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白崇禧 八桂骁将的狂傲与失策
发迹广西的白崇禧才是新桂系的灵魂人物。新桂系骁勇善战既为蒋介石所用，又为蒋介石所惧，削弱与反削弱的斗争从未停止。但“小诸葛”企图割据一方实属不自量力。数次倒蒋两度逼宫，惨败后却选择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结局可想而知。
姓名字号：白崇禧 字健生
籍贯：广西桂林县南乡六塘山尾村民族：回族
生卒年月：1893年3月18日—1966年12月2日 卒年73岁
毕业院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军衔：陆军一级上将
最高军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训部部长、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
军阀派系：桂系新军阀第二号人物
生辰八字：癸巳 乙卯 癸丑 乙卯
属相：蛇
命相：家门隆昌精神爽，博得名利星月朗。权威智谋机周全，终是天下富贵翁。意气用事，人和必天。如能慎始，必可隆昌。功威智谋，名闻天下。有坚定的意志必能成就大业，博得名利双震天下之格。但过于武断，以致选错合作对象或用错人。恐反误事，老来凄苦。
个人爱好：打猎、下围棋。
家世：
始祖——伯笃鲁丁，阿拉伯人，来自中亚，信奉伊斯兰教。元朝进士，曾在粤西任廉访副使，定居于南京。
第2代孙——伯永龄，曾于明朝洪武十三年带兄弟赴粤西任职，后定居桂林。官名伯龄（因明代禁止臣民采用外姓，遂改家族姓“伯”为“白”）。
第15代孙——白榕华。乾隆间进士，曾任四川开县知县，茂州知州，直隶知州，后定居于桂林南郊的山尾村。其后裔白佩中过举人，白玉中过秀才。
第18代孙——白志书，白崇禧之父。曾跟随白石先生学习，因受到先生惩罚弃学从商，开设“永泰林”店铺，经营杂货，家境还算富裕。35岁娶“马全记”长女为妻。
第19代孙——白崇勋、白崇伦、白崇禧、白崇祜。（另有二人夭折不计。同辈姐妹有：白年妹、白德贞、白三妹。）
1898年——入私塾学习。
1907年——入桂林陆军小学堂。
1911年——被保送进武昌陆军预备学校。
1915年——升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1917年——入广西陆军第一师第三团任少尉见习官。
1918年——晋升为“广西陆军模范营”上尉连长。
1921年——升任田南警备司令部第一营营长。
1923年——被任命为“广西讨贼军”参谋长。
1924年——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同年，加入国民党。
1925年——广西统一，白崇禧成为新桂系首领之一。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之职。
1927年——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后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同年，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
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白崇禧败亡海外。
1930年——在中原大战中出兵支持冯玉祥和阎锡山倒蒋，失败。
1931年——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2年——出任广西绥靖副主任。
1935年——被授予陆军二级上将。
1936年——以“抗日救国军”名义参加反蒋，失败，史称“两广事变”。
1937年——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部长。
1938年——与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会战，取得在国军抗战中的首次重大胜利。
1940年——指挥桂南战役，在昆仑关两度挫败日军，为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
1945年——当选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同年，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
1946年——任国民政府国防部部长。
1947年——兼任九江指挥所主任。
1948年——任华中“剿总”司令。
1949年——其率领的桂系败亡。
1952年——原先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常委员”之职被撤，只剩下“国大代表”、“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等空衔。
1966年——在寓所离奇死亡，死后身体发绿，口吐白沫，卒年73岁。
八桂子弟北伐中异军突起
在山水甲天下的广西桂林，自古以来文人墨客层出不穷，到了20世纪末，却出了两位驰骋疆场的将帅，他们一个是李宗仁，另一个就是白崇禧，而且两人同县同乡，年龄也仅仅相差3岁。
白崇禧能进入军校，成为一名武将，年少时颇费了一番周折。
白崇禧5岁入学，可谓天赋过人，《三字经》、《五言诗》、《千家诗》过目不忘，深得老师赏识。但由于父亲早逝，家境困难，白崇禧小学毕业后，只得回家务农。
14岁，白崇禧已经有了个人主见，好男儿志在四方，他决定外出求学。在桂林陆军小学堂的考试中，考生1700名，白崇禧以第6名的成绩被录取。
但一场大病改变了白崇禧从陆小，到直接升入陆军预备中学，到保送保定军官学校，到冲任下级军官，这样一条乱世中通往飞黄腾达的人生之路。
病愈后，白崇禧考取了桂林初级师范。在他深深慨叹与军校失之交臂的时候，命运之神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通往成功的幸运之门。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派重兵围攻武昌和其他宣布起义的城市，各地革命党人纷纷组织人马支援，白崇禧热血沸腾，立刻报名参加了“广西北伐学生敢死队”。
