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开往北京的90次夜车

中国的列车员总是穿着不合身的制服，帽子歪歪斜斜，脚趾头还伸出凉鞋一大截，但这都无关紧要，重点是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向我们展示的，官僚式的暴躁和冷漠。他们和中国普通老百姓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老百姓不穿制服，遇事相当灵活，也许还愿意和你做点交易。这样的人存在于“自由市场”（对新兴集市的称呼）里，而不在中国铁路上。

半夜守在大同车站门口的那个女人声色俱厉，像极了刻耳柏洛斯1。往兰州方向的火车还有三分钟才出发，但她就已经砰地关上了入口大门，并且还上了挂锁，留下一堆士兵和许多其他迟到的人，紧靠在栅栏边，眼睁睁看火车开走。更加无礼的是，她把检票口上方的灯也关掉了，让我们所有人陷在一片黑暗当中。开往北京方向的列车如果没有进站，她是绝不会放我进去的。接着没过多久，她又砰地关上门，在我上车的时候，留下更多迟到者在一旁望车兴叹。这不仅仅是冷漠无情，官僚体制往往带有许多虐待狂的意味。

临近午夜时分，我在卧铺车厢中找到自己的铺位，也没去管身边都有谁（好像有个女人？），就直接入睡了。第二天清晨五点半，中国官僚又卷土重来，她猛地敲开门，把灯打开，找我们要毛毯和床单。我转过身去，试图回到刚才的梦里——当时我正在微风中穿越刘易斯湾2。这个列车员和面点师傅一样戴白帽子，系白围裙，她用手指戳了戳我的屁股，吼我起床。

“这趟车要七点一刻才到！”

“起来，我要收拾床铺！”

“我要睡觉！”

我对铺的一位青年男子告诉我：“他们叫你从床上下来，因为要叠被子。”

“那么着急做什么？我们大概还要两小时才到。我想睡觉。”

列车员抓起了毛毯，我知道她也想用蒙古列车员那样的伎俩，一把就将铺盖从我的身边抽离。

我并不精通中文，仅仅会一些日常用语，于是我对那个年轻人说：“帮我个忙吧，把我说的话翻译给她听。如果他们这样急于把活儿干好，就叫他们先去打扫厕所。厕所太恶心了，昨晚我都不敢用。地面不干净，窗户也是脏的，暖瓶里也没有热水。收拾床铺就那么重要吗？”

他摇摇头，不想翻译。他知道，而我其实也清楚，如果早点把铺盖叠好，那么一到北京站，他们就可以直接回家了，就算用额外的时间来叠被单也拿不到加班费。嗖的一声，她把我的铺盖抽走了，只留下穿蓝色睡衣的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瑟瑟发抖。

“我不能跟他们说这个，”年轻人说道，“他们不会听的。”

他的意思是，这会让他们难堪的，毕竟他们只是在做分内的工作而已。这个年轻人姓彭，正在读《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3，想借此来提高英语。对待看书的人，我总是很温和的，但我跟他说那本书对他的英语不会有什么帮助。他二十七岁，是大同本地人，已经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一名秘书，他说她是个单纯的女孩儿，正是这一点吸引了他。他说他们现在还没有孩子：“政策只允许生一个，所以我们想再等等。”

北京的天空渐渐亮了起来。我立刻清楚地看到，这个曾经向四处胡乱扩张、带着乡土气的首都，正在变成一座高楼林立的城市。街上到处是又高又大的起重机，这种重型机械有二十层楼那么高，形状就像倒过来写的“L”字。我数了一下，在到达北京站之前，总共见到了六十架。人们在用它们建造新的公寓、塔台、酒店和写字楼。我见到了立交桥和新的隧道，大部分道路看起来都是新修的，有些街道上还比较拥堵。整个城市比以前更大、更吵，而且也更加明亮和繁荣，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曾目睹过它单薄的岁月。当然，同时我也想起了苏联的阴郁、蒙古的贫乏和波兰的戾气，那些自我否定又贪得无厌的人民，那些粮食短缺的窘况，还有那些破破烂烂的汽车。北京正经历着转变，仿佛只是有人简简单单地发出了一项“建设城市”的命令。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种全新的氛围，如此繁荣的景象，出现还不到五年时间。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这不过是眨眼的一瞬，但毫无疑问，这座城市正在崛起。

这就是我的第一印象——一切都是新的：新的出租车，新的建筑，干净的街道，鲜亮的衣衫，各式各样的广告牌。它不像一个供人居住的城市，反倒像是为游客和商人这样的来访者服务的。在建的有九家酒店，还有更多餐馆和百货商场，但没有剧院和公园。有的新学校专教外语，也提供旅游方面的课程。较大的新学校中，有一所专门培训出租车司机。有的影院又重新开放，但没有配备新的乐队。北京已不再是那座封建皇城，它开始变成一处旅游胜地。在这样一片旧貌换新颜的景象中，最令人忐忑的，便是随处可见的外国银行家和会计师。

有人说任何热衷于盖新楼的国家，也同样热衷于将旧房子推倒，这也许是真的。过去一千多年，北京城四周一直围绕着精美的高墙，城楼上有雄伟的圆柱和城门，看起来像城堡一样。1963年，为了腾出地方来盖一些难看的公寓楼，人们把城墙推倒了。然而，并没有人因为它的拆除感到悲哀。以前北京居民区的房子大都是四合院，就是那种带围墙的传统中式复合建筑，大门呈圆月形，门后是屏风，院内的屋舍错落有致。可如今这些院落大部分也都不见了，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小旅馆和民宿正在或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巨型酒店，北京现在有三十多家价格昂贵的酒店，假日酒店和喜来登长城饭店不过其中两家。整个城中只有紫禁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因为连中国人自己也知道，如果他们把这个也拆掉，那么谁都没有来北京的理由了。最近在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离毛泽东纪念堂不远的地方，新开了一家肯德基餐厅，这实在是有悖于中国人对此地的崇敬之情。

中国的历史层层交叠，现在总要抹掉过去的某些东西，这点在路边已经显露无疑。大字标语不是被刷上了丰田汽车广告，就是变成了牙刷和手表广告牌。新的汽车、电脑海报或商标名称之下，总能看见残留的标语：“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这样的标语太多太显眼，人们除了重刷之外别无他法，但往往刷过之后，那些大字仍然若隐若现。现在北京的商业广告牌和海报如此之多，也许正要归因于那些标语——并不是广告牌本身有什么价值，而是它们可以遮住那一个个6英尺（1.8米）见方的汉字。

