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面壁十年图破壁
八一的枪声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大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惨遭血腥的屠杀，大江南北血流成河。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风云突变，烟雨莽苍。中国革命的出路在哪里？“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血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必须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
7月中下旬，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常委会在武昌召开了两次会议。会议断然决定：以武装斗争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确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是：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
参加起义的以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为基础。当时，贺龙、叶挺率领的部队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已陆续向长江下游移动，分驻江西九江和九江、南昌之间。
领受任务的周恩来心情异常激动。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即从严重白色恐怖下的武汉秘密乘船坐车经九江到达南昌城，住进位于花园角二号的朱德寓所。
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他们不由得想起了五年前德国柏林的初次相见。
随着国内革命运动的高涨，朱德也于1926年7月由欧洲回到上海。北伐战争开始后，朱德根据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指示，来到南昌，创办第三军军官教育团，担任军官教育团团长、南昌市公安局长兼市政委员会委员。后因革命形势变化，朱德到了武汉。7月21日，朱德按照党中央的决定又从武汉返回南昌，进行南昌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相别五载，在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前夕重逢，周恩来与朱德兴奋异常，彻夜长谈。朱德摊开南昌市区地图，向周恩来详细介绍敌军在南昌的兵力部署情况，周恩来认真地听着、思索着……
7月27日，南昌市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社的一房间内，被庄严、肃穆的气氛所笼罩。周恩来正在这里召集有关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会议。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在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
第二天，周恩来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的指挥部看望贺龙。这是周恩来与贺龙第一次见面，俩人却一见如故。
周恩来将起义计划郑重地告诉了贺龙，诚恳地征求他对起义的意见。贺龙极其痛快地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马列主义才是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共产党要我怎样干，我就怎样干。我一定和蒋介石、汪精卫这班王八蛋拼到底。”
1927年9月贺龙在南征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周恩来发表了一篇深情的讲话，说贺龙是个好同志。贺龙由一个贫苦农民经过奋斗，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的军长很不容易。多年来贺龙积极追求真理，是经得起考验的，是信得过的。
看到贺龙如此豪爽，周恩来十分高兴。
正在起义各项准备工作秘密进行的时候，张国焘从武汉赶到了九江，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接连给前敌委员会发来了两封密电，说什么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了南昌后再作决定。
周恩来和前委其他成员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和实际情况后果断决定：起义决不能停止，一切准备工作继续进行。
30日清晨，张国焘急匆匆赶到南昌。周恩来立即召开了前敌委员会的紧急会议，听取张国焘的意见。
会场的气氛很严肃。
张国焘以种种借口阻挠起义：“这次起义有没有成功的把握？有把握就举行，没有把握就不要搞。这次起义征得张发奎的同意了吗？张发奎不同意，也不要搞。”
周恩来和前委的同志一听张国焘说这种话，都很气愤。他们一致表示：“起义不能推迟，更不能停止。张发奎已受汪之包围，也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我们党应该站在独立领导的地位上，决不能依赖张发奎。”
张国焘一看受到这么多人的强烈反对，就把共产国际代表抬了出来：“这是国际代表的意见。”
平时对人一向很温和的周恩来再也忍不住了。他猛拍了一下桌子，激动地站了起来，大声说道：“共产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行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要即刻回汉口向中央报告。”
激烈的争论持续着，终于没有结果。因为张国焘是中央代表，不能用多数赞成、少数反对的办法来决定。
会后，一个前敌委员会成员气愤至极地说：“我们干我们的，把张国焘捆起来算了。”
周恩来冷静地表示：“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不能捆。否则对我们这次起义很不利。”
31日早晨，周恩来继续主持前敌委员会紧急会议。经过数小时的激烈争论，在得知张发奎参加了庐山反共会议后，张国焘终于表示服从多数。会议决定8月1日凌晨举行武装起义。
31日下午，起义的准备进入最后阶段。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分别在以军、师为单位召开的起义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传达党中央和前敌委员会的决定，宣布起义的命令，并给各团营明确了战斗任务和有关规定。
傍晚，根据总指挥部的部署，主要街道放了起义军的岗哨。起义部队的口令是“河山统一”。起义战士左臂缠上白毛巾作标记，手电、马灯贴上红十字的记号。
起义部队悄悄地埋伏到自己部队所要消灭敌军的周围，等待着起义信号。
深夜，天空繁星密布。整个南昌城出奇的静。
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几个领导人正在灯下紧张地工作。他们围在南昌市敌我态势图前，检查着起义的战斗方案。灯光映照着他们坚毅、自信的面庞。
“铃——”突然，电话铃声急促地响了起来。周恩来拿起话筒：“喂，哪里呀？”
电话是贺龙打来的。
原来第二十军第一团一个正在执勤的战士，发现他们团的一个姓赵的副营长鬼鬼祟祟地钻进章江路的敌军第五方面军的总指挥部里。
面对这一意外情况，周恩来很镇定。他和大家商议后当机立断：将武装起义的时间从原定的凌晨四时提前到凌晨二时。
8月1日凌晨2时，“砰！砰！砰！”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宁静的夜空，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领导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两万余人，在南昌举行的武装起义爆发了！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起义官兵如同猛虎下山，箭一般地冲向敌营，全城内外立时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子弹呼啸、杀声震天。
松柏苍天主教堂里驻守着敌第六军一个团的兵力，起义爆发后，这个团进行顽固的抵抗。周恩来和叶挺在天主教堂附近的女子学校里，亲自指挥起义军与敌激战，终于迫使敌人缴械。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到清晨六时，城内的敌军全部被肃清，共歼敌三千多人，缴枪五千多支，子弹七十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起义成功了！
东方出现了一片曙光。经过战斗洗礼的南昌城在曙光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生机勃勃。南昌城内，战旗在城楼上迎风飘扬，大街小巷贴满了起义军及党政团体的布告和红绿标语。
周恩来来到起义军和群众中。队伍中立刻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周恩来挥了挥手，用坚定、洪亮的声音说：“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的武装。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这里的军队从此归共产党领导了！”
离开欢腾的人群，周恩来来到原江西省政府。上午9时，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在这里举行。周恩来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参谋团委员。
周恩来领导中共前委对起义部队进行初步整编，决定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义，下辖三个军。
8月2日，革命委员会任命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兼第十一军代军长；朱德为第九军副军长。