——这是白崇禧一生走上军旅生涯的开始。由于参加学生敢死队，得以进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并升入当时的中国军界最高学府——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与原来的桂林陆小殊途同归！在这里，白崇禧与黄绍竑、夏威等人成了同学。而在1917年毕业后回到广西，又与黄绍竑同时成为了广西陆军少尉见习官，并同时加入模范营，同时于第二年晋升为该营上尉连长，以致以后数十年配合作战，相处默契。
广西陆军模范营是桂军的精华，集中了大部分军校毕业的军官。白崇禧初到模范营，便以铁腕、智谋与魄力，初步展示了他的军事才干。
1919年，模范营奉命开赴扶南剿匪。广西西南左、右江地区匪患严重，而扶南县为重中之重。但旧桂系军阀陆荣廷与广西督军谭浩明皆出身绿林，又是郎舅至亲，其剿匪政策一贯是招抚，而非剿灭。白崇禧认为这正是匪患猖獗的原因。斩草务必除根，在请示不得批准的情况下，他决定独断专行，先斩后奏。他以一连之兵力，深入匪穴，招安强悍惯匪80名，施计将他们一一捆绑起来枪毙。
第二天，白崇禧向模范营营长马晓军报告时，马晓军闻讯色变，深感白崇禧闯了大祸。但白崇禧很坦然，表示愿承担全部责任。马晓军上报后，上峰见已既成事实，便未予追究。于是，模范营对土匪采取严厉手段追剿，太平府各道县匪患为之肃清。模范营剿匪有功，得以扩编为模范团，马晓军升任团长。白崇禧后来回忆说：“从此招抚政策改为进剿政策。这是广西清乡剿匪史上一件大事，由我这样一个小小连长创始。”
1920年，白崇禧随团赴百色禁烟，团长马晓军、团副黄旭初，以及黄绍竑、夏威等连长均被当地商会及烟帮头子收买，白崇禧不为利益所动，坚持严厉禁烟。烟帮头子企图赶走白崇禧，煽动新兵“兵变”，白崇禧及时追缴平叛，受到嘉奖。
1921年第二次粤桂之战后，旧桂系军阀被彻底摧毁，陆荣廷、沈鸿英兵败出逃，广东军政府任命马君武为广西省省长。马省长鉴于广西混乱局面，采取收编政策，委任刘震寰为桂军师长，马晓军为田南警备司令，所部从此脱离与旧桂系关系。
马晓军在百色对部队进行扩编，任命白崇禧、黄绍竑、夏威分别为第一、二、三营营长。不料旧桂系刘日福一方面表示与粤军合作，一方面伺机报复，乘马晓军部不备，偷袭成功，白崇禧跳城逃走，被迫入黔。后来收拾残部反攻，在雨夜出巡中不慎坠崖，造成左腿骨折，只好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白崇禧带兵身先士卒，善于鼓舞斗志，又战术多变，指挥有方，很快打败数倍于己的刘日福部，夺回失去阵地。但因腿伤延误治疗，以致左腿落下终身残疾。在白崇禧赴广州医治腿伤期间，旧桂系复辟，马晓军被俘。白崇禧分析当时形势，对黄绍竑说：“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二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三是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之革命政府。北洋军阀是我们所厌恶，联省自治非统一全国之良策，因而只有走第三条路，即归附广州革命政府。”
黄绍竑对此深表赞同。1923年5月，白崇禧在石龙谒见孙中山先生，报告了广西参加革命的决心，并申述广西对统一革命的重要性。孙中山先生也以先统一两广再统一全国为上策，即委任黄绍竑为“广西讨贼军”总指挥，白崇禧为参谋长。孙先生握着白崇禧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无枪、无粮、无饷，只有三民主义。”白崇禧立刻表示：“广西统一不需要孙公的物质支持，所需者仅是革命之主义与信仰而已。”从此，黄绍竑、白崇禧等热血青年，带领八桂子弟加入了革命阵营。
回到广西，白崇禧亲赴桂平说服李宗仁参加讨贼军，组成“定桂讨贼军”，白任“定桂讨贼军”前敌总指挥兼参谋长。这是李、白首次相见，两人相谈默契，成为后来长期合作的良好开端。
随后，广西形成了以陆荣廷、沈鸿英、李宗仁（和黄绍竑、白崇禧）各为一方的三足鼎立的局面。但是，要消灭旧桂系的陆荣廷、沈鸿英等部绝非易事，陆、沈盘踞广西多年，其势力之强大，绝非白崇禧他们可比。但陆荣廷与沈鸿英历来不和，白崇禧提出“连沈打陆”的战略，并借重粤军，于1924年6月攻克柳州，将陆荣廷部消灭殆尽。又经过半年多的恶战，终于将沈鸿英赶出广西。白崇禧率部追至湖南，于1925年6月全歼沈军。在与旧桂系的搏杀中，白崇禧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才能，获“小诸葛”美称。
广西统一后，新桂军正式取代旧桂军在广西的统治。1926年3月，两广统一，新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为军长，黄绍竑为党代表，白崇禧为参谋长兼第二旅旅长。7月9日，广东革命政府正式誓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白崇禧应蒋之邀任北伐军副总参谋长，代理总参谋长之职，随北伐军总司令部经湘、鄂入赣，一路上统筹全局，指挥作战。
此间，曾多次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著名的汀泗桥之战，就是在弹药缺乏、敌众我寡的形势下，直冲敌人阵地以白刃肉搏的作战方式大败吴佩孚的。战前将领们请求补充弹药，白崇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他擅长鼓舞士气，他鼓励将领们说：“缺乏子弹只好用刺刀冲锋！革命军补给靠前方，不能靠后方。打败敌人，敌人之装备，便是我们之补给。何况打下武汉，汉阳之兵工厂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结果激战4天，吴佩孚的军队全线崩溃。