我问小彭，为什么要涂掉那些字。

“政治色彩太浓了。”

“那样很糟糕吗？”

“不太务实。”

有一首十九世纪的中国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当年口中洋鬼子，今日必称洋先生；

旧妇别时泪满襟，新人进门笑开颜；

世事人心皆无常，只道风水轮流转。

由于事先已有所安排，并且只有指定的酒店才能接待外国人，我住进了燕翔饭店，房费是每晚160元。小彭去了他说的中国旅馆，那地方没有正式名称，但有门牌号码，一晚上只要三块钱。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无论是餐馆或商店，还是博物馆门票和展览入场券，或者公交车、出租车、飞机和火车，他们奉行的都是双重标准，对于中国人和老外是分开定价的。一般来说，外国人总要比中国人多付三四倍的钱。但海外华人则属于另外一类，一个自出生起就生活在波士顿的华裔美国人，就算不会说普通话，也不会被当作是外国人。商务人员和官方访客又是另一类，可以享受某些特权。

阶级分类如此复杂，很难让人不觉得，迟早还会引发矛盾。小彭说，“也许会吧”，因为100元每月的人均工资还是太低了，奖金又不稳定，新中国正面临着它成立之后的第一次通货膨胀。

“但我希望它不要发生，”小彭说道，“我觉得革命的破坏力太大了。”

“可是如果当初中国不革命，你现在的生活会很不一样。”

“也许会更好，也许会更糟。”他说。

我问他：“但是，你难道不认为自己经历了一段有趣的历史吗？”

“只是一点点吧。中国的历史太长了，‘文化大革命’几乎不算什么。”

诺拉·沃恩4在小说《寄庐》中曾经写道：

我问这是什么战争，春歌的丈夫答道：“这不是战争，只是一段过渡期而已。如果足够了解中国历史，你就会明白的。在我们四千六百年的历史中，每逢改朝换代，都会有一段动荡不安的时期，短则六十年，长则一百年。”

小彭没有当过红卫兵，他今年二十六岁，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时他才十来岁。但他曾经拒绝参加红卫兵，这让他在当时不太受欢迎。

“为了表示对毛主席的敬爱，我得参加游行活动，但我的心根本不在那里。大家觉得戴红卫兵袖章是很光荣的事，如果能当上红卫兵团的领导，那就最好了。”

“你们学校的领导是谁？”

“一个叫卫东的男孩，他自己改的名字，因为有‘保卫毛泽东’的意思。他是个很重要的人物，知道所有的口号，还要我们也一起喊。那段时间真的很奇怪，整个国家都处于一种革命的状态。”

“卫东后来怎么样了？”

“我偶尔还能见到他。他完全变了，现在是一名教师，有几个孩子，就是个普通劳动者。那是最糟糕的事情，太艰难了。他没什么钱，得不到别人尊重。他不能再像从前那样演讲了，也没有口号可以喊。没有人因为过去的事情责怪他，但现在也不会有什么人去理他。”

“你不觉得‘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什么成就吗？”

“完全没有，而且失去了很多东西。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们真的很信任周总理，所以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那件事是真的。有成千上万的人去悼念他，都是自发的。但我们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天安门广场上全是人，每个人都感到很迷茫。”

“你们到什么时候才不再感到迷茫？”

“直到邓小平上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小彭说。

“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短暂的过渡期，这也许只是其中一段。”

“我希望时间长一些。”小彭说道。

* * *

无论在美国还是中国，包柏漪5都要比她的驻华大使丈夫出名得多，她的小说《春月》是美国的畅销书，中国正在把它改编成电影。她的丈夫叫“温斯顿·洛德”，一听就是个贵族名字，而且更像某类女性小说中的人物，但不大可能出现在包柏漪的小说里。有人称赞说，她的小说精准地刻画了处于中国历史时代变迁之中的家庭，这一点不假。故事发生的背景，正是包女士所亲历的时代。她在中国出生，在美国成长并接受教育，最近又以大使夫人的身份回到中国，这些经历似乎都很好地呼应了小说中的内容。

我提前不到一天才告知她来讯，但她竟然为我安排了一个十六人的午餐会。见到她时，我才知道根本无须为此惊讶。在我看来，她从未对谁说过不。

她身材苗条，有着典型中国美人的端庄相貌，皮肤如丝绒般光滑洁白，举手投足间都透着优雅，用时尚杂志的话来说，简直是倾国倾城。她的神情既机敏又怡然，仿佛事事都称心如意，又或许她自己并无所求，却常常有人慷慨相助。漆黑的头发被她盘成一个紧紧的发髻，用簪子固定在脑后。她身穿时髦的白色夹克和短裙，里面用条纹衬衫打底，脚蹬一双细高跟鞋；脸颊两侧别着一对大大的白色珊瑚耳环，看起来像是由法贝热6设计的耳机。她是那样急于让我感到轻松，但我却立刻紧张起来。

北京的五月潮湿闷热，但洛德夫人的精力却异常旺盛。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的热情中体现出某种自信，不管说中文还是英文都是如此。她个性活泼，笑声清脆爽朗，为了引我注意或强调重点，她经常会用手戳戳我的胳膊，敲敲我的膝盖，或者拍拍我的肩膀，中国人可没有这样的习惯。如果别人这样做，肯定会遭人厌烦，但洛德夫人反倒让人变得兴高采烈。我喜欢这位光彩照人的女士戳我的胳膊。

谈话间，她讲到制定计划非常重要，拍拍我说：“这就像挑选合适的对象一样……”

我觉得这很奇怪，因为我从来不认为婚姻是刻意的选择。它是另一码事：两个人相爱了，就在一起了，不用管未来是好是坏。但她似乎特别理性，在这一点上她显然非常中国，我猜她肯定一辈子都在思考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她跟我说，她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心想肯定有很多女人讨厌她，因为大多数人都想变成她那样——魅力非凡、成就颇高，被众人当作皇后来追捧。她说她已经四十七岁了。可是她看起来只有三十五岁上下，而且——因为有些中国人的脸不会随时间变老，这个样子也许可以保持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聊到了出版的事。她在事业上很顺利，已经出了两本书，而且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她来北京才六个月，本打算写一部新的小说。然而，由于要打理使馆内务、安排菜单、管理佣人、接待客人和照料家人，她变得有点像维多利亚时期的主妇。她说，为了让自己有条不紊，她在坚持写日记——或许就是为了出版而写。