就在这一天，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马回岭起义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大部赶到南昌。这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队伍。
看着起义队伍的扩大，周恩来很高兴。他兴奋地对聂荣臻、周士第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
此时，起义军的兵力已达到二万五千人。
出席中共六大
1927年10月下旬，周恩来到香港后，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的一个隐蔽处所安顿下来，对外说是一个姓李的商人。最初，他的病情还很严重，在恶性疟疾的折磨下，不断地发高烧，处在昏迷状态。党组织请来医生为周恩来诊治，还派一位受过护士训练的同志来照顾他。半个月后，他的病情开始好转。
刚刚恢复健康，周恩来立即投入新的斗争中。他不顾大病初愈后身体的衰弱，从九龙过海到香港岛，参加了中共广东省委召开的研究广州起义的会议。
10月18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总结湘、鄂、粤、赣四省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23日，中央写信给南方局和广东省委，通知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会议。11月上旬，周恩来从九龙乘船赶赴上海。
11月9日、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周恩来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当时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要求各地普遍举行城市暴动，使城市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这种主张，完全否认了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实际情况，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已经统治了中国，各地革命力量遭到了严重摧残，共产党员由原来的六万人减少到一万多人，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条件，盲目地在城市发动起义，只能给中国革命造成更大的损害。可是，由于党内许多人对中国革命的规律还缺乏正确的认识，仅仅怀着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强烈仇恨、渴望复仇，使会议通过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错误主张。在这次会议上，领导南昌起义的周恩来等人，被指责为是执行了“机会主义的旧政策”，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会全体成员，都受到了“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的才干却得到了公认，这次会议后不久，他被任命为组织局主任，担负起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
中国革命该走什么样的路？周恩来认真地思索着，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军事冒险行动，不仅不能使革命取得成功，而只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损失。
为了挽救危险的局面，周恩来在他的工作职权内做了很大的努力。当浙江省委提出暴动计划后，周恩来在给浙江省委的信中说明，暴动计划太不切实，不能批准。他还说：还未发动群众使土地革命深入，便先计算着扑攻省城，这不仅客观事实不能做到，即在主观上勉强去做，也是军事投机行动。他提出，浙江省委的工作重点在于：一方面努力恢复党和工农群众的组织，一方面发展乡村游击战争和城市工人的日常斗争，只有发动群众斗争，才能发展到暴动的局面。他批评冒险主义倾向时指出，进行冒险“试验”，是孤注一掷的错误，有牺牲许多同志的危险。在指导湖北省委工作时，他要求省委“赶快停止无政府党、盲动主义的行动，很艰苦的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工作，在领导工农群众的日常的斗争中，去发动与创造群众的革命大潮”。
怎样保存起义失败后的革命力量，并把那点力量组织起来继续斗争呢？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贺龙在起义失败后也来到了上海。中共中央原来要他去苏联学习军事，但贺龙请求中央批准他回湘西家乡重建武装。共产国际的代表没有同意贺龙的请求。周恩来坚信贺龙不会说空话，努力说服了中央，批准贺龙去湘鄂边发动武装斗争。贺龙临行前，周恩来特意请他吃了一顿饭，鼓励他回家乡后，要依靠和发动群众，重建工农革命军，开展武装斗争，并向他提出了“依山建军，再向平原发展”的方针。分别的时候，周恩来深情地握着战友的双手，一再嘱咐他一定要注意安全，到了湘鄂边，有什么事要及时和中央联系。后来，贺龙果然没有辜负周恩来的厚望，以他的机智勇敢和在家乡的巨大声望，很快打开了局面，建立了红军和根据地，把革命的火种撒在了家乡，开辟了湘鄂西苏区。周恩来与朱德、陈毅在三河坝分手后，十分关心他们率领的这支起义部队。在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表示，支持他们留湖南开展武装斗争，和毛泽东取得联络，共同形成武装割据的局面，建立苏维埃政权。
周恩来的这些努力，为大革命失败后重新组织革命力量，在农村开辟革命根据地，发展和壮大红军，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制定新的革命方针。因此，党决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样的会议，需要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和安定的环境。但在国民党统治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国内缺少这种条件。于是，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在苏联莫斯科召开。
1928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赴莫斯科，筹备和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5月初，周恩来、邓颖超装扮成一对古董商人，从上海登上一艘日本轮船去大连，再经长春、吉林、哈尔滨，由满洲里转赴莫斯科。
在赴莫斯科的途中，发生过一段意外的遭遇，周恩来沉着机智地应付，从容地化险为夷，留下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邓颖超回忆说：
当轮船刚停靠大连码头，我们正准备上岸时，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厅上来几个人，对我们进行盘问。首先问恩来同志是做什么的？他回答是做古玩生意的（实际我们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又问你们做生意的为什么买那么多报纸？我们说，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他们又问到哪里去？回答：去吉林。问到东北干什么？答去看舅舅。他们当即让恩来同志跟他们去水上警察厅。在那里，他们又详细询问恩来同志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当问到你舅舅姓什么？叫什么？回答他姓周，叫曼青。问他是干什么的？答：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他们问你舅舅姓周，你为什么姓王？恩来同志说：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姓氏是不一致的，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因此，我舅舅姓周，我姓王。对方又说：我看你不是姓王而是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恩来伸出手去说：你看我像当兵的吗？他们仔细端详不像当兵的手，然后开抽屉看卡片，对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恩来又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面对他们的一系列的盘问，恩来同志泰然沉着的一一作了回答。他们之所以怀疑是周恩来，可能与他在黄埔军校任职有关，有卡片。
当敌人要周恩来去水上警察厅时，没有叫邓颖超去。邓颖超不放心，表示要一同去。周恩来对邓颖超发怒说：“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他要邓颖超先到旅馆住下，阻止她也去冒险。大约两小时后，周恩来回到了邓颖超身边，他表现出安然无事的样子。进了旅馆房间，周恩来立即低声对邓颖超说：“我们去接头的证件在哪里？要赶快烧掉。”邓颖超马上把证件找出来，到卫生间撕碎了扔进了马桶。接着，他们就有说有笑地去楼下餐厅吃饭去了。
当天下午，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了大连，坐火车前往长春。到长春后，为了避开敌人的跟踪，周恩来住进旅馆后立刻刮掉胡子，脱掉西装，穿上了长袍马褂。从长春，他们又乘车去吉林。在旅馆里，周恩来先写了封信给三弟恩寿，然后住到了周恩来的伯父家停留了两天，周恩来和邓颖超先后离开吉林来到哈尔滨。由于他们接头的证件已毁掉了，无法同党组织接上关系，只好在那里等待。几天后，周恩来在火车站等到了李立三，与党取得了联系。这样，他们从哈尔滨乘火车到了满洲里，又从那里进入苏联，继续乘火车赶赴莫斯科。
6月12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座大楼里，接见了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斯大林谈了两个问题，第一讲到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二讲到中国革命的形势，是革命的低潮，而不是革命的高潮。周恩来同意斯大林的说法。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旧式庄园里开幕。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八十四人、候补代表三十四人，代表着中共四万多名党员。周恩来担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
