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实验
在深入研究人类改变社会的自发努力之前，让我们先思考一下对社会系统的大规模实验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或者，至少在科学家的梦想中是什么样子。科学家可能会这样做：先描述出所有可能的社会类型，就像科幻小说作家那样富有想象力，然后将真实的人“放入”这些社会中，进行实验，以便确定哪种类型的社会是可以有效运转的。科学家要根据所定义的特定标准来判断哪些社会是“有效”的，比如，居民要有幸福感，或至少必须能避免同室操戈的现象。这种想法的若干变体，也可能是可行的。例如，科学家可以系统地操纵社会制度，并在短期内观察它们对人和群体的影响（正如将在本书第4章中看到的那样），并且他们还可以在深思熟虑后有意识地操纵其他社会性物种的社会组织，例如，将猴群中的“猴王”迁走（我们将在本书第7章讨论相关实验）。
还有一类实验旨在探索人类与生俱来的创建社会的倾向。这类实验要求在不接触任何文化的情况下将孩子养大，以便观察他们在成年后能够创造出什么样的社会。事实上，对于这类实验，科学家已经设想很久了，例如，设想用这种实验来研究语言的起源。但是，这类实验是“严禁的实验”，因为它们过于残忍，违背了伦理。7根据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说法，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一世（Psamtik I）将两个新生婴儿交给一个从不说话的牧羊人抚养，以观察他们是不是能够自己学会说话。这个法老并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想法的人。据说，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苏格兰王朝的詹姆斯四世（James IV）以及莫卧儿帝国的皇帝阿克巴（Akbar）也都尝试过同样的实验。8这种实验也是许多科幻故事的核心情节，例如发表于1960年的经典科幻作品《第一个人》（The First Men）。9
还有一类假想的实验可能是，将突变引入与社会活动相关的基因，例如，调控人们如何选择朋友的基因，然后看看那些发生了突变的人类群体是如何互动的。不同基因的人会不会建立不同类型的社会？直接用人类进行这种遗传学实验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如本书第6章和第10章所述，利用啮齿类动物进行这样的实验则是可能的。
但是，据我所知，在这个方向上，任何科学实验都无法同时做到以下几点：将人类整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全都构造出来，并维持相当长的时间以便进行多期实验，同时还要构造多个不同的实验和至少一个对照组。
由于对人类（群体）进行实验受到极大的限制，因此很难收集关于人类如何从头开始构建社会的数据。但是，在历史上，在多个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已经出现过很多“自然实验”了，它们接近于从头开始创建一个新的社会。在这些“自然实验”中，尽管从未受到过科学“处理”的操纵，人们却都或有意、或无意地齐心协力创造出一些共同生活的社群。
那么，像因为船只失事而被迫困居荒岛的水手或为了宗教理由而自愿与世隔绝的教徒这样的群体所创建的社会，在多大程度上复制了他们原来所属社会的各个关键方面？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建成可持续的全新形式的社会组织？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他们的成功或失败与他们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关系吗？不过，在讨论这些例子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之前，还得先阐述一下为什么要进行实验，无论是有意设计的实验，还是“自然实验”，这对解决我们的问题非常有益。
假设一些医生认为自己对某种病症的病理与生理机制已经有了透彻的理解，然后想看看某种新药是否有助于治疗这种疾病。假设他们让一些患者服用了这种新药，并观察到服用了这种新药的人反而更有可能死亡。他们可能据此断定这种药是有害的。但是，这种结果之所以会出现，也许是因为医生已经对患者有所选择了：他们只给那些病得更重的人提供这种新药。不管服用了什么药物，病得更重的人都更加容易死亡。所以，如果只有病得更重的人服用了这种药物，科学家并不能确定它对患者是有害还是有益。他们还需要另一组病得同样重的患者作为对照组，这些患者不服用药物，以便与服用药物的另一组人进行比较。
此外，医生也可能会遇到相反的问题：也许他们会选择只向症状较轻的患者提供新药。这种方法可能会使药物看起来比实际上更安全。为了确保健康状况、年龄和其他因素不会影响科学家对药物疗效的评估，最好的方法是对患者进行随机分组，让其中一组人服用药物，同时另一组人不服用，然后再比较这两个组的结果。这种类型的实验体现了科学研究的“黄金标准”，谁能服用药物由医生控制，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外部因素的影响。
科学研究可以采取多种方法，但直到今天，实验方法仍然是最重要的。10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应该把一般意义上的科学方法与实验方法混为一谈。自17世纪以来，科学家广泛采用的“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是指研究自然界的一种方法，它的特点是系统观察、仔细测量，有时还进行实验，所有这些都与假说的提出、检验和修正结合起来进行。
但在很多情况下，科学家是无法进行实验的，这在天文学领域或古生物学领域最为典型。但是在其他一些领域，有时候也是如此，例如，我们无法通过实验来评估失去配偶是否会增加一个人的死亡风险，因为我们不可能杀死一个人的配偶或让一个人的配偶随机消失，这种现象被称为寡居效应（widowhood effect）。我们也不能通过随机对照实验方法，比如随机地让一部分人吸烟，另一部分人不吸烟来评估吸烟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吸烟有非常大的危害。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就必须采取其他方法来寻找答案，例如统计方法。
此外，科学家还可以利用所谓的“自然实验”。在自然实验中，被试是由某种看上去似乎是偶然的外部力量分配到不同的实验组中的。在某些情况下，自然实验可以非常接近真实的实验。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服兵役的经历会不会提高或减少退伍士兵的工资，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又或者，可能的影响只与应征入伍的人是谁有关？那些没有入伍的男性比入伍的男性能力更高？或者说，那些人之所以报名参军，只是因为他们的技能或工作前景较差？考虑到入伍者的素质，服兵役的经历会不会给士兵造成经济上的损害？在一个理想的实验中，我们会随机分配人员入伍服役，然后在他们退伍后若干年再去收集他们的工资数据。但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是，经济学家约书亚·安格瑞斯特（Joshua Angrist）发现，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抽签征兵”制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实验，他利用这个自然实验的结果发现，在军队中服役会减少退伍后的工资。11
历史学家、生物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各个学科的社会科学家，都在利用自然实验进行研究：从对印度的英国殖民机构的长期影响的研究，到（达尔文率先进行的）对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各种各样的鸟喙形态的进化的研究。12然而，在不同的自然实验之间，实验处理分配的随机性程度变化非常大。大多数自然实验中的随机性都称不上完美。
然而，自然实验最为核心的思想是，在科学家有意设计之外，还有某种力量能够指定实验组，而且是在事前没有对结果进行预测的情况下。在一项自然实验研究中，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他的同事们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法国大革命后被法国军队入侵的德国地区，比其他德国地区更快放弃了封建制。13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内，德国的这些地区一直更加繁荣，城市化的速度也更快。这种自然实验有助于阐明社会制度和社会实践是怎样导致多样性的经济后果的。如果没有自然实验，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研究者显然不可能随机地将不同的政体形式分配给欧洲的不同地区，以研究制度如何在接下来的数十年中影响各地经济的。科学家永远不可能那样做，但是法国军队却可以。
因此，自然实验能使科学家避开某些实际困难、减轻道德伦理障碍，并研究一些无法复制的大规模的现象（例如，军事入侵的影响）。尽管如此，研究者仍然不一定能确定这种干预措施是完全偶然的。也许，法国军队对选择入侵德国哪些地区有特别的想法，也许这些地区未来本来就会更加繁荣。
社会秩序的自然实验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让我们首先考虑由那些滞留或被困在与世隔绝的地方的人完成的自然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