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尊重而不崇拜
人人都需要尊重。尊重是沟通双方情感，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的前提条件。在为人处事中，必须尊重人。
俗话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尊重别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而且也是班子成员获得核心领导成员尊重的需要。只有互相尊重，才能做到相互了解，相互支持。作为领导班子中的一员，自觉尊重核心领导成员，才可以取得核心领导成员信任、消除核心领导成员对自己的“心理屏障”，使他接近你，了解你，获得他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当然，班子成员对核心领导成员的尊重，应当以自尊为重。
在为人处事中，尊重班子中的核心领导，绝不能卑躬屈膝，也不应该对他盲目崇拜。尽管核心领导者相对地说有较高的才能，有远见卓识，有过人的胆略，但不是“完人”，缺点错误在所难免，也跳不出历史的局限。搞“领导崇拜”必然要美化核心领导，文过饰非，这样做不仅违背许多人的为人原则，不符合实际，而且对核心领导者指挥全局工作也非常有害。卑躬屈膝，低人一等，更是许多人不愿做的，这也不是正常的人际关系。周恩来之所以善于处理与核心领导成员关系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他始终对领导班子中的核心领导坚持尊重而不崇拜的为人处事方法。
1.少宣传自己
时刻维护核心领导的地位
毛泽东、周恩来都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毛泽东是核心成员，周恩来是重要成员，很难说毛、周是上下级关系。周恩来维护毛泽东的核心领袖地位，根本的原因是志同道合，是建立在共同理想、信息和奋斗目标的思想基础上的。但是，他在为人处事中处理与毛泽东的关系体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处理与核心领袖关系的风范。
在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上，周恩来留下了光辉的足迹，建立了不朽的功绩。然而，他从来都是把一切功劳归功于党的领导，归功于毛泽东的领导；他从来不谈他个人的成绩，从不讲他在历史上的贡献，也从不让别人宣传自己，他说“个人是渺小的，只有党和毛主席伟大，我只不过是一个助手”。
核心领导者是在更大范围内负责全局工作的。尊重核心领导成员就是尊重核心领导者的人格和工作，承认核心领导成员的存在价值。周恩来就是这样做的。
周恩来在指导创作、排练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一再强调要突出毛泽东的领导，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全剧。在建军这一情节安排上，他要求编剧要突出秋收起义。在排练时，根据我军创建的历史事实，有人建议“八一”南昌起义应该专门有一场戏，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说：“在表现我们党抓武装斗争的问题上，要以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为代表，不必再突出别的形象！”但是，全剧总不能越过“八一”建军节啊！最后，周恩来同意在朗诵词里讲一句“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了第一声春雷！”但他坚决不同意把自己的名字放进剧本里。于是，接下去的朗诵词被周恩来改为：“毛泽东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点燃了最亮的火炬。”
除了毛泽东外，“不必再突出别的形象。”这体现了周恩来处处尊重核心领导成员、维护党的领袖的地位、牺牲自我的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省市想把周恩来过去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办成纪念馆，以便对后代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周恩来总是说：“要宣传毛主席，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点具体工作。一切归功于毛主席。”周恩来在延安住过的窑洞，就在毛泽东的旧居旁边，本来已经开放展出，他知道后，立即指示停止开放。1958年秋，周恩来来到岗南水库工地，当他知道修水库要影响西柏坡时，就指示说：“一定要把毛主席住过的地方迁移好。”当时有人提出：“还有周总理住过的地方也要迁移好。”周恩来却对省委负责同志说：“我住的地方不要保留，你们负责监督。”