“我发现自己坐在邓小平旁边，或者有人正介绍我认识某位来访的国家元首，于是我想：‘必须把这个记下来！’你说，这些是不是很重要？”

“是挺重要的，但大家读日记，是为了发现一些琐事和八卦。我的建议是，把什么都记下来，不要修改也不要增删，尽量自然一点。”

“你就是那样做的吗？”她边说边翘起二郎腿，然后蜷起身子将膝盖抱在胸前，一副怀疑的样子。

“只有在旅行的时候我才写日记。”我答道。我并没有告诉她，其实我觉得日记对于小说写作来说是致命的，它会让你试图记住所有的事情。

“因为旅行实在太有趣了吗？”

“不，因为旅行文学也可以说是一种非主流的自传形式。”

此时，一位女士没敲门就进来了，她说客人都到齐了。

“他们都是党员！”洛德夫人神秘兮兮地说。她得意洋洋的，那么有谁不是党员吗？这个国家有十亿人口，但中国共产党党员只有4400万，仅占4.4%。

来客都是作家和学者，其中大多数人都出过国，几乎每个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面对西式菜单（先是汤，然后是大虾和炖肉）或刀叉时，他们个个都表现得落落大方。

我问身旁的女士对一些事情的看法。

“I’d like to keep an open mind.（我愿意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她用英文回答。她的口音非同寻常，那不仅仅是流利的英语，而且是上流社会讲的英语，语调很像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校长。她的声音让人想起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7的院长，而她本人的样子也很像英国人赞不绝口的那种“女学者”。因此，当听说她在北京大学教书，并且主要讲亨利·詹姆斯8时，我并没有感到惊讶。

她说她感到很愤怒，因为詹姆斯作品的中文译本都太糟糕了。

“当卡斯帕·戈德伍德对伊莎贝尔9说‘等着吧！’他们居然翻译成了‘等一会儿’，就好像他马上就会回来一样，你明白吧。这真的让人很难受，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问她政府会不会干涉她的教学——毕竟直到最近外国小说还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毒瘤（“糖衣炮弹”）。

“政府不怎么管我们，我们可以自主安排工作，和‘文革’时期很不一样了，”她一边说着，优雅地剥掉蝴蝶虾的尾巴，“那时校园里有很多喇叭，一直响个不停。”

“你讨厌那样吗？”

“刚开始的时候是的，后来我觉得那简直太无聊了。那是‘文革’中最糟糕的事情，无聊至极。你每天早上都会被吵醒，广播里超级大声地放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你刷牙的时候，牙刷上印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就连洗脸盆里也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到处都可以看见那样的标语，而且大部分人都很讨厌它们——真的很侮辱人。我已经被烦透了。”

她低声用英文和我说着这些，语气中疲态尽显。不过接着她的声音又大了起来。

“但大家也都无能为力。”

萧乾10在旁边安静地听着，这位老先生已经年逾古稀，1939到1945年期间他曾在英国留学。那时候由于“二战”的关系，他没法返航回国。但他说，正是因为在英国度过了一段战争岁月，他才看到了英国最好的一面。他脖子上系着一条类似校友领带的东西，于是我向他求证。他说没错，那是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领带，他当时就在那里念英文。

我对他说：“我觉得中国人好像没有打领带的习惯。”然后我又跟他讲了我曾经遇到的一个法国人的故事。1960年代的所有暴力和动乱，有没有改变他的思维方式呢？我这样问他。“有的，”他回答，“我从那以后再也不打领带了。”

萧先生说：“现在人们开始打领带了。出国的话，肯定还是需要领带的。”

他告诉我，他最近去了趟新加坡。

“我在那教过书。”我说。

“新加坡是个经济奇迹，”他笑着说，然后补充道，“也是片文化沙漠。他们除了钱，什么也没有。他们的寺庙在我们看来跟玩具一样。这个国家无足轻重，甚至好像都不是真实存在的。他们的总理李光耀虽然是东方人，却总是以西方人自诩。但他也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他在政治上就非常推崇儒家的家庭观念。在新加坡，如果你家里有老人，是可以减税的。这就有儒家思想在里面，挺好的。”

“我的学生受到了新加坡政府的欺负，”我说道，“如果他们学习英文或者政治学，那么他们就拿不到奖学金。政府只资助念经济或商科的学生，认为这些才是赚钱的专业。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中有一些告密者。说来也奇怪，要是有谁表示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会被揭发。”

“现在新加坡人很希望和我们做生意，”萧先生说道，“但他们的政府太严厉了，总是监视和监听，搞得人民很害怕。”

我问：“可是中国跟它比，差别很大吗？”

“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候，”他回答，“即使在‘文革’期间，我们都没有这些东西——你们管这些能监听你声音的机器叫什么？”

“窃听器？”

“没错，我们没有窃听器。但是在新加坡，任何人开口前都会在桌子下面摸一摸，看看有没有窃听器在监听。”

他没有喝酒，但其他人在喝，一杯杯红酒下肚，他们的脸开始变红，并且有点上气不接下气。萧先生旁边的一位年轻男士问我来中国打算做什么。

“就是坐火车，四处看看。”我告诉他。

“你是要写报告吗？”

“根本不是。”我回答，然后告诉他我的座右铭：像狗一样咧嘴傻笑，然后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他说那也正是他喜欢干的事情。实际上，他有点效仿斯特兹·特克尔11的做法，一直在走访国内的许多地方，用录音带记下人们的回忆。他将采访文稿整理成书，不久即将出版，书名叫做《北京人》。他问我有没有什么关于中国铁路的问题想问他——他自称是这方面的专家。他的名字叫做桑晔12。

