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社会心理
地名背后的社会心理
（一）地名与具象思维
汉民族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形成了对客观事物的具象思维的特征。它不像欧美民族那样注重缜密的分析、论证、推理，而是从整体上对思维客体进行直接把握。在思维过程中从直接感受体验出发，运用形象、联想、类比等思维方式进行具象化，所以直观性、形象性和具体性是汉民族的具象的思维核心。
汉语词汇的形象性最能体现汉民族具象思维的特点，它以视觉形象为主，辅以感觉、听觉、味觉、嗅觉、动觉等形象。这些形象词多以联想、类化、比喻、借代方式构词，使词汇具有鲜明的形象色彩，使人见其词而晓其义，甚至看得见摸得着，感觉得到，想象得出，具有修辞功能。人们为自然地理实体命名的依据往往凭着对客观事物的认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即摄取人类自身和自然万物的特征为地方命名，力求把它栩栩如生地表现出来，给人以形象的感受。如海南的五指山，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
山有五峰，极高大，屹立如人指。该书还说：贺兰山盘踞数百里，上多青草，遥望如骏马，北人呼骏马为贺兰也。这类地名在我国相当普遍，又如象鼻山、桌子山、眼睛山、七星岩、日月潭、峨眉山、鸡公山、神女峰、伏牛山等，人们把山水的外部特征和自己熟悉的动物、使用的物件、天上的月亮星星，甚至连自身的器官联系起来了，都是为了达到形象化的目的。
地名还通过广泛使用颜色给人以视觉上的感受，如红水河、长白山。地名中还有的是因声音而得名的，如铜锣峡（江水声如铜锣的声音）、鸣沙山（山间有飞沙响）、响堂山（山洞中因回音而鸣响），这些名称都能在听觉上给人以较为具体直接的听感。另外，宁夏的苦水沟、甘肃的酒泉（泉味似酒）、陕西的甘泉突出了水的味觉特征，冷水江、温泉则通过对水温的描述给人以触觉上的感受。
（二）地名与心理特征
心理特征是一个民族所特有的，不同的民族其心理特征是不同的。汉民族的心理特征也通过地名透视出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地名体现出汉民族重方位的心理特征
中国人对方位词情有独钟。东、西、南、北、中是确定四至的基本方位词。中国这个名称本身的由来就带有方位的含义，意为中央之国、天下之中。古人认为自己的国家居天下之中，因此自称中国，面把周围其他地区叫做“四方”。我国的省名、市名、县名中常常带有方位词，如河南与河北分别因大部分省域位于黄河以南、以北而得名，山东、山西因分居太行山东西而得名。
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的相互对应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张清常先生说：在北京街巷名称中，在全国地图中，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是一个意思，而且相互对应。在我国的兄弟民族地区往往更习惯用左右前后表示东西南北。
在北京市，东直门、左安门在同一侧；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在东，右旗在西。我国地名中东西南北与左右前后的一致无疑是来自坐北朝南的居住习惯。
在市、县名中，用得最多、最能体现汉民族方位文化的莫过于“阴”“阳”二字。我国地处北半球，山脉多是东西走向，当太阳照射时，南坡受光，北坡背光；阳光照在河上的情况正相反，我国多数河流也是东西走向，但由于一般情况下河身低于地面，当太阳照射时，北岸受光，南岸背光。古人从这些现象中得出了：山南属阳，山北属阴；水南属阴，水北属阳的朴素认识，并根据某地与附近山水的相对位置，用“阴”“阳”二字为地方命名。在《中国地名语源词典》中，市、县的专名一般由两个字组成，其中第二个字用阳的有一百多个，而与之相对应的阴字不足十个，如淮阴、江阴。古人认为，阳字是个好字眼儿。在大千世界里，“万物负阴而抱阳”（《老子》），阳喻暖，阴喻寒，阳主明，阴主暗，人们喜暖避寒、喜明厌暗的心理正是阳字较多地用于地名的一个原因。