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周恩来时刻把自己摆在次要地位，不宣传自己，把核心领导突出来，这样既凝聚全党全国人民的人心，也有利于了个人人际关系的处理。周恩来由此获得了核心领导的信任，也享有了崇高的威望。
2.功高不自居多请示汇报
一般来说，核心领导成员领导事务多，工作繁忙，因此作为班子成员应主动向核心领导汇报自己的工作，请示核心领导的意见，这既是搞好工作的需要，也是处理好与核心领导人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在与核心领导相处过程中，自己如果做出了成绩而不骄傲，相反更加谦虚是高超的处世之法。功高不自居，才能和核心领导把关系处理融洽。周恩来在中国革命的建设过程中，呕心沥血，劳苦功高，但是，他功高不自居，依然自居于毛泽东之下，并且向他勤请示，多汇报，乐做助手，较好地处理了自己和党的领袖的关系。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了国共合作新时期。它成为历史转折中的重要关键。对于周恩来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亲身经历事变的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的评价是：当时如果没有周恩来同志在西安，毛主席、党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就很难得到贯彻，内战可能再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初步胜利就无法巩固。周恩来同志为党的革命事业，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周恩来回到了延安，碰见了刚完成剿匪任务回来的同志，一见面，他就高兴地说：“听说你们剿匪胜利回来了！”这位同志说：“我们算什么，副主席这趟到西安才真是打了个大胜仗，你才是胜利回来啦！”周恩来接口说：“话不能这样说，我这个胜仗全靠党中央、毛主席指挥英明啊！”
中国革命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领袖，不能搞多元化，毛泽东在中国人民中的领袖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没有人能替代。周恩来短短的一句话，功高不自居的心态昭然而出，人们在赞叹他无产阶级革命家博大胸襟时，也感叹他处理与核心领导成员关系的娴熟。在中国革命时期是如此，在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也把党的领袖置于第一位，把成绩和功劳归功于他们。
50年代为了建设北京市密云水库，周恩来先后6次亲临视察，帮助施工人员总结经验，及时给予指示。当水库在特大暴雨的冲击下，仍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时，周恩来又陪同外宾前来参观。看到曾汹涌一时的潮白河已经听从人们的指挥乖乖地流进水库，碧波荡漾的水面上，倒映着万里长城的雄姿，陈毅诗兴大发，即席挥毫。水库的负责同志请求周恩来为大坝题词，周恩来却笑着摇摇头说：“密云水库不应由我题词，这个水库的建成，应归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回去向毛主席汇报。”
1959年9月，国庆10周年前夕，天安门广场上一座雄伟辉煌的建筑，经过10个月的紧张施工全部竣工了！周恩来亲自设计的含苞欲放的玉兰花灯，晶光四射，给这雄伟的建筑披上了绚丽的花环。工程负责同志考虑到给这座建筑命名是一桩大事，需要请示周恩来，便拟出一个单子请周恩来命名。周恩来谦逊而郑重地说：“这不能由我来定，要请示主席才行。”9月9日凌晨，毛泽东兴致勃勃地亲临视察，欣然为这座建筑名为“人民大会堂”。有关同志又请周恩来为“人民大会堂”题签，周恩来说：“朱总司令德高望重，‘人民大会堂’应该由他来题写。”在周恩来热情提议下，朱德挥毫题写了“人民大会堂”5个字。这些题字至今成为人民大会堂永恒的珍宝，但是，唯独没有周恩来的一笔一字。
功高不自居，这正是周恩来一贯的工作作风。他每次出国访问，不论路途多么辛苦，只要一回到国内，首要任务就是最迅速地向毛泽东报告，询问主席的健康。即使因工作需要在外地停留几天，他注意向毛泽东报告，请示毛泽东批准，至于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情，他更是注意报告、请示毛泽东和政治局，从不擅权或独自一人越权越位处理。
作为中国人民的友好使者，周恩来每次出访胜利归来时，同志们向他祝酒，他总是婉言谢绝，把取得的成果归功于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并和大家一起举杯敬祝毛泽东健康长寿。1964年，周恩来连续访问了几个国家，飞往昆明，准备稍事休息后，再继续万里行程出访别的国家。一路风尘仆仆的周恩来，顾不得洗刷旅途的风尘、消除精神的疲劳，刚从机场回到住地，就向毛泽东和党中央请示汇报工作。当时许多同志热情祝贺他出访成功，胜利归来。周恩来却谦逊地说：“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和一同出国访问的陈毅副总理积极努力的结果。”周恩来就是这样。功高不自居，勤于请示汇报，既是他为人谦虚的体现，也是他善于处事的才智。