我和他说，我特别期待北京到乌鲁木齐的火车，那可是中国境内最长的火车路线，途中要穿越大山和沙漠，总共需要四天半时间。

“他们叫那趟车‘铁公鸡’。”他说道。

他解释说“铁公鸡”是吝啬的代名词，因为“吝啬的人一毛不拔，就像铁公鸡一样”。它还可以用来指毫无用处的东西，中国有句谚语说“铁公鸡，瓷仙鹤，玻璃耗子，琉璃猫”，和西方人口中的“白象”13是一个意思。此外，这个词还玩了点文字游戏，取的是“铁路”“工程”和“机车”的首字谐音。

说到“吝啬”，这趟车的确名副其实，因为直到最近，这条故障频发的铁道线路仍在由新疆地方政府管理。事实上，新疆幅员辽阔，是维吾尔族的聚居地。然而，自治区铁路局地处偏远，既不愿放弃对铁路的管理权，也不能好好维护它。虽然比起“铁公鸡”这个词本身，我更想了解这背后的故事，但这样的叫法确实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上车去看一看。

用完午餐，洛德夫人请我对大家说点什么。正式的中国宴会都要有一些简短的发言穿插其间：开始时，主人要致欢迎词，然后客人要表示感谢；接着，席间大家开始相互说些冠冕的客套话和祝酒词，到最后宴会往往戛然而止。没有人逗留徘徊，没有人坐在你身边瞎吹胡侃。我参加过的所有中国宴会都是在悄无声息中结束的。

我说了一小会儿，向大家表示感谢，然后坐下。然而，洛德夫人却不停地给我制造话题。我之前不是来过中国吗？我难道不该讲讲这次和上次相比有什么不同吗？

于是我又起身，向大家坦言即使是在六年前，人们也很不愿意谈“文化大革命”。在当时，这样做比举止不端还要恶劣：它会招来横祸，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它是政治行为，没人敢做。就算有人真的谈起，也都是用很委婉的说法，就像英国人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都称它“最近发生的不快”。然而，如今人们可以大方地谈那疯狂的十年，他们不再简单地称之为“文化大革命”，而是经常在前面加上一个“所谓的”来修饰，或者直接管它叫“十年浩劫”。人们能够用批判的态度谈论这件事情，肯定是件好事吧？

“你就只注意到了那么多吗？”洛德夫人问道，她鼓励我继续说下去。

我说游客和商人似乎构成了一个新的阶级，对于比他们贫穷得多的中国人来说，这些特权阶级和资产阶级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沮丧。

“我们从来不会认真对待外国人，”桌子末端的一位客人说道，“现在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老外好骗’。”

“我觉得这句话很危险。”我说道。

洛德夫人问：“为什么‘危险’？”

“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洛德夫人说道：“中国人并不知道酒店里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会进去。”

“我们进不去，”那位女学者说道，“可是也没有人真的过来拦你。前几个月我去了一个大酒店，那里面有保龄球场，还有迪斯科舞厅和书店。但我没有外汇兑换券，所以什么也买不了。”

有人说道：“我觉得这种不让中国人进旅游酒店的规定很快就会改掉的。”

洛德夫人说：“有朋友告诉了我特权的事情，这当然有问题。我的中国朋友都有些悲观，但我是乐观的。我觉得一切都会继续得到改善，而我也想提供些帮助。我觉得自己应该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我拥有的太多了。”

我告诉他们：“诡异的是，我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这场动乱发生在1960年代，当时我正在非洲，而中国正试图在非洲产生影响。我看过《毛主席语录》和《北京周报》，感觉自己也像个革命者。”

“我以前有本《毛主席语录》，”一位男士说道，“我把它收起来了，现在不知道在哪里，我想可能是丢了。你不是真的读过吧？”

为了证明自己，我开始背诵“红宝书”中的句子：“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调查问题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问题就是解决问题。”在中国旅行时，我经常会想起第二句话。

大家一阵长吁短叹。

“他让我们回到了三十年前。”有人说。

“如果你到北大校园里去，可以看到一尊毛主席塑像，”一位学者告诉我，“但现在这样的塑像已经不多了。那尊塑像底座上原来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名字了。”

我并没有立场告诉他们，他们同党中央的思想已经脱节了。中共中央委员会在最近（1986年9月）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重申了“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来参加午宴的这些人，都属于中国存在已久的士绅阶层。他们比较特殊，时常受到猜疑和排挤。尽管举足轻重，但没有君王同他们相处时能真正感到自在。实际上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曾设法挫了挫他们的锐气，他把他们送到农村去，以此来改造他们。“如果你自以为很聪明的话，那么就可以开始动手往手推车里铲猪粪了”，到了晚上，那些被下放的知识分子还要学习马列著作。

“对这间房里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都宁愿自己的孩子做个清贫的学者，而不是有钱的商人，”洛德夫人告诉我，“事实就是这样。”

我想对她说，在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国家，选择做商人还是知识分子绝不是多数人所面临的问题，但我知道这样很无礼。显然，洛德夫人请来的这十六位根正苗红的知识分子，并不能代表广大中国人民，他们西化程度很高，喜欢喝咖啡——这可是在中国最难见到的饮品之一，而且餐后还能留下来再聊一会儿。

董乐山14教授最近翻译完成了奥威尔15的《一九八四》，事实上他就是在1984年翻译的，看起来真是一段完美姻缘。他还把库尔特·冯内古特16和索尔·贝娄17的作品译成了中文，但我想跟他谈谈奥威尔。

他说：“我觉得那是本非常阴郁的小说。”

“你会觉得它很熟悉吗？”

“你说的是才过去不久的中国吧，”他眨了眨眼说道。

“那为什么没有越来越多的人写它呢？”

“我们还在试图理解它，这是个非常痛苦的主题。”

有一类专门写“文革”的作品，叫做“伤痕文学”，因此“痛苦”这个词用得恰如其分。中国有位非常受欢迎的作家叫冯骥才18，他写的几乎都是“文革”的事。

“人们读《一九八四》的时候也许会想起这件事。”我说。

董教授谨慎地侧过头来说：“但是大部分人读不到它，这本书是限制阅读的——是内参……”

“限制阅读”指的是将它归入某种类别的书籍，仅供值得信赖的读者使用。普通百姓是不能阅读内参的，他们还有一个词叫做“内部”，用来指那些不能跟外国人提起——或者至少不希望在他们面前谈的东西。但我几乎感受不到中国人的戒心；他们什么都谈，而且往往直言不讳。

