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于右任：长眠高山上望故乡
素有“中国草圣、书圣”之称的于右任，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33年之久，是国民政府五院院长中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人。于亲共爱国，曾决意投靠共产党，却被裹挟至台湾，与妻儿隔海相望，晚境凄凉。
小档案
姓名字号：于右任，字诱人，原名伯循，别署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
籍贯：陕西三原
生卒年月：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卒年85岁
毕业院校：复旦公学
最高职务：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家世：
外祖父——甘肃静宁县的农民
舅父——赵思恭
父亲——于宝文，读过两年私塾，后随其兄于宝铭到四川谋生
母亲——赵氏，生下于右任不久后离世
伯母——房氏，于宝铭之妻，非常能干，于右任母亲死后担负起抚养于右任的责任
妻子儿女：
发妻——高仲林
第二任妻子——沈建华
儿女——长女于芝秀，长子于望德，次子于仲岑，三子于中令
简历
1879年——4月11日出生于陕西三原县。
1885年——入私塾读书。
1903年——参加乡试，考中举人。
1904年——被地方当局追捕，亡命上海，入震旦学院读书。
1905年——创办复旦公学、中国公学。
1906年——创办“神州日报”，同年赴日本，结识孙中山，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9年——创办“民呼日报”，此后还创办“民吁日报”和“民立报”。
1912年——出任交通部次长。
1918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
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任校长。
1924年——当选为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后历任二至九届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任国民政府委员。
1927年——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开封政治分会委员、第二集团军第六方面军总指挥。
1928年——任国民政府常委委员兼审计院院长、国民政府预算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
1929年——任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总理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
1930年——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1941年——任国民政府稽勋委员会委员。
1946年——任“制宪国民大会”代表，同年任国父陵园管理委员会委员。
1948年——当选“行宪”第一届“国民大会”陕西代表，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去台后仍为“国民大会”代表。
1949年——任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
1964年——11月10日逝世，卒年85岁。
一、亡命上海，与复旦结缘
1.西北奇才脱颖而出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故乡；
故乡不可见兮，永不能忘！
天苍苍，野茫茫；
山之上，国有殇！
1962年1月25日黎明，于右任在对故乡的极度思念中，写下了这首令人怆然泪下的《望大陆》。
此时，于右任已83岁高龄，离开大陆、偏居台湾12年有余，他年迈体弱，身患疾病，感到命不久矣，回首大陆往事，不禁黯然神伤。
于右任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新庄。该县因南有丰原、西有孟侯原、北有白鹿原而得名，自秦汉以来被视为关中“壮县”，但当于右任的祖父由祖籍陕西泾阳斗口村迁往三原的时候，三原早已因频繁的战乱和天灾由“壮县”变得贫弱不堪，于家自然也是家境贫寒。于右任出生的时候，父亲于宝文一直在四川谋生，家中只剩下母亲赵氏和同样留守的伯母房氏。
赵氏因产后缺乏调养，落下病根，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于右任便由伯母房氏照顾。
房氏与赵氏虽为妯娌，但情同姐妹。于右任快两岁时，房氏回娘家，有天夜里梦见窗外风雨如晦，凄风苦雨中，一位年轻妇女站在墙头边，隐约看去就是赵氏。她牵着一个小男孩，一边哭泣一边向房氏招手。
房氏蓦然一惊，随即醒来，立刻想到病中的赵氏，顿时惊出一身冷汗：莫非弟媳病情加重？房氏睡意全无，第二天一早便启程赶回三原县。
一回到东关河道巷家中，房氏便看到奄奄一息的赵氏。或许是心灵感应，昏迷中的赵氏竟然睁开了双眼，伸出颤抖的手拉着房氏，断断续续说道：
“我就快不行了，孩子的大大（爸爸）又不在家，只好将他托付给嫂子了。以后他就是嫂子的亲生儿子了。如果有来生，我一定报答嫂子的恩情。”
随后，赵氏陷入昏迷之中，几天后离开了人世。
于右任不到两岁丧母，懂事后，对母亲没有印象，房氏便告诉他：
“你母亲是方方正正的脸盘，待人实诚，心口如一，这是我最忘不了的。”
通过房氏描述，于右任对母亲有了大概的了解，对母亲崇敬有加，1929年，于右任回陕西参加救灾活动，特地到泾阳县斗口村祖茔扫墓，之后写下“斗口村扫墓杂诗”六首，第一首便是《先母赵太夫人》：
水环三面白公渠，
垂老重来省故居。
犹记阿娘哭阿母，
报儿今岁读何书。
诗中阿娘是于右任的伯母房氏。房氏每年清明节都带于右任到泾阳县斗口村扫墓，让于右任跪在生母坟前，自己则站在一边诚笃祷告，告诉赵氏于右任今年几岁，在这一年里学了哪些功课，读完了哪些书，于右任在学堂里经常受到老师夸奖等，让赵氏放心。
听到这些，于右任便会泪流不止。
于右任虽然失去生母，但房氏对他视如己出，悉心照料、教导，由于伯父在他乡谋生未归，房氏便带着他回了娘家。于右任跟随伯母在房家住了九年，与房家人相处和睦，从无寄人篱下之感。稍懂事的时候，他曾问房氏，为什么哥哥姐姐都姓房，只有自己姓于，房氏便将原委道出。
1885年，六岁的于右任进入私塾读书，教书先生见于右任衣服虽然破旧，但缝补浆洗得干净整洁，心中颇为感动，曾摸着于右任的头叹道：
“世上没有母亲的孤儿多得是，有几个像你这样幸运呢！”
原来，教书先生也是孤儿。
于右任对房氏的养育之恩自然铭记在心，“斗口村扫墓杂诗”六首中第二首为《伯母房太夫人》：
发冢原情亦可怜，
报恩无计慰黄泉。
关西赤地人相食，
白首孤儿哭墓年。
写这首诗时，房氏已去世五年，于右任因不能对她尽孝报恩深深自责，好在房氏在世时，于右任聪敏好学、熟读经书，没有辜负伯母的期望。
于右任10岁时，他的父亲带着第二个妻子刘氏回到三原。为督促于右任学习，其父每天晚上都在灯下与于右任一起研读诗文与经书，加上伯母房氏的谆谆教诲，17岁时，于右任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三原县学，后又到三原宏道书院、泾阳味经书院和西安关中书院求学。
1898年于右任参加岁试，以第一名成绩补廪膳生。于右任的文章，深受陕西提督学政叶尔恺赏识，称“入关以来，未见第二人”，“作者奇才妙笔，可以自成一家”，誉于右任为“西北奇才”，并着力培养。
于右任也因为叶尔恺的重视而名声渐大。后来沈淇泉（沈钧儒先生的叔叔）督学陕西时，面对陕西严重的旱灾，筹集奖学金开设了三原粥厂，于右任被推荐任粥厂厂长，负责救济灾民。第二年新粮下来，施粥工作才告结束，于右任被送到当时关中著名的陕西中学继续学习。
2.逃亡上海绝处逢生
青少年时期的于右任，由于接受了新思想，对清朝的腐败统治心怀不满。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光绪皇帝逃到西安，于右任所在的陕西中学堂以及巡抚衙门被充当慈禧和光绪的行宫，学堂因此被迫停课。
不仅如此，慈禧一行进入西安前，当局还命令学堂师生出城跪迎圣驾。师生们只好赶到城外，在路边跪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才等来了慈禧的銮驾。直到銮驾进城远去，师生们才被允许站起来离开。
于右任为此十分愤慨，回到宿舍便对同学说：
“如今国难当头，慈禧、光绪逃难中还要如此兴师动众，实在是腐败透顶！”
说完，当即坐到书桌前，给陕西新任巡抚岑春煊写信，请求他“手刃西后，重行新政”，即诛杀慈禧，拥护光绪实行新政。
信写好后，放在书桌上，准备第二天一早投呈，被同窗好友王麟生看到。王麟生大为惊诧，极力劝阻于右任不要投呈此信：
“岑春煊巴结太后还来不及呢，怎可能去杀她？这封信只会给你带来灭顶之灾！”
在王麟生劝说下，于右任这才觉得此举幼稚，遂打消上书的念头。
由于学堂停课，于右任只好离开学堂，返回三原。这一时期，于右任与陕西提倡新政、新学的名人志士多有来往，并拜推行新学最有力、最彻底的朱佛光为师，诗文水平更上一层楼，不再局限于个人的喜怒哀乐，视野拓展至亚洲甚至世界的范围，其中《和朱佛光先生步施州狂客原韵》犹有气势：
愿力推开老亚洲，梦中歌哭未曾休。
人权公对文明敌，世事私怀破坏忧。
偶尔题诗思问世，时闻落叶可惊秋。
大平思想何由见？革命才能不自囚！
与此同时，于右任从游关中诸多著名学者，吸取他们所长，提升自己。关中经学家领袖、主持味经学院的刘古愚，享有“南康（有为）北刘（古愚）”之誉，于右任对其推崇备至。
戊戌政变发生后，刘古愚因遥祭六君子，引起清吏注意。清吏暗中调查与刘古愚往来之人，刘古愚的故交好友怕受牵连，纷纷避而远之，一时间，刘宅门可罗雀。
但于右任却在风声正紧时，登门拜访，令刘古愚大为意外，不禁问道：
“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来？”
“正因为是这个时候，我才来拜访先生。”
于右任的坦诚、正义与执着令刘古愚十分感动，当即吩咐家人设家宴款待于右任，并让于右任留宿家中，对其学业上的问题悉心指导。
经过众多名师指点，于右任眼界日高，对中国的处境万分担忧，写下了许多忧国忧民、抨击清末政治的诗篇，自编为《半哭半笑楼诗草》，于1903年冬在三原印发。
其中在《杂感》里，于右任写道：
柳下爱祖国，仲连耻帝秦。
子房抱国难，椎秦气无伦。
报仇侠儿志，报国烈士身。
寰宇独立史，读之泪盈巾。
逝者如斯夫，哀此亡国民。
他吟古讽今，一腔爱国热情，渗透在字里行间。
在《从军乐》里，于右任公开倡言革命：
中华之魂死不死，中华之危竟至此！
同胞同胞为奴何如为国殇，碧血斑斓为青史。
从军乐兮从军乐，生不当兵非男子。
男子堕地志四方，破坏何妨再整理。
君不见白人经营中国策愈奇，前畏黄人为祸今俯视。
侮国实系悔我民，伈伈伣伣胡为尔！
吾人当自造前程，依赖朝廷时难俟；
何况列强帝国主义相逼来，风潮汹恶廿世纪。
大呼四万万六千万同胞，伐鼓枞金齐备起。
于右任的过火言语自然为官方所不容，三原知县德锐看到诗集后，随即报告给陕西巡抚升允，升允以“昌言革命，大逆不道”的罪名上奏朝廷。
而此时，于右任已离开陕西，前往河南开封，参加会试。
1904年是会试之年，由于北京贡院试场被八国联军焚烧，这年春天的会试（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春闱），便改在河南开封举行。