在六大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异常繁重。作为秘书长，他主持会议的全部日常工作。大会成立了十个委员会，他参加了其中的七个，并担任组织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的召集人。他精力充沛，行动敏捷，处事果断，给参加六大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共六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后来的六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进入政治局常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
7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周恩来发表了讲话。他说：大会为了求得革命真理，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找到了正确的道路，现在有了正确的路线，回国后要使每个同志了解和执行。
中共六大闭幕后，周恩来又在莫斯科逗留了一段时间。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他还受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办理了六大各项未了事宜，并向在苏联学习的中共党员传达了六大的精神。
1928年10月初，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国，在中国革命的征程上，三十岁的周恩来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涯。
特殊的战斗
1928年11月上旬，周恩来又回到了严重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秘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时，中国革命力量正受到严重摧残，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党的组织屡遭破坏。周恩来受命于危难之际，挑起了恢复党的组织、保护和发展革命力量的重担。
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除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外，还指挥着一场惊心动魄的特殊战斗。
由于周恩来是在敌人统治下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而他又是著名的共产党领袖，是敌人千方百计地追捕的重要目标，因此他经常处在十分危险的环境之中。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长期公开领导革命工作，国民党内有许多人都认识他，这使他的活动更加困难和危险。但是，周恩来没有被白色恐怖所吓倒，而是以他的冷静和机智，巧妙周旋，从容应付，和敌人展开了斗智斗勇的生死较量。
在复杂的环境中，周恩来时刻警惕着敌人，经常变换姓名和住处。他的居住地点，有时住一个月，有时只住半个月或几天，每换一次住处就改一次姓名，知道他住处的人只有党内两三个人。由于社会上认识他的人太多，他外出的时间严格限制在清晨5时至7时和晚上7时以后，其余时间在住处工作。为了外出安全，周恩来对上海的街道布局进行过仔细的研究，尽量少走大马路，多穿小弄堂，也不乘坐电车或出入公共场所。外出时，他通常装扮成商人，后来又留起了大胡子，所以党内许多人都叫他“胡公”。尽管敌人知道周恩来还在进行地下革命活动，却始终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周恩来在巧妙隐蔽的同时，还果敢地指挥着对敌秘密斗争。
当时的上海，分为“租界”和“华界”。“租界”是帝国主义的天下，捕房林立、军警遍地，俨然是一个统治森严的国中之国；在“华界”，到处是国民党的军队、宪兵和特务，他们张牙舞爪，杀气腾腾。国民党特务军警和租界巡捕包探勾结在一起，经常带领一些无耻的叛徒在马路上踱来踱去，到处追捕共产党人，严重威胁着党组织和党员的安全。许多党的领导人和工人领袖，就是在那个时候遭到了敌人的逮捕和杀害。为了保卫党中央和同志们的安全，打击敌人和叛徒的嚣张气焰，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央工作后不久，就建议中央成立了特科，并担任了特科的主要负责人。特科的主要任务是：打入敌人心脏，从敌人军警宪特机关探取情报，及时把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和行动计划，报告给党的秘密组织，保卫党中央和革命者的安全。
中央特科下设行动科，也叫“红队”或“打狗队”，专门负责惩办叛徒，保卫和营救战友。行动科的骨干，大都是周恩来亲自选派的，他们许多人经历过大革命洗礼，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红队成立后，集中力量，连续惩办了几个公开投敌出卖同志的叛徒，引起了叛徒的极大恐慌，不敢像原来那样猖狂活动了。但是对于隐蔽的叛徒，红队却很难对付。这些人被国民党收买后，继续埋藏在党内，或是打入党的组织，成为革命内部的奸细。为了清除这种隐患，周恩来提出建立反间谍机构。根据这个建议，1928年4月，中央特科设立二科（即情报科），由陈赓负责，逐渐展开了反间谍工作。情报科成立后，周恩来亲自选派机智勇敢、对党忠诚的同志深入虎穴，打入敌人的机要部门，其中有的人还打进了敌人专门反共的高级要害机关，和特务头目建立了关系，这就使党能直接从敌人手里获取情报，避免了叛徒带来的严重危害。
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特科十分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敌人、保护战友的战斗任务。
1929年8月，中共重要领导人彭湃、杨殷等人，因叛徒白鑫告密，在上海沪西区党的一个秘密联络点，被敌人逮捕。周恩来在当晚知道消息后，立即连夜召开特科紧急会议，研究营救战友和惩治叛徒的措施。8月28日，敌人将彭湃等人由公安局转解到龙华区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周恩来率领特科按计划埋伏在途中，准备截车救战友。但因临时运到的枪支涂满了黄油，需用煤油擦拭，结果耽搁了时间，错过截车的时机。两天后，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在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被敌人秘密杀害。
烈士的牺牲，引起了周恩来的强烈愤怒。他当即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以群众的革命斗争回答反革命的屠杀》的告人民书，揭露敌人的屠杀罪行，号召人民学习烈士的高贵品质，以实际行动回答敌人的屠杀。当时，彭湃烈士的老母亲正流落在澳门，周恩来立即派人把老人接到了上海党中央机关里，予以慰藉和照顾，并妥善安置了彭湃的幼子彭洪。安置好烈士遗属后，周恩来亲自制定了惩处叛徒的行动方案，为死难的战友复仇。
周恩来向特科负责人陈赓布置，首先派人查清白鑫的活动规律。陈赓随即派打狗队员严密监视白鑫的行动，每天在什么地方，上午干了什么，下午干了什么，晚上有什么活动，全部告诉了周恩来。白鑫素知特科的厉害，出卖彭湃等烈士后，更感处境危险，性命难保，于是恳求主子批准到南京避风。但周恩来早已料到了这着，决不会让叛徒逍遥地逃脱。为了及早处决叛徒，周恩来亲自到白鑫住的合坊弄堂观察现场，结合连日获得的情报，制定了周密的行动计划，交给陈赓率打狗队执行。
11月11日，隐藏在国民党特务范争波家里的白鑫准备离开上海逃往南京，但他动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周恩来早已了如指掌。傍晚时分，白鑫在范争波等特务的簇拥下走出住所，还没来得及上汽车，打狗队员突然出现，只听一声大喝“不许动”！骤然响起一阵枪声，白鑫等人当场毙命，受到了应有的惩罚。第二天，几十家报纸都在显著的位置描写了事情的经过，震动了整个上海。党和人民为之拍手称快，敌人为之恐慌，叛徒为之丧胆。为了对付周恩来领导的特科红队，法国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巡捕、特务一下子从五百人骤增至一千七百人，美国情报局还专门派人调查此事，但始终没能破案。
在镇压白鑫前后，周恩来还领导特科处决了出卖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夫妇，铲除了内奸戴冰石、陈尉年。这些战斗，对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来，周恩来又领导着中央特科，与敌人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更为惊心动魄。这场战斗的胜利，直接挽救了中共中央。
1931年4月，中共中央内部出现了一个大叛徒。这个人名叫顾顺章，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并且在特科负责具体工作。这年3月，党派顾顺章护送两名干部去鄂豫皖苏区红军第四方面军工作。4月24日，顾顺章回来途经武汉，违反党的纪律，私自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公开表演魔术，被敌人发现后逮捕，当天就背叛了党。这个叛徒认为，他知道许多党的重要机密，知道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还知道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共产党员，这些都是他向敌人邀功领赏的资本。凭着这些资本，顾顺章要求武汉国民党立即将他送往南京，当面向蒋介石报告特别机密的情报。
顾顺章的叛变，确实给中共中央造成了巨大的威胁，特别是这个叛徒还隐藏在暗处，这就使在上海的党中央机关，有被敌人偷袭的危险。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候，周恩来领导的中央特科，及时发挥了它的重要作用。