董教授还在谈《一九八四》，以及为什么只有知识分子才可以读它。“这种书要经过特别许可才能读，我觉得是有必要的。”

他说书店和图书馆都有一个“内参”室，这种内容大胆且颇具煽动性的材料就放在里面，需要有经过核准的“通行证”才能进去阅读。但他说实际上大部分人都可以读到这些书，因为一旦有人把它买走，大家就可以相互借阅。其实，限制此类书籍流通的正是中国知识分子本身。这些顽固不化的学究们并不习惯于借书给那些凡夫俗子，认为后者读过以后可能形成错误的观点。

有趣的是，尽管听到了这么多解释，但八个月之后，在中国南部的港口城市厦门，我走进一家公共图书馆，找到了一本董教授翻译的《一九八四》。我问图书管理员，这本书是否可以自由借阅，她回答说：“当然可以。它好在哪里呢？”

董教授说，真正奇怪和危险的书是那些情色经典，比如《金瓶梅》那样的书，书名的意思是“插在金瓶里的梅花”，本身就有点性暗示的意味。这本书写于明代，也就是十四世纪，早在一百多年前西方人就可以读到它的译本了。艾支顿19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完成的翻译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之一。这本书讲述的是一个荒淫的年轻商人的生活，以及他各种各样的风流艳事。

“你真的觉得那本书有害吗？”

“对我来说并没有。”董教授用一种孤高的口吻答道，“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它非常有害。你知道的，中文并不是那么直白，经常会有很多暗示。《金瓶梅》就是这样。它里面根本不明说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东西都要靠你自己去想象。我觉得确实应该限制阅读。”

我问董教授现在都忙些什么，他说自己最近编了一本英文短语手册，收录的都是一般中国人在英文字典中找不到的短语，比如“沃特·密提主义”20和“阿尔奇·邦克心态”21。

他问我在做些什么，我说刚完成了一本小说，写的是不久的将来。

“没有人写中国未来的事情，我们几乎从不畅想未来。我们有一些科幻小说，但没有关于未来的作品。”

“难道没有人想过，就像奥威尔那样，通过写未来的事来表达对当下的看法？”

他告诉我：“我们有个说法叫做‘借古讽今’。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曾经北京有个市长，写了个剧本来讲明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22，人们当时非常震惊。‘你在讽刺毛主席！’他们说。然后那个市长很快就被撤职了，从此消失不见。”

“那他真的讽刺了吗？”

“当然了！”23

客人差不多走了一半，留下来的那些人想谈谈宗教。我说这不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但我可以试着回答他们的问题。美国人信教吗？为什么斯坦贝克24和福克纳25的作品中总是带着点宗教的意味，但是现在的作品里却都不见了呢？他们熟知许多英美作家，但是一听到他们提起英文书名，我就知道他们可能读的是译本而不是原著，比如他们把狄更斯的《双城记》和《艰难时世》分别说成“A Story about Two Places”和“Difficult Years”26，把霍桑的《红字》说成“The Red Letter”27，把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说成“Angry Grapes”28，等等。我推荐他们读辛克莱·刘易斯，我才在火车上读过他的书。然后我询问了他们自己的写作情况。

“我们厌倦了政治，”一位青年作家说道，“我们的作家向来都只写政治。人们认为中国作家很痴迷这个主题，但现在情况变了。我们想写点其他的东西，可是需要找到受众。”

我表示，他们要想找到受众，并不会有什么困难，因为政治和政客的主题都太乏味了：“如果你们写点其他的东西，会有很多读者的。”

“但是我们得让第一读者满意。”另一个人边说边竖起一根手指。

他们认为审查制度针对的是下层社会而不是知识分子，这在我看来多少有些虚伪，但我并没有质疑他们的逻辑，因为怕吓坏他们。我说，亨利·米勒29的书直到1960年代才在英国和美国解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的官司纠纷也就是1960年的事情。西方的开明也不过如此。

“我们在进步，”一位学者说道，“我们刚出版了一系列凯恩斯经济学30的书。”我说可能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于他们，就像大卫·赫伯特·劳伦斯31对于我们一样，然后我试着想象了一下供方经济学理论32怎样被禁止，怎样被视为黑暗和恐怖学说。

* * *

“几年前，要是看到外国游客，我们肯定会说‘美国人真老’。”在北京的时候有个人这样告诉我。他说得没错：那时候只有老人家才去中国，因为又贵又费时间，如果想去的话，等到退休以后有钱有闲了会好一些。可是现在，大家都跑到中国来。他们当中有大款，也有穷游客；有来混吃混喝的，也有骑行者和旅人；有考古学家，也有想学中国功夫的人。到了北京他们都要去参观长城、故宫、颐和园、天坛和友谊商店。这些地方我上次来的时候已经去过了，那时我觉得它们很有意思，当然也很大。然而我这次来中国，是为了发现一些平常不大引人注目的东西。

我决定去王府井大街上那家大型外文书店，看看能否买到董教授编的英文短语手册。我没有找到那本书，但营业员给了我一本《英文新词难词词典》。我翻到“B”打头的部分，发现里面收录了“balled”（捏成球形）、“ballup”（滚成球；钻孔堵塞）、“ballsy”（大胆的；勇敢的）、“ballahoo（sic）”（一种快速航行的纵帆船）和“banged”（重击；发出巨响）这样的词，又翻到“shit”（大便）这个词条，看见有个例句是“I feel shitty in my body”（我觉得好讨厌），这个说法在美国口语中才出现不久。其实书里面的大部分词都是“methyloxalate”（草酸甲酯）和“sulphur dioxide”（二氧化硫）这样的化合物名称及其中文对译。

有个上了年纪的中国男人正捧着一本仔细阅读。

“这本书对我来说没有很大用处，”他说，“因为我经常翻译的是音乐理论，但这里面大都是科学词汇。有很多估计你也不认识吧。”

“有些看着比较眼熟。”我回应道。

他叫章枚33，是个音乐家，擅长包括钢琴在内的多种乐器，同时他也作曲和指挥，不久前他成为了一名音乐教师。他说他还会唱歌，唱的是男中音。他演奏中国古典音乐，也会唱舒伯特34、威尔第35和汉德尔36的作品，他说舒伯特的音乐“很悲伤”，而他“个人最喜欢”的是汉德尔。他也喜欢史蒂芬·福斯特37，说他是在中国最受欢迎的作曲家之一。