于右任既反朝廷，自然不想做清廷的官，因此无意参加科举考试，但其父对他寄予厚望，希冀他做“世上一个读书人”。在当时，中进士者，无疑是读书人中的翘楚，既可名扬天下，又可光宗耀祖。正所谓父命不可违，带着父亲的殷切希望，于右任于1903年秋参加了乡试，考中举人，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1904年春赶往河南开封，参加三年一次的会试。
然而，就在于右任刚刚达到开封时，朝廷的拿办密旨便已下达。好在于右任的亲友及时得到消息，立即以重金雇人赶赴开封，给于右任报信。
当时西安的电报局和路驿均发生故障，清廷缉捕于右任的公文尚未到达开封，于右任的家书便已送到。看过家书，于右任愤怒之余，当机立断，出走上海。
就在他离开客栈不到半天的时候，奉命捉拿的清兵便已经赶到。尽管躲过一劫，但沿途都有清兵搜捕缉拿，于右任不敢掉以轻心，先来到许昌，乔装成司炉工，登上前往汉口的火车；而后又在友人帮助下，乘船东下。
抵达南京后，于右任赋诗一首，题为《孝陵》：
虎口余生亦自矜，
天留铁汉卜将兴。
短衣散发三千里，
亡命南来哭孝陵。
轮船到达上海，于右任在十六铺码头下了船，在三茅阁桥附近找了一家小客栈住下。此时，他口袋里只剩了四块龙洋。
一个朝廷追捕的案犯，逃亡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滩，出路在哪里？掂着手中仅有的四块龙洋，于右任咬紧牙关，节衣缩食，每天只就着开水吃两个馒头，聊以充饥，如此竟度过了一个月的时光。
一个月后，手头钱已告罄，却仍然没有寻到出路。想到吃饭问题已无法解决，于右任不寒而栗。
正是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走投无路之时，于右任在马路上邂逅了陕西泾阳同乡吴仲祺。
真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当两人相互认出对方的时候，真是激动万分，感慨万千，唏嘘良久。吴仲祺当即邀请于右任到其家中居住。
在吴仲祺家中，于右任结识了众多各类人物，既有新派人物，又有革命志士，其中便有革命党人汪允中、张华臣和雷祝三。
雷祝三也是陕西人，肄业于震旦学院，他把于右任的情况告知震旦学院监院（校长）马相伯，马相伯对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举人十分欣赏，邀请他入震旦学习。
1904年5月，于右任进入震旦学院学习。
3.协助恩师创办复旦
由于于右任是朝廷追捕的案犯，入学后，遂化名为刘学裕。
马相伯对于右任十分照顾，不仅免去他的学费、食宿费，还担心他吃不惯南方伙食，时不时做些面食，邀请他一起进餐。并带他出席一些社交活动，将自己的至交好友介绍给他。
当时正值苏报案后，一些人担心于右任会给震旦带来麻烦，马相伯却不以为然，“笑谓右任曰：‘余以国民一分子之义务，为子作东道主矣！’”
正因为此，于右任一生师事马相伯，自称“受业”，尊马相伯为“夫子”，对马相伯崇敬有加。
马相伯出生于1840年，这一年已64岁。他12岁时从家乡镇江只身来到上海，入法国天主教会所办的伊纳爵公学就读，后在耶稣会大学院取得神学博士学位，被教会授予神职，到宁国、徐州一带传教。
后因对教会不满，马相伯退出教会，步入仕途，并先后游历了日本、朝鲜、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罗马等国，参观考察了一些大学，深感“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因而于1900年捐其青浦、松江良田三千亩给耶稣会，资助优秀青年就学，但耶稣会并未在该地上办学。
于是，马相伯决定自己创办学院。1903年3月1日，震旦学院正式开学。“震旦”是梵文中国的称谓，也有“东方旦明”的含义。这是中国第一所私立大学，马相伯亲任校长。
于右任进入该校后，切身感受到这所私立大学的鲜明特色，与当时国立学校、教会学校相比，这所学校有着诸多优势，更具进步意义。于右任庆幸自己因祸得福，得以进入这样一所大学就读。
在1937年马相伯寿辰时，于右任在祝寿文章中总结了震旦学院四大优点：
一曰尚自治。时及门诸子，既泰半为成学负志之士，故先生除自长教务外，校中行政，一切派学生任之。其初级教科，亦由高材生转相传习，盖先生以吾国政治习于专制，国民自治能力，久已消失，欲藉此为实施民治之试验地也。
二曰导门径。学院毕业，仅限二年，寻行数墨，非特为对间所不许，抑与教育成材之法不合。故一切学科，重在开示门径，养成学者自由研究之风。彼教会学校以教授儿童之法教授成人，实由不知心理发展之过程所致。先生此法，实当日过渡时代对症之良药也。
三曰重演讲。学院于每星期日，必由先生集诸生演说，或讨论学术，或研究时事，习以为常。先生本长于演说，高谈雄辩，风趣横生，诸同学传其衣钵，故出校以后，从事政治革命运动，受用不尽，亦震旦一特点也。
四曰习兵操。学院规制，参酌欧美研究院而定，普遍课程，不必求备。惟兵式体操，则为人人所必习，且延法国驻沪军人为教官，备置枪械，实行打靶，形式整齐。
然而，教会中某些阴谋分子，早已盯上了这所特色鲜明的进步学校，伺机据为己有。
1905年3月7日，新学期开始后，震旦外籍教师凭借耶稣会背景，突然擅自取消英语课，令学生改习法文；同时对外宣称马相伯“体有微恙”，借机将马相伯强行送进医院，由耶稣会神甫南从周全权接掌学院，篡夺了学院的管理权。
毕竟纸里包不住火，很快有一部分学生明白过来：学院被教会劫夺了！
在这种情况下，于右任与同学邵力子、叶仲裕、沈步洲等七人组成干事会，召集全校同学开会，当众揭穿教会的劫夺阴谋，并提出应对办法。而唯一的办法，只有退学。他们让大家在“赞成退学”与“不赞成退学”的两张纸上分别签名，结果，赞成者130人，不赞成者仅2人。
于是，七干事率领同学们摘下校牌，搬走教具，集体离校。
于右任自1904年5月进入震旦，到1905年3月随震旦学生集体退学，在该校学习不到一年，虽时间短暂，却印象深刻，终生难以忘怀。
学生集体离校后，七干事原拟商定复学办法，但后来他们有的出国深造，有的离沪，有的回家，负实际责任者只剩下于右任与叶仲裕两人。于右任与叶仲裕本也打算出国学习，但又觉得复校兴学的事情更为重要，尤其是于右任，马相伯对他恩重如山，他怎能在马相伯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离去呢？
于是，于右任忍痛放弃负笈国外的机会，留下来协助马相伯募集资金，创建新校。
在于右任的建议下，新校名称从《卿云歌》“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中取“复旦”二字，定名为“复旦公学”，表示不忘“震旦”之旧，也暗含恢复中华之意。
同年（1905年）中秋节，复旦公学在吴淞正式开学，马相伯任校长，于右任则出任马相伯的书记（秘书），并兼授国文课，同时在复旦公学学习法文。
4.多次救援复旦重生
曾有复旦老校友说：
“写复旦不能不写与复旦有关的三个人……没有那三位先生，可以说没有复旦……第一位是马相伯先生，第二位是于右任先生，第三位是李登辉先生。……于右任先生对复旦，可谓五十年中精神贯注者。同学会老同学中有一句玩笑话，说于先生是复旦的孝子……五十年来，从复旦创立到胜利复员，学校到了任何危险关头，于先生无不挺身而出。”
事实正是如此，从1905年协助马相伯开办复旦公学，于右任一生与复旦结下不解之缘，每当复旦遇到危机，于右任便会挺身而出，四处奔走，为之排忧解难。
由于复旦经费来自清廷，辛亥革命时，复旦遭遇建校来第一次重大危机。当时，李燮和的光复军占据了复旦的吴淞校舍，复旦只好临时迁到无锡惠山李汉章公祠上课。不久，无锡光复，校舍随即被占。复旦再次没了上课的地方，经费也没了着落，学生们纷纷离校。教务长李登辉也离开学校，自谋生路。
至此，复旦其实已不复存在。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建立后，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职务。上任伊始，复旦校友便纷纷请他出面斡旋，呼吁恢复复旦公学。于右任与复旦校友胡敦复商议之后，联合42位校友，以复旦旧学生名义，上书临时政府教育部，请求帮助复旦复校。
复旦复校需要解决校舍和经费两个问题。当初复旦建校，是借吴淞提镇行辕衙署为临时校址，原计划有了经费在吴淞炮台湾建造新校舍，然而因种种原因，非但新校舍没有建成，吴淞校址经驻兵和战乱，也已破烂不堪，无法继续在此办学。
当时，民国初建，临时政府财政极度困难，不可能为复旦拨款建造新校舍，因此于右任提出将徐家汇李公祠拨给复旦当作校舍。教育总长蔡元培接到报告后，对此事十分重视，当即在“呈文”上批示“准予立案”，“至所请移咨江苏都督拨借校舍一切，业既如呈办理矣。”并决定为复旦复校，调拨经费一万元。
有了教育部的批示，江苏省一路绿灯，上海县民政长吴馨立即照上级饬令，详查李公祠房舍情况，然后向江苏代理都督庄蕴宽报告：
“李公祠地位宽敞，屋宇较多，除正屋奉祀民国死难诸烈士不作别用外，其余房屋，可敷复旦校舍之用，以之借于复旦，似亦两不相妨。”
但吴馨还表示，李公祠现有黄郛所部一营士兵驻扎，该部队能否迁走，需由复旦就近“呈明沪军都督酌办”。
沪军都督为陈其美。于右任经过多方联络，奔走说项，很快得到陈其美的大力协助。在于右任的建议下，复旦先在爱尔近路租房，挂牌招生，扩大社会影响，争取广泛社会关注和支持。
与此同时，于右任与马相伯、邵力子等七人发起筹组校董会，推举孙中山、蔡元培、陈其美、程德全、唐绍仪、萨镇冰、王宠惠、沈缦云等人为校董，为复校做准备工作。
在于右任的倾力救援下，复旦终于度过危机，得以起死回生。1912年夏，李公祠驻军终于全部撤离；9月，离校近一年的复旦师生，返校复课。
但此后复旦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迁川，经费紧张问题再次凸显。国民政府教育部有意将复旦与江苏医学院合并，改为国立学校，更名为“江苏大学”，这一提议遭到复旦师生的极力反对。
为保住“复旦”校名，于右任再次出面斡旋。
当时蒋介石任行政院长，一般行政院例会由副院长孔祥熙主持，于右任作为监察院院长，很难有机会在行政院例会上见到蒋介石。恰巧在于右任为保住“复旦”校名奔波期间，有次因有重要议程，蒋介石亲自主持会议。
按往常惯例，当原定议程结束后，蒋介石会习惯性地问一句：“大家还有什么事？”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作答，于是宣布散会。但这次，于右任做好了准备，当蒋介石话音一落，于右任立刻站起来，道：
“委员长，复旦大学改为国立保留校名一事，已将报告呈送陈部长（教育部长陈立夫），可否讨论一下？”
“可以。”
蒋介石回答后，吩咐陈立夫谈一下报告的情况，陈立夫就报告内容陈述一遍，然后蒋介石征询大家意见：
“你们有什么看法？”
由于此案突然提出，大家皆无思想准备，因而无人发表意见。蒋介石便点点头，宣布此项报告通过。
就这样，在于右任的努力下，复旦大学不仅由私立改为国立，解决了经费问题，同时得以保留原校校名。
抗战胜利后，复旦由重庆北碚迁回上海江湾。而两处校址校门上的“国立复旦大学”六个大字，均出自于右任之手。
于右任还多次向校友和社会募捐，用以修葺复旦破旧的校舍，自己更是带头捐款。复旦在重庆北碚时曾建立相伯图书馆，但图书匮乏，于右任特地举行书法展览，将出售展品的全部收入捐给复旦购书。
赴台后，于右任还为创办台湾复旦大学而努力，虽然最终未能成功，但他还是创办了复旦中学。可以说，于右任一生与复旦休戚与共。
除了复旦，于右任早年还创办了中国公学和上海大学。
二、东渡扶桑，追随孙中山
1.创办“神州日报”
复旦公学创办初期，于右任由于工作繁忙，无暇顾及其他，待学校工作步入正轨，方开始与一些革命志士往来。稍有空闲，他便乘小火车离开吴淞前往上海，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聚集，交流信息，探讨革命。
在这一过程中，于右任逐渐产生了创办一份报纸、宣传革命主张的想法，甚至为这份报纸想好了名字——“神州日报”。