早在1929年冬，周恩来就安排共产党员钱壮飞打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这时，钱壮飞已深得中统特务头目徐恩曾的重用，成为他的机要秘书。利用职务之便，钱壮飞暗中获取了徐恩曾破译密电的密码本，用它给党提供过许多重要的情报。顾顺章为了当面向蒋介石邀赏，没有立即把钱壮飞的事情告诉武汉的国民党特务，只是提醒他们先不要给南京特务机关发电报。但是，武汉的特务们都急着抢功，没有理睬叛徒的劝告，立即给徐恩曾发去了密电，报告顾顺章已经“归顺”，正解往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全部“肃清”。电报还特别说到，不能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消息，否则，一网打尽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将会落空。
4月25日晚上，徐恩曾早已到舞场玩乐去了，在南京中山路5号特务大本营里，只有钱壮飞还在工作。夜里，他接连收到六封从武汉发来的特急绝密电报，每封上面都写有“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感到事情蹊跷，立即悄悄译出了电文，这才知道顾顺章已经叛变，正勾结敌人秘密向党中央撒下了黑网。他记下电文，把电报重新封好，立即派人连夜到上海向中央汇报。
当天夜里，周恩来得到报告后，感到情况十分严重。面对这种形势险恶、时间紧迫的情况，周恩来非常冷静。他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果断，领导特科工作人员同敌人展开了争夺时间的搏斗。周恩来当机立断，一面立即派人向中央各部门发出警报；一面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布置行动方案。为了粉碎敌人破坏中共中央的阴谋，周恩来等人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识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用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区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理掉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现紧急改变。
在周恩来的沉着指挥下，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的派驻机关，在一天之内全部搬了家。4月27日，顾顺章被敌人用军舰送到了南京，他在那里向蒋介石出卖了党的机密，把所知道的一切情况全部告诉了新主子。根据他的供词，徐恩曾立刻派大批特务来到上海，会同租界巡捕房开始了大搜捕。中共中央机关、中共领导人的住处和经常活动的场所，以及周恩来原来的住处，都被搜查了。但是，敌人虽然行动很快，毕竟晚了一步。中共中央机关和各部门早已转移，党的领导人也都无影无踪了。敌人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了，叛徒因没能满足主子的心愿，最后也没能逃脱被特务杀掉的可耻下场。
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斗争中，周恩来和他的战友们，不顾个人安危，沉着冷静，机智果敢，经过几昼夜艰苦卓绝的连续战斗，终于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战胜了凶恶的敌人，及时地化解了这场几乎使党中央毁灭的灾难。周恩来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做的贡献，得到了党的嘉奖。事情过后，同志们怀着无限的崇敬和感激，衷心赞颂周恩来在这场斗争中所表现出的伟大革命胆略和非凡组织才能：“一生机智一身胆，周公谈笑破敌谋！”
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屡次挫败敌人，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不堪。因此，敌人对他十分害怕，极端仇恨。一时间，敌人在上海出动了大批军警特务，疯狂地到处搜捕周恩来。1931年9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悬赏通缉周恩来的决定。之后，上海的许多报刊，连日刊登悬赏几万银元缉拿周恩来的启事。但是，周恩来凭着他的勇敢和机智，巧妙地隐蔽起来，敌人始终没能找到他的踪迹。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中，周恩来坚持留在中共中央工作，并领导着中央特科，继续和敌人进行斗争。
敌人搜捕不到周恩来，悬赏缉拿也告落空，于是又耍弄新的伎俩。1932年2月，敌人在上海的几家报纸连续刊登所谓的《伍豪等脱离共产党的启事》，造谣说伍豪（周恩来的化名）等二百四十三人宣布脱离共产党。敌人的用心十分险恶，一方面想以这种卑劣的方法在政治上打击周恩来，造成革命队伍内部的混乱，从而瓦解中国共产党；一方面企图把谣言当作诱饵，迫使周恩来公开出面辟谣，从而暴露行踪，自投罗网。
敌人再狡猾，也只能枉费心机，阴谋终未得逞。其实，早在1931年底，周恩来就已离开了上海。为了彻底澄清国民党对周恩来的造谣污蔑，在全国人民面前揭露敌人的丑恶嘴脸，党中央通过关系，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3月4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周恩来在党内用的别名），公开指出，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是“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这无异是向国民党脸上抽了一记响亮的耳光。周恩来不仅没有被敌人的谣言伤害，他的英名反而誉满中外，给人们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
奔赴中央苏区
1931年，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形势更加险恶。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机关被迫转移。但没过多久，又发生了向忠发叛变事件。
6月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不顾周恩来的一再劝阻，擅自从隐蔽处外出，并在外面过夜。第二天，向忠发出门叫出租车时被敌人发现而遭逮捕。周恩来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营救。但向忠发三天后就叛变了，还把周恩来在小沙渡的秘密住处供了出来。敌人派人搜捕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已经撤离。敌人仍不死心，派人日夜守候。这使周恩来陷入了非常危险的处境，不仅无法外出活动，也很难在上海存身了。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由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中央苏区，又叫中央革命根据地，是在毛泽东、朱德开辟的赣南（江西南部）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1931年12月，三十三岁的周恩来，离开了战斗多年的上海，告别了白区地下斗争生活，向着他早已向往的中央苏区出发了。
这天晚上，在上海海宁路与山西路转角处的一家杂货小店的阁楼上，邓颖超为周恩来准备着行装。为了安全着想，邓颖超一定要周恩来化装。周恩来说：“化装，也许是必要的。你打算把我打扮成什么样子呢？”“打扮成一个广州客好吗？”邓颖超提出了建议，周恩来立即同意了这个方法。8点钟的时候，党组织派的护送人员来到了周恩来的住处。只见一位头戴鸭舌帽，身着蓝哔叽中式短上衣和灰色洋布新裤，足登厚底木履，蓄着满脸胡须的中年汉子站在面前。他一边对着镜子仔细照着，一边对邓颖超说：“从外表上很难看出我这个广东客的破绽，但有一件事保不住，我不会说广东话，一开口免不了要露马脚的。”邓颖超边为周恩来整理行装边回答：“其实这也不难，我告诉你一个好办法，在船上不说话，当哑巴最妥。”周恩来听了大笑起来。
一切准备停当，周恩来和护送人员乘着夜色出发了。为避免引人注意，邓颖超没有下楼送行。他们乘坐两辆人力车，很快到了十六铺码头。周恩来在这里登上了一艘英国洋行的小轮船，在船上有一个绰号叫“小广东”的交通员负责接应。
这是一艘客货混装的小轮船，只能沿海岸线行走，不能驶入深海。经历了几天的颠簸，这艘船途经香港到达了汕头。“小广东”完成了护送任务，依依不舍地向周恩来告别，用暗语说：“舅舅，上码头后要多多保重身体，防止感冒啊！”周恩来轻轻地拍着“小广东”的肩膀，亲切地对他说：“我有预防感冒的方子，你放心好了。”然后又悄声叮嘱：“小鬼，你很机灵。做这个工作很艰苦，但也很光荣。遇到困难时不能泄气；工作顺利时更要小心谨慎，切不可麻痹大意，放松了警惕就容易出问题，就会给党的事业带来损失。另外，要好好学习，学习也是工作呀！”
那时，从国民党统治区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有一条秘密交通线：从汕头出发，经大埔，越过国民党封锁线，通过福建永定的游击区，再经长汀转往赣南。这条交通线是由周恩来亲自布置的，早在几个月前，他就通知大埔交通站长卢伟良到上海汇报工作，详细地询问了这条交通线沿途的情况。之后，许多干部就是通过这条路线转移到了苏区。这时，周恩来正是沿着自己亲手开辟的交通线，前往中央苏区。
在汕头上岸后，周恩来又重新化了装。他穿上了灰色长袍，头戴一顶大礼帽，装扮成一个算命先生，由交通员萧桂昌护送，向大埔出发。他们先坐火车到潮安，再换乘轮船至大埔，进入大埔境内又改坐小木船，在清溪上岸，来到了大埔交通站所在地。
从大埔到中央苏区，还要穿过很长一段敌占区，这是秘密交通线上最关键的一段路。在这中间，碉堡林立，关卡重重，聚集着许多国民党军队和反动民团。因此，走大路是很危险的。大埔交通站站长卢伟良早就做好了护送周恩来的准备。他派了六名武装交通员，担任护送周恩来通过敌人封锁线的任务。大路不能走，他们就走人迹罕见的山路和山沟；白天不能走，他们就在晚上走。
周恩来在交通员的护送下，翻山越岭，攀藤附葛，终于就要通过敌人的封锁线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的情况。在一条原来敌人没有设立哨卡的小路上，不知什么时候新设了哨卡，周恩来等人来到这里时，敌人正在搜查过往行人。面对突然发生的紧急情况，周恩来冷静地与交通员商量，先看看哨卡情况再决定应付的办法。他们若无其事地来到哨卡前，只见三、四个国民党士兵正在抢老百姓的东西。原来，这里并不是什么正式的哨卡。周恩来从容地走到敌人眼前，突然大喝一声：“你们还不快跑，后面追兵来啦！”几个国民党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喝声吓了一跳，忙问：“你是什么人？追兵在哪里？”周恩来神色不变地回答：“我是算命的，有一队人马已经到了后面那个村子了。”敌兵听了，顾不得搜抢行人，连忙逃走了。周恩来他们顺利地摆脱了敌人，又往前走了一程，他们到达永定境内的乌石下村，由这里的交通员继续护送周恩来，两天后进入上杭县。就这样，周恩来结束了秘密的旅行，终于来到了中央苏区。