攻占江西后，白崇禧筹划略取上海、南京。1927年1月，白崇禧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第一、三纵队，与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的第四、五、六纵队配合，入浙迎战孙传芳、张宗昌部。他运用声东击西等战术，先后占领杭州、宜兴、吴江等地。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高潮中，白崇禧进驻上海龙华，兵不血刃地拿下上海，兼任上海警备司令。在四一二政变中，白崇禧充当蒋介石的帮凶，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成为此次反革命政变的指挥者与执行者。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于1927年8月在内讧中下野。南京方面重新组织成立军事委员会，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成为常务委员。
此时，孙传芳乘南京内部不稳定之机，率残部6万余人渡江，在龙潭一带集结。白崇禧赴沪公干返宁，被阻于无锡站。他立即调集军队，就地指挥。电令驻扎沪杭一带的卫立煌部、刘峙部火速回师增援，李宗仁、何应钦也分别率部赶往龙潭。三路大军包围了孙传芳部，激战6个昼夜，将敌军全部歼灭。
事后白崇禧说：“龙潭之役在北伐中是最重要的一仗，”一旦失败。“不但江、浙、闽、赣、皖五省重归孙传芳，其他抱游离态度之友军，更远离革命军……龙潭之役是北伐大业成败之极大关键。”
蒋介石重新上台后，1928年4月5日，“二次北伐”开始，白崇禧仍充当先锋，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与其他三个集团军配合作战。在张作霖逃往关外后，白崇禧率三路大军围剿盘踞冀东的直鲁军张宗昌，并于9月23日歼灭此顽匪。
北伐战争结束后，年仅33岁的白崇禧成为与蒋、冯、阎、李平起平坐的风云人物。
倒蒋与逼宫的胜负与成败
短短两年间，新桂系驰骋两湖，转战京津，实力扩展到8个军2个师，由一个地方实力派系发展到影响全国的政治派别，其势如日中天，屡建战功的白崇禧等人也不免居功自傲。没想到，此时的蒋介石已萌生灭桂之心。
四一二政变不久，蒋介石就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新桂系的计划。但何应钦与白崇禧私下素有往来，不想无故翻脸，同时由于当时蒋桂力量不相上下，没有把握成功。因此，何应钦未予执行。
白崇禧等人得知蒋介石的阴谋后，立刻联合各方面反蒋势力，企图逼蒋下台。而蒋介石因徐州失守，以处决王天培来推卸自己亲临督战之责，使各路将领甚为恐慌，同时对蒋大为不满，因此加速了何、白串通一气。
当时宁汉对立，蒋介石坚持主张西征讨汉，非先定武汉不能继续北伐。并在8月初举行的中央执监委员会上，命令白崇禧出兵与武汉作战。白崇禧持异议历陈不可，主张先和汉后北伐，公开顶撞蒋介石。令蒋介石大出意外，愤然说：“这样，我就走开，让你们去和好了。”白崇禧并不在意，而是说：“此时为团结本党，顾全大局计，总司令离开一下也好。”蒋本来是要挟逼白退让，不料白顺势逼宫，一时没了主张。作为蒋介石嫡系，何应钦此时低头不语，事实上就是表示同意。李烈钧也表示同意，李宗仁说：“请总司令自决出处。”在这种局面下，蒋介石已无退路。
8月13日，蒋介石发表“辞职宣言”，李、白逼宫之势形成。但当第二次北伐成功后，重新上台的蒋介石立刻要求各集团军“奉还大政”、“归命中央”，借编遣之名排除异己，削减桂、冯、阎的军队。蒋介石此举必然遭到各派反对，谈判桌上摆不平的只有付诸武力。首先爆发的就是蒋桂战争。
1929年2月，李宗仁以武汉分会主席的名义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的职务，并下令桂系夏威、叶琪两师进入长沙，赶走鲁涤平，公开向蒋介石示威。蒋介石一方面下令“彻查桂军侵湘事”，一方面采取收买分化的方式，携巨款策动被李、白收编的部下，使桂军师长李明瑞、杨腾辉阵前倒戈，桂系被迫撤出武汉。而当时李、白、黄均不在两湖，对武汉战场鞭长莫及。
与此同时，蒋介石派唐生智讨伐远在河北的白崇禧。唐在塘沽登岸时，到处张贴“打倒白崇禧”的标语，以致白在河北军中无处藏身，不得不化装为贵妇人登船逃走。随即被蒋介石的特务侦知，蒋即刻命令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到吴淞口外拦截，并指示“务将该逆搜出，解京究办”。幸好熊的秘书将此消息密告李宗仁，李请许崇智设法营救，许崇智致电日本关东军司令宇都宫，在轮船到达吴淞口前将白崇禧接走。白崇禧终于得以死里逃生。
3月26日，蒋介石将白崇禧开除国民党党籍，并撤销其本、兼各职。此后，为争取主动，白崇禧等人在梧州打出“护党救国”的旗号，率军进攻广东，企图打破蒋介石的部队对广西的包围。但由于双方兵力悬殊，桂系再度失败，退回广西。
此后，李、白、黄数次倒蒋，均以失败告终。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发兵倒蒋，中原大战爆发。桂系积极响应，白崇禧任反蒋第一方面军总参谋长，率军挥师北上，直逼鄂境。但由于其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只能配合阎、冯作战。蒋介石首先派粤军切断桂军与后方的联系，而阎、冯在中原作战缺少配合经验，桂军随即溃败。蒋介石各个击破，中原大战以冯、阎与李、白失败而告终。
1931年2月，粤系首领胡汉民因批评蒋介石的独裁政策被囚禁，激起各派反蒋人物的愤怒，汪精卫、陈济棠在广东成立了反对派政府，粤桂尽释前嫌，再度联手，组成粤桂军事联盟，桂军被编为第四集团军，李、白分别任正副司令。双方未来得及开战，九一八事变爆发，在全国上下一致要求抗日的呼声下，宁粤议和，白崇禧被恢复党籍，并被选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但蒋桂战争并没有结束。
1936年，李宗仁公开发表“焦土抗战论”，指责南京政府“不作为”。“焦土抗战论”的主题就是要求蒋介石不要致力于剪除异己，而应该联合各方力量抗日。而蒋介石则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坚持统一全国之后才可全力抗日。为此，蒋介石派人游说广东陈济棠，企图与陈济棠配合一举消灭新桂系。陈济棠担心唇亡齿寒，一旦新桂系被消灭，粤系亦难幸免于难，于是再次联桂反蒋。