然而，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之前创办复旦公学、中国公学，为筹集经费，于右任与马相伯等人疲于奔命，历尽千辛万苦。如今创办报纸，最大的难题同样是资金！而办报与办学毕竟不同，更需要设备，需要有办报人和办报经验，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于右任与同仁商量后，决定以公开招股的方式解决资金问题。为此，他亲自撰写广告，在“缘起”中写道：
“为消除省界，扬厉国徽起见，开办日报于上海，定名华商神州日报社。”
“股额”栏中写道：
“仿有限公司办法，筹足资金十万元，分两万股，每股银五元，非本国人之股不收。”
由于同仁共同努力，招股很快过半。
与此同时，于右任看到当时许多思想先进的报刊都是留学生在国外所办，尤其以日本居多，于是，为了考察报务，购置器材，物色办报人才，以及和革命党人取得联系，于右任决定到日本走一遭。
1906年9月，于右任和邵力子从上海乘船来到日本，在马关登岸。
目睹了马关的繁荣景象，于右任联想到《马关条约》的签订，一时感慨万千，写下《马关》一诗：
雨中山好青如黛，浪里开花白似绵。
活泼游鱼吞晓日，回翔饥鸟逐渔船。
舟人指点谈遗事，竖子声骄唱凯旋。
一水茫茫判天壤，神州再造更何年？
随后，于右任乘坐火车赶赴东京，与几位陕西籍同盟会员见了面，并参观《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报社，学习办报经验。
在老乡的介绍下，于右任结识了同盟会的创建者孙中山，孙中山对于右任非常赏识，与之秉烛夜谈，为其指点迷津。11月13日，在胡汉民的主盟下，于右任加入中国同盟会，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长江大都督，负责上海一带同盟会事务。
自此，于右任开始追随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
在日本期间，于右任为“神州日报”募集了三万二千多元股金，解决了购买机器所需经费，还招揽到几位办报人才，如杨笃生等。
回国后，又经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神州日报”于1907年4月2日创刊，社址设在四马路老巡捕房对面群益社书店楼上，于右任任社长。
“神州日报”报头为南通实业巨子、清末状元张謇题写，报上纪元采用干支纪年，而非清帝年号，反清之意不言而喻。于右任聘请反清志士杨笃生、王无生、汪允中、李梦符等人担任主笔，号召复旦、中国公学学生积极投稿。
创刊号发刊词为杨笃生、王无生、李梦符合撰，竭力阐扬中国历史文化，意在提高民族自尊心，同时提出新闻界四个弊病：
一、无的放矢，黑白不分；
二、传播谣言，不尚实际；
三、铺张琐闻，虚占篇幅；
四、党同伐异，私而忘公。
“神州日报”创刊号，详细报道各地武装起义的消息；痛骂杀害秋瑾的凶犯是“国人之蝥贼”；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反帝反封建专制，笔锋直指清王朝。
该报一出，即被世人谓之“炸弹”。发行不到一月，即销量火爆，大有与老牌的“申报”、“新闻报”一决雌雄之势。
“神州日报”还开辟学校动态与体育新闻等栏目，以吸引青年学子阅读。
然而，就在“神州日报”业绩蒸蒸日上之际，1908年3月26日晚上，一场来自隔壁广智书局的大火，将“神州日报”编辑部、营业部和印刷厂烧毁。
印刷机被烧毁，报纸将被迫停印，第二天的报纸便无法送交订户，报社信誉将面临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于右任和报社另一位擅长书法的编辑，将重要新闻书写下来，再由石印印制出报。
之后，于右任联系商务印书馆代印“神州日报”，报社依靠保险公司赔付的一万元维持运营。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为重振“神州日报”，于右任准备再度发起筹款。而就在此时，报社发生人事纠纷，由于调解失败，于右任决定离开报社。
杨笃生听说于右任准备离开，也决定退出报社，于右任劝阻说：
“你不要走，你留下，就等于我在报社。”
也正因如此，于右任虽离开了“神州日报”，但该报在杨笃生的主持下，仍保持原风格不变。可筹款问题成为“神州日报”能否生存的关键。于右任离开初期，由汪寿臣负责筹款，后又交给于右任的好友叶仲裕负责，两人都没能筹到足够资金，“神州日报”维持到1916年，最终转交他人主持，彻底脱离了于右任的影响。
2.“戴罪”回乡奔丧
退出“神州日报”后，于右任又着手筹备“民呼日报”，有了前一次办报的经验，“民呼日报”拓宽了开展业务的路子，内容也将更加丰富。
就在“民呼日报”紧锣密鼓筹办之时，一封家书送到于右任手中。展开信一看，于右任止不住涕泪横流，失声痛哭。
信是于右任的妻子高仲林写来的。于右任在20岁的时候在家乡与高仲林结婚，婚后育有一女，名于芝秀。
1904年于右任在开封逃亡上海时，三原老家盛传于右任被缉捕归案，于西安菜市问斩，并传要缉拿于右任的家人归案。于右任的父亲于宝文闻讯后，悲恸欲绝，哪还顾得自身安危。活不见人，死要见尸，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前往西安打探消息。
住在娘家的于右任的伯母房氏惊闻噩耗，哭得几欲昏厥。有人劝她出去暂避一时，房氏很干脆地说：
“既然伯循（于右任名）已去，我活着还有何意义！要抓就抓，要杀就杀，母子同死，我亦甘心。”
随后，房氏托人去西安为于右任收尸，并叮嘱说：
“如伯循尸骨运回后我已经死了，可将我们娘俩一起葬入他母亲墓中。”
当前往西安收尸的人返回后，方知此事为误传，房氏这才放心。于宝文也得到消息，知道于右任已成功逃脱，心里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从此，于宝文过着东躲西藏的日子，直到重病缠身，才返回三原家中。如今，于宝文病情加重，危在旦夕，躺在病榻上时常呼唤于右任的名字，希望能见儿子最一面。
想到自己四年不曾回家，且连累父亲担惊受怕，东躲西藏，如今父亲将不久于人世，自己仍不能床前尽孝，于右任怎能不悲痛万分。
尽管清廷的通缉令仍未撤销，于右任返乡仍有生命危险，但他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时值严冬，于右任刻不容缓，即刻打点行装，旋即上路，乘船遄赴汉口，再转乘火车到郑州。当时从郑州到西安不通火车，只能乘坐骡车或骑牲口。
在联系交通工具的过程里，于右任住在小客栈，心中挂念父亲病情，望着天井里一棵含苞欲放的腊梅，迎着风雪而立，写下《郑州感旧题壁》一诗：
一
钩党声消事已陈，余生再到话悲辛。
穷途仆御为知己，客路梅花亦故人。
重叠云山连梓里，零丁涕泪累衰亲。
鸡鸣雪霁长征感，迟暮于郎负此身。
二
亡命重来认旧踪，人歌人哭两相逢。
曾收断骨埋殇马，更祝中原起卧龙。
岁晚关前三日雪，月明笛外一声钟。
百年事业吾谁与？师友乾坤卖莱佣。
途径渑池县时，于右任写下了《过渑池秦赵会盟处》：
游子思亲万里情，浑忘夷险重行行。
青山似我长途瘦，白发欺人壮岁生。
剽客相逢都揖让，黄河作伴不凄清。
会盟台畔萧萧月，笑汝归秦失旧盟。
一路上有十几处驿站，皆为历朝名胜，于右任触景生情，思绪万千。抵达三原县东关河道巷新庄这天，天色已晚，于右任悄悄走进家门，直奔父亲卧室：
“大大……”
这一声呼唤刚刚出口，于右任已跪倒在父亲的病榻前。看到骨瘦如柴的父亲，于右任泪如雨下。
于宝文虽在重病之中，却神志清醒。听到于右任的呼唤，他蓦然睁开了双眼。眼前的一幕令他大喜过望，以至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望着于右任喃喃地说：
“我这是在做梦，还是幻觉？”
“大，都是我不好，好几年没有回来看您……”
于宝文脸上露出了笑容，眼里却涌满了泪水。他久久凝视着于右任的脸，用布满青筋的手握住于右任的手。但很快，他意识到了儿子的危险：
“我能最后见到你，此生已无憾事。你不能在家久留，明天天亮前必须离开。”
这一夜，父子俩都未合眼，一直聊到天蒙蒙亮。又要骨肉分离了，于宝文指着书架上的书说：
“我半生往返川陕道中，步行者几二十回，足跟重茧，所为你换来者，也只有这几本书，希望你作世上一个读书人。”
于右任流着眼泪，重重地点头。
或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或许是回光返照，一夜的畅谈，给于右任留下的感觉是，父亲见到他，病好了一大半，起码在最近一段时间，不会有大的危险。
然而，令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就在他离开三原，途径潼关时，于宝文已经在三原去世，终年55岁。直到一个月后，即1909年初，于右任才在上海得知这一噩耗。
按照陕西风俗，有子女的老人去世后，若家道尚可，灵柩可在家中停搁一年再入土。1909年12月，在于宝文下葬前一天晚上，于右任再次赶回三原县家中，于第二天早上，以孤哀子身份，扶柩至泾阳县斗口村祖茔，将父亲安葬。
于右任此时仍是清廷通缉犯，因此安葬好父亲，便直接从祖茔启程，返回上海。
3.被冤无端入狱
于右任回乡探望父亲，耽误了《民呼日报》创刊的一些时间，该报最终于1909年3月26日创刊。
《民呼日报》最大特点是一开始就有明确的办报宗旨，它出刊第一号，就给人留下锋利无比、气象万千的深刻印象。第一篇社论《〈民呼日报〉宣言书》指出该报是：
“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
文中说：
“呜呼，民呼日报为何而出现哉？记者曰：民呼日报者，黄帝子孙之人权宣言书也。有世界而后有人民，有人民而后有政府；政府有保护人民之责，人民亦有监督政府之权，政府而不能保护其人民，则政府之资格失；人民而不能监督其政府者，则人民之权利亡。”
《民呼日报》创刊之初，时逢甘肃大旱，百姓流离失所，十室九空。来自西北的于右任，对此事十分关心，他联络旅沪陕甘同乡会刘定荣等人，成立甘肃赈济所，以《民呼日报》为宣传媒介，报道甘肃灾情，呼吁援助灾民。
与此同时，该报以《论升督漠视灾荒之罪》为题，揭露已升为陕甘总督的升允，只顾自己升官，好大喜功，瞒报灾情，以致灾民田赋不免，无所赈济，草根树皮食之殆尽，甚至发生人吃人的惨剧……
然而，于右任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为了赈济灾民，他完全忽略了自身的危险。作为一名清廷通缉的“案犯”，升允5年前就欲置他于死地。无奈于右任逃往上海，住在租界，令他望洋兴叹，无可奈何。
如今于右任公开在报上对升允进行抨击，令他恼羞成怒，终于想出一条制裁于右任的毒计。即以“侵吞赈款”的罪名，电告上海道台蔡乃煌，要求将于右任抓捕查办。
正所谓官官相护，升允乃封疆大吏，蔡乃煌明知“侵吞赈款”纯属诬陷，但仍按升允的要求，联合英租界及上海县知县，于6月17日，将于右任和报社另一名参与赈灾募捐工作的陈非卿抓捕入狱。就便是轰动一时的“民呼报案”。
赈灾，是于右任发起；甘肃赈济所成立后，因此举为公益善事，于右任又为该所无偿提供办公地点，让该所借住在民呼日报社办公。而各界捐赠的赈款，均由赈济所负责人刘定荣经办，刘有账房二人，专门负责赈灾款收转出入事宜，与于右任无任何关系。
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右任在狱中已被关押25天，被租界会审公廨连续审讯七次，案子仍未了结。报社同仁非常清楚，升允与蔡乃煌的目的就是搞垮报社，报社不关门，于右任便难以结束牢狱之灾。
于是，8月14日，《民呼日报》发表“辞世之言”，宣布停刊。
于右任在身陷囹圄37天后，以牺牲《民呼日报》为代价，于8月27日最后一次过堂，随即重获自由。
此后，于右任又先后在上海创办了《民吁日报》和《民立报》，大力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腐败统治，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尤其《民立报》，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从国外回到上海，首先到民立报馆会见于右任，并为《民立报》题词，中文题词为“戮力同心”四字，英文题词为“Unity is our watch word（团结是我们的口号）”，并手书“博爱”二字赠予于右任，嘉勉于和《民立报》对辛亥革命的贡献。