“听《美丽梦中人》的时候，我总有想哭的冲动。”我说。

“我更喜欢汉德尔。”章老说道。他身材矮小单薄，驼背得很厉害。可是当我说要去散散步，他提出要跟我一起。他已经七十五岁了，虽然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还老，但走起路来却灵活矫健。他说他刚从北京站把儿子送走，他儿子要坐火车去巴黎学习声乐，并且中途不打算停留。我说：“路上要花九天时间。”但是章老说：“他是卧铺，可以睡觉，真幸运。”

我问他政府是否反对西方音乐。他说不反对，现在和那时候不同了。后来我发现中国就此类事情出台过一些官方指令，比如1977年3月7日就颁布了一项法令，不再禁止演奏贝多芬的音乐。

章老从未正式学习过音乐，他说：“我是自学成才的。抗日的时候我参加了新四军，领导一个四十人的合唱团。我们的任务就是鼓舞士气，那时我也写歌和谱曲。”

我请他举个例子。

“有次在江苏黄桥镇，我们打赢了一场重要战役，为了表示纪念，我写了《黄桥烧饼歌》。”

他解释说，那是根据当地人赶制烧饼的故事创作的一首爱国歌曲。士兵上战场前，大家用烧饼来给他们送行；得胜归来后，又烤制了更多烧饼来迎接他们凯旋。

我问：“你没有写歌来控诉那些穷凶极恶的日本人吗？”

“噢，有的，”章老答道，“我们在歌里给他们取了各种名字，鬼子、强盗、淫贼，因为他们到处奸淫掳掠。如果你提到‘淫贼’这个词，大部分人马上就会反应过来你说的是日本人，直到现在还是这样。”

“他们是恶魔吗？”

他笑了笑。“我们叫他们鬼子，他们太残暴了。不，这还不够准确，简直十恶不赦。”

我喜欢这位老人。我问他饿不饿，他说饿了，但他的肠胃很不好。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去餐馆里点了一大堆吃的。这顿饭总共花了33元，但其实我们吃得很少。他用人民币结了账，然后我给了他等额的外汇兑换券，这东西就像硬通货一样。

他说选择这个地方是因为它是家粤菜馆，而他自己是广东人。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无意中听见四个广东人在说他们的账单——他们吃掉了35元。

“一顿饭吃掉那么多钱，他们肯定是做生意的。”他说道。然后他上前去问那几个人是不是商人，但那些人告诉他，他们就在附近的一个政府机构工作。

“时代在改变。”他说。作为一名退伍军人，他可以领取各种各样的退休金和补贴，每月总共可以拿到271元。他说他觉得自己过得很不错。

日本人曾侵占中国的土地，同他们进行过旷日持久的战争，给这个国家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但如今来观光的日本游客竟如此之多，我问章老对这件事怎么看。“我们把什么都忘了，最好都忘掉。不管怎样，毛主席说过，大部分老外都是好人，只有少数几个是坏蛋。”

“我很好奇，如果毛主席看到北京现在的情况，他会说些什么。”

章老答道：“他应该很感兴趣，当然也会感到惊讶。”

“他可能并不喜欢这样。”

“他必须喜欢呀，事实会告诉他的，他不能否定事实。”

他说的话和大部分人告诉我的一样：1957年之后，垂暮之年的毛泽东变得不一样了，很容易受林彪和“四人帮”的误导。

我问他是否对中国发生的这些变化表示乐观。

“是的，”他说，“现在情况好多了。我们应该有更多的钱花，但如果我们勒紧裤腰带，我想过不了几年就会看到一些成果的。”

“难道你不认为，如果邓小平去世了，中国可能出现不好的变化吗？”

“不会的，他已经选好了接班人。”

“那么，你觉得什么问题都没有吗？”

“人口过多是个问题，交通也是个问题——我们已经有很多汽车了。我们必须对此加以管控。但我们在很多领域都做得不错，比如农业。”他说，他喜欢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中国历史很长，但有着明确的阶段划分。当前时代只是其中一个极其微小的片段，也许要经过很多年，我们才能对其加以评判。这让我想起曾经有人问毛泽东怎么看待法国大革命，他回答说：“现在还言之过早。”

我们沿王府井大街走着，章老给我讲了一些他在战时的故事。1946年4月，陈毅首长同一位美国将军举行高级会晤，他那时担任过陈毅的翻译，但他已想不起美国将军的名字。刘少奇也出席了那次会议。

“那位美国将军送给陈毅首长一盒骆驼牌香烟，给了刘少奇一些巧克力，拿给我一箱军粮。”

“‘这里是山东，’陈毅首长当时说，‘我们有很多果树。你们可以鼓励美国人来这里开一家罐头加工厂，我同意这么做。’然而他们并没有接受邀请。”

“然后我把他们都惊呆了，我上前去同那位美国将军握了手。美方的翻译根本不敢同陈毅首长握手。后来这些来自联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美国人对我说：‘同志，你可是相当进步啊。’”

“‘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我说。”

他是个善良的人，临别前他对我说：“刚才那家餐馆的菜不是很好，但我喜欢和你交谈。你要是再来北京，就到我家来，我给你准备些真正的中国美食。”

从火车里往外看，北京是很让人印象深刻的：它是一座正在崛起的城市，起重机随处可见，工人在建筑的梁架上穿梭，打桩机敲得地面怦然作响，仿佛在喊：“中国！中国！”

可是当我离得近一点，在它们周围走了走，却发现这些新公寓楼看上去非常不稳固。有的房子就像放大版的儿童积木，有的则像某种用一间间三居室套房模块拼起来的巨型建筑模型。他们采用这种预制的方法，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一砖一瓦地从平地上砌起一栋建筑，它的窗户会摇晃，门框会不够方正，墙体也会凹凸不平，所有的一切都像是手工做出来的，友善一点的建筑师管这叫做“民居风格”。

“没人知道它们能撑多久，”一个在北京的美国人告诉我，“最后可能会像香港的那些建筑一样，那些用唾液和锯屑造的楼房，一年左右就倒塌了。”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我问。

“因为那些楼大部分都是香港人过来盖的。”