5月，胡汉民病逝，蒋介石企图趁机分裂两广，然后各个击破。粤桂两军打出“抗日救国”的旗号，出动30万人马，抢先进攻湖南，企图夺取南京政权。这就是两广事变。但蒋介石在广东培养反陈势力多年，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率先通电倒戈，随后陈济棠之广东空军在司令黄光锐的率领下全数北上投蒋。陈济棠黯然下野，事变以失败告终。后经黄绍竑（中原大战之后投靠蒋介石）、程潜出面调解，蒋、桂再度消除分歧。
李、白最后一次倒蒋是在1949年，此时国共战局胜负已定，蒋介石已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李宗仁、白崇禧再次逼宫，使蒋介石第三次被迫下野，李宗仁登上代总统宝座。此次倒蒋应该说是成功的，尽管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不久“复位”，但李、白此举无疑推动了蒋介石政权在大陆覆亡的速度。
抗战中运筹帷幄一展雄才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致电白崇禧，邀请白出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白崇禧与李宗仁、李品仙等人商量去不去，众人唯恐发生不测，均表示反对。回家后白崇禧征求妻子马佩璋的意见，马佩璋冷静地告诉白崇禧：还是你自己决定吧。于是，白崇禧飞往南京。此次，蒋介石是诚心诚意邀请白崇禧出山的。“用兵之要，先择于将臣”，麾下有此治军能将，胜过雄兵百万。日本报纸对此大加渲染：“战神到了南京，中日之战终不可避免。”
白崇禧出任副总参谋长后，参与了各阶段国民党军对日作战计划的制定，并参与指导、指挥了或直接指挥了若干重大战役。
1938年3月24日，白崇禧飞往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台儿庄战役。其间，白崇禧经常深入阵地视察，与各军、师高级将领联络，听取汇报，了解敌情，交换意见。并深入阵地前沿，代表蒋介石向官兵们表示慰问，极大地鼓舞了官兵的斗志，令士气大增。台儿庄战役中，我军歼敌过万，取得了国军抗战中的首次重大胜利。捷报传来，全国一片欢腾，行都武汉万人空巷，游行队伍用卡车载着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画像，欢呼庆贺。
6月中旬，武汉会战拉开序幕。日军集结海、陆、空35万兵力，我方投入兵力达100万，在长江沿线分五路展开激战，战线扩及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四省数千里。其规模之大，在抗战所有战役中空前绝后。
白崇禧得以直接指挥武汉会战，完全事出偶然。6月中旬，李宗仁脸上枪伤复发导致右眼失明，不得不离开战场去武汉就医。白崇禧奉命就职，统率江北23个军，在大别山一带阻击敌人。根据军委会部署，此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消耗日军力量，为我方赢得时间，以达到长期抗战的目的。在这场长达4个半月的战役中，我方歼灭敌军近20万，另有15万日军在会战中病倒。仅长江南北两战区，便打死打伤敌陆军5万以上，击沉敌舰百余艘，击毁敌机百余架，其战略进攻势头已经大大减弱，迟滞了日军的侵略步伐，持久消耗敌人的目的已经达到，使日军“速战速决”占领中国的计划彻底破产。此间，白崇禧作为总指挥官，殚精竭虑，运筹帷幄，为达到此次战役的战略目的奠定了基础。
10月24日，军委会宣布全线撤退。当晚，白崇禧告别李宗仁，乘车前往长沙。途中吉普车抛锚，白下车等候司机修理，适逢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途经此地，见白站在路边，随即停车下车，对白说：“健生兄，敌人骑兵的先头部队已经离这里不远了，留在这里很危险。”并约白与他同乘一车去长沙。白崇禧犹豫一下便上了周恩来的车，一路上两人相谈颇多。谈到红军长征，白崇禧说：“你们（红军）未到广西，我很感激。”周笑笑说：“你们广西的做法，像民众组织、苦干穷干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
早在徐州会战时，白与周便有所接触。周恩来曾向白崇禧建议，津浦线南段应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从侧面困扰和打击敌人，白认为有道理，并与李宗仁取得一致看法，由江北新四军与国军三十一军配合，开展游击战和运动战，以此牵制敌人。台儿庄战役北动南不动概源于此。此间，白崇禧通过周恩来得到一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仔细研读后，深有感触，并总结出两句精华：“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白崇禧将这两句话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通过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军，作为对日作战的最高战略方针。
中国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1938年11月，蒋介石决定增设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桂林行营，统一指挥第三、四、七、九四个战区，任命白崇禧兼任桂林行营主任。12月3日，白崇禧在桂林宣誓就职。
在此任职期间，白崇禧相继指挥了南昌战役、长沙会战、桂南会战。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的桂南战役中，白崇禧亲临炮兵阵地督战，两度收复战略要地昆仑关，全歼日军第五师团的第四十一、四十二两个连队及一个炮兵连队，击毙日军第五师团十二旅团长中村正雄，日军死伤约8000人，为抗战以来攻坚战的首次胜利。白崇禧在评点这次战役时说：“抗战以来，国军曾于台儿庄、长沙二次会战，以攻势防御战略击退敌人。若论攻坚胜利，则以昆仑关之役为首次。”