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后，于右任出任交通部次长、代理部长，南京临时政府还为《民立报》颁发“旌义状”，表彰其在辛亥革命中实际担当了革命党机关报的重任。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理职务后，于右任也卸去交通部次长一职，回到《民立报》，专心一意于办报。
1913年7月，孙中山领导的以讨伐袁世凯为目标的“二次革命”爆发，但不到两个月便宣告失败，于右任的《民立报》随即遭查封。该报办报时间将近三年，一共发行了1036号，是于右任所办的四份报纸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份。
随着《民立报》被查封，于右任也结束了长达七年的报人生涯。
就在此时，北京总检察厅发布对孙中山及“二次革命”主要人员的通缉令，于右任自然名列其中。为躲避风头，于右任只好避走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半年后，于右任从日本悄然回到上海，此时袁世凯已废除《临时约法》，正在想方设法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当时的政治环境已不容许于右任重操报人职业，于是，他开始筹办民立图书公司，一面为反袁活动作掩护，一面致力于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
4.文人总司令
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后，北洋军阀势力仍控制着中国政局。为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于右任在1917年5月面呈孙中山，提议从北方着手，突破北洋军阀势力的核心，然后与西南讨逆军遥相呼应，南北夹击北洋军阀势力。
孙中山经过慎重思考，决定采纳于右任的提议。于是，于右任主动请缨，由北京经洛阳前往西安，秘密联络革命志士、民党领袖，筹商举义大事。
时任陕西督军的陈树藩，曾在辛亥革命中参加陕西起义，后归顺袁世凯，成为袁世凯的亲信人物。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宣布云南独立、通电讨袁、组织护国军后，南方各省纷纷宣告独立，陈树藩也在1916年5月9日宣布陕西独立，给了袁世凯沉重打击。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是“病起六君子，命送二陈汤”，“二陈汤”即陈宦、陈树藩、汤芗铭。
袁世凯去世后，陈树藩投靠了段祺瑞。
在陈树藩势力的阻挠下，于右任此次陕西之行，困难重重，难以有所作为。归途中，于右任在沮丧、悲愤中写下《过渭》一诗：
十五年来梦一场，
神州回首几沧桑；
先生老作江南客，
何事伤心到故乡！
但于右任此行并非没有收获，他结识了许多民军领袖人物，这为他出任靖国军总司令埋下了伏笔。
1917年10月，护法战争爆发，陕西靖国军起义。1918年4月，靖国军各部推举代表，联袂赴沪，敦请于右任回陕主持靖国军工作。
此前于右任奉孙中山之命赴陕西开展活动，就是希望能在陕西发动革命，如今陕西靖国军已经起义，邀请他返陕统一领导各部，完全符合他的初衷。在请示孙中山之后，于右任由上海乘轮启程，从汉口经郑州转洛阳进入陕西。为避开有敌军把守的潼关，于右任化装成传教士由陕县渡过黄河，整整走了20天，才到达三原的靖国军总部。
途中，于右任目睹了百姓的凄惨生活，赋诗多首，其中《宜川道中》写道：
隐隐黄河线一痕，马前东望日将昏。
风云晋塞连秦塞，波浪龙门接孟门。
高祖山头余破庙，将军台上只荒村。
川原如锦人如醉，遍地花开不忍论。
到达三原后，于右任立刻察觉，靖国军内部矛盾重重。此前，靖国军将领胡景翼和曹世英为争夺总司令之职，闹得不可开交，反而无暇攻打陈树藩。胡景翼手下将领张义安，便率一营兵力，向西安进军，讨伐陈树藩。
但张义安毕竟势单力薄，很快攻打西安受挫，遂向三原靖国军求援。而胡景翼与曹世英无法达成一致，援军因此迟迟未到，最终贻误战机。
张义安率部在前线杀敌，不幸被流弹击中，临终时挂记靖国军的内部矛盾，建议请于右任回陕出任总司令，统领全局。
胡景翼和曹世英互相不服气对方，不希望对方出任总司令，由于右任这个没有军队的文人出任此职，两人倒也无话可说。
于右任抵达三原后，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将靖国军这支松散、意见分歧的队伍统一起来，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想要对抗陈树藩，要先使靖国军内部团结，增加凝聚力，如此才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战斗力。
但于右任毕竟是个文人，没有指挥过军队，没有作战经验，虽然靖国军内各路队伍上上下下都对他敬重有加，但他仍担心自己指挥不动这些手握军队的将领，无法让他们心服口服地执行自己的命令，因而心中压力颇大。
为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总司令部，于右任请张钫出任副总司令。张钫曾在辛亥革命中任炮兵排长，并作为民军的先锋首先进入西安，1914年出任过陕南镇守使，在陕西颇有威望。
于右任又任命能征善战的胡景翼出任作战总指挥。
为方便指挥，于右任将靖国军编为六路，每路设司令一人，路下为支队，支队以下为团、营、连、排。为减少矛盾和摩擦，各路民军仍按原建制编制。
但谁在第一路，谁在最后一路，以及各部驻地贫富水平不一，钱粮和枪弹分配，稍有不均便会惹来将领抗议，引发矛盾与纷争。对此，于右任用了仅仅两个月时间，便将各种分配问题处理得恰到好处，使各路将领无话可说，靖国军这支原本庞杂而又矛盾重重的部队，便被组织和统一起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于右任不仅能领导、指挥这些久经沙场的将领，对于战略决策，亦能运筹帷幄。早在就任靖国军总司令前，于右任便向孙中山提呈过“革命非自北方着手，无以突破北洋军阀之阵营”的战略，就任靖国军总司令后，又制定了“会合陕西各路民军、义军，略定西北、抚鄂之背”的战略计划。
领导靖国军的过程中，于右任屡次制定战守方略，战事紧张时，更是亲赴前线督战，深得靖国军上上下下的佩服与敬仰。
5.靖国军解体
于右任在1918年8月9日宣誓就任靖国军总司令时，曾在三原城外广场上搭建的典礼台上讲道：
“余以革命党人，非为权利名位而来，实为救国家，救桑梓，与诸同志同甘苦、同生死而来，带给大家者，非金钱，非械弹，乃一腔热诚，与中山先生革命精神，此种精神为革命党人无价瑰宝，一切均不足比拟，只要大家确切认识，笃实践履，则革命必成，强权必败，区区陕乱，不足平也。”
三个月后，因各路民军纷纷投效靖国军，靖国军兵力已达三万以上，所辖地区也扩大到14个县，达到辛亥革命以来民军势力的顶峰。
但随之而来的是粮食、武器供不应求的问题。正如于右任宣誓就职时所说，他没有带来金钱和械弹，南方军政府无力支援靖国军。解决粮弹问题，只能靠靖国军自己。
很多人向于右任提议，在靖国军防区内增加税收，或发行纸币，这是解决实际困难的唯一途径。但于右任却不能接受这种提议，他还记得赴陕途中百姓们那一张张饥饿消瘦的面庞，他不忍心再增加百姓的负担。
然而士兵数量猛增，税收水平不变，粮弹匮乏的困难便转移到了士兵身上，士兵的伙食标准直线下降，降到了聊以果腹的地步。而这些扛枪打仗的士兵，个个年轻体壮，哪堪长期吃不饱饭，渐渐地怨声四起。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战败后，段祺瑞引咎辞职，直奉两系入主北京。皖系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气焰顿敛，而直奉两系在北京明争暗斗，无暇顾及陕西事宜，陕西境内暂时停止了战火，靖国军得以休整。
于右任利用这段空闲时间，在家乡大力发展教育和市政设施的建设，建立了多所男女学校，如渭北中学、渭北师范、三原中学、民治学校等，吸引了大批北京以及全国各地进步学生到三原就读。同时这些学生也带来了新思想、新文化，反过来促进了陕西教育事业的发展。
于右任还选派优秀学生外出学习军事，黄埔军校建立后，于右任先后保送80多名青年到黄埔一至四期学习，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
孙中山对于右任此举特地来信嘉勉：
“顷接手书，知近从事新教育之设备，及改造社会之筹策，于干戈扰攘之秋，犹能放眼远大，深维本根，远道闻之，深慰所望。”
这一时期，于右任还促成建立了渭北水利委员会，延请其同学、水利专家李仪祉为工程师，开始了径惠渠的勘察和筹建工作。虽因经费紧张，这一水利工程断断续续，直到十年以后才竣工放水，但此工程为泾阳、三原、高陵一带数十万亩农田带来灌溉之利，李仪祉也因此被赞为“关中灶神”，于右任自是功不可没。
在于右任干劲十足地建设家乡时，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洛阳设立了“直鲁豫巡阅副使公署”（正职曹锟驻北京），试图以武力统一全国。近在肘腋的皖系陈树藩，成为直系首先开刀的对象。陈树藩自然敌不过直军，很快被赶出陕西，直系又将枪口对准靖国军。
靖国军实力远远不及直军，加上直军刚刚战胜陈树藩，士气大增，靖国军难免产生畏敌心理。直军看准时机，派人到靖国军中说项，表示愿意收编靖国军胡景翼所部，将其改编成一个师，任胡景翼为师长，胡以下将领依次各有提升。
同时，北洋政府拟聘于右任为总统府高级顾问，月薪一千，颁发一等文虎勋章一枚，以示尊崇。
对于北洋政府的任命，于右任坚辞不就，但对胡景翼所部是否接受入陕直军改编之事，于右任却始终不发一言。他深知靖国军的实际情况，因连年征战，军队疲惫，尤其是粮草匮乏，各部将领都想改善条件，意欲分道扬镳、自谋生路者大有人在，于右任自知无力左右，索性保持缄默。
1921年9月21日，胡景翼等主要将领宣布取消陕西靖国军，接受直军改编，并推举于右任为陕西自治筹备委员会会长。于右任自然不会接受，悻悻然离开了靖国军总司令办事处。
随后，于右任在民军将领杨虎城的帮助下，重新建立了靖国军司令部。令人遗憾的是，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无法与直军抗衡，又缺粮少弹，于1922年5月最后解体。
陕西靖国军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作为在护法战争中参战的北方唯一军事组织，靖国军在粮弹匮乏，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北洋皖系军阀、直系军阀苦战数年，独撑危局，功莫大焉。作为文人出身的总司令，于右任更是功不可没。
而于右任指挥征战之余，办学育人，兴修水利，造福桑梓，深受百姓的拥护与爱戴。
三、人生鼎盛，出任监察院长
1.出任监察院长
陕西靖国军失败后，于右任返回上海，以卖字所得润笔维持生计。
时逢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不久亦抵达上海。于右任前往孙中山所在法租界莫里哀路寓所拜谒，汇报靖国军四年战斗历程与失败经过，并以奉命不力引以为咎，孙中山安慰他说：
“失败何伤，吾亦失败来此也。”
拜谒孙中山后，于右任很快将目光投向他所熟悉的教育界，到沪不到五个月，便出任了新创办的上海大学校长。
上海大学的前身是私立东南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创办人为了敛财，打着“提倡新文化”的幌子，罗列了几个名人竖起校牌，然后开始招生授课。但由于设备简陋，教师不称职，遭到学生的强烈反对，学生驱逐了不称职的校长，商议聘请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或名人担任校长。
