚强，他们对关押者表示不屑，他们不仅信念坚定，而且对此直言不讳。

潘教授在这方面是个典型，但他给人的印象却不会因此而减弱。他轻声笑了笑，说：“美国人没理由惧怕中国人，一点理由都没有。在这世上，中国人只对两样东西感兴趣——权力和金钱。美国是最有权也是最有钱的国家，所以中国人永远都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

他言辞中显然带着深深的嘲讽，那是一种凄凉的绝望。接着，他又咯咯地笑了起来，他把毛泽东称作“老人家”，还重复了一些布鲁克斯先生对我讲过的话。

“我们在监狱里必须读《毛主席语录》，”潘教授说，他露出了亲切的笑容，“有时候他们还让我们背诵，你要是说错一个字，卫兵们就会很生气，你就得从头来过。除了这个，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们整天坐在石头地面上，像牲口一样。我渴望上床睡觉，在梦里回到过去。”

有人问：“教授，您犯了什么错？”

“我吗？噢，我错在不该听收音机，听美国和英国的广播。”

晚饭过后我送他回家，他住得不是很远，这真是个愉快的夏夜。

“你刚才讲的那些屈辱的往事……”

我不是很清楚该如何开启对话，但他知道我在问什么。他说：“1966年9月的一天夜里，我家来了40个红卫兵。40个人，男的女的都有，他们进屋——是冲进来的，对我进行审判，可以这么说。他们开了场‘批斗会’来批斗我——你知道批斗吧？所有人都在我家不走，一待就是40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训斥我，质问我，最后给我定的罪名是‘资产阶级反革命’。那是犯法的，然后我就进了监狱。”

“后来是怎么判的呢——我的意思是，判了多久？”

“多久都可以。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这是最糟糕的。”

“40个红卫兵，太吓人了。他们还在你家待了六周多！他们当中有你认识的人吗？”

“有啊，其中一些是我的学生，”他又那样子笑了笑，继续说道，“进门之前还在那的，但是他们进去以后却不见了。”

* * *

在街头行走时我常路过上海杂技场，那是一栋离市中心不远的圆顶建筑。我感到很好奇，于是进去看了场表演。而在表演过后，我想了解的东西更多了，因为我不仅看到了翻筋斗、小丑表演和柔术，还看到有人用嘴叼着一根筷子稳稳地撑起了一整套十二件的餐具。

刘茂友先生在上海文化局负责管理杂技演员。他起初是上海图书馆的一名助理，但当时，借书对任何人来说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图书馆即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也没几个人。图书管理员能做的，也仅仅是看管书架而已。因此他抓住一次调岗的机会进入文化局，并于1980年陪同上海杂技团首次访问美国。

“我们把杂技当作一种剧场表演，因为它也有艺术和戏剧的成分，”刘先生说，“它包括三种：杂耍、魔术和马戏。”

我问他，杂技在中国是怎么兴起的。

“解放以前，所有演杂技的人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活动的。他们走街串巷，靠卖艺为生，街头或者任何空旷的地方都可以成为他们的表演场所。但我们想把他们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培训。当然，中国几千年前就有杂耍艺人了。到了唐朝，杂技的发展达到巅峰，艺人可以自由表演。”看到刘先生说得如此激动，我接着问他对唐朝怎么看。

“那是中国最好的时期，”他说道，“所有的艺术在唐朝都得到了蓬勃发展。”

关于上海文化局的事，我知道这么多已经够了，但他还在说个不停。

“解放以前，他们演杂技只是单纯地做动作，没把它当艺术，”他说道，“可是除了调动身体之外，他们还得用心去表演。这就是我们开办培训中心的原因。我们不希望演员脑子里空空的，所以晨练后他们还要学习数学、历史、语言和文学等。”

他说1986年招人时有三千人报名，他们从中挑选了三十个。那些人都很年轻，最小的十岁，最大的也不过十四岁。刘先生说文化局看重的不是技巧，而是潜力。

“我们还有马戏表演，”他说，“而且还有个动物训练学校。”

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因为我憎恶与动物表演有关的一切。我从没见过哪个驯狮者是不该被狮子攻击的。要是看到一条小杂种狗穿着裙子，戴着花边帽，纵身飞跃铁圈，我会咬牙切齿，恨不得折磨它的人（就是那个浑身金光闪闪的家伙）得狂犬病。

“刘先生，给我讲讲你们的动物训练吧。”

“解放前我们只训练猴子，现在猫也可以表演了……”

“家猫吗？小猫咪？”

“是的，它们可以耍把戏。”

我遇到的有些中国人认为，猫猫狗狗之类的动物是感觉不到疼痛的。它们生来就应当为人所用——受训，做苦力，被杀掉和吃掉。

“猪和鸡也可以。”刘先生补充道。

“小鸡也会表演？”

“不是小鸡，是大公鸡。”

“大公鸡会做什么？”

“它们会单腿站立——也可以说是单手站立。还有一些别的动作也挺有趣的。”