昆仑关大捷之初，白崇禧因指挥有功，获颁“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但后来未能达到蒋介石要求的夺回南宁并将日军逐出广西南部，因此，自白崇禧及以次十多名高级将领，或受降级处分，或撤职留任，或撤职查办，或交军事法庭会审，桂林行营也由此撤销。
作为一名优秀的军事指挥家，白崇禧在每次战役之后，都会及时总结我方在战略战术上的得失、敌方所用战略战术及其优点与劣点，并据此作出破敌战术的对策，在指导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而白崇禧身兼数职——在任职副总参谋长的同时，兼任军训部部长、校阅部主任委员、航空委员会委员等要职，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对抗战时期的部队军训以及部队军事教育投入了一定的精力，对空军发展十分重视，认为空军发展首先要从教育入手。1939年在对成都空军部队校阅之后，白崇禧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三点建议：一、设立空军幼年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以培养青少年“冒险犯难之精神”。此建议当即被中央所采纳，并很快在四川灌县创建幼年空校。二、设立空军军事学校。三、成立空军通讯兵学校。此二条亦被军委会采纳。白崇禧也因此获一等空军荣誉勋章。
在八年抗战中，白崇禧“一面与敌作战，一面加强训练，融讲堂、操场、战场于一体”，因而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于抗战胜利之后写成《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游击战纲要》两部专著，认为“战争之关键，不全在武器，而仍在人之因素”；“今日之战争，乃全面战、总体战，军事必须与政治、经济、文化配合，始能获致最终之胜利。”其理论不无科学道理。抗日战争胜利后，白崇禧被授予陆军一级上将。
“守江必守淮”的对与错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自恃拥有400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一方面挑起内战企图消灭共产党，一方面着手削弱国民党内部其他派系的力量，而首当其冲的便是对其威胁最大的新桂系。在将任北平行营主任的李宗仁架空之后，第二个需要夺去兵权的便是白崇禧。
1946年6月国共开战后，白崇禧被派遣东北督战，指挥国民党军在四平击败林彪所部。据说当时白崇禧已作出消灭东北解放军的全盘计划，并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非但不予采纳，而且将白调离东北战场，回到南京中枢，升任国民政府第一任国防部长。
这是白崇禧一生军旅生涯中的最高职位，但蒋介石采取明升暗降的方法，将白崇禧高高挂起，连最基本的作战汇报会都不让其参加。而升为参谋总长的陈诚则直接上对蒋介石，下统陆海空三军。身为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因此颇多怨言。
1948年春，李宗仁决定参加副总统竞选，从北平致电白崇禧，并请转告蒋“探其口气”。白崇禧夫人马佩璋从不过问白的公事，唯独对此事极力反对，要健生“看清楚，德公不是副总统的材料”。白对此也持反对态度，认为此举会影响蒋桂关系。“即或侥幸获选，恐亦遭猜忌；不幸而失败，更何以善后？”但无论白崇禧怎样劝说，李宗仁主意已定，白崇禧出于多年兄弟并维系桂系团结的考虑，只得出面为李助选。
李宗仁于5月当选副总统后，6月，蒋介石便免去白崇禧国防部长之职，改任“华中剿匪总司令”。此时，国共战场上局势已发生变化，国民党优势正在逐渐消失。白崇禧出于战略角度的考虑，提出“守江必守淮”，“华中剿总”设于蚌埠的建议。他认为，华中只能设一个战区，以重兵运动于江淮河汉之间，以期兵力能够集中使用，非如此不能完成守淮守江的任务。但如此一来，白某人岂不兵权更重？因此蒋介石断然拒绝。
而白崇禧认为，中原地区设两个战区，一旦发生战事，缓急不得相顾，如此用兵，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坚辞不就，赌气返回上海家中去了。无论蒋介石如何力劝，白始终无所表示，最后连蒋介石电话都不接听了。白对朋友发牢骚说：“主席左右颇有言军阀抬头，桂系谋起。当李德邻竞选成功之前夕，主要言语陈立夫，谓如一把刀插到胸内，今日白某不要再来一把。”后来蒋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赴沪劝说，无功而返。蒋只好请桂系出身的黄绍竑（时任检察院副院长）前往上海游说。黄正想给蒋制造麻烦，认为一旦把蒋扳倒，天下就是桂系的了，当天便赶到了上海。一见面白崇禧便表示，如果是那个人让你来的，最好免开尊口。黄却说，你在南京那么久，无异于关在笼子里的鸟，现在笼子打开了，你还不赶快远走高飞？武汉进可攻，退可守，何不趁此机会抓点军队，特别是要抓回广西的老本。一旦时机成熟，可以和共产党单独言和，逼蒋下台，由德公出来代理总统。不要把本钱都陪着那个人输光了！
白崇禧茅塞顿开，随即返回南京，于6月28日在武汉就任“华中剿匪总司令”之职。
10月，辽沈战役败局已定，国民党在军事上优势尽失。时任国防部长的何应钦感到淮海战役可能随时展开，提出由白崇禧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两个“剿总”的所属部队，并对蒋介石说“只是暂时的措施”。不料，蒋介石为了表示对白崇禧的信任，竟然坚定地说：“不要暂时的指挥，就叫他统一指挥下去好了。”