当然，有些楼房已经开始发裂了。它们不仅外观不协调，墙体开裂，污迹斑斑，而且已经开始倒塌，可是它们完工不过七年之久。

我走进一栋高楼四处观望，在九楼与一位郑先生聊了起来。他说此时此刻这里一切都很好，但他言语间有些迟疑，我知道他还有话要说。

“一直都很好吗？”我问。

“夏天不大好，”他回答，“北京的水表安得太低了，所以水压很不好，供水只能到五楼。但我们这栋楼有十五层高，五楼以上的人只能用桶提水。”

干旱和水资源短缺严重困扰着北京，他告诉我说，过去六年的降雨量远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估计今年情况也不会太好。（结果，雨水没怎么落下来，楼房却不停地往上冲。）

郑先生说道：“拿洗澡来说吧，就跟英国1930年代的情况差不多。这些房子里都没有热水，要是想洗澡，得自己用水壶烧水，然后倒到马口铁澡盆里去。虽然很不方便，但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过的。”

可是游客可不这样，新兴的富人阶级也不这样，比如出租车司机和某些商人。1980年时北京只有三家出租车公司。但现在有230家，出租车总数达到了14000辆。它们全都由政府或官方机构掌控，但出租车司机却能够游刃有余，因为乘车的基本都是老外，他们用外汇兑换券付账。

自由市场允许所有人经商并保留所得收益。这是邓小平的改革举措之一，但也是工人经常忿忿不平的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要求更高的奖金，并且对通货膨胀怨声载道。在自由市场中，街头商贩很容易就能赚到普通工人五倍的工资。我随便调查了一下北京各类市场中的小贩和商人，发现他们每个月可以挣500元到700元，足够买“三大件”的了。

一个女商贩告诉我：“过去，人们想要的是自行车、收音机和煤气灶；现在，‘三大件’指的是电冰箱、录音机和彩电。”

有些市场是由退休工人经营的，不过他们只是想在白天找个不错的去处而已。“我一直对旧珠子和茶壶很感兴趣”是他们常说的一类话，感觉他们就像在跳蚤市场上卖东西一样，想必任何来自科德角38的人都不会对这种心理感到陌生。他们喜欢谈论自己收集的那点儿奇特的破烂，由于可以领到退休金，他们并不真的以此为生。有的生意人会在同一个地方经营好几年，专门兜售花鸟鱼虫，但他们显然不是此类。在中国大部分城市，花鸟市场都位于特定的地点，也许几百年来都没有变化过。

我觉得拿跳蚤市场来打比方真是恰如其分，事实上很多人正是这样称呼它的。在一个小摊上我看见了一杆鸦片烟枪，长度大概有18英寸（45厘米），枪头是银制的，烟嘴是玉做的。

“这是个真正的老物件儿。40块钱，绝对物有所值，买了吧。”

“20块。”我说。

“跟你说，如果你不是跟这个中国人一起来，我会在纸上写‘120’，然后告诉你‘爱买不买’。”

“好吧，25。”

他假装没听见我说话，接着讲道：“这杆烟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烟嘴。想不想看看它有多厉害？”说完他就拿起烟枪敲了敲桌面，“过去的人骑马的时候，就把这个挂在身边。要是遇到贼，或者遇到别人攻击，就用这个来敲对方的头。就这样，把它当棍子用——嘣！嘣！”

“30块。”

“这枪头可是纯银的，都有一百年了。我一辈子都在收集烟枪。从前我在鞋厂工作，现在退休啦！这烟枪也不是非卖不可，但看在您是外国朋友，我愿意给您行个方便。”

“我最多给你30块。”

“同志，这可是古董，可以收藏的。这烟枪啊，还可以当武器用呢，买了吧。”

“好吧，35块。”

“成交，它是您的啦。要包起来吗？”他边说边取出一张废旧的《人民日报》，包在烟枪外面卷了卷，“这报纸可是一举两得，现在拿来包东西，回去以后还可以看。”

我本来是要去澡堂的，因为顺路才去那个自由市场逛了逛。因为之前听郑先生说他们洗澡多有不便，于是我四处打听，得知北京到处是公共澡堂——大约有三十家，都由政府补贴。这是中国最便宜的东西之一：每人只收六毛钱，而且还提供一块肥皂、一条浴巾和一个床位；他们允许你在那待上一整天，你可以到雾气腾腾的浴池里去洗个澡，然后休息休息。

我找到的这家名叫“兴华园”，从早晨八点半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很多来这的人都是刚到北京，在漫长的旅途劳顿后，他们希望自己在亲朋好友面前看起来整洁一些，当然，他们也不希望因为洗澡之事给对方增添麻烦。

床位是一个个的小隔间，裹着浴巾的男人们有的在休息，有的则四处晃荡，跟人说着话。这很像被人们当作社交场所的古罗马浴场，这些刚出浴的中国人，一个个被热气熏得红彤彤的，慢悠悠地摇晃着自己的身体，相互大声却友好地聊着天。这里也提供单人间，但比普通价格贵一倍。

我想象着古罗马和维多利亚时期的浴场会是什么样子（隔壁有一家女子澡堂），它对于旅行者和家里无法洗澡的居民来说多有用啊，它多像个俱乐部，多让人愉快啊。

* * *

几天以后，我正沿街走路，一个年轻的中国女孩凑过来跟我说哈喽。她紧随我的步伐走了大概30码（27米）后，忽然挽起了我的胳膊，然后我们就那样继续往前走，跟老夫老妻似的。

一直是她在带路，对于接下来将要发生什么，我根本毫无头绪。

刚开始的时候她一把抓住我，而且抓得特别紧，让我以为她可能是个瘸子，但她的步伐却相当矫健。“我们要去哪？”我问。她神秘地笑了笑，继续带我往前走。经过友谊商店时，她引我进去，走到门口后，她便开始搂着我。我们先看了看椅子，她说：“这些看上去很舒服。”然后又看了看餐具，她又说：“难道他们就没有便宜点的东西卖吗？”直到此时，她还一直搂着我不放，有点新婚燕尔如胶似漆的感觉。这事情看起来真是让人愉快。要是遇到熟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问：“请问您贵姓？”