第二，地名体现了汉民族重宗族的心理特征。
中华民族历史上把宗教看成是社会构成的重要支柱。皇帝把天下当作自己一家的天下，“四海之内，莫非王土”，广大农村长期处于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中，人们的宗族观念很强，往往同族同姓的人家聚居在一起形成一个村落，这些村落便以聚居家族的大姓命名，诸如王庄、李家村、王家屯、郭家营、安家堡、张营、齐家集等地名遍及全国各地。
高阁元先生曾对几个省的县地名志做过抽样调查，他的结论是：汉语姓氏地名，在不同的地区占有不同的比例，最高的80%，最低的也有15%，一般约在30%～50%之间。地名和姓的关系非常密切，许多地名来源于姓，同时，一些姓则来自于地名，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姓来自国名。我们熟悉的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国名如齐、鲁、赵、魏、郑等都成了今天常见的姓。
姓来自邑名，邑即采邑，是帝王及其各诸侯国君分给同姓或异姓卿大夫的封地。周武王时封司寇忿生采邑于苏（今河北省临漳县），忿生后代因此姓苏。再如屈原的屈，则是由于楚武王熊通之子瑕，受封于屈邑，子孙因以屈为姓。
姓来自乡名。齐宣王少子通封于陆乡（今山东平原县一带），后代因乡名而姓陆。
姓来自山、河名。如济姓来自济水，老姓来自劳山（今山东崂山）。实际上，以姓命名的地方，由于时代的变迁，未必反映后代实际，叫张家村的未必都是住的姓张的人，甚至没有一家姓张的人家。但无论是以姓作为地名，还是以地名作为姓，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人们把姓看作宗族的标志，想光宗耀祖，与江山同在的心理。
第三，地名体现了求安定、吉祥、幸福的心理特征。
历史上的中国，战乱不断，烽火连绵，加上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形成巨大的威胁。于是，社会上普遍产生一种求天下太平、安定的心态。这种心态在地名中表露出来。我国的许多地方以太平、永安、永定等类似的词语作为地名，表达人们盼望和平、安宁的愿望。不论过去还是现在，人民群众都希望拥有平安的生活。因此，人们在命名时总少不了受这种心理的支配，在全国的分省地图集所标地名中，取名太平的有54处，取名永宁的有26处，取名昌盛的有25处，取名兴隆的有24处。
另外，我国还有大量以祈祷河、海安定为特色的地名。如北京的永定河，从前叫无定河，常常泛滥成灾，人民深受其害，为使它安定下来，康熙皇帝把无定河封为永定河。又如，河北有一条瀑河，河水湍急，对当地人形成了很大的威胁，人们希望河水能流得缓慢一些，因此把瀑河改名为徐水。类似这样的地名很多，如宁波（浙）、镇海（浙）等。
吉祥、幸福的生活是人们的追求，并把这种愿望显露于语言符号上。地名便承载了人们的这种期望。人们在地名中广泛使用吉、寿、康、福、禄、昌等字眼儿，寄寓良好的心愿。这类地名在全国各地随处可见，比如带寿字的地名有：寿宁县、永寿镇、长寿路、万寿山等。人们借助语言来满足趋吉辟邪的心理，有时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
这也反映在地名中，比如有的人定居某地以前往往要看看自己的姓和地名的对应关系，如果二者和谐，就住在这里，如不和谐，要么迁居，要么更名。像姓何姓于的愿意住在地名中带有沟、河、渠的地方，因为于和鱼谐音，这样好比鱼儿得了水，日子会越过越好。
（三）地名与审美情趣
地名往往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中国人崇尚对称和谐，把成双成对的现象看作是美的。比如，日常生活中，人们认为送礼要送双，办喜事选日子喜欢选双日子，结婚要贴双喜字等等都反映了人们的审美情趣。受这种心理的支配，人们选词用词时也喜欢成双成对的格式。汉语词汇在音节方面一个显著的发展趋势是单音节词汇比重下降，双音节词汇逐渐增多。在现代汉语词汇中，双音节词汇已占有绝对优势，约占70%左右。地名作为词汇中的一员，也以双音节为主。