3.摆正自己的位置
尊重核心领导
对于核心领导成员来说，尊重需要的心理比较强。因为尊重是提高领导威望，增强领导控制力和驾驭力，保证工作顺利开展的精神力量。任何一个领导者，如果失去了下级对自己的尊重，那就是失去威望的体现，对群众和部门就会失去号召力、凝聚力，因而也就不可能真正发挥领导者的作用。尊重是相互的。班子成员尊重核心领导成员，不仅是核心领导成员领导的需要，而且也是班子成员获得核心领导成员尊重的需要。这是处理人际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
周恩来对核心领导成员的尊重和关心，为全党做出了表率。他不仅在大的方面注意维护核心领导成员的尊严，而且在小事上也时时处处摆正自己的位置，尊重核心领导成员。摆正自己位置，尊重和维护领袖的威信，一直是周恩来处理与核心领导关系中的一个原则。
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凯歌声中，中共中央从陕北转往西柏坡，毛泽东、周恩来等党中央领导人从陕北转往河北，途经山西。每次出发前，周恩来总是先派人整修道路。每到一处住地，首先安排好毛泽东的住处，并亲自布置检查保卫工作。1947年4月7日，党中央从代县出发，原打算直接到五台山。途经繁峙县伯强村时，突然天下大雪，山路被封，周恩来亲自组织人清扫五台山北麓的积雪。4月9日，从伯强出发，周恩来又提前登程，检查沿途道路情况。到达五台山上2800米的公路最高点鸿门崖时，风大雪厚，坡陡路滑，有的路段步行都很困难，行车更是危险。周恩来在冰天雪地里，顶着刺骨寒风，一直静候着毛泽东。毛泽东的汽车到达后，他和毛泽东互相搀扶着，并肩步行，翻过雪坡，再乘车东进。
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如此，在和平建设时期，周恩来也是一如既往地尊重毛泽东，并以此向全党作出处理自己与党的领袖关系的表率。
有一天傍晚，周恩来外出开会，司机为了节约时间，在前面没有车辆行驶的情况下，加快了速度，很快就到了会场门口。周恩来下车后，发现毛泽东的车子随后也到了，他迎候毛泽东，两人一齐步入会场。事后，周恩来特别嘱咐司机：“我们行车，特别是在夜间，要注意一下前后，如果发现主席的车子后面来了，一定要主动让车。”
除了迎候让车外，在周恩来和秘书中，有一条“特别嘱咐”。这就是周恩来经常嘱咐秘书和警卫人员的：“只要是毛主席找我，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耽误，要立即报告我。就是刚睡下，在吃着饭也要马上告诉我。”但是，当周恩来要找毛泽东商讨党和国家大事时，他总是先问毛泽东的秘书：毛主席是否睡下？如果睡下了，他宁愿等一会儿。每逢他到毛泽东那里去，为了不让汽车声音惊动毛泽东，周恩来总是很远就下了车，轻轻地步行到毛泽东主席办公的地方。
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对同志是很随和的。但是，周恩来在和毛泽东的交往中，却对之敬重有加。无论何时何地，周恩来都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把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始终放在第一位。
4.权重不越位 甘当第二提琴手
在处理人际关系时，与核心领导相处要善于处理好自己的职权。作为一位领导班子成员，拥有一定的权力，要做到权重不越位这一点，才能处理好与核心领导成员的人际关系。
作为共和国的总理，周恩来是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他一方面要对国家、人民负责行使他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又能做到权重不越位，把两者的关系处理得十分好。
周恩来常说：“要有点自知之明，我只能做毛主席的助手，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在与杰出的领导人毛泽东在一起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共同奋斗的伟大进程中，他甘当第二提琴手。
有一次，东海海战发生了突如其来的情况，总参指挥机关为了应付意外，提出了一个方案请周恩来批示。这时，周恩来虽然有病，却仍然一如既往地在为国家大事操劳。得知这个情况后，凌晨3点钟，他亲自打电话给总参机关，对大家说：“你们的意见是积极的，精神是好的，但是超出了毛主席过去规定的原则，我不能批，等天明后，我请示主席再定。”为了使同志们进一步理解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周恩来还在电话里耐心地讲了40分钟，才放下电话。