恰在此时，即1922年10月10日，于右任在《民国日报》发表了《教育改进的要义》一文，倡言救国必先从教育着手，“以兵救国，实志士仁人不得已而为之；以学救人，效虽迟而功则远”。
看到于右任的文章，学生们立即派出代表，几经辗转，终于联系到于右任，恳请他出来挽救学校。
考虑到办学经费、师资等问题的难度，于右任没有马上答应。后在邵力子、叶楚伧等人的敦促下，于右任终于接受邀请，和邵力子一起挑起这副担子，并建议将校名改为“上海大学”。
于是，1922年10月23日，上海大学正式成立，于右任出任校长。
上任伊始，于右任就确定办学宗旨：培养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学校草创，百端待举，于右任决定与共产党联手，把上海大学办成东南地区最高学府，办成革命人才的摇篮。
1923年春，中共领导李大钊来到上海，于右任立即面晤恳谈办学事宜。李大钊从革命实际出发，指出上海大学应当培养革命急需的人才，主张创设社会学系，并推荐共产党员邓中夏出任校总务长，瞿秋白担任社会学系主任。
接下来，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进校任职任教。学校原来只有文学、美术两科和一个普通班，至此开设了中国语言文学系、英国语言文学系、美术科和中学部，并首创独一无二的社会学系。
不到两年时间，上海大学便脱颖而出，社会上广泛流传着“文有上大，武有黄埔”的说法，把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并提，可见这座“东方红色大学”在世人心目中的地位。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在广州举行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右任出席大会，并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大会结束后，于右任返回上海，担任执行部的工人农民部长。
孙中山逝世后，于右任担任国民党北京执行部委员，拒绝了西山会议派和段祺瑞的邀请，坚定不移地奉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5年，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于右任任国民政府委员。
1926年，北方政局一片混乱。1月20日，直系军阀吴佩孚通电讨冯（冯玉祥），冯玉祥的国民军在河南、直隶连遭挫败，冯玉祥自知不是对手，为保住国民军实力，以退为进，宣布下野，后只身去了莫斯科。冯玉祥虽然下野，却从未停止扩军备战，并接受苏联的军事援助，实力不可小觑。
为推翻北洋军阀，广东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誓师北伐，拉开北伐战争的序幕。中共北方区领导人李大钊请于右任前去莫斯科，敦促冯玉祥回国，参加北伐战争。
当时，于右任是北洋军阀的重点通缉对象，为了完成李大钊交给的任务，于右任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费尽周折，逃出北京，从天津搭乘一艘苏联轮船，经日本赴海参崴转道莫斯科。
在莫斯科郊外差里彻罗村冯玉祥的住所，于右任与冯玉祥秘密会谈，冯玉祥接受李大钊提出的“进军西北，解围西安，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意见。
当时，西安已被投靠北洋军阀的“镇嵩军”围困近八个月，冯玉祥和于右任回国后，即成立了国民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于右任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监誓、授旗，任副总司令。随后，国民联军经宁夏、固原、平凉等地进入陕西，与“镇嵩军”展开激战。
11月下旬，西安之围被解，于右任以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的名义进驻西安，代行全省政务。
于右任满怀激情，本想在西安有所作为。然而事与愿违，他的工作处处受到冯玉祥部掣肘。最终，于右任忍无可忍，只好离开西安，前往耀县东北的药王山占庙里居住。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清党，随后在南京建立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汪精卫自海外归来，就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继续与共产党合作。于右任闻讯，立刻离开陕西，出走武汉。
然而，到了6月底，武汉政权陷入危机之中，国共两党破裂在即。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宣布“分共”，从此宁汉合流。
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于右任在南京被内定为主席团成员。为履行职责，于右任提出一份“中委”备选名单，不料被陈果夫等人全盘否定。于右任闻知十分愤怒，遂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并在大会结束前毅然离开南京，出走上海。
同年，于右任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审计院院长，主管财务审核。
由于于右任与共产党多有往来，因而与蒋介石比较疏远，但于右任与陈其美交谊颇深，因此得到蒋介石的倚重。
原来，早在清末时期，于右任曾把穷困潦倒的陈其美介绍给湖州南浔镇四大豪门之一的张静江，希望张静江能够资助陈其美。但张静江看不起陈其美，还责怪于右任所荐非人。于右任只好安排陈其美在《民立报》当特约记者。
1916年5月，陈其美在法租界遇刺身亡，于右任悲痛万分，写下：
十年薪胆余亡命，
百战河山吊国殇。
霸气江东久零落，
英雄事业自堂堂。
可见，于右任与陈其美之间的感情之深。
蒋介石与陈其美于留学日本期间，义结金兰。对蒋介石来说，结识陈其美是他一生命运的转折，是陈其美引导他走上了革命之路，又在“二次革命”失败后介绍他在日本第一次谒见孙中山。
正因为出于对陈其美的感激，蒋介石十分敬重于右任。加上于右任是西北人士，且没有派系，为平衡关系，蒋介石于1931年2月2日，任命于右任为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
出任监察院长后，于右任发现，国民政府组织法中所定的监察院的职权，仅列举弹劾、审计两项，并无细则，对于如何行使这两项职权，于右任于3月1日拟定大纲：
一、划分监察区，分派监察使进行视察；
二、派员分赴各公署及其他公立机关调查案卷册籍；
三、公布人民控诉手续细则以及审计工作等。
于右任还十分重视遴选监察委员，他的原则是：用人唯才。因此，他挑选的很多监察委员与他并无多少渊源。
2.打虎遭遇失败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于右任上任后第一把火，便弹劾了两名鱼肉人民的县长——四川綦江县县长吴国义、江苏灌云县县长胡剑锋。前者违法滥刑，后者违法吞款贪赃，于右任将其交行政院撤职查办。
于右任此举一出，各界哗然，舆论界意见分为两派，一派对于右任赞赏有加，认为此举对今后吏治之整饬关系甚大；另一派则称监察院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养虎遗患，后患无穷。
于右任立即针对后者，发表谈话，称：
“一个蚊虫，一个苍蝇，一个老虎，只要他有害于人，监察院都给它以平等待遇，并不是专打掉小的而忘了大的，也不是专管大的而不管小的。”
于右任敢说此话，心中大概也是这样想的。
1933年，于右任便挑了一个老虎下手，弹劾铁道部长顾梦余在向外国采购铁道器材时丧失主权贪污舞弊，并直接将全案公布于众。时任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对于右任此举大为恼火，随后便提出修订、补充弹劾办法，要求监察院遇到重大案件后，应先向中央政治会议提出报告，不能自行公布案件、发布案情。
于右任表示不能接受这项修改补充意见，当众与汪精卫发生争执，并提出辞职，以示威胁。
于右任性格耿直，一遇到不顺心之事，便拂袖而去，这次一气之下回到陕西家乡。监察院委员则决心与于右任同进退，宣布集体辞职。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亲自出面调解，没有通过汪精卫的修改补充办法，以此挽留于右任。于右任虽回到任上，但顾梦余最终也没有受到惩罚，于右任只能发出“为民鸣不平之难矣”的空叹。
此后，于右任很少打虎，将心思全都放在监察使制度的建立上。
他将全国划分为六个监察区，每一区派一名监察使巡回视察，监察使们拥有三种权力：
一、到官署及公立机关的调查权；
二、对违法官员通知其上级紧急处置权；
三、接受人民检举官员违法失职的报告权。
于右任非常向往我国古代所渭“绣衣持斧之使者就道”的古风，想要把监察使也变成既能了解各地情况、又能行使弹劾权的“钦差大臣”。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一套监察制度，只能是空想。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一致抗日。9月28日，复旦学生请愿团乘车前往南京，与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学生会一道，冲进外交部，质问外长王正廷，为何对日不采取强硬态度。
王正廷支支吾吾，无以作答。学生气愤之下，对王进行人身攻击，王正廷只好跳窗逃走。
三校学生随后又来到国民政府请愿，蒋介石请出与复旦渊源颇深的于右任出面调解。于右任只好硬着头皮，与三校学生会面。他首先勉励学生道：
“我们中国青年，有这种热忱，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不会灭亡的证据。”
接着，于右任就学生们的问题一一作答。
关于外交方针，于右任解释说政府早已确定，现在正在积极进行，以后无论面临如何的艰难困苦，政府都将以最大决心，应付一切，并以全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以全国人民的力量为力量，厉行革命外交。
关于政府出兵问题，于右任称国家的存亡，全靠自己，现在中国虽已获得国联的同情，但仍未忽视最后一着的准备。于右任强调政府已经下最大决心，着手最后的准备，至于如何准备，事关军事，不宜透露。
但学生们并不因为于右任的话平息怒火：
“还准备什么？早该把军队开上去抵抗了！”
“什么军事机密，只要政府不跟日本签订秘密条约，不要瞒着老百姓！”
于右任笑笑，继续作答，说外交当局此次固有应负的责任，但不只外交当局，整个政府、整个中央都有责任，政府对诸位的此项意见，完全接受，待报告中央政治会议后，一定有可使诸位满意的办法。
不想学生们反对声更甚，嚷嚷着要蒋介石出来作答，否则不会离去。蒋介石没有办法，只能亲自接见了学生，这才平息了学生们的怒火。
抗战期间，于右任不改亲共姿态。在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前，于右任接受杨虎城的委托，积极宣传中共的“四项保证”，即：
“停止武装推翻国民政府；改变工农政府和红军名称；在根据地实行普选；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正因如此，于右任与蒋介石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并深为蒋介石所忌惮。