《马氏文通》中说：“古籍中诸名，往往取双字同义者，或两字对峙者，较单辞支字，其辞气稍觉浑厚。”前辈学者已体会到双音化与辞气有关。在地名中，为了满足语流对音节的要求，有时加入助词来凑足音节，如《山海经》中凡某某山、某某水。大都称作某某之山、某某之水，但某山、某水从不称为某之山、某之水，之字的双音化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而沿用至今的句吴、句容，龄潜则是加入发语词句、龄以达到双音化的目的。现代汉语地名，如果专名是双音节的，在称说时往往省略通名，如河南（省）、北京（市）、唐河（县）、南阳（市）等；如果专名是单音节的，在称说时一般不能省略通名，如淮河、叶县、襄县等。
汉民族常常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字把原来俗陋不堪的地名改得比较文雅。据明、清有关史料记载，北京一些胡同是以生理缺陷的人的特征、牲畜的某个部位、服饰、器物等命名的，如狗尾巴胡同、小羊圈胡同、大墙缝胡同、母猪胡同等。这些胡同的名称，多半是由于其时其地有这样的人或物，邻里相传遂成地名，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事的代谢，这些地名变得十分庸俗，迎合不了人们的审美情趣。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的需要，人们利用谐音，使原来地名获得了新义，上述胡同分别发生了如下变化：狗尾巴胡同—高义伯胡同，小羊圈胡同—小杨家胡同，大墙缝胡同—大翔凤胡同，母猪胡同—墨竹胡同。
人们还利用谐音字更改了一些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地名。如山西北部长城脚下有一个关隘重地，叫杀虎口。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原来，这里是各民族争夺的古战场，中原汉族称北方游牧民族为胡人，当汉族地主政权占领了这里时，为炫耀胜利，便改其为杀胡口。后来，胡汉民族对抗的历史结束，人们用谐音字虎代替了胡。
（四）地名与信仰
信仰分为实物信仰即图腾崇拜和宗教信仰。这两种信仰在人们的生活中到处都留有印迹。地名中对这两种信仰有广泛的反映。远古时代的氏族社会，人们对雷、电等自然现象还不能充分认识，由此产生一种恐惧、敬畏的心理，把自然界的一切都视为神灵，为了生存和发展，便祈求于这些神灵。每个氏族都把其中的一种神灵作为自己的守护神。
蛇、虎、鹤、鱼以及虚拟的龙、凤等形象都是人们崇拜的图腾。图腾文化在地名中也有所体现。中国人在远古时代就把龙作为崇拜的图腾，在古人的心目中，龙是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的神，是汉民族的祖先。因此，中华民族喜欢称自己为龙的传人。龙成为地名，最早见于《春秋·成公二年》齐侯伐我北鄙，围龙。杜预注：龙为春秋时警邑，在泰山博县西南。
自春秋以来，各地都有带龙字的地名，如辽宁的龙首山、福建的龙海市等。1983年版的《中国地名录》收词32000条，以龙字起首的地名就有330条。如龙井（在杭州西湖的西南山中的名泉，附近产龙井茶）、黄龙山（在浙江省湖州市北）、九龙（现在香港北区）、龙门（洛阳市郊，以龙门石窟闻名）。凤，是神话传说中的神鸟，凤有美丽的羽毛，历来是祥瑞的象征。带凤的地名也不少，如凤阳、凤县等。今福建省简称闽，与当地对蛇的崇拜有关。《说文》中指出：闽，东南越，蛇种。古代闽地多蛇，对蛇颇为敬畏。故以蛇为图腾，并用来作为地名。又如重庆市巴县，古时为巴国，据《山海经·大荒北经》载：“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可见，巴国的名称也来源于对蛇的崇拜。虎和狮一向被称作兽中之王。但在汉民族的心目中，老虎才是百兽之王。人们在西虎时往往要在虎的额头上描画一个王的字样，人们在为地方命名时也多用虎字，如虎门（广东省珠江口）、龙虎山（江西省贵溪县）、虎牢关（河南荥阳）等。
宗教对人们影响很大，也给地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道教产生于中国，它认为人可以通过修炼而长生不老，得道成仙。道教崇拜仙人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九仙山、万仙山、仙居山等。