周恩来就是这样，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考虑国家政策和党的指导思想，他对具体工作总是事必躬亲，不辞辛劳。而一旦需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的，他从来不擅作主张、越雷池半步。1969年9月，我国在进行的核试验中发生了一个特殊情况，国防科委当即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头天晚上还在检阅国庆20周年游行队伍预演的周恩来，在清晨6点多钟，就来到了国防科委，和有关同志一起研究解决办法，并说此事要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为了不影响毛泽东休息，周恩来先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的秘书，关心地问主席已经睡了几个小时。直到毛泽东起床，他马上将此事向他汇报。
周恩来在外事活动中也是如此，从不越职越位，做事凡遇重大问题，他一定要请示毛泽东，一直等到毛泽东复电后才执行。
1954年日内瓦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归国途中访问了波兰，波兰党中央决定给他授勋。周恩来表示此事要请示毛泽东和党中央。他当即给党中央和毛泽东拟了电报稿，要使馆的同志立即发出。
看到这种情况，使馆的同志不解地说：“像这样的事，总理就定下来，回国后再报告中央就行吧！”
但是，周恩来却严肃地说：“这是纪律，不请示主席怎么行？”
结果，直到收到毛泽东同意接受的电报后，周恩来才接受了波兰党中央的授勋。
手握大权，但是周恩来从不越位。对于这，不但党和国内人民敬佩周恩来，就连外国人也深有感慨，美国驻北京联络处第一任主任布鲁斯说：“周恩来总理从青年时代起就是，而且后来一直是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共产主义者。他一生忠于毛主席是毫无疑问的，并且他丝毫没有要篡夺他的领导者的权力的野心。”
5.既不卑躬屈膝也不迷信
在为人处事中，处理与核心领导成员的关系是有一定的原则的。有的人见到领导卑躬屈膝，点头哈腰，这是没有自主性的表现，也是人们所厌恶的看风使舵、抬轿子的做法。用这种方法处理与核心领导成员的关系，与核心领导进行交往，难有好的效果。另一方面，有的人对核心领导的能力、水平出自内心的认同，并且从心底敬佩，从而对核心领导产生迷信、个人崇拜。这样做认识不到核心领导的缺点错误，也跳不出自我的局限，搞崇拜必然也不利于正常人际关系的处理，而且对核心领导者指挥全局工作也非常有害。对核心领导者搞个人崇拜，还能滋生庸俗的人际关系。如阿谀奉承、行贿受贿、拉拢投靠、结派营私等。庸俗的上下级关系是政治腐败、社会腐败的一种表现。并且个人崇拜会给核心领导成员帮倒忙，使核心领导成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形象不佳。一个高明的核心领导成员领导者是不应赞成下级对自己搞崇拜的，而且还要对搞崇拜者进行批评纠正。
无论在什么时候，在对于处理党的领袖的关系上，周恩来历来反对卑躬屈膝、随声附和和个人迷信、个人崇拜，认为这只能滋生庸俗的人际关系，不利于建立正常的上下级关系。早在20年代初，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就提出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领袖，不能“像教徒对神父、牧师那样，只有迷信，即心知其非，口亦不敢言”，而应该一方面服从领袖的指挥，一方面时时监督其行动。周恩来尊重、热爱自己的领袖，并坚决拥护、执行领袖的正确意见和主张，但反对搞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认为个人崇拜只会给核心领导成员帮倒忙，使核心领导成员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从而损害党的领袖的形象。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威望日益提高，全国人民对毛泽东无不怀着敬爱感激之情，有的宣传部门和群众把毛泽东说成是“生而知之”的天才，从小就反对封建迷信的英雄。周恩来针对神化领袖的某些苗头，对青年们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在高度评价毛泽东伟大历史功绩的同时，引导大家正确学习毛泽东，他告诫人们不能“把毛泽东当成一个孤立的神”，“看成一个偶然的、天生的、神秘的、无法学习的领袖”，“毛泽东是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巨大人物”，“跟中国人民血肉相联”。领袖也是人，“毛主席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他之所以伟大，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出来，否定旧的东西；他之所以伟大，更在于敢于承认旧的过去。我们看到在旧社会里有这样的人，乃至在人民统治的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人，一旦有了进步，就觉得自己过去什么都了不起，是‘天生的圣人’，把自己说得简直什么错误都没有，什么缺点都没有。人家这样说他，他也喜欢听，那就危险之至”。他还指出，领袖在党内也要遵守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对“大多数人通过的决定”，“即使有不同意见，组织上还是要服从”。可以说，周恩来正是对于党的领袖者个人有着一个正确的认识和评价，所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征程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毛泽东之下，同时又保持了自我。