进入苏区后，周围的一切，对于长期战斗生活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周恩来，都十分新鲜有趣，这使他非常兴奋。他沿途利用休息时间，找了很多农民和乡、区干部谈话，急切地向他们了解苏区工作的实际情况。
12月22日，周恩来到达长汀，这里是中共闽粤赣边区省委和省苏维埃的所在地。交通员领他先到中共长汀县委办公室稍事休息。刚刚坐下，只见一个腰系皮带、身插手枪的青年妇女，兴冲冲地推门闯了进来。她就是长汀县苏维埃妇女部长李坚贞。周恩来很高兴，谈笑风生，详细地询问了县里的工作情况。耐心地向李坚贞解释执行党的政策的重要性，语重心长地说：“斗争土豪劣绅，成分一定要搞清楚，抓反革命，一定要有充分的证据。是敌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要冤枉，这才能孤立和打击一小撮敌人，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周恩来的一席话，使李坚贞这个童养媳出身的苦青年，心里亮了起来。她从此懂得了：“干革命，光靠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光靠一股子冲劲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掌握政策才行。”
实际上，周恩来对李坚贞说出这些话，不是没有原因的。早在上海中央工作时，他就注意到苏区存在着“肃反”扩大化的问题。当时，苏区处在敌人的重兵包围之中，内部的情况也相当复杂。在敌我双方异常尖锐的生死搏斗面前，有人夸大了敌人从内部进攻的危险，苏区出现了“肃清反革命”的高潮。在“肃反”过程中，不少地方违反了党的基本政策，在抓“反革命”的口号下，任意怀疑身边的同志，大搞逼供信、捕风捉影、滥捕滥杀，严重地伤害了革命同志，造成了令人痛心的后果。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批评了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并写信给苏区领导，指出不能把“肃反”斗争简单化和扩大化。
在前往长汀的路上，周恩来曾向一位红军团长询问“肃反”情况，那位团长回答：“据说有六千反革命，因为军事作战时期不得已，有很多并未完全审问清楚。”周恩来听了很生气，立即写信给中央政治局，要求制止这种做法。在长汀和李坚贞的谈话，更使周恩来感到了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的严重性。于是，他进入苏区后，立即把纠正这种错误作为第一件大事来抓。在他的努力下，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很快被制止了。
12月22日，周恩来在长汀召集中共福建省委、省苏维埃和长汀县委的领导人员开会。他在会上作了长达八个小时的报告，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中央苏区的任务，作了详细的阐述。接着，他又分别找人谈话，了解苏区实际情况。他既肯定了汀州苏区工作的成绩，说“汀州的繁荣，简直为全国苏区之冠”，也指出“假使不是‘肃反’工作做得那样严重，则群众的积极性与干部的产生必不致如现在这样感到困难”。
离开长汀后，周恩来继续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前进。1931年12月底，他终于到达了这次旅程的终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首府瑞金。毛泽东、朱德等苏区领导人，在这里热烈地欢迎革命战友的到来。周恩来给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发去电报，报告说：“一路顺风，平安到达娘家。”
在瑞金的日子里
周恩来到达瑞金后，担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并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担任了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红军总政委，是中央苏区的重要领导成员之一。
当时的中央苏区，经历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考验，逐渐巩固扩大，赣南十八县和闽西长汀、上杭、武平、永定等县，革命根据地已经连成了一片；中央红军也有了很大发展，已有三个军团共六万余人，还成立了民兵和工农赤卫军等地方群众武装；土地革命在这里已普遍展开，拔除了敌人据点，消灭了豪绅武装，没收了地主土地，广大农民分到了土地，获得了解放。在这里，到处充满勃勃的生机，一派热烈繁忙的景象。周恩来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
在瑞金城外，有一个名叫乌石垄的小村子。这里依山傍水，农田环绕，住着几户农民。1932年5月，邓颖超从上海来到周恩来身边后，夫妇两人就住进了乌石垄村。在中央苏区的日子里，周恩来除到前方指挥红军作战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乌石垄村度过的。
当时，中央苏区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中，前方红军战斗频繁，后方工作生活条件也很艰苦。周恩来奔走于前线和后方，无论走到哪里，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并以革命者战胜困难的勇气感染着周围的同志。
在乌石垄村，周恩来的卧室就是他的办公室和会客室。这是一间简陋而整洁的房间，里面有几把椅子，两张桌子，一张上面摆着书报杂志，另一张用来办公，上面一个笔筒里插着几支毛笔，还有一个很大的黄铜墨盒；靠着墙壁，有一张用两个条凳支起的木板床，床上放着一床灰色的旧棉被。棉被里的棉絮已经有了许多小洞，邓颖超曾花了一晚的功夫才把它补好。一位负责部队给养的同志实在看不过去，悄悄地给周恩来换了一床新被子，但周恩来发现后，立即退了回去，并认真地对这位同志说：“现在条件很艰苦，许多战士的被子比我们的更破旧，他们行军打仗，经常在野外露宿，应该给他们换啊！”
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的时候，周恩来所住的司令部也十分简陋。一位当年跟随他的警卫员，回忆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时的情形时说：
“周副主席在建宁，生活很简朴。睡的是门板床，再铺上几把稻草。盖的是一床很旧的灰毛毯。后来缴到敌人的毯子，才发给他一条红色的毛毯。床上没有枕头，就拣了一块砖头垫上。”“房里墙上挂着缴来的敌人的军用地图。这房子里很空，什么也没有。我们到外面搬来一张四方桌，一张小学生上课用的矮桌子，还有几张南方的矮凳子。”“桌上放的油灯，点的是食油。食油本来就困难，一人五钱，还要省下来点灯……周副主席看地图时，有盏马灯。因为煤油更少，平时屋里都不点。”“我们洗脸没有什么毛巾，用一块破布抹一下。周副主席和我们一样，有时用破布抹一抹，有时把手脸伏在水里一抹就算了。打仗缴来的战利品，我们想多照顾一下周副主席的生活，他都不要，都说归公，给我干什么？”
艰难困苦的环境，丝毫没有影响周恩来巨大的工作热情。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在后方，他总是工作到深夜，有时一直到天亮。在他身边的警卫员轮流值班，经常是早上换班的人来了，看见周恩来还在伏案工作，而昨晚为他铺好的被子，还是原来的样子。警卫员这样描述周恩来废寝忘食工作的情景：
“冬天忘了寒冷，夏天忘了炎热；有病时也坚持工作，忘了按时服药；夜里工作太困倦时，就出去散散步，或者伏在桌上合一会儿眼，彻夜不眠是常有的事。”
周恩来不仅工作上不怕艰辛，而且生活上也安于清苦。当时的中央苏区，在敌人长期封锁下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粮食、食盐、食油等生活必需品都很短缺。红军的干部战士，都过着极为清苦的生活。周恩来和邓颖超也与大家一样，在生活上从来不肯接受特殊照顾。在乌石垄村的日子里，他们和其他首长都自己开荒种菜，用自己的劳动果实来改善生活。村里的乡亲见他们太辛苦，送来青菜，但他们总是婉言谢绝。
一天，邓颖超从外面办事回来，看见邻居顾大嫂正在菜园里浇水，她连忙跑过去，挽起裤脚就一块干了起来。一边干着，一边询问顾大嫂家里有什么困难，当红军的儿子来信了吗？顾大嫂高兴地回答了她的问题，干完活后，摘了一大把豆角塞到邓颖超手里说：“这点新鲜豆角，带给周副主席尝尝。”邓颖超执意不要，顾大嫂急了：“你要不带走，我就自己送去！”邓颖超没有办法，只好收下说：“好吧，我收下这些豆角，明天给你送钱来。”顾大嫂忙说：“周副主席日夜为穷苦人操劳，吃点豆角还要给钱，这就见外了。”邓颖超把豆角带回住处，向周恩来说了事情的经过。周恩来说：“盛情难却，不能不收，但钱一定要送去。”第二天黄昏，周恩来和邓颖超一块来到顾大嫂的家里，不等她开口，周恩来就先说道：“大嫂，谢谢你给的豆角，味道好鲜，有好几年没有吃过这样新鲜的豆角了。钱，也请你一定收下。”说着，把六枚铜板放在了桌上。见顾大嫂还要推让，周恩来认真地说：“吃了豆角要付钱，这是红军的规矩，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听了这话，顾大嫂实在不好继续推辞了。
中央苏区不光吃菜困难，粮食供应也非常紧张。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号召吃“梢子饭”。梢子是一种野生植物的种子，用它做饭，先得用水淘净，再放到小竹篓里蒸熟，才能成为代食品。那时周恩来和红军广大干部战士一样，吃起了“梢子饭”。当有人劝他不能常吃“梢子饭”时，他答道：“为什么你们能吃，我就不能吃？有这个道理吗？”就是这种“饭”，周恩来也从不浪费，上顿吃剩的，下顿接着吃。这时候，他还养成了一个终身都没有改变的习惯，就是每次吃完饭，都要把开水倒进菜碗里涮一涮，当汤喝掉。
盐在中央苏区很珍贵。周恩来和大家一样，只能按月在机关里领到一小份。同志们和群众有时给他送点儿盐来，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为了节省，他把自己分内的这点盐化成盐水，装在一个小竹筒里，平时舍不得吃，只吃淡菜淡汤。有一次周恩来请人吃饭，邓颖超特意炒了个辣椒芹菜，客人吃了觉得又辣又苦，周恩来连忙从小竹筒里倒出小半碗盐水，请客人蘸着吃，还风趣地说：“没有菜，饭可要吃饱，淡菜饱饭嘛！”其实，他自己只是隔几天，才从小竹筒里蘸一点吃。
周恩来艰苦朴素，从来不为自己着想，但苏区人民的疾苦和身边同志的困难，却时刻放在他的心头。