佛教宣扬人生皆苦，世界皆空，只有信佛，熄灭一切欲望，抛开烦恼，才能进入极乐世界。地名中活跃着大量与佛教有关的词语，如南京市的清凉山来自佛教的教义（佛教把断除各种烦恼而获得安适、宁静的境界称为清凉），和尚源（陕）、阿育王山（浙）是以佛教信徒或僧侣命名的。
中国的地名浩如烟海，其文化内涵极其丰富。地名反映了人们的心理文化特征。地理区域本无名，是人们主观赋予的。因此，地名自产生之日起就和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通缉令中的社会心理
（一）美国的扑克牌通缉令
2003年4月12日，美军将通缉萨达姆政府的五十余名高官的照片和个人资料印在扑克牌上，发给前线作战的士兵，希望利用扑克牌通缉令尽快搜寻、追杀或俘获伊拉克高官。扑克牌和通缉令早已分别问世，但美国人却能将两者结合为扑克牌通缉令，寓缉于乐，这无疑比发给士兵一大摞资料去啃有效得多了。我们不得不惊诧于美国人这种别出心裁的独创性和创造力。
相反，设想一下假如美军战败而伊军战胜，伊军会不会用扑克牌的方式通缉布什等美国高官，答案是肯定的，不可能。这是因为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生活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和传统中。扑克牌通缉令本身也许并不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美国和美国人以及他们的精神世界。它只不过像藏在水下之冰山一角，而隐藏在水下的是一整套世界观、价值体系和文化传统等隐性文化因素，正是它们影响和决定着人们的行为和思维。
在某种意义上，它们像血脉一样，熔铸在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以及人的内在规定性之中，自发地左右着人的各种生存活动。可以说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这些文化因素触及和改变，人们如何表达自我，宣泄情感，思考问题，及他们如何活动，如何解决问题，怎样规划城市，怎样组织和运行交通系统，甚至包括怎样组织和管理经济和政府部门。
其实，正是这些最司空见惯，理所当然，因而最少研究和审慎的文化因素以最深刻、最敏感的方式影响着人的行为。那么，我们人作为文化的动物，应当怎样去看待这些隐藏在文化中，但又像血液一样融化在我们身体和思想中左右我们行为和思维的隐蔽文化因素呢？他们对我们又会有什么启示呢？
文化环境中价值观对人的影响及其反思每种文化都有它独特的、隐秘的无意识文化形式并且形成不同种类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是马林洛斯基最先用来描述语言活动中的成员所共享的制度和意识类背景知识。Fowler（1986:19）则把这个环境称之由期望结构所构成的群体建立的知识的储存，以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他们周围的世界。
人类文化中有五种基本的具有共性的文化价值取向，它们就是人之天性观，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间取向，人类活动和社会关系。这些基本价值观在人类行为中的表现是非常复杂的，但它们却是人们做出判断及行事所遵循的特定的规范的源泉。下面我们就其中几个方面来进行简要对比分析：
首先，就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言，存在着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之别。西方人从古至今倾向于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人相分，二者对立。这种天人相分的思想甚至可以从《圣经·创世纪》里说起。当上帝创造了亚当，他被赋予权力管理所有上帝创造的一切，因此，亚当和他的后代与自然相分对立，而人处在支配和改造自然的位置，认为可以利用自然世界来满足人类的需要。