天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让呆头呆脑的大公鸡来干这些滑稽的事，但我有一种感觉，那些鸡肯定被绑起来不停地受到摧残，直到掌握动作要领。

“那么猪呢？”我问。

“猪并不是经常参加表演，但它们能立起来，用两条腿走路……”

他的话让我意识到一直以来是什么在困扰着自己。他口中的一切都让我想起《动物农场》，而一想到这实际上是一本寓言小说，我只会觉得刘先生描绘的画面更加可恶。书里写到的农场即将遭到压迫的情景仿佛生动地出现在我面前。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造成了大家的恐慌和混乱：一头猪正站着用两条后腿走路。奥威尔继续写道：

不错，是一头猪，那是尖嗓。他走得很笨拙，好像还不怎么习惯用这样的姿势支撑自己笨重的身躯。但是他已经学会了完全保持身体平衡……过了一会儿，从农场住宅的房门里走出来一长队猪，个个都用后腿走路……15

我还沉浸在思考之中，此时刘先生继续道：“我们还有狮子和老虎，还有中国唯一一只会表演的熊猫。”

他说团里的动物和演员们经常参加巡回演出，有时甚至要远赴美国，很多演员都在美国工作过。1985年，他们与美方达成合作协议，同意派遣中国杂技演员加入玲玲马戏团，一次性服务一到两年。第一年他们派了15人过去，而1986年以外派形式在美国工作的中国杂技演员则有20人。

我问刘先生，当时财务上是怎么安排的。

“我不是很清楚，”他说，“但是玲玲兄弟会给我们钱，然后我们给演员发工资。”

“玲玲兄弟给你们多少钱？”

“每人每周200到600美元不等，具体要看演出情况。”

“那你们发给演员多少呢？”

“大概100元。”

只有20英镑左右。

我想知道，人们这种甘愿被当作出口商品的心态能维持多久。对于一些人来说这不会太久：就在我与刘先生谈话的那一周，他们的一个舞狮演员在纽约消失了，过了好几个月也没人找到他。

* * *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我试着搞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讨厌大城市。不仅仅是因为噪音、灰尘和不停的奔走——我实在受不了路上拥挤的交通和气急败坏的人群，以及人们被推来搡去的感觉——也因为有太多人来来往往，在这些地方工作甚至死去，而就在他们故去的地方，如今又会有另一些人在生活，想到这里，我不禁毛骨悚然。虽然在我的印象中荒野总是同无知联系在一起，但置身于这样的城市，我却无法不觉得自己身边有鬼魂出没。

在中国的城市，我的这种感觉非常强烈。我不停地想，这个地方也许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吧，然后就吓得肩膀直哆嗦。中国官方禁止讨论鬼神这样荒唐的事，所以中国人拒绝谈论这个话题，也许正是因为如此，我的恐惧之感才愈发强烈。同样地，中国允许人民信教，但前提是不得公开谈论它。然而，中国共产党员不能信仰宗教，这是党的一项基本原则。

我在复旦大学听说了一些可怕的故事。乍看之下，那里根本不像学习的地方。从外望去，只觉得它像一座中国工厂：同样是低矮的树篱和锋利的栅栏，同样是黄色的围墙和有人看守的大门，同样是落满灰尘、尚未完工的建筑一栋连着一栋，还有工房一般的教师宿舍以及附近的小平房——裁缝店、洗衣房、菜摊、肉铺、面馆和自行车修理行。它有着典型中国工厂区的随意外观，似乎是谁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既没有明确的布局规划，也没有充足的经费，建设时则能省一毛是一毛。

然而这个印象是有一点误导性的，因为树篱和围墙之内其实绿树成荫，一切都井然有序，甚至可以说是小憩或沉思的好地方。

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是一位杰出的女性，但是她性格有些腼腆，1949年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后，她又在麻省理工获得了博士学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她的聪明才智、教育背景以及在物理学领域的原创研究非但没能帮到她，反倒成为使得她被人诟病的历史污点。她离开上海，到一家工厂去劳动，白天组装收音机，晚上学习毛泽东思想。不仅如此，他们还将毛泽东思想谱成歌曲，要谢博士唱。难怪如今在她寓所的墙上，挂着一幅引人注目的书法，上面的“劲松”二字仿佛某种理想主义者的格言，勉励人们像松树一样，即使面对狂风也要屹立不倒（“劲”字充分地展现了激烈对抗的场面）。这幅字出自国务院前副总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之笔，此人以思想特立独行而著称。

尽管上海挤得快要爆炸了，但它却是一个真正的城市。虽然我觉得这里闹鬼，但这却只能让它更具城市气息。港口的船舶、骄傲的市民、海上的空气、林立的高校，这些都让我想起波士顿。我原本打算在此留待几日，但有一天我碰到了维特里克夫妇和韦斯特贝特尔夫妇。他们前一天才到上海，隔日就要离开。

“我们要去广州啦，”里克说，“跟我们一起走怎么样？要坐36小时的火车，沿途的风景肯定美到不行，听说广州特别棒。”

我心想这是搞什么鬼，但还是答应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