住在乌石垄村的时候，他每天忙完工作，都要在村子里走走。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儿架子，所以村里的乡亲都爱和他说话。有时候，周恩来也到老乡家中坐坐，一边扯家常，体察民情，了解群众疾苦；一边用生动浅显的语言，向乡亲们解说革命的道理。村里乡亲谁家遭到了困难，周恩来知道后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解决。这样，周恩来很快就和乌石垄村的群众熟识了。顾大嫂的丈夫是红军战士，正在前方作战，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到她家帮助干活。顾大嫂的丈夫在前方牺牲的噩耗传来时，周恩来夫妇立即去看望她，深情地对她说：“你丈夫的情况，我们知道了。他是一个为革命献身的好同志，党和人民会永远纪念他。”顾大嫂擦去眼角的泪水，坚定地说：“周副主席，让春生参加红军吧，替他爸爸报仇，替穷苦人报仇。”周恩来默默地点了点头。此后，周恩来和邓颖超就记挂着顾大嫂的儿子春生，常常向顾大嫂了解春生的情况。为了共同的革命利益，周恩来与乌石垄村和全苏区的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周恩来经常教育干部要发动和依靠苏区广大群众，他说：“群众是我们的靠山，有了群众，什么困难都可以克服。”
周恩来还十分关心和爱护干部战士。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和中央苏区的许多干部，都对他那关心爱护同志的诚挚，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当时苏区的生活很艰苦，红军战士，每人每天的粮食定量只有9两小米，没有任何副食。这对于二十岁上下的青年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周恩来经常关切地询问战士：你们年轻，不够吃吧？大姐可以节约一点给你们。而实际上，邓颖超的定量比战士的还要低。但周恩来夫妇总是尽量把口粮节约下来，送给年轻的同志。周恩来还告诉他们，把饭冲点米汤泡着吃就会感到饱些。
他不只是从生活上照顾身边的同志，还十分关心他们的进步。在中央苏区，许多干部战士，出身都很贫苦，他们怀着朴素的阶级感情参加了革命队伍，却因文化水平低而影响了进步。对这些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周恩来更是关心爱护。他经常鼓励他们学习文化，并用通俗的语言给他们讲解革命的理论。
1933年，党组织把范金标从瑞金中央警卫队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第一次见面，范金标十分紧张。周恩来微笑着招呼他坐下，热情地问长问短，一下子就消除了他的拘束感。周恩来亲切地问：“小鬼，你是哪年参加红军的？”范金标回答说是1931年。周恩来又问：“你为什么参加红军？”他说：“我家很穷，没有饭吃。参加红军打土豪，分田地，闹翻身！”周恩来微笑着说：“这不够呀，不光是打土豪，分田地。我们参加红军，穿上军装，扛起枪杆，是要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打倒反动派，建立工农自己的政权。”接着他又说，“这还不够，世界上还有像我们一样的受苦人，我们还要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干革命就是要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让范金标真正懂得这些革命的大道理，周恩来要求他一定要好好学习文化，对他说：“学习革命道理就要读革命的书。你要争取每天识三个字。只要有一年功夫，就可以读书看报了。以后我要经常检查。”不几天，周恩来就要范金标把自己写的字拿来看。范金标因为字写得不好，不好意思拿出来。周恩来亲切地对他说：“才学写字嘛，写得难看是难免的，熟能生巧嘛，慢慢地就会得到进步。”说完后，他指着范金标写的字，一个个地耐心讲解，并给他的学习鼓劲。除学习文化，周恩来还要求警卫员都要关心时事、学习政治。在他的亲自督促和细心辅导下，这些年轻的战士进步很快，后来都学到了文化，掌握了理论武器，成为革命队伍中的骨干。
为了提高工农干部的文化水平，周恩来还认真地帮助他们解决学习中遇到的具体困难。
一次，周恩来到中央苏区党校看望学员，碰到了正在那里学习的李坚贞。周恩来亲切地问她：“怎么样？这里的生活习惯吗？学习有什么困难？”李坚贞实话实说：“生活倒挺习惯，只是学习怕跟不上。我是个工农干部，过去念不起书，现在拿起书本，有很多生字，有些字勉强认得，又不知道怎么解释，读马列主义很吃力啊！”周恩来听了，一面鼓励她继续耐心坚持，克服困难；一面认真思索着怎样提高工农干部的学习效率。过了一会，他对李坚贞等人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以后学习，碰到不认得的字，划个红杠杠，认识而不懂得解释的字，划个蓝杠杠，有机会就向有文化的同志请教。日子长了，积少成多，慢慢就会提高啦。”说完之后，他便吩咐党校的同志设法给每个学员发一支红蓝铅笔。在周恩来的鼓励帮助下，党校的工农干部学员，树立了战胜困难的决心，学习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保卫中央苏区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袭沈阳，悍然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军队奉命不战而退，日本帝国主义轻易霸占了中国东北三省。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对上海发动了进攻，国民党蒋介石再次妥协，与日本签定了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面对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抗日号召，而国民党蒋介石则采取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丝毫没有放松对苏区和红军的“围剿”。
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已经取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但敌人还包围着苏区，发展和巩固苏区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周恩来到来后不久，就投入了保卫苏区的战斗。
包围中央苏区的敌人，在福建方面的军事力量比较薄弱。根据这个情况，毛泽东于1932年3月30日，从长汀致电周恩来，提出了攻打漳州的作战方案。接到毛泽东的电报，周恩来十分兴奋，认为应该抓住有利的作战时机。第二天，他就从瑞金赶到了长汀。
4月1日，在长汀城一座天主教堂里，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聂荣臻、罗荣桓等红军将领，还有中共福建省委和福建工农民主政府及闽西根据地的负责人。会上，福建省委汇报了漳州地区的敌情和地形等情况。毛泽东对这些情况进行了分析，指出漳州“难守易攻”，攻打漳州，可调动敌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创造苏区的有利局面。通过热烈的讨论，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作战方案。接着，会议研究了红军作战的行动计划，部署了各项具体工作。最后决定，由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部队攻打漳州，周恩来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供应前线军需。
作战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又和毛泽东一块来到教堂后面的一栋小楼。这里是周恩来在长汀的住处。在这栋面临汀江的青砖小楼上，两位战友亲切地交换意见，进一步研究了实施作战方案的具体问题。
第二天，周恩来和毛泽东在汀江边半爿街码头分手。毛泽东率领红军主力开赴前线，周恩来也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支前工作。
4月10日，东征红军攻克了龙岩，漳州指日可下。捷报传来，周恩来十分兴奋。他考虑到，漳州是闽南商业中心和敌人军事重镇，红军攻下漳州后，有大量战利品要运回中央苏区，必须提前组织好运输队伍。于是他立即赶往离长汀一百多里的长桥，亲自组织运输队。在他的指挥下，从中央苏区的瑞金、会昌、长汀、上杭、龙岩、永定等地，调集了一二十万农民，组成了浩大的运输队和担架队，源源不断地开赴漳州。
4月20日，东征红军解放了漳州。经过这次战斗，不仅剪除了苏区周围敌人的一翼，巩固了苏区，还获得了大量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为红军的扩大准备了条件。这次战斗的胜利，是毛泽东与周恩来亲密配合的结果，周恩来指挥的后方支前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2年6月，蒋介石又调动了六十三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这次“围剿”，敌人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先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第二阶段再进攻中央苏区。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消灭乐安、宜黄、永丰之敌，吸引国民党军队，减轻鄂豫皖红军的压力。为了完成这个作战计划，中央局还决定成立前方军事最高会议，由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人组成。
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随红军主力由兴国北上，日夜兼程，经过八天的急行军，于8月15日到达招携、东韶一线。这里距乐安已经不远，前线指挥部设在了一所小学校里。周恩来不顾行军劳累，部队驻扎后立即到前线察看地形。晚上，他在一间教室里召集各师、团干部研究作战计划。黑板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周恩来在上面画了很多标记。他指着地图，详细地向红军指挥员们部署了具体行动方案，下达了拂晓进攻的作战命令。
午夜，红军出发，经过五个小时的急行军，全部进入预定阵地，包围了乐安县城。周恩来在县城东南角的一个高地设立了前线指挥部。
8月16日清晨6点，周恩来发出了进攻的命令。红军立即向县城发起了强攻。当战士们冲进南门的时候，躲在工事里的敌人，开始用机枪向红军疯狂地扫射，封锁了红军前进的道路。这时，从樟树方向飞来了几架敌机，也轮番扫射和轰炸红军阵地。战斗进行了三个多小时，敌人还在顽抗。周恩来果断地下达命令：各部停止进攻，坚守阵地。