这本是白崇禧当初提出的计划，如今何应钦旧事重提，白崇禧一口答应，并于10月30日由何应钦主持的国防部会议上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但在第二天继续召开的国防部会议上，白崇禧却突然变卦，坚决不肯统一指挥两个“剿总”。何应钦虽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何、白一向私交不错，特别是出于共同对付陈诚的目的，两人走得很近。此次由何推荐，白本不该推辞。当时在场人推测，白崇禧此举不是故意看蒋的笑话，就是担心蒋做下圈套，于会战失败后诿过于他。
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大家才明白白崇禧之变事出于李宗仁。当30日晚上白崇禧去看望李宗仁时，两人分析了当时的战局。当时沪宁一带和谈声浪兴起，未来尚不可测。其次，白若就任两“剿总”指挥，势必要迁往蚌埠，华中地盘将被迫放弃。其三，蒋介石一贯越俎代庖，徐州那些蒋的嫡系部队势必听命于蒋，一旦如此势必导致失败。同时，李宗仁向白透露了美国“弃蒋扶李”的计划。李与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一直联系密切，此消息来源当属可靠。于是，白当即打定主意，还是在武汉静观其变为好。此时，李、白已萌生坐山观虎斗，一旦时机成熟另起炉灶的想法。
淮海战役打响后，蒋介石电令白崇禧，将华中“剿总”所辖黄维兵团和张淦兵团调到津浦段参战时，白为了保存实力，只同意调走蒋介石的嫡系黄维兵团，坚决反对调走桂系张淦兵团。而当黄维兵团被解放军包围时，蒋介石再次电令白崇禧，调其驻扎河南的张淦的第三兵团驰援，如此黄维兵团便不会陷入孤立无援之绝境。但白仍拒绝张淦兵团出兵。
无奈，蒋介石只得将驻扎鄂西的部队调往蚌埠。但第二十八军、第二十军先后到达汉口时，白崇禧又在情报和运输上设置障碍，阻挠其通过武汉，并给国防部打电话说：“你们把部队都调走了，武汉还要不要？”尽管后来经过多方斡旋，白崇禧终于放行，但所耽误的时间已无法弥补。
不久，蒋介石又下令其精锐部队第二军开往南京。第二军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极强。当第二军的先头部队抵达汉口准备装船时，白崇禧再次派兵阻挠。老蒋亲自打电话，两人在电话上争吵半小时之久，蒋指责白不服从命令，白说：“合理的命令我服从，不合理的命令我不会接受！”气得老蒋大骂“娘希匹”。
顾祝同等人为避免与白崇禧公开决裂，经与蒋介石商量，决定采取折中办法，将第二军一个师留守华中，另外三个师调往南京。白崇禧对此不置可否。但在双方争吵过程中，淮海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崩溃。国防部经商议最后决定，第二军仍由白崇禧指挥，留守华中。
标志着蒋、白关系白热化的，是白崇禧的第二次逼宫。12月底，白崇禧从武汉先后两次给蒋介石发“亥敬电”、“亥全电”，建议蒋介石与共产党停战议和，并联络湘、鄂、赣、豫、川、桂等省，先后给蒋介石发表通电，要求其“对个人进退问题做一明快决定，免误和平谈判”。在南京的李宗仁也遥相呼应，给蒋介石施加压力。
在李、白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第三次辞职下野。
3月，白崇禧派刘仲容北上与中共接洽和谈，提出与共产党“划江而治”的要求。4月上旬，刘从北平返回，报告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决定：无论战和，人民解放军都要渡江。中共本有“联桂反蒋”之意，但白崇禧自恃有三四十万能战之兵，在西北、西南尚有半壁江山，只要共产党不答应“划江而治”，便准备反共到底。
为了破坏和谈，坚定白崇禧和共产党对抗到底的决心，9月下旬，蒋介石在广州邀见白崇禧。见面时，蒋介石一番恳谈，不仅对白的反共行为大肆吹捧，而且极富感情，可谓“推心置腹”，令白大为感动，其后对李宗仁说：“这次蒋先生倒很诚恳。”
由于白崇禧没有和谈诚意，以致错失戴罪立功之良机。1949年4月21日，解放军百万雄师渡过长江，一路势如破竹。随着衡宝战役重创桂军主力，在其后的广西战役中，将白崇禧、李宗仁经营多年的桂系武装，一起连窝端掉。
张汉卿第二的“坦然”生活
12月上旬，桂系部队在广西境内被全部歼灭后，白崇禧赖以生存的老本已经输光，也已经没了立锥之地。由于他屡次拒绝中共的争取，留在大陆的道路已被堵死，摆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第一是去台湾“归队”，第二是像李宗仁那样，移居海外。
12月10日，两位不速之客抵琼来到白崇禧住处，他们是“陆军副总司令”罗奇与前军政部军需署长陈良，陈良带来了黄金数万两，说是清还所欠华中部队的军饷，罗奇则是奉蒋之命请白赴台与蒋“共商善后”的。并暗示白崇禧，蒋有意让其出任“行政院长”之职。这对白是极具诱惑力的。当然，白心里清楚，他现在无一兵一卒，光杆司令一个，老蒋与他“共商善后”是假，到台北“劝进”是真。因为蒋介石早已迫不及待地要复位了。
尽管如此，白崇禧还是不放心，随即派李品仙飞台谒蒋，刺探蒋之真实意图。李到台后不久即回电，说蒋介石真心请白出来“组阁”，蒋介石的敦促电报也随之而来。
白崇禧临行前，其多年至交“立法委员”何遂劝其慎行，白说：“我自追随蒋公北伐以来，殆逾二十载，既处遇顺境，亦处遇逆境，一生一世历史第一，我必对历史有所交代，生死利害，在所不计，君勿为此喋喋也。”
12月30日，白崇禧乘机抵达台湾。
白崇禧到台湾之后，立刻明白了蒋介石的所谓“共商善后”以及“行政院长”的允诺，都不过是甜蜜的诱饵。心里难免惴惴不安。但还是在台南盖了两栋房子，将家眷20多人从香港接到台湾，包括大哥、二哥、四弟和二妹，让亲属们住在两幢大房子里，他自己一家住在台北一幢旧式平房中。
白崇禧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十分明确。当时台湾一片混乱，经济落后，物质生活贫乏，很多人到台后又悄悄去了美国、日本、泰国或香港等地，而他却把亲属从香港全部搬到台湾，尽管很多朋友对此举甚为不解，但白知道，蒋介石当会看明白，他此时对蒋介石的效忠何等死心塌地。