在50年代后期，周恩来对党内开始盛行的个人崇拜现象十分忧虑。不神化领袖，首先要恰当估价领袖人物在领导集体中的作用，充分发挥自主精神，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坚持集体领导，坚决反对随声附和看风使舵的不负责任的倾向。周恩来指出：“党的领导是组织领导，不是个人领导”，“个人没有权力领导一切，不管是谁。”他反对一言堂、把领袖讲的话绝对化。他说：“说出一句话来就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伴随着“大跃进”的推行，个人崇拜之风开始蔓延，有的人把毛泽东说的每一句话，不管是在什么场合说的，都当成命令和决定去执行。周恩来对这类情况深为忧虑。
1959年，周恩来主持召开全体会议，由冶金、煤炭、机械、交通、商业等部门的同志谈情况，说问题。散会后，周恩来又把计委和经委的同志留下来开了个小会，就在这个小会上，周恩来意味深长地讲了一段话：“主席对大家的谈话，有时是启发性的，有时是征求意见性的，大家听到以后，不假思考，以为件件都是主席的决定，就照样传达执行，那主席的日子还怎么过法？见了面只好今天天气哈哈哈，或者只有考虑成熟了，一开口就宣布开会。那党内还有什么民主呢！这实际上等于封锁主席嘛！”周恩来的这一席话指明了正确处理与核心领导员关系不能迷信的一个重要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个人崇拜在党内盛行，有的人对毛泽东的每一句话都视为经典，不加思考，就传达、贯彻、执行。有一次，毛泽东说一句：“谁说江南无煤？我的家乡就有。”他本来是针对有的人认为江南无煤，只好依靠北煤南运的观点而说的，可有的人就不假思索地传达、执行，真的在毛泽东的家乡挖起煤来。最后虽然也挖出了煤，但投资大、效益很低，浪费严重，只好作罢。更有甚者，林彪等一些别有用心的野心家利用党内这种不正常的现象，鼓吹“毛主席是天才”，说毛泽东的话字字句句都是真理，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这实际上是使毛泽东与人隔绝，架空毛泽东，借毛泽东之名以售其奸。对于林彪提出的“顶峰论”、“最高指示”这一类言词，周恩来也是听不顺，看不惯的。为此，他多次同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谈过，也和林彪交换过意见，认为这些词“应当力求科学、准确、恰当”。
当林彪、江青一伙为了迷惑群众，大搞形式主义，制造过多的毛泽东的像章，发行过多的毛泽东著作时，周恩来不客气地批评：“城里有些人有上百个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这不是浪费吗？”“现在毛主席像章越做越大，铝材用得很多，物资部一发就是5000吨，现在收回没有？应由物资部下命令收回。”他还指示“今年计划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可以考虑少出一些，节省一些原料转产别的东西，如节约纸张就能节约一些碱搞肥皂。”
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对当时盛行的个人崇拜无疑是泼了一盆冷水。
对核心领导成员领导应当尊重，但绝不应该迷信和个人崇拜。崇拜来自宗教迷信。远古时代，人们对未被认识、难以驾驭、受其摆布的自然、外在力感到恐怖和困惑，为了从精神上得到解脱，才出现了对日月星辰，风火雷雨作为偶像加以崇拜的现象。个人崇拜是不科学的，是愚昧落后的意识。我国和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对领袖人物搞个人崇拜，使国家、民族、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尚且不应搞崇拜，那么对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来说就更不可以搞崇拜了，否则，对人对己对事业都是有害的。
卑躬屈膝和个人崇拜都不能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为人处事能力低下的体现。因此，在与核心领导相处过程中，一个有崇高人格的、善于为人处事的人应该学习周恩来的这一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