下午，周恩来在前线指挥部召开师、团干部会议，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他决定放弃强攻，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以少部兵力在东门摆开继续强攻的架势，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力部队绕到北门，在炮兵掩护下突袭敌人。
第二天拂晓，战斗再次打响。城东的红军首先发起佯攻，敌人慌忙调兵加强东门的防御。周恩来见敌人已经上当，立即命令红军主力发起突击。顿时，枪声大作，土炮隆隆，红军主力向乐安发起了猛攻。这时，又有几架敌机飞来，擦着树梢低空扫射，企图阻止红军的进攻。红军没有高射机枪，勇敢的战士们就用步枪一齐射向天空。正当敌人得意的时候，只听一声巨响，一架敌机冒着黑烟栽了下来。见红军这样勇猛，另外几架敌机不敢恋战，仓皇逃走。红军战士一跃而起，在响亮的冲锋号声中向敌人阵地冲去，敌人阵脚大乱。上午9点，红军首先攻入乐安县城北门，随后，各方红军相继攻进城内，乐安战役胜利结束。
接着，周恩来又亲率红军乘胜追击，20日攻占宜黄，23日占领南丰。一周之内，红军连下三城，俘敌五千多人，缴获了包括机关枪、迫击炮、山炮在内的大批武器弹药。红军的胜利，震动了南昌、抚州。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指挥苏区红军接连取得战斗胜利。但在这时，中共中央内部的“左”倾路线，被推行到了中央苏区。1932年10月，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会议，一些人指责毛泽东在三次反“围剿”中采取了保守的“防御路线”和“游击主义”，没有执行中央关于“夺取中心城市”、“争取和完成江西及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方针。会议以批准毛泽东请“病假”的方式，剥夺了他对红军的指挥权。“左”倾中央对周恩来也很不满，认为他“不给毛泽东错误以明确的批评，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释掩护”。
毛泽东离开红军领导岗位后，周恩来仍然对他十分信赖和尊重。在周恩来为红军起草的作战计划上，特别注明：“如有便，请送毛主席一阅。”他坚信，毛泽东关于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是正确的。
1933年2月，蒋介石坐镇南昌，自任江西“剿匪”总司令，调集五十万人马，兵分三路向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周恩来、朱德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敌人的作战方针。
2月7日，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围攻南丰的计划，强调红军的战略是“调动敌人，于山地运动战中解决”，而应避免强攻。红军包围南丰后，果然吸引了大量敌人。周恩来当即与朱德商量，毅然决定放弃南丰，转而奔袭敌人援兵。14日，他们留少量红军继续佯攻南丰，另以一部红军伪装主力向东吸引敌人，自己亲率五万红军主力，连夜急行军，秘密开到南丰西南的东韶地区，待机伏击敌人。为了打好这次伏击战，周恩来在几万人参加的军民誓师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他还和朱德一块深入到连队了解情况，鼓励战士奋勇杀敌。
2月26日，敌人果然上当，有两个师被佯装主力的红军吸引，孤军深入，把右翼完全暴露在红军面前。周恩来、朱德立即抓住战机，率领主力红军冒雨星夜北上。红军翻山越岭，披荆斩棘，第二天拂晓前全部进入了阵地。阵地设在河口、黄陂之间的摩罗嶂山区。这里山高林密，道路艰险，正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2月27日，天空飘着细雨，摩罗山蒙上了一片灰雾。周恩来、朱德来到前沿阵地，不时举起望远镜向远方望去。周恩来满意地笑着说：“部队隐蔽得很好！”朱德风趣地答道：“打猎是艰苦的，野兽虽然十分狡猾，但我们也不是傻瓜。”正说着，周恩来从望远镜中发现敌人已经来了。
在山间泥泞的小路上，敌人的队伍像一条长蛇，慢慢地向前蠕动着。下午1时，两师敌人全部进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周恩来果断地下达了进攻的命令，只听三声信号枪响，上百支军号齐鸣，顿时杀声震荡着山谷，埋伏在山上的红军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进攻。敌人被这突然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经过两天激战，红军几乎全歼敌人，生擒了敌师长李明和陈时骥，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第一场战斗的胜利。这次战斗，在红军作战史上，被称为黄陂战役。
黄陂战役，狠狠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敌人三路“分进合击”不成，又改用“中间突破”的战术。以六个师的兵力，分成前后两个梯队，重向红军扑来。
黄陂战役后，周恩来、朱德再次使用“声东击西”的战术，为了迷惑和调动敌人，周恩来命部分红军向广昌开进，而将红军主力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秘密集结。3月中旬，敌人误以为红军主力已转往广昌，于是从宜黄向广昌扑来。
3月20日，向广昌开来的敌军，前后两个梯队之间出现百里空隙。后队在山路上一字拉开，前面的第十一师是敌“中路总指挥”陈诚的嫡系，已经到达草台冈，而后面的第九师却还在东陂。草台冈和东陂之间，是一条险峻的山路，敌人兵力无法展开。红军的有利战机出现了，周恩来、朱德立即命令隐蔽的红军主力秘密接近草台冈，截断敌军后队，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
3月21日拂晓，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激烈的战斗打响了。由于战斗是在山间小路上进行的，敌人的优势火力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而红军战士则擅长近战肉搏，敌人很快就陷入了被动。战斗持续到下午，红军终于歼灭了敌军第十一师。第二天，又在东陂消灭敌军第九师一部。敌人前梯队闻讯后，也吓得仓皇退走了。
黄陂、草台冈两次战役，决定了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这次反“围剿”斗争中，周恩来、朱德率领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缴获一万支步枪、三百多挺新式机关枪、四十门大炮，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毛泽东高兴地称赞：这是一次“大胜仗”。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确实是一个不易应付的对手。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3月底，周恩来、朱德率红军凯旋归来，在瑞金受到苏区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4月1日，闽浙赣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致周恩来和朱德并全体红军将士的一封信，衷心感谢他们为保卫苏区做出的贡献。
支持毛泽东
周恩来、朱德领导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同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连成了一片，中央红军发展到十万人，革命力量壮大了。但在这个时候，王明统治下的中共中央，“左”倾错误却日益严重，影响了革命力量的继续发展。
1933年春，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等人到达苏区。同来的还有一个德国人，他的中国化名叫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他们一进入中央苏区，就以“太上皇”自居，极力推行“左”倾政策。他们不懂中国革命的实际，却指手画脚地发号施令，结果很快就葬送了苏区的大好形势。
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发动了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在“围剿”中，有五十万敌兵直向中央苏区扑来。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毛泽东建议：将红军主力开到苏浙皖赣地区，从根本上摆脱敌人的封锁，变战略防御为战略进攻，迫使敌人回援，借以打破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但这个建议未被采纳，李德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单纯防御方针，在战术上，一改红军灵活机动的作战原则，采取了“以堡垒对堡垒”的消耗战。这样，红军完全被束缚了手脚，只能以简陋的武器，和拥有飞机、大炮的敌人，面对面的硬拼，结果造成了很大伤亡。当时的一位红军排长发牢骚说：“不知搞啥鬼呵！我们一夜不困觉做了一个堡垒，人家一炮就打翻了；而人家的堡垒，我们只有用牙去咬！我们没有重武器，天天同人家比堡垒，搞什么鬼呵！”他的话反映了广大红军干部战士的不满情绪。
敌人一天天向前推进，苏区一天天缩小，周恩来心里十分焦虑。他多次与李德争论，不同意李德的某些作战方案。他提出把兵力集中在一个方向，在其他方向牵制敌人，使红军在局部保持相对的优势和机动兵力。但李德拒不接受周恩来的正确建议。当时，周恩来虽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但在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却不能参与重大决策，自己的意见未被采纳，也只能按组织纪律约束自己，这使他陷入了极大的苦闷。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在李德、博古的错误指挥下，终于失败了。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着八万多名红军战士，被迫离开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开始踏上艰难的长征道路。