3.被挟逃往台湾
解放战争时期，于右任继续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大会，选举总统和副总统。总统人选自然非蒋介石莫属。而参加副总统竞选的候选人则有六位，于右任便是其中之一。
于右任之所以参加竞选，是因为他认为副总统这一席位应该给北方人，他正是符合条件的少数人之一。
但其他五位候选人，都有强大的实力奥援，不是有地方实力作后盾，就是有蒋介石的支持，惟于右任是光杆司令。
有位记者不留情面地问于右任：
“您有什么做后盾？”
于右任幽默作答：
“我有‘条子’！”
当时所谓“条子”，一般意义上是指“金条”。因此记者大吃一惊，都说于右任为官清廉，怎么会有金条？
于右任见状，知道记者误解了，便拿出一幅写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条幅说：
“我连夜赶写了千幅这种‘条子’，将赠与支持我竞选的人。”
记者这才恍然，却哑然失笑。
最终，于右任以票数第四而落选。前三人分别是李宗仁、孙科、程潜。
于右任虽然心中失望，但仍到支持他的各代表处致谢，并继续到场观看副总统竞选，与会的人都赞扬他有民主风度。副总统的桂冠，最后被实力强大的桂系摘取，桂系首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
1949年初，在共产党发动的三大战役中，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国民党政权已濒临崩溃，于右任识时务地于3月26日提出辞去监察院长职务，但在众人的挽留下，勉强答应继续担任监察院长一职。
4月，国共和谈在北平正式举行，代总统李宗仁原打算派亲共的于右任作为特使去北平，于右任自然乐得接受。但正在北平参加和谈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认为，于右任暂时留在南京比较好，可以促使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待南京政府批准和谈协定后，再由于右任到北平主持签字。
李宗仁接受了张治中等人的建议，而最终和谈破裂，于右任未能前往北平。
得知于右任不能到北平时，中共方面领导人周恩来曾特地交代代表团顾问、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
“如果南京政府拒绝批准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我们渡江占领南京时，希望于先生在南京不要动，到时候我们会派飞机接他来北平，将来同张澜、李济深和沈钧儒先生一道，组织新政协，我们一同合作。”
并请屈武到南京后将这个消息转告于右任。
于右任得讯后非常高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于右任本以为他能够被接往北平。不料，22日，于公馆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其中一位国民党军官对于右任说：
“南京形势危急，为保证您的安全，请随我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于右任赶紧推脱：
“我现在身体不好，缓几天再走。”
这名军官听后，顾不得礼节，强硬道：
“情况紧急，必须马上离开南京！”
说罢，便强行将于右任架上了停在门口的汽车，然后驶向机场。
于右任被带到上海，安排在上海闵行的一间不起眼的平房里。于右任见这个平房地处偏僻，担心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拒绝住在此地。随行人员则劝他说：
“正是因为这里不起眼，所以才安全。”。
但于右任态度坚决，表示绝不住这里。他说：
“我的次子仲岑就在上海，为什么不让我住儿子家里？”
随行人员没有办法，只好按照于右任的意思，将他安顿在儿子家中。
然而太平日子没过几天，解放军便兵临上海城下。于右任又被迫携带次子仲岑、儿媳周宝珠及两个孙子，随国民党其他官员，南下广州。
广州解放前，于右任又逃到香港，又于11月26日奉召返回重庆。11月29日，于右任被迫飞往台北，因未能与居住在老家的发妻高仲林取得联系，而将高仲林与女儿于芝秀留在了大陆，他本人则再也没有返回大陆……
四、败退台湾，再任院长15载
1.弹劾俞鸿钧
国民党去台初期，“监察院”实际是国民党政权一个点缀品，表面看是“中央”一级机关，实际地位还不如台湾省的下属办事机构，连拥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地点都成为奢望。于右任在这般光景下，又在院长的位子上坐了15年。
起初，“监察院”借了台北车站前的七洋大楼的几个房间做办公室，但开会没有足够大的场所，只好另借济南路的小礼堂。于右任这位“院长”的办公室则设在中山北路某楼的一个小房间内，有时还要借台湾省议会余屋一用。看着七零八落的“监察院”，于右任心中自然不是滋味。
1950年，在大陆期间第三次下野的蒋介石准备复职，由于代总统李宗仁于大陆战败后逃到美国，“遥领国事”，“监察院”按照蒋介石的旨意，对李宗仁提出弹劾。3月1日，蒋介石得以在台湾“复正大位”。
此时的于右任，身体出现不适。1951年2月，他患上脑部微血管阻塞，有中风症状，在床上修养了40天，行动仍感吃力。此时于右任已72岁高龄，即便没有得此病，工作也已力不从心，因而提出辞职，但没有获得批准。
在1953年“监察院”年度总检讨会上，于右任苦笑着说：
“这些年来我也多病，大声讲话头部便会作痛，老天爷留我是罚我，作苦工的日子尚未完满。”
可见于右任对“中央”不批准他辞职，心中的不满与无可奈何。
其实，于右任大可不必为此烦恼，既然“监察院”院长只是个摆设，他完全可以居高位坐享清福。但性格使然，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能忍受“不作为”。他的不满，正是因为在这个职位上，无法做出成绩。在台湾15年“监察院”院长历程中，于右任只有1957年弹劾俞鸿钧一事值得一提。
俞鸿钧曾在1949年将价值数亿美元的黄金白银从上海运至台湾，为蒋介石立下大功，因而得到蒋介石的器重。1954年6月，陈诚当选“副总统”，俞鸿钧便接替其出任“行政院”院长，可谓红极一时。
俞鸿钧上台后，提出“杜绝浪费，调整待遇”的提案，调整了不同行业、不同级别人员的工资，使得广大公教人员和少数上层之间的薪水拉开了距离。1957年，台湾当局公布了公教人员与上层的薪水，其中：
公教人员每月人均收入616元（台币），
公营事业机关每月人均收入1174元（台币），
经安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333元（台币），
美援会职员每月人均收入3547元（台币），
高级官吏，收入自然更高。以俞鸿钧本人为例，他出任“行政院”院长之后，仍兼任“中央银行”总裁，住在“中央银行”总裁公馆。公馆里包括饭菜、木炭、煤气、水电等一切开支，均由“中央银行”支付。尽管“中央银行”此时已没有什么业务开展，俞鸿钧仍雇用司机、工友，多达120人，仅房屋的租赁费每年就要花费起码36万元。
俞鸿钧凭借手中的权力，将亲人安置于重要岗位。比如他的弟弟余鸿润为“中央印刷厂”协理，女婿缪启威、李福泰出任“中央银行”要职，并被派往国外。
于右任得知俞鸿钧的这些情况后，派监察委员进行质询。
于是，监察委员约请俞鸿钧到“监察院”回答质询，但等来等去，不见俞鸿钧回复。监察委员只好再约，结果遭到拒绝。监察委员又推迟期限，第三次约请俞鸿钧，仍得不到回应。既然俞鸿钧不愿到“监察院”，便由监察委员上门“拜访”吧，然而监察委员到“中央银行”和“行政院”想要查账时，均被拒之门外。
对此，于右任相当恼火，于1957年12月10日亲自到“监察院”主持关于对俞鸿钧的弹劾会议，会上监察委员们群情激愤，一致认为俞鸿钧欺人太甚，并通过了对俞鸿钧的弹劾，会后弹劾内容在新闻界公布，一时间舆论大哗，令俞鸿钧甚为难堪。
但很快，便有人出来为俞鸿钧鸣冤叫屈，这个人就是“宪法”专家陶希圣。
陶希圣在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发表谈话指责监察院，认为“总统”有权，内阁有责，“行政院”并不对“监察院”负责，因此不应到“监察院”去答复质询。
于右任听到此种说法，既感到好笑，又无言反驳。弹劾俞鸿钧能否成功，关键还在于蒋介石的态度，于右任心中隐隐升起一股期待。
2.一个字批文
1958年1月16日，在台北中山堂，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以及中央委员、评议委员和国民党籍的监察委员近两百人到场开会。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便高赞俞鸿钧的功绩：
“俞院长是卓有功绩的，当年若非他将‘中央银行’库存的黄金运来台湾，使我们可以养兵整训，又何来今日基础？”
听到此，于右任立刻明白了蒋介石的态度，知道蒋介石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感到心寒不已。
蒋介石淡淡地瞥了一眼于右任，继续说：
“院与院之间发生争执时，可由‘总统’召集有关院长会商解决之。我是在等你们来报告我，让我来召集两院‘院长’会商解决的。”
蒋介石面朝监察委员，责问道：
“为何不走这条途径？现在造成弹劾案，使中外舆论大哗，处理上实在不对。至于弹劾中所列各点，许多事不能责备俞院长个人。至于列席备询的问题，你们监察委员执行调查询问职权，对于被调查的人，往往视同罪犯，俞院长是行政首长，如何可受这样情形的调查？”
蒋介石如此维护俞鸿钧，坐在一旁的俞鸿钧喜形于色，他目光炯炯地望着领袖，蒋介石说一句，他便点一下头，与同样坐在主席台上、面容冷峻的于右任，形成鲜明对比。
于右任失去神采的目光落在台下的监察委员们身上，心中愤愤不平，他认为，“监察院”原本具备的七项权力：同意、纠举、弹劾、审计、调查、纠正、质询等，如今有三项：审计、调查、质询被“行政院”所阻，还有一项弹劾权被《中央日报》所扼，剩余三权，则被蒋介石今日的讲话所否决。
会后，于右任冷笑着对监察委员们说：
“如此看来，我们‘监察院’今后是无事可做了。”
经过这次弹劾案的失利，于右任深受打击，从此心灰意冷，不再妄想做出什么政绩，而是寄情诗词、书法。虽然仍每日按时去“监察院”上班，但也只是例行公事，做做样子罢了。
对于一切等待于右任批阅的文件，他读过后都只批一个字。或“是”或“行”，或“商”或“阅”，或“可”或“缓”、或“酌”或“准”、或“存”或“发”。他经手的文件，很少见到两个字的批示。签名则以“右任”二字，加起来总共三字。
于右任用一个字的批文这种独特的方法宣泄心中不满，同时也表示他本人在这个环境中，虽对一些不公平的事情愤愤不平，但却无能为力，还不得不说一些违心话。
于右任在一生中写下的最后一个字，便是这“一个字的批文”，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最后一个字，是他在荣民总医院病榻上所写。
当时，“监察院”需要对黄亮、王昌华两位法官的任命表示“同意”，文件送到于右任的病房，于右任只好支起身体，颤抖着右手，写下一个“行”字，不想竟成为他的“绝笔”。
3.晚年遇不公
如果只是蒋介石对于右任不重用、不放权，于右任也没有什么怨言，毕竟蒋介石是党和政府的领袖。但若被部下欺辱，则是于右任无法忍受的。
台湾《中外杂志》上曾刊登过一篇文章，是与晚年的于右任接触较多的一位新闻记者所写，这篇文章道出了于右任晚年处境的悲凉：
“在他生命史上最后的两年，他痛苦的日子比快乐的日子为多。在风雨的黄昏，我常常看到他独自一个人坐在书房中打盹，一本线装书，滑落在地上。那是象征一个老人的寂寞。在他逝世的一年以前，他已经不想吸烟，那时到青田街寓所来聊天的人，似乎也愈来愈少，每年除了过生日那天，热闹一阵子，平常已经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不过他每天仍照常到监察院办公，并替人写字，据他自己说：他为人写字是还人‘字债’。”