“姓马，”她答道，然后咯咯地笑了起来。汉语中“马”的同音字特别多，人们甚至为此创作了一首十九个字的绕口令。

接着我们又一起看了看茶叶。他们不卖薄荷茶——实际上，连听都没听过。“我从来没尝过那种茶。”马小姐说。

也许我应该叫她马太太吧，因为片刻之后她就放开了我，跑上前去跟一个年轻的中国男子拥抱。他见到她时一点都不惊讶，我猜他们早就约好了见面。但她遇到问题在于，作为一名普通同志，她觉得自己走进这家商店时会遭到阻拦，除非有个外国人同行。

让我不解的是，她刚才对我表现出来的感情看起来十分自然。瞬间我就被抛之脑后了，她连头都没有回一下。我刚才正要去见一位姓陈的中国教师。见面后我对他说了刚才发生的事，他说道：“那些保安有时候对我们极其严苛。”

尽管如此，这也困扰不到那些绞尽脑汁想要换钱的人。他们时常潜伏在游客的住所附近，纠缠着老外把手里的硬通货兑换成当地货币，而他们提供的汇率要比官方规定的高出百分之二十。他们总是悄悄地走上前去，用不标准的英文问道：“Shansh marnie?（换钱吗？）”

我对陈老师讲，我不明白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搞了这么多年，却一点也没有提高人们的社会和政治意识。几年以前人们谨记的还是“为人民服务”，现在怎么变成了“换不换钱”？

陈老师说，正是“文革”让人们开始了一场混战，那是一场政治动乱。

他说：“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好地教导我们，永远不要盲从。”

我问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是否让他感到屈辱。

“说得没错——屈辱。那么多红卫兵跑到农村去，在那里结婚，他们不愿再当知识分子，当上了农民。现在他们回不来了，但他们想回来。回来的话，会很丢脸的。”

“你当过红卫兵吗？”

“当过的，”他脱口而出，“一周在学校上三天课，然后跟农民学习三天，放假就读《毛主席语录》。我们收割水稻，还在田里插秧。幸运的是我当时年纪比较小，并没有很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我就当玩游戏一样，但它并非儿戏。”

“过去，”他说，“知识分子和学者没什么好名声。没人真的想上学，只有稳当地当上了干部才有发展。人们要么选择当工人，要么就做农民。”

“现在的人想要做什么呢？”

“现在，政治意识不再是别人评判我们的依据了，人们开始对教育狂热起来。这是这个国家最大的改变。”

“但这些当过红卫兵的人，还有因为‘文革’而流离失所的人——他们肯定没有学上吧。”

“不是的，”陈老师说，“有一大批人都在上夜校。”

* * *

当时我正想离开北京去上海，然后随心所欲地坐火车到中国各地转一转。然而，由于受到陈老师的启发，走之前我临时决定去夜校当一段时间老师，这样做仅仅是为了看看他的话是不是属实。我教课的地方叫做北京孙中山业余学校，位于北京市中心一所高中内，校园面积很大，在夜色中显得阴沉沉的。我负责讲英语课，这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科目。但是对这里的三千多名学生来说，他们还要学习业务方法、打字、会计和计算机科学等科目。听说有一个计算机老师是美国来的，但我并没有见到他。

教学楼里头阴森森的，当我看到昏暗的灯光下，有那么多学生在刻苦学习，顿时觉得有点头晕眼花，透不过气来。教室的照明条件很差，粉笔划在黑板上吱吱作响，摇晃的课桌不时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破破烂烂的课本上沾满了油污，字典的很多内页已经快要脱落。这里年纪最小的学生只有八岁，最大的有七十四岁。他们所有人白天都要工作，有的人拿固定工资，有的人则在自由市场里摆个临时摊位，卖录音带、玩具，或者从广东贩运过来的服装。广东的服装造价很低，在成本的基础上有百分之三十的利润空间，但即使如此，它们的价格还是很便宜。

我用的教材叫做《现代美国英语》。

“能上我的课你们简直太幸运了。我不仅是个现代美国人，而且还说英语。”我这样说道。他们觉得这样的说法有趣极了。

我是来给包小姐代课的，她是这里的常任教师。最近她母亲的高血压犯了，正在北京首都医院接受治疗，医院附近就是烤鸭店（因此也有人叫它“病鸭店”）。

我们花了三天时间来学习一篇关于医疗的课文。

“美国的医疗费用真是高得吓人。”课文里这样写。

“不好意思，”林小姐问道，“‘glaucoma’是什么意思？”（glaucoma：青光眼。）

“不好意思，”赵先生问道，“‘Blue Cross’是什么？”（Blue Cross：蓝十字。）

“不好意思，”李先生又问道，“几个礼拜之前，你们的总统下令轰炸利比亚。你赞同他的做法吗？”

我告诉他，我个人是不赞同的，并且解释了原因。然后我问他们，为什么他们对政府所做的一切都表示认同。他们说其实并不是这样，然后紧张地笑了笑，却没有继续解释。

每天，学生们都在黄昏集合，睡意沉沉地在闷热且布满灰尘的教室里待上两小时，然后在一片黑暗中摸索回家的路。

教完规定的课程后，我向他们发表了一番临别感言。

“有人总跟你们说上夜校是好事情，”我说道，“但他们自己却在完成了一天的工作之后就回家，吃饭，打盹儿，听收音机。你们这些学生正在做的，是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明明疲惫不堪，却还坚持在晚上学习。疲劳的状态下是很难记住东西的。别人都在休息。又上夜校，又工作，就像做两份工一样。”

这些话引起了他们的共鸣，他们点点头，鼓励我继续往下说。

“你们可能会感到气馁，觉得自己来夜校学习太辛苦了，”我说，“但请相信我，其实每个人都很辛苦。做这件事情是需要勇气的。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也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你们如果不是坚强的人，就不会来这里。我祝你们一切顺利。”

他们轻轻地鼓掌，但由于我们待得太晚，看门人着急锁门，就过来把他们赶走了。也许在我的字里行间，这些夜校生的形象显得有些模糊，他们如同幽灵一般，迫切地期待着有一天能现形于光明之中，然而又没有任何恶行或罪过可以使他们暴露于众人的视野之下。除了肯定他们的价值，鼓励他们尽一切所能在中国的茫茫人海中寻出一条出路，我还能做些什么呢？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要把老实本分的人写得妙趣横生，总是困难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