作为自然的主人，人们总是不屈不挠地征服自然，改造自我从而得到神力，达到神人合一。而这种价值观延伸到生活中则表现为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或地位，只有拼争才能使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这种斗争精神使人能把他们的潜能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而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则主张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指人们对自然规律的顺从和对自然的崇拜，人们将自然中日夜交替、季节变换与人们的生活与活动周期一致起来，一切都处在不断循环往复之中，并与自然和谐统一。因此，人们做事情讲究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追求天时、地利、人和。
其次，我们所关注的是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人类活动的目标和特征，也即做人与做事之分。可以讲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多是强调如何做人，少提做事。在道家与佛家的影响下，中国人又讲究虚静，修身养性，谦虚自律，自我压抑。做好人成了人生最高理想，而且道德本身就是最高报酬。
在生活中，人的行事方式就是对自身最好的阐释，中国人行事通常讲究符合自身的身份和地位，这种社会身份和地位比做事本身重要得多。因而变动无常，探索冒险不是多数中国人所喜欢的，因为他们会破坏安宁。而西方人通常重视外向的行动和行为。从古代希腊的海洋文化起，就企图征服自然，战胜自然，争取个性解放；在个人奋斗中克服常规，求变、求动是他们的精神动力，并在做事中发展这一动力。
因此，做事、自我成就自然变成了他们的重要文化取向或价值观念。这种动向和做事取向使美国人养成外向的性格，向外索取的精神；他们直率、喜动、冒险、竞争、求变、不依靠他人。就社会关系而言，又分为群体取向和个人主义取向。群体取向文化明显带有较强等级制度的特征。等级观念总是使人对自身在社会中的地位特别在意，他们有意无意地按照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来规范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当今中国社会，人们的行为时时处处可发现明显的群体取向文化意识的烙印。在群体取向影响下，中国人提倡凡事以家庭、社会、国家为重，为了集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因此，有的西方学者把中国文化称为无我文化。他人取向是群体取向的延伸，表现在：中国人在做事情时，往往首先考虑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严重时会出现人言可畏的情况，这导致中国人重面子和面子功夫。而与中国文化相反，西方人尤其美国人往往极端崇拜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意味着对自由、对差异的追求，人们的行为、言论、思想都体现着与别人有所差异，而差异几乎与个人主义同义，受到同样的赞美。
了解美国人及其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可能就是看他们对自由的深刻阐释，美国人从小就培养对自己行为和目标负责的个体意识，思想和行为的多样性总是处处受到欢迎。因而，美国人喜欢独辟蹊径，标新立异，别具一格中出奇制胜，他们追求个人享受，放任个性，自由发展。
（二）中国的扑克牌通缉令
几年前，美军为抓捕萨达姆，将包括萨达姆在内的52名有关人员头像及资料印制在扑克牌上悬赏缉拿，被称为扑克牌通缉令。受此启发，我国某市公安局开国内先河，将16名杀人在逃犯罪嫌疑人的头像及信息印在扑克牌上，免费在列车上发放。