尽管蒋桂争斗多年，特别是在淮海战役中白对蒋的公开对抗，在蒋陷入危机时的再度“逼宫”，令蒋介石衔恨至深。但白崇禧自负地认为，蒋介石不会甘心偏居一隅，其“反攻大陆”时还要靠他统兵打仗，同时，他还是蒋介石用来牵制李宗仁的一颗棋子，对于蒋介石来说，他还有利用价值。因此，他觉得至少不会在近期有身家性命之虞。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之公意”为辞“复正大位”。此前，白崇禧特致电李宗仁：“望公不持反对态度，以期留有余地。”但李宗仁在蒋介石宣布复职的当天下午，即在纽约举行记者招待会，抨击蒋介石的“复职”为“违宪”。为向蒋介石表忠心，白崇禧随即又写了一封信给李宗仁，指责其不应与蒋对着干。
蒋介石复职后，开始清算大陆失败的责任人，其有的被枪毙（如陈仪），有的被判刑（如李玉堂），有的被“驱逐”（陈立夫），有的被挂起（陈果夫等）。至于桂系的李、白二人，毫无疑问是导致大陆江山易主的“罪人”。蒋介石曾想“引渡”李宗仁回台湾治罪，但考虑到美国不会答应，反而会弄巧成拙造成负面影响，只好作罢。而李宗仁在美国，白崇禧就成为了美国人以及舆论关注的对象。握在手里却不能动他，这让蒋介石恨得咬牙切齿。他给白起了个“老妹子”的代号，将其列为头号政治敏感人物，派特工24小时严密监视，并为此在白家对面设了个派出所。
白崇禧立刻“心领神会”，主动配合，一方面减少外出活动，一方面在外出中为对方监视提供方便。有一次乘车外出，跟踪的吉普车半路抛锚，白崇禧即命司机停车，并派随从去告诉跟踪的特工，让他们不要着急，慢慢修车。特工人员为此非常尴尬。
还有一次，白崇禧和几个朋友到咖啡店喝咖啡，临走时却结了三桌客人的账。朋友很不明白。白笑说：“你没看出有两桌是我的‘保镖’么？他们那么辛苦，我应该给他们买单。”后来这件事传开，那些特工承认，在所有客人中，确实只有他们两桌人是有任务的。
随着时间的推延，蒋介石对白崇禧的限制也越来越多，并于1952年对白崇禧的住所进行了大搜查，除搜查所有家具外，还将地板全部挖开，令白崇禧忍不住打电话责问蒋经国。蒋经国说：“健公，这不是我的意思，你打电话问总统好了。”白又打电话给蒋介石，蒋介石回答说：“我知道这件事，我们对所有人都应该来一次这样的大搜查。”但事实上，这次只搜查了白崇禧和薛岳，以后也没有对其他人进行过此类搜查。
在1952年10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七次“全代会”上，国民党改造宣布结束，作为对“党国元老”的安置，所有未在新组建的“中央委员会”任职的“党国元老”，均在“中央评议委员会”里提名任职，只有一个人除外，这个人就是白崇禧。而白崇禧原来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常委员”也在此次会议中被拿掉，只留下“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和“国大代表”这些空衔。
“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是何应钦，在大陆时，何、白两人曾经拍档亲密无间，如今处境却天壤之别。虽然何应钦同样被夺了权，但起码还居高位可以出席“道德重整会”去美国转转，白崇禧则被禁止踏出台湾一步。
很多人为白崇禧抱不平，白崇禧似乎很“坦然”，他对朋友说：“经过这一次大失败，总要找个人来顶罪，任何时候都一样，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蒋介石不想公开处罚白崇禧，但湖北人却不想放过他。桂系军队长期盘踞湖北，横征暴敛，令湖北人十分痛恨。在以“湖北人家长”自居的何成浚策动下，湖北“国大代表”弹劾白崇禧，吞没军费7万多两黄金；吞没汉口中央银行库存370多万两白银；不服从统帅指挥，拥兵自重，要求“追究责任，以明是非，振纪纲而知复兴”。
面对此弹劾，白崇禧十分惶恐，幸好蒋介石此时没有借此清算白氏的意图。身为会议主持的陈诚起身为白氏辩护：“华中的事，各委员所提的不是事实，你们要想知道真相来问我。”此事便被压下了。
1954年“国民大会”一届二次会议上，湖北“国大代表”40多人联名，旧案重提。白崇禧再次以书面作答。最后“国大”会议决定将此案保留，一场弹劾案才不了了之。
不久，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的潘公展，在香港《新闻天地》发表文章，提及当年华中“剿总”抗旨不尊，“视徐淮之告急若秦越之不相关”，令白崇禧万分紧张。1959年蒋经国出版的《危急存亡之秋》一书中，披露了桂系逼宫全过程，令白崇禧百口莫辩。逼宫案成了白崇禧晚年的最大心病，担心蒋介石随时会与他清算旧账，置他于死地。
在这种惴惴不安中，“副总统”陈诚对白崇禧表现出的宽容与示好，令白崇禧深感安慰。1954年的“国大”一届二次会议还有一项议程，就是选举正副“总统”。“副总统”一职由蒋介石提名陈诚。虽然在大陆时陈诚与白崇禧明争暗斗，互不相容，但如今陈诚成为炙手可热的二号人物后，对白崇禧非但没有落井下石，反而礼遇有加，十分尊重。并于此前专程拜访白崇禧，希望白能帮忙拉选票。陈当选“副总统”后，蒋仍要其兼任“行政院长”，陈为此征求白崇禧意见，白送他四个字：“养体养望”，建议不要兼。以后陈诚有什么事总是征求白崇禧意见，白亦知无不言，陈亦从善如流。1961年白崇禧70大寿之日，陈诚夫妇亲自到白府祝寿，并与白崇禧合影留念。
白崇禧还有一项职务是“中国回教协会理事长”。抗战时期，白崇禧担任此职，对增强西北回族与马家军的内向力，制止日本人分化中华民族，发挥了重要作用。1955年约旦国王侯赛因访问台北，邀请白崇禧访问中东。蒋介石担心白崇禧一去不归，在不予批准的同时，要求“回教协会”改选理事长。白崇禧只好黯然辞职。
白崇禧去台之后的生活，主要靠读书写字，打猎、下棋消磨时光。晚年的一项工作就是口述回忆录，并于1984年以《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为书名，分上下两册公开出版。
健生之魂已随亡妻远去
在白崇禧前半生的戎马生涯和赴台后的软禁生活中，无论得意失意，他的妻子马佩璋始终站在他的身后，默默支持着他，成为他逆境中的精神寄托。
马佩璋与白崇禧同是桂林人，回族。马佩璋出身于诗礼之家，是桂林女子师范有名的校花，桂林有名的美人。虽然当年上门提亲者踏破门槛，但马佩璋的父亲马维琪却一个都不中意。他的择婿标准极高，不仅人要才貌双全，有勇有谋，有才有貌，而且要同族同教。后来马维琪看中新桂系风云人物白崇禧，请人做媒，为两人定下终身。1925年，新桂系统一广西后，32岁的白崇禧与22岁的马佩璋在桂林完婚。