文中讲述了于右任86岁（虚岁）那年，在“监察院”内发生的两件事。
一件是于右任以公款购买了一个小冰箱。当时，常有外宾到“监察院”访问，于右任喜欢买些水果招待客人，因天气炎热，为了让客人吃上冰凉爽口的水果，同时也便于水果储存，有人建议买一个小冰箱。
于右任听后觉得这个主意很好，点头答应，很快，一个小冰箱被送到于右任的办公室。
这件事被一名监察委员知道，竟跑到办公室当面质问。于右任无言以对，气得浑身发抖，这名监察委员一走，于右任就把小冰箱送到医务室去，不再使用了。
再一件事源于于右任逝世前三年，那一年，于右任的老友、同盟会会员邱于寄病逝，于右任给蒋介石写信，请求给邱于寄拨一笔抚恤金，用来办理丧事，蒋介石立即批准。
办完丧事后，这笔款项还余有两万元。于右任出于好意，托人放些利息，每月得息金500元，给邱于寄的外孙女高鉴芝做生活费。但后来这笔钱到账了，经手人林某只赔出5000元，所差的15000元只能由于右任赔出。
于右任将高鉴芝叫到“监察院”，请她吃了一顿午餐，并当面将15000元交给了她。这件事又被另一位监察委员知道，竟跑去当面质问于右任从哪里获得的这笔钱。
当时于右任已经住院，病痛难耐，但也只好强压怒火，紧绷着脸说明：这15000元是1963年“中央”贷给所有“中央”民意代表的一笔钱。
于右任病中，还有一个监察委员登门“看望”，半强迫式的向他“求”字。
这三名监察委员，竟敢当面质问“院长”，甚至连于右任住院都不放过，不难想到他们背后有靠山，而这个靠山，正是蒋介石。
蒋介石因于右任在大陆期间与共产党的亲密往来，以及到台后的“不顺从”，对于右任心怀猜疑，因而在“监察院”安插耳目，监视于右任的行动。但对于这些监察委员的所作所为，蒋介石也感到有些过分，时常前往看望身体不佳的于右任，给予安抚。
1964年的春节期间，蒋介石到于公馆看望于右任。在书房里，他看到一盆炭火，便关切地说：
“炭气对老人的健康无益，我看应该换两个大电炉，这件事就交给我吧。”
“不劳‘总统’费心，两个大电炉一天要用几十度电，电费昂贵，老身支付不起哪。”
“这个好说，以后公馆的电费就从‘总统府’开支好了。”
于右任不置可否。
第二天，便有两个大电炉送到于公馆，但于右任一直没有使用，仍旧生一盆炭火，火盆上再煮一壶茶。终日一卷书，一壶茶，倒也悠闲自得。
五、寄情诗文，雅集中解乡愁
1.与好友雅集
政治上虽不得意，但于右任的晚年生活还是颇为丰富的。
作诗自娱，是于右任晚年的精神支柱。每逢三月三、五月五、九月九，于右任便会联络在台诗人，大家聚在一起，吟诗作乐。
1950年的三月初三，是于右任到台后第一个修禊日。
农历三月初三，古称上巳节，相传是黄帝的诞辰，中国自古有“二月二，龙抬头；三月三，生轩辕”的说法。魏晋以后，上巳节改为三月三，后代沿袭，成为汉族水边饮宴、郊外游春的节日。
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曾在公元353年的三月三，召集好友41人，在绍兴兰亭举行了一次雅集。当时“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兰亭“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众名士列坐曲水之旁，行“流觞曲水”禊饮歌诗之戏。王羲之在此景致中，写下了千古绝唱《兰亭集序》。
于右任模仿之，在1950年的三月三，于台北士林园艺所组织诗人举行雅集。选定此园，是因为这里多种兰花，于右任索性写下“新兰亭”三字额其门，并集王羲之兰亭序字作诗一首：
又是兰亭修禊时，游观所向盛于斯。
自由觞咏人人乐，大宙清和岁岁期。
当世不殊诸子抱，其情或引万流如。
天随浪迹亭林老，俯仰之间一遇之。
4月，于右任来到台湾最南端的鹅銮鼻。
“鹅銮”是台湾原住民排湾族语言里“帆”的译音，因为附近的香蕉湾有大石像船帆一样的形状，所以特取此名，加上该处地形仿佛一个突出的鼻子，“鼻”便是指岬角，故称“鹅銮鼻”。
“鹅銮鼻”最有名的景点当属灯塔。灯塔于1875年动工，历时八年竣工，耗白银210多万两。整个灯塔为炮垒式，塔基为炮台，围墙上有炮眼，四周是壕沟，平时派士兵把守。是环太平洋最有名的灯塔之一。
在这里，71岁的于右任毫无顾忌，放声大笑，他举目眺望远处星星点点的渔船，使劲眨着眼，似乎是努力想要看清巴士海峡对面的菲律宾。他拾了几个蚌壳化石，打算带回家，练字时镇纸用，并为它们取名叫螺纹石。在如此惬意的氛围中，于右任自然不会忘记赋诗一首：
大浪淘顽石，千年复万年。
太平洋上望，今古几渔船。
除了作诗自娱，于右任晚年还经常应友人之邀，为一些出版物题词作序。有时他还为老友写墓志、墓表，这样的工作，一年要有两三起。
于右任中年时期曾花大量时间研究北魏墓志、墓表，加上他早年的报人生涯，不管逝者的一生多么曲折复杂，他都能用简洁的语言将其清晰展现，并且大多是一蹴而就。
于右任所写的墓志，并不局限于对逝者生平的讲述，更注重突出逝者特长，生前对他人的帮助，以及同于右任的交情。
1952年2月，于右任的故友、同盟会会员周佩箴逝世。于右任不忘40多年前，他在办《民吁日报》时被捕，多亏周佩箴多方奔走营救。在周佩箴的墓志铭中，于右任动情地写道：
“余入狱，君奉命奔走，极劳苦。”
1954年，于右任的另一好友丁维汾去世，于右任在其墓志铭中不仅叙述了丁维汾生前在政坛的贡献，还强调了他在研究语言学方面的造诣：
“先生幼承家学，邃于古韵，中年以后与章太炎刘申叔黄季刚往复商讨于古韵部类之析合，音准之辩正益精，而创获益多。……”
“林泉多新鬼，老迈故人稀”，看着老友一个接一个离世，于右任心中痛苦不堪，感情上更是难以接受，为老友写墓志，更激发他对与老友过往点点滴滴的回忆。于右任常常是含泪书写墓志，可以说每一篇墓志，都凝结了他的血与泪。
2.老少皆朋友
于右任朋友很多，与朋友的交游往来，也是他晚年主要活动之一。
后来于右任的腿患上寒症，行走不便，鲜少再去朋友家做客，但朋友们仍会到于公馆拜访。于右任有几个好友经常走动，莫德惠便是其中之一。
莫德惠是东北人，但出生在新疆，赴台后的处境和于右任相似，虽贵为“考试院”院长，但只是徒有虚名，在1960年国民党召开的“国民大会”上，甚至连主席团成员的一席之位都没有获得，还是一位东北籍的郭姓先生看不下去，自动请辞主席团，将自己的位置让给了莫德惠。
类似的处境让于右任和莫德惠产生惺惺相惜之感，两人经常坐在一起吟诗作对，谈古论今，相似的人生观、价值观让两人在很多问题上见解趋于一致，两人因而结为莫逆。每年夏天，两人都相约到北投风景区的一座小洋房里度假几周，即便天天面对面，仍有说不完的话。
1962年4月14日，是莫德惠的八十寿辰，于右任虽行动不便，仍坚持亲自前往祝寿。席间，于右任即席作诗一首，为老友敬寿：
天山云气接长春，冰雪光明见异人，
几载边关当乱世，一株新柳佩终身。
逍遥岁月心弥壮，匡复家乡梦有痕，
神木摩挲问年纪，共支时代领群伦。
通过莫德惠，于右任和被软禁的张学良也多有往来。莫德惠在东北曾出任过县长、道尹，厅长、省长，和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颇有交情，到台湾后，他便以张学良的父执和同乡身份请求看望张学良，获得蒋介石的批准。
于右任对张学良非常同情，早在1949年蒋介石宣布下野时，就曾当面向蒋介石提出：
“能否释放了张汉卿（张学良字汉卿）？”
蒋介石则说：
“我已下野，有时间可以找德邻（李宗仁字德邻）商量。”
但实际上，即便李宗仁同意释放张学良，他也无法调遣看管张学良的军统特务。
到台湾后，由于张学良失去行动自由，于右任便经常和莫德惠以及张群、张大千等人去看望张学良，张学良时常亲自下厨，款待客人，于右任对张学良一手东北菜赞不绝口。
1958年，于右任即将迎来自己的八十寿诞。他的故友、著名画家张大千从巴西寄来巨幅古柏图，为于右任祝寿，画上题诗道：
叱咤风雷数十春，
而今只署太平人；
参天黛色吾能说，
腕底蟠虬自写真。
张大千此诗，一语道破于右任的为人以及书法艺术的风格。
颇为难得的是，于右任还有一群忘年之交。这些年轻的小辈，时常自备几样酒菜，邀请于右任前往小酌。就在于右任八十寿诞前20多天，几名青年记者凑份子摆了一桌菜，邀请于右任赴宴。4月14日中午，于右任欣然前往。
青年记者们口才颇佳，与于右任谈天说地，谈古论今，于右任仿佛回到年轻时代，也放下长者的架子，无所不谈。后来，大家谈到于右任的胡子。
于右任美髯飘拂，条条清晰，根根可数，最长的部分有一尺六寸八分，白如银丝，状若神仙中人。如此美髯，天下绝无仅有，因而成为于右任的个人标记。20年代时，他还与同盟会会员曹亚伯赛过胡子。
当时曹亚伯因遭受排挤，辞去在国民政府的要职，赋闲在昆山家中，整日烧香拜佛。于右任和辛亥革命元老吴稚晖特地到曹亚伯家看望，曹亚伯也留有大胡子，看到于右任的胡子曹亚伯自叹不如，但仍嚷嚷着要和于右任比比胡子。
“我们今天的胡子比赛，一不比胡子长短，二不比胡子浓密，我们只比胡子的雅和俗。”曹亚伯一副胜券在握的架势。
于右任和吴稚晖面面相觑，这胡子还有雅和俗之分？
“以浓密长短比胡子，不过是俗人的见解，胡子浓者密者，并不能说是美者雅者。正如书画艺术，王羲之一字往往远胜于我辈凡夫俗子千字万字；八大山人一画，往往强于世人千画万画。由此可见，多、长、浓、密有时并不是好事。再说，你的胡子沾满俗人、女子的唾沫和气味，而我呢，每天吃斋念佛，远离尘世，胡子上都是仙气。”
于右任一听，恍然大悟，又有些啼笑皆非。如果从外表看，于右任的胡子显然比曹亚伯的胡子长而且浓密，但依照曹亚伯的规则比试，于右任只能甘拜下风。
如今，青年记者们也对于右任的胡子产生浓厚兴趣。此美髯虽是自然天成，但平时的保护和爱惜也必不可少，青年记者们便直问于右任平日是怎么保养胡子的。
“我每日至少要用开水烫洗一次胡子，然后用指尖轻轻梳理。年纪大了，每次梳理都要掉些许银须。”于右任叹口气说。
其实，于右任每日掉落的银须并没有扔掉，他身边的侍从人员会小心翼翼将其捡起收好，时常有人托人来求几根于右任的银须收藏，侍从人员便将“存货”取出一些赠予他人。
青年记者们趁着酒兴，继续问：
“您晚上睡觉，胡子是放在被子里，还是放在被子外？”
“顺乎自然。”
于右任这句“顺乎自然”，是花费了一晚的时间琢磨出的。那是早年第一次有人问于右任相同的问题，害得他晚上睡觉时格外留意自己的胡子，一会儿把胡子放在被子里，想想容易磨断，就把胡子拿到被子外，又怕翻身会压断几根，结果折腾了大半夜，才决定“顺乎自然”。
于右任和青年记者们聊得高兴，还给他们讲了一个胡子的笑话：
“在天堂里，关公坐着看书，关兴带着笑从外面进来，关公放下书问：你小子为什么这么高兴？关兴说：我同刘禅、张苞两位哥哥谈天。关公问：你们瞎聊些什么？关兴说：我们都说各人爸爸的长处。关公问：他们怎么说？关兴说：刘哥哥说大伯父仁义爱民，张哥哥说三叔父长矛神勇。关公问：你呢？关兴说：我说你老人家的胡子……‘好看’二字尚未说出来，关公便勃然大怒道：老子有许多长处你都不说，偏偏要说老子的胡子……”
于右任说着，还扮成关公的样子缕缕胡子，惹得满堂开怀大笑。
就这样，众人畅谈了两个多小时，青年记者们见于右任面有疲惫之色，赶紧端出寿桃寿面，于右任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次宴会是给自己预祝八十寿诞的。
一名青年记者说解释说：
“5月8日是您八十寿诞，那天您家中必定贺客盈门，恐怕没有时间和我们说话，所以我们商量着提前给您祝寿，这样还能在一起谈谈天，欢聚几个小时。”
对于这些青年朋友的良苦用心，于右任颇为感动，他连连拱手，表示感谢。在喝寿面时，只觉得眼眶酸涩，喉咙梗塞。
3.举债度晚年
于右任到台湾后，拒绝了蒋介石准备的花园洋房，住在台北市和平东路青田街的一座宅邸中，这里为战前日本人所建造，以木质结构为主，大门刷着绿色的油漆，别具特色。
宅邸的院落很小，院落中的花木无人修剪，一条水泥小径因年久失修，在多雨的台湾，经常长满青苔，穿皮鞋走这条小径，很容易滑倒。
于右任的长子于望德和他的老副官宋子才都在这里跌过跤，于右任因喜穿布鞋，加上随从人员为防止他在此处跌倒，特地在他的手杖外面套了一个胶皮套子，所以于右任从来没有跌倒过。
