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因何而来
重庆城有很多名字，前后有：江州、巴郡、荆州、益州、巴州、楚州、渝州、恭州、重庆、雾都、陪都、山城等等。其中用得最多，时间用得最久的是江州、渝州（简称渝）、重庆。
江州的称谓，从周武王伐纣灭商，分封巴族在重庆江北嘴上建立巴国都城，直到魏晋南北朝之前，沿袭了1200多年。其间，秦灭巴蜀，征战六雄，一统中国，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巴郡为其中之一。
荆州、益州、巴州、楚州，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取的名字。
渝州的称谓，从隋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因见渝水（嘉陵江古名）绕城，故改楚州为渝州起，到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因“囍”临门取名重庆，一共沿袭了608余年。然而，对“渝”的称谓，至今重庆人情有独钟，将它作为重庆的简称，那是后话。
重庆的称谓，自1189年起，到今天已有830余年历史。虽然在巴人开拓的这片土地上谈不上最长，但面对生生不息的未来，传承和光大它的英名将永不停息。
隋文帝杨坚
值得我们珍视和记忆的是，这个至今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渝”和“重庆”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重庆是一座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的名城。远在210万年前，三峡及巫山地区就有了早期人类活动的足迹，代表是“巫山人”及“龙骨坡文化”；在2.5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片土地上就出现了人类生息繁衍的活动，孕育了“铜梁文化”；发展到新石器时代，诞生了“大溪文化”，已有较稠密的原始村落，分别居住着夷、濮、苴、奴、宾、共、蘘、倓等8个族群。在夏商周时期，以重庆为中心地带的大片地区，已形成强大的奴隶制部族联盟，史上统称为“巴”。相传夏禹王分华夏为九州，梁州所属就有“巴方”。正是这些最早的重庆人，创造了重庆惊世骇俗的历史文明，如同印第安人创造的“玛雅文明”一样。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巴人兴起盐业，开发冶炼，男耕女织，渔猎山川，酿造米酒，成为丰衣足食之邦；巴人的“英雄”传说、“神女”神话、“巴人舞”和“巫”文化誉满九州。
清末重庆城去江边汲水的挑水工
巴人身上勇猛仗义的品格、视死如归的精神和勤劳淳朴的作风，为历代朝廷和民众所赞赏。在周武王伐纣的义旗下，巴师为先锋，披坚执锐，前歌后舞（前戈后舞），冲锋陷阵，血染牧野疆场；秦灭巴后，大批的巴人勇士又参与了秦朝统一中国的战争；刘邦兴汉，巴人再次开赴疆场，暗度陈仓定三秦，还将“巴人舞”舞进了汉室宫廷……
然而，在皇宫朝廷的心目中，巴人却是“不学少儒”“尚鬼不药”“质朴无文”的粗人、蛮人、南僚。宋初的《太平寰宇记》中写道：“今渝之山谷中有狼猱，乡俗构屋高树，谓之阁楼，不解丝竹，惟坎铜鼓，视木叶以别四时，父子同讳，夫妻共名，祭鬼以祈福也。”渝州，便是他们眼里的蛮夷之地，正如苏轼所拟《燕若古知渝州诏书》中说，官府们“鄙夷其民”。
特别是当世代居住在渝州附近的南平蛮及泸地少数民族（今泸州、宜宾等川南与黔西北、滇东北接合区域）常常因战事骚乱时，作为中原文明（汉人区）与蛮夷世界（蛮人区）接合地带的渝州，就常常成为戎汉冲突反复出现的战场。
最大的一次冲突，是宋神宗熙宁年间发生在南川、巴县、綦江的南平僚酋李光吉、王兖、梁承秀三族叛乱事件。这次冲突十分激烈，前后相持数年之久，最终于1071年4月才平定，为保地方平安，宋朝廷建置了军政合一的南平军制。在这种背景下，朝廷对渝州便产生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疑虑。加之宋徽宗生性狐疑，即位以后，更是三年之内，反复为政，俱至极端。感觉这渝州的“渝”字寓意不祥，除代表水名外，就只有“变”与“改变”之意，难道这方人士要图谋不轨，叛乱不成？正当这位皇帝在冥思苦索治国安邦之策时，一件让他心惊肉跳的事情陡然间发生了——
一个叫赵谂的一介书生，少年得志，出身进士，官至太常博士。渝州南部（今南川、綦江一带）人，曾经是僚人（古南蛮的别支），父亲赵庭臣因功归顺朝廷，被赐予姓赵。赵谂为人耿直，因不满宋哲宗贬黜苏轼，常与张怀素暗中抨击朝廷，颇有忧国之心。有一天，他做了个梦，梦见有个神仙为他算命题诗：“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说他23岁即可穿龙袍当皇帝。于是在一次与友人的聚会中，他酒后大发狂想，飘飘然竟道出了梦中意象。酒醒才自悔失言，便赶紧向友人嘱咐，自己席间之语只当没说，更不必张扬。可是亡羊补牢已晚，风声已经走漏—告发有赏，谁还有多少良心？
赵谂谋反之事，正撞在了宋徽宗的枪口上—果不其然，这渝州真有阴谋篡逆之人！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在赵谂还乡探视父母之时，即遭抓捕入狱，不久被诛杀。他的父母、妻儿也惨受株连，被流放异域。
重庆得名于宋光宗赵惇
赵谂事件的发生，似乎“印证”了朝廷的忧患。随即，宋徽宗赵佶将渝州改为恭州。为何叫恭州呢？恭者，恭恭敬敬、服服帖帖之意。皇帝是想让渝州百姓从此规规矩矩做臣民，再不要惹是生非、心怀异念。
恭州的称谓，从1102年到1189年，仅用了87年。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六月，宋孝宗即位。九月，封其第三子赵惇为恭王，藩地恭州。淳熙十六年（1189年）二月，孝宗禅位于赵惇。赵惇（光宗）即位后，依照潜藩升府的惯例，于当年八月甲午（1189年9月18日），升其潜藩之地的恭“州”为“府”。赵惇二月登基，八月升府，被誉为“双重喜庆”，故将恭州取名为重庆。这个充满吉祥寓意的名字一直沿用到今天，就再没有更改过。
说到雾都、陪都，那就是近现代的事了。重庆浅丘盆地，四周高山，江河纵横，少风多湿，历来多雾为全球之最，冬季前后浓雾甚烈，可目不及十米。抗日战争期间，“雾都”“陪都”的称谓便随时局、地理应运而生。
山城是重庆别称，似乎无从考证其来历。清末名臣张之洞曾这样吟咏重庆：“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十分的贴切。
800多年过去了，伴随重庆一路走来的，还有它的简称——渝。
“渝”这个让宋徽宗担惊受怕的字眼的冤屈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化、高技术时代，“渝”同人们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密——“来渝”“回渝”“入渝”“访渝”；“渝报”“渝网”“渝派”“渝菜”；“渝中”“渝北”“渝水”“渝城”……
“渝”，是因为它的谐音——“鱼”“余”“馀”“裕”，给了人们美好的理想？还是它的思“变”和不墨守成规的思维，给了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