婚后，马佩璋过着相夫教子的生活，任劳任怨地服侍丈夫，抚养孩子。特别不喜欢抛头露面。抗战初期，宋美龄聘请马佩璋担任广西省妇女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被她婉辞了；中国回教协会推举她为理事，也被她坚辞；抗战胜利后，回教同胞及桂林人民又推举她任国大代表，她也坚辞不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从不参与或干涉丈夫公务。这一点，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正相反。据说在新桂系内部，官兵有事想走夫人路线，只有找郭德洁。
但马佩璋在生活上却很讲究，追求排场和安逸。当时新桂系首领在财务上有“特支权”，其中包括夫人每年去香港的购物开支。有一次马佩璋要求批2万元港币去香港购物，白崇禧批了1.2万元。这个数目在旧中国应该是一笔巨款，但马夫人却发牢骚说：“老光（白崇禧外号）真小气，我要治病住旅馆，为孩子们买东西，他和我算这么清，生怕我多花一分钱！”尽管如此，两人共同生活30多年，感情深厚，老而弥笃，特别是赴台之后，更是相扶相持，共度维艰。
白崇禧与马佩璋夫归育有子女10人，子7人：先道、先德、先诚、先忠、先勇、先刚、先敬；女3人：先智、先慧、先明。
据说，长子白先道为白崇禧与南宁一位王姓女子所生。1930年10月，白崇禧率军攻打滇军，以解南宁之围。指挥所设于城内陆氏花园中。当时夫人马佩璋带长女、次女住在香港，白崇禧的副官许辉生见长官一个人难免孤单，便将未婚妻带来侍奉白崇禧。白因此提拔这位副官为边城警备司令。白崇禧与副官的未婚妻王女士在陆氏花园中同居一年之久，生下一个男孩，取乳名“黑仔”。后来马佩璋从香港归来，白崇禧给了这位王女士一笔钱，将其送走，把“黑仔”留下，交给马佩璋抚养，这就是白崇禧的长子白先道。
白氏夫妇家教极严，其子女均学有所成。五子白先勇，1937年生于南宁，后随父母迁居南京、香港、台湾。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学美国依阿华大学，后留美执教，成为当代知名的华人作家。
家庭的温馨，对于身处逆境的白崇禧，无疑是莫大的精神安慰。但是，1962年12月4日，59岁的马佩璋因高血压症在台北一家医院突然逝世！
夫人骤然离去，给了69岁的白崇禧沉重的打击，一连多日，白崇禧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在夫人下葬那一天，这位驰骋疆场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将军，整整一天，“眼泪几乎没有断过”。白崇禧用回教仪式，将夫人安葬于台北近郊六张犁回教公墓。
按照回教风俗，亡者自安葬之日至40天内，家属须每日清晨到墓前诵经祈祷。白崇禧以69岁高龄，每日必躬率儿辈准时前往夫人墓前念经，风雨无阻，使见者无不为之动容。
自暴自弃死于非命谁之过
马佩璋逝世后，白崇禧精神状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每日茫然若有所失，一副寻寻觅觅失魂落魄的样子。就在这个时候，厄运悄悄向他袭来。
1965年，李宗仁夫妇冲破台湾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从美国经瑞士苏黎世，回到祖国大陆，受到中共党政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和很高的礼遇。
李宗仁的回归祖国，使白崇禧意识到，他对国民党的利用价值已经失去。白崇禧曾对身边人说：“德邻投匪，我今后在台湾，更没有脸见人了。”
果然，李宗仁回大陆后，蒋介石迁怒于白崇禧，命令毛人凤予以制裁，毛人凤将这个任务交给谷正文办理。
谷正文首先确定暗杀行动的最高原则：不留痕迹。以免外界疑为政治谋杀。谷正文收买了白氏身边一位副官，根据这位副官的情报，制定了行动方案。
这天，白崇禧去花莲县寿丰半山打猎，途中有一座木桥，桥下是50米深的大峡谷。谷正文指派的侦防组选中的谋杀地点，就是这座木桥。上午10点37分，白崇禧一行人通过木桥后，侦防组人员便钻到桥下，将支撑桥面木墩的螺丝一一松开，然后躲到不远处的树林中，等候白崇禧一行打猎归来。
下午3时许，寂静的山中传来轨道台车隆隆的响声，紧接着，两辆轨道台车从大山背后滑出，第一辆车上坐着林意双乡长父子与一名助理，后一辆车上坐着白崇禧与两名副官。当第一辆车滑到木桥上时，突然“喀吧”一声巨响，轨道车连同车上的三个人一起坠入深渊。此时，坐在第二台车上的白崇禧的一名副官立刻反应过来，一把将白崇禧推出车外，自己随着台车一起跌入深谷。
白崇禧从地上爬起来，望着深不见底的峡谷，似乎明白了什么。6个人，只有他一个老年人生还，不由得从心底感到一阵剧痛。
此后，白崇禧行动更加谨慎，谷正文一直无从下手。而此时的白崇禧，由于彷徨苦闷，怅然若失，为了消愁解闷，麻痹自己，竟然与身边护士张小姐坠入了“情网”，而且时不时去看医生。谷正文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打电话给“医协会理事长”赖少魂，询问白崇禧的“病情”。赖少魂说：“白将军不是病，是补……”谷正文说：“不管他是病还是补，蒋总统要你多‘照顾’他，沉疴需下猛药。”暗示赖少魂下重药置白崇禧于死地。
赖少魂领命后，便给白崇禧开了一副大剂量药力强的药方。白崇禧照此方到中药店买了两大包药回家泡酒。在以后的几个月里，白崇禧借助药力，与张小姐频繁约会，直至油尽灯枯。1966年12月1日晚，张小姐与往常一样来到白府，就在这天夜里，悲剧终于发生了……第二天早晨，副官发现白崇禧赤身裸体趴卧在床上，张小姐早已不见踪影。
保姆曾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主人的酒杯，里面有小半杯药酒。后来酒杯和药酒都不见了。
白崇禧死后身体呈青绿色，不像是自然死亡。
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叱咤风云数十载的“小诸葛”，就这样不明不白地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