于右任的官邸从不设门卫，有访客到来也无需通报，直接进门即可，就同老百姓的住宅一样，毫无高官公馆的排场。
访客到来，可直接进入于右任的书房——“老学斋”，意为“活到老，学到老”。书房面积颇大，因而兼作会客室。
于右任十分好客，于公馆往往门庭若市，座无虚席，不得已，只好前客让后客。于右任因晚年腿脚行动不便，就坐在书桌旁的圆椅上接待访客，来者点头，去者挥手，不再起立迎送，一派长者风度，令人肃然起敬。
来访的客人太多，公馆的开支也随之增大，加上于右任乐善好施，有人向他求助，他就会慷慨解囊，不顾及自己的经济状况。每月下旬，于公馆便会闹起“饥荒”。于右任堂堂“院长”，无论如何也抹不开面子向朋友借钱，于是这筹钱的差事就落在于右任的老副官宋子才身上。
宋子才从大陆起就跟随于右任左右，对他的性格脾气摸得很透，他曾劝过于右任节约开支，甚至在经济上卡于右任，但都不见效果，于右任手里怎么也存不下钱。紧要关头，宋子才只好掏自己的腰包，但只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还是摆脱不了借债度日的命运。
有一次于右任急需用钱，向宋子才借，宋子才一时拿不出，就向别人借了一只金手镯，到典当铺里押了一千元，每月利息一百。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一名杂志记者打听到，立即当做花边新闻登载出来。于右任看到新闻，觉得向高利贷借钱有损他的清誉，生气地叫来宋子才训话。
宋子才一片好心，却惹来于右任的责备，自然不服气，反驳道：
“向人借高利贷，并不是一桩丑事，主要是看你借了钱做什么用途？而且，身为‘院长’，穷得向人借高利贷，可见‘院长’为官清廉，怎么会有损‘院长’清誉呢？”
于右任听后，觉得颇有道理，这才消了气，但还是说：
“照你这么说，你向人家借高利贷，对我是有好处的，是不是要我来感谢你呢？”
说罢，两人相视而笑。
有一年，一直在巴西和美国居住的张大千回到台湾，听说于右任经济困难，主动到于公馆，要求接济于右任一笔钱，他知道于右任不会同意，便坦率地说：
“我不久前在国外举办了画展，卖画的收入不菲，那幅泼墨通景大荷花被《读者文摘》社的创办人华莱士夫人买走，赚了14万美元（创当时国画售价的最高记录）。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现在手头富裕，送给你一点只能算小意思，不成敬意。”
于右任见张大千如此真挚，若拒之反而显得寡情，因此只好收下这笔钱，偿还了宋子才平日所垫付的款项。
但于右任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因此转好，反而愈演愈烈。于右任在1962年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
“春节将近，费用太大，将如之何？”
2月16日又写道：
“近来费用太高，实在对不起人。”
可见老人心中压力之大。
4月18日，于右任喉咙发炎，住进荣民医院作检查，可第二天他就嚷着要出院，医生劝阻不住，只好任其离去。在日记里，于右任写下了不得不出院的原因：
“今日早起，疾已轻，有归去之意，开支甚大，如何能继？”
但出院后，于右任的病又反复发作，他又在5月7日的日记中写道：
“自医院归，又病，不能兴。食道最难防。”
27日，于右任写道：
“我的钱已用干，可以指天作誓的。人疑我有钱，是旁人害我。”
4.长眠高山上
早在1939年，于右任的老师马相伯百年寿诞时，一向不作诗的马相伯，破例给于右任写了一首诗：
愿子更努力，努力振国威。
更历三十年，子年九十时，
九州既早同，太平亦庶几。
马相伯希望于右任像他一样，活到一百岁，于右任自己又何尝不想。特别是于右任晚年，长寿的想法愈来愈剧，因为他担心自己活不长久，无法再回到祖国大陆。他想念大陆的亲朋故旧，更思念他的老伴高仲林。
于右任赴台后，发妻高仲林与长女于芝秀留在了原籍；幼子于中令及其母沈建华留居上海；长子和儿媳定居南美洲，一家人分居大陆、台湾、南美数处，音讯阻隔，让于右任十分痛苦。
1958年，是于右任和高仲林结婚60周年，金婚纪念日前夕，于右任打开保险箱，从里面取出一双布鞋、布袜，抚视良久，写下了《忆内子高仲林》一诗：
两戒河山一支箫，
凄风吹断咸阳桥。
白头夫妇白头泪，
留待金婚第一宵。
原来，这布鞋、布袜都是高仲林早年为于右任亲手缝制的。
高仲林比于右任小两岁，自1904年于右任从开封逃往上海后，高仲林便独自在三原侍奉老人，抚养女儿，独自顶起于家门户，任劳任怨。
靖国军后期，高仲林还在已接受直系改编的将领之间周旋，掩护于右任，让于右任非常感动。
于右任和高仲林婚后便聚少离多，高仲林仅随于右任在上海、南京居住过短暂的时间，其余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陕西老家度过的。虽不常见面，但于右任所穿的青鞋、白袜、衫褂、衣裤，却大多是高仲林一针一线缝制而成。
于右任被迫去台湾后，身上只有高仲林为他缝制的一双布鞋和布袜，便将它们收藏起来，留作纪念。每当想念老伴，于右任便会将这双布鞋、布袜拿出来，反复摩挲，陷入对过往的追忆。
1956年，于右任通过香港友人吴季玉，终于和大陆的亲人取得联系。他欣喜异常，赶紧取出仅有的600元台币，托吴季玉给高仲林汇去。
于右任还给妻女写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倾吐对大陆亲人的朝思暮想、对故土的牵挂之情。此后，吴季玉每年都要到台湾为于右任祝寿，并帮他和家人传递信件。
1961年3月初，于右任给吴季玉去信说：
“今年是我老伴的八十寿辰，可惜我不在大陆，今年她的生日一定会很冷落，不会有人理睬她的。想到这点我十分伤心！”
吴季玉立即将此事告知同在香港的章士钊，章士钊正好要回北京，到北京后将此事告诉了周恩来，并说：
“胡子（指于右任）的这种心情，请总理予以注意。”
周恩来立即派人联系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要他去西安为高仲林办八十大寿。
当时高仲林的寿辰已过了一个星期，但陕西风俗，如果亲人在外不能及时赶回，可以补寿。
于是，屈武带了儿子屈北大夫妇，以及于右任的外甥周伯敏赶往西安，为高仲林祝寿。
同往祝寿的还有于右任的老友茹欲立、孙蔚如，以及当地统战部门的负责人和于右任的亲朋故旧20余人。高仲林没想到自己的八十寿辰如此热闹，而且是老伴给安排的，自然激动不已。
祝寿完毕后，屈武将给高仲林祝寿的照片托人带给于右任。于右任看着老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心中颇感安慰。
然而，吴季玉为于右任与大陆联系创造条件一事，被台湾国民党特务侦知。1963年9月，吴季玉又一次赴台，于9月14日被暗杀，凶手随即逃往香港。
于右任闻此噩耗，悲恸万分，亲赴极乐殡仪馆吊唁吴季玉，抚尸痛哭，因哀伤过度病倒在床。
此前，于右任身体已出现问题，1962年元旦，于右任在“监察院”参加了“开国”纪念会以后，便因身患疾病，心绪不宁，感到自己命不久矣，于是在日记中写下对身后事的意见：
“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树木多的高处，可以时时望大陆。我之故乡，是中国大陆。”
不久，于右任又在日记里补充道：
“葬我在台北近处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
两天后，于右任在对故乡的思念中写下了那首《望大陆》。
1964年7月2日上午11时，于右任虽身体不适，仍应台湾大专学校本届毕业侨生之约，坚持会见了12名侨生代表，同他们谈了“立志”的问题。
这次会见后不久，于右任病情加重。由于医药费无着落，于右任的病情拖了三个星期才入院治疗。
此后，于右任一直想要写一份遗嘱，然而三番五次地写了撕，撕了写，最终没能完成。
11月，于右任已进入弥留状态，无法讲话，正好老部下杨亮功前来探病，于右任对他伸出一个指头，接着又伸出三个指头，似乎想要向他这位老部下表达什么。
杨亮功看得一头雾水，猜测地问道：
“院长，您是不是不放心三公子于中令？”
于右任摇摇头。杨亮功又猜了一下，于右任仍然摇头。最后，杨亮功只好说：
“院长，等您身体好一些后，我再来问您，好吗？”
于右任点点头。
但此后于右任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杨亮功始终没能问清一个手指和三个手指的意思。后有人猜测，于右任“一个指头”是指祖国统一，“三个指头”代表三原县。合在一起的意思就是：将来中国统一，要将他的灵柩运回大陆，葬于陕西三原县故里。
1964年11月10日8时，于右任溘然长逝，享年85岁。
于右任去世的当天中午，“监察院”副院长李嗣璁及数名监察委员打开了于右任的保险箱，试图找到于右任的遗嘱。所有人都认为，于右任唯一的保险箱里，会存有非常重要的物件，比如留给亲人的遗产。
但打开保险箱，里面既没有金银财宝，也没有股票证券，只有日记和书札、高仲林为于右任缝制的布鞋袜，还有于右任为其三公子于中令上半年出国留学筹集旅费所出具的借款单的底稿，以及平日挪借副官宋子才数万元的账单。
目睹了遗物，在场者无不怆然涕下。
随后，蒋介石命张群、严家淦、李嗣璁、谷凤翔、王宗山等五人组成于右任的治丧委员会，于11月17日上午在台北市殡仪馆举行公祭。蒋介石赠送“耆德元勋”挽匾一方，各界人士前往吊唁和瞻仰遗容的约3万余人。当天收到的挽联挽幛约4000余件，花圈300余只，花篮1500余个，唁电150余封。
由于于右任的《望大陆》被各大报刊广为刊登，民间对于右任卜葬之地极为关注。有一位江姓女士主动要求将其丈夫遗留的阳明山右侧高山捐献出来，五股乡的村民也表示愿捐出观音山硬汉岭山坡地十余坪，供于右任卜葬。
经过复勘，于右任的墓地最终定于淡水镇光明里海拔七百余米的八拉卡。
于右任终如愿以偿，被葬于高山之上，望我大陆！
历史评说
于右任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报人、诗人，当代草圣、标准草书的一代宗师，以渊博的学识、高尚的品格与节操享誉海内外。
于右任早年命运坎坷，以其出众的学识脱颖而出，又因反清屡遭险境，却总能化险为夷，这颇具传奇的经历，既有偶然的因素，又是其为人处事及人格魅力带来的必然结果。
作为近代民主革命先驱，于右任先后创办多份报纸，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揭露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掠夺，尤其所创办的《民立报》，对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贡献。
在护法战争期间，于右任以一介文人统领陕西靖国军，把这支松散、有意见分歧的队伍整顿得井井有条，使这支护法战争中参战的北方唯一的军事组织，在粮弹匮乏，条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与北洋皖系军阀、直系军阀苦战数年，独撑危局，功莫大焉。作为文人出身的总司令，于右任功不可没。而于右任指挥征战的同时，办学育人，兴修水利，造福桑梓，深受百姓的拥护与爱戴。
在教育领域，于右任辅佐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扶持复旦渡过一个个难关，为复旦大学转为国立大学并保持复旦校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但作为文人参政，于右任出任监察院长达33年，其政绩却鲜有斐然，这与他所处政治环境及其性格耿介不无干系。尤其到台后，难以施展抱负，导致晚年抑郁寡欢。
相比于政治生涯，于右任的书法更加闻名。作为当代草圣，于右任创制了“标准草书”，解中国千余年草书写识紊难与不传之秘，为中华文化做出了卓越贡献。林语堂曾说过：“当代书法家中，当推监察院长于右任的人品、书品为最好模范，于院长获有今日的地位，也半赖于其书法的成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