公安局免费发扑克牌，谁都可以领到一副。11月15日上午，郑州火车站广场人头攒动，候车的旅客一时都往广场中心聚拢，某市公安局正在这里举行一场独特的追逃通缉令——扑克牌通缉令发放仪式。除现场发放外，警方将余下的印有命案在逃犯罪嫌疑人头像的扑克牌交给铁路民警，请他们散发到途经郑州站的每一次列车上的乘警和乘务员手中，从而让这些扑克牌迅速走遍全国铁路沿线。
扑克牌通缉令源于美军抓捕萨达姆。
在当日的扑克牌通缉令发放仪式上，某市公安局局长张武清介绍说，在今年的命案攻坚战中，某市现行命案发10破9，侦破往年命案积案、隐案11起，但是7月11日发生在王村七组的一起命案让他们一筹莫展：命案嫌疑人张志军被锁定后，却一直找不到其行踪。今年8月份，公安部向全国发出B级通缉令，通缉张志军。为尽快抓获张志军，他们采取各种侦查措施进行侦破，印制了二十多万份协查通报、悬赏通缉，在全国各地张贴发放。三个多月来，他们派出30名精兵强将组成多个追逃小组分赴全国各地进行抓捕，但一直没有消息。
在凶杀案的重压之下，两名主抓刑侦的副局长袁天增、张雨联想到了一件事情：几年前，美军为抓获萨达姆，将包括萨达姆在内的52名有关人员头像及资料全部印制在扑克牌上，此后萨达姆及其同伙相继落网。经过多次研究并征求上级公安机关意见，某警方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发放扑克牌悬赏通缉杀人在逃犯罪嫌疑人。扑克牌上印有嫌疑人头像。
这次某警方共印制了50万副扑克牌，免费在全国各铁路沿线的列车上发放。每副扑克牌上的红桃、方块、梅花、黑桃12张花脸扑克牌和4张A上全部印制的是16名杀人在逃嫌疑人的资料，由嫌疑人的头像、警方的报警电话、悬赏的人民币数额组成，悬赏金额最高的是杀人嫌疑人张志军和2003年11月30日发生在某市杀死一家四口的嫌疑人王留意，每人悬赏二万元。
在54张扑克牌中，公安部B级通缉杀人在逃犯罪嫌疑人张志军对应的扑克牌是红桃K，这张牌最为引人关注。2005年7月11日，某市王村镇王村七组发生一起杀人案件。一名中年妇女于夜间被歹徒凶残地用菜刀割断脖子动脉血管。经过公安机关侦查，证实本村青年张志军（男，31岁）有重大嫌疑。张志军在家独自一人生活，平时以放羊和收破烂为生，案发前几个月经别人介绍与一湖北女子未婚同居，后来该女子突然不知去向。张志军认为是为他做媒的中年妇女从中作梗，便凶残地杀害了这名妇女。
扑克牌通缉令上的信息显示，张志军。身高1.70米左右，方脸，高颧骨，大眼睛，短发平头，肤色较黑，左手腕内侧处有一长3～5厘米的条状烧伤疤痕。据村民们反映，张志军前些年在全国各地到处流窜，据他自己说，除了西藏没有去过，曾经到过北京、郑州、太原、西安、广州、武汉、哈尔滨、青岛、大连、乌鲁木齐等地，曾经在这些地方的铁路线上活动，经常上火车拾破烂、盗窃等。
某警方表示，张志军经常在铁路沿线及列车上活动，又是今年命案追逃的主要对象，于是将他的全部资料印制在扑克牌红桃K上。
印制嫌疑人头像是否构成侵权？
扑克牌上印制在逃犯罪嫌疑人头像，会不会构成侵权？对此，某市公安局局长张武清说：我们只不过是把悬赏通缉令改变了一下形式，根本不涉及侵权问题。
张武清说，扑克牌上的这些嫌疑人都是证据确凿的杀人在逃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有关于悬赏通告的明确规定，警方正是依据这一法律规定，利用扑克牌这一载体写明悬赏对象基本情况和奖金的具体数额进行发布的。
有关法律界人士称：此举只不过是公安机关采取了一种更为简洁、高效、经济的方法，悬赏通缉在逃的杀人犯罪嫌疑人，没有突破有关法律界限。扑克牌通缉令开国内先河。
某警方表示，他们为追捕张志军做了大量工作，单印发悬赏通报就达二十多万份。当民警们在全国各地张贴这些通报时，遇到了很多麻烦，有的城市搞创建不让随意张贴，有时发放给过往群众，大多是看上一眼，就随手扔到路边。扑克牌上印在逃犯罪嫌疑人这种新颖的形式，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同时又是免费赠送，既能娱乐，又能看信息，容易被人接受。
警方这样算了一笔账：以往印制一张悬赏通告成本在一角至三角，这次印制扑克牌，每张仅合三分钱，还可反复使用，大大节省了办案经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