10月18日下午，周恩来告别了苏区首府瑞金，跟随红军中央纵队出发了。他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有两条毯子，一条被单，作枕头用的包袱里有几件替换的衣服和一件灰色的绒衣，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邓颖超那时正患着肺病，经常发低烧，痰中总带着血丝，身体很衰弱。她曾希望留在地方工作，但周恩来说：这是组织决定的，个人不能改变。这样，她就同董必武等一起，编在干部休养连，带病随卫生部行动。
在红军前进的路上，敌人设置了四道封锁线，经常发生战斗。周恩来负责红军的具体行动，工作十分繁重。跟随周恩来长征的人回忆：
“周副主席穿着一身灰色军装，披一件旧黄布雨衣，脚上穿着草鞋。从他那张消瘦的脸上，大家都知道他是够劳累的了……在急行军中，周副主席很少骑他那匹黄骡子，经常将骡子给害病的战士骑或驮武器。他利用行军小休和防空时间，找机会同战士拉家常、讲战史。部队大休时，他也是边吃饭边回答干部战士提出的各种问题。一宿营，周副主席总是找机会到连队看望一下指战员，十分关心战士的思想、生活。来到团部，他总不忘告诫我们及时查看地形，研究敌情，规定紧急集合，调查行军路线。常常是他回到了自己的住房，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下，参谋人员又送来了电报、文件。团领导向他汇报，他总是边看文件，边听汇报，并迅速准确的加以处理。夜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躺下就睡着了。当半夜起来检查内外警戒时，可以看到周副主席屋里的小油灯还在亮着。周副主席跟随三团行动期间，经常看到他通宵达旦地工作，却看不到他一丝一毫的倦意。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始终闪烁着充满精力的光辉。”
李德和博古，事先对红军长征并无充分的准备，长征开始后，又幻想到湘鄂西与贺龙率领的红军汇合，命令八万红军在湘江一线与四十万敌军进行决战。这是一次空前惨烈的战役，敌人封锁了江面，飞机不断地轰炸扫射，红军冒着枪林弹雨强行渡江，伤亡很大。周恩来站立在渡口的一个小土丘上，沉着地指挥部队过江。他不时地向队伍里张望，焦急地询问身边的参谋：“你看到毛主席了吗？”当毛泽东大步走来的时候，他立刻迎上去，请毛泽东迅速过江。毛泽东让周恩来一同过江，周恩来答道：“你先过，我还要在后面交待任务。”
经过三天浴血奋战，红军终于突破了湘江，但兵力却损失过半，仅剩3万人了。这时，大家都为红军的命运而忧虑，部队的情绪十分低落。谁来挽救红军？这个问题在周恩来的脑子里久久萦绕。
望着红军指战员眼里的疑虑目光，周恩来寓意深长地对他们说：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失去了几次可取得胜利的良好时机，不能说红军不英勇，也不能说地方的工作没做好。恰恰相反，毛泽东同志的土改运动把中央苏区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部队能否打胜仗，革命路线是关键，作为一个领导者，要认清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绝不可盲目行动。他的话，流露出对李德、博古错误的不满，也表达了对毛泽东的信任。
渡过湘江后，红军的处境仍然十分危险。敌人已经在通往湘鄂西的路上部署了重兵，如果红军仍按原来的计划行动，后果将不堪设想。在这决定红军生死存亡的时刻，周恩来根据红军干部的要求，在一个叫作通道的地方，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
会议上，毛泽东尖锐地指出，继续开向湘鄂西，将葬送整个红军，只有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才能摆脱困境，挽救红军。他的意见，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李德坚持不改变红军行进路线，和毛泽东争吵起来。这时，周恩来作为会议主持人和红军军事行动的具体指挥者，他的表态至关重要。他紧锁着浓眉沉默着，成千上万红军战士倒在血泊中的场面，不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使他内心深处有无限的愧疚。他终于站了起来，用坚定的语气说：“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当前，我们必须改变进军方向，西入贵州，红军才有一条生路。”李德一听就火了，对着周恩来大声说：“毛泽东否定我的提议，你周恩来还支持他！”周恩来竭力克制住自己的感情，耐心地劝说：“李德同志，我们的决策要面对现实，情况变了，应跟着改变嘛。”“你们不执行原定计划，胆小！右倾！怕死！”李德更生气了。一贯镇定自若的周恩来也有些激动了：“李德同志，你的态度好一点。”李德见周恩来坚决支持毛泽东，最后只好表示保留个人意见，到了贵州再开会讨论。
散会后，周恩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为布置红军各部的具体行动，周恩来又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那盏锈迹斑斑的马灯，在寒夜中闪烁着一丝光明，灯光下，周恩来面对着一张张摊开的地图、一摞摞堆积的电报，紧张地忙碌着。他的参谋进进出出，改变行军路线的指示，不断地从这里发向红军各部。周恩来实在太疲倦了，不由自主地伏在桌上打起盹儿来。这时前方又来了电话，周恩来身边的参谋实在不忍叫醒他，但他还是惊醒了。他极力支撑着沉重的眼皮，认真听完参谋的汇报，立刻指示：“要他们迅速脱离追敌，寻求机动，改道西入贵州。”为了驱散困意，周恩来打开警卫员给他准备的饭盒，拿出一只包谷粑，大口地吃了起来。正吃着，电话铃又响了，他一把抓起来问：“喂，我是周恩来，你是哪里？有什么事？”原来是一支部队提出，改变行军路线，部队调动有困难。周恩来对着话筒斩钉截铁地说：“军委已改变行动方针，按现在的命令办！有什么困难也得服从，不得有误。”接着，他又给三军团司令部打去电话，详细地布置了行军的具体路线。等他处理完所有的工作，远处已传来了喔喔的鸡鸣声。彻夜未眠的周恩来，又跟随部队出发了。
因为周恩来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所以部队为他准备了一副担架，让他在行军的路上休息。周恩来一般都是早上在担架上稍躺一些时候，借以消除一夜的疲乏。除了这个时候，他是不坐担架的，因为他知道担架员十分辛苦，不忍心增加他们的负担。即使是坐担架的时候，遇到路不好走的地方，他也要下来，好让担架员省些力气。
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红军终于开进了贵州。但是，关于红军今后的战略方针问题，党内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934年12月17日、18日，周恩来在黎平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战略方向。会上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周恩来后来说：“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那时李德主张折回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
这次会议决定，红军放弃去湘西，向贵州腹心遵义进发。第二天，周恩来、朱德根据会议决定，部署了红军行动方案。这使中央红军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从长征开始后的被动局面中摆脱了出来。
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了贵州第二大城市——遵义。9日，周恩来随中央纵队进驻遵义。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教训，统一党内意志，争取红军的光明前途，中央政治局会议就要在这里召开了。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他一面调动兵力警戒在遵义的周围，一面为会议准备军事报告。
开会的头天晚上，连续几夜没有睡过一个整觉的周恩来，拖着疲惫的身子来到会场。他还要亲自查看一下，屋里的椅子够不够坐，火盆里的木炭够不够烧。他满意地离开会场后，又回到了办公桌旁，在马灯下再次推敲着那份军事报告。一缕淡青色的晨光透了进来，照在伏案而眠的周恩来身上。警卫员按照周恩来事先的嘱咐，轻轻地把他叫醒。他站起来打了一个呵欠，问着：“我睡了多长时间？”警卫员回答：“大约一个小时，天就亮了。你不是交待过，如果睡着了，天亮前一定要叫醒你。”“是啊，今天有一个重要的会议，不要误了大事。”周恩来边说着边收拾好桌上的军事报告。警卫员忙着要给他准备热水洗脸，他阻止道：“不要热水，最好是冷水，我的头昏昏的，想让凉水刺激一下，清醒清醒。”
周恩来在朱德和刘伯承后面，第三个到了会场。看着他那疲惫的样子，朱德说：“昨晚你一定又没睡觉。”刘伯承也说：“你那间屋子，等于虚设，我看你几乎没有进屋睡觉。”周恩来笑着回答：“要睡的，开完会我一定要好好睡它一觉。”
遵义会议，从1935年1月15日到17日，一共举行了三天，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央红军军团首长，几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李德作为红军顾问，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了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各种客观原因，却掩盖了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接着，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他在报告中指出，红军失利是由于领导者在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了自我批评，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在会议上也作了报告。报告提纲是他和毛泽东、王稼祥共同草拟的，报告尖锐地批评了过去中央的“左”倾军事路线。毛泽东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对中央军事路线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不客气地指责李德只知道纸上谈兵。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朱德、聂荣臻、彭德怀等人发言支持毛泽东，博古和李德还在为自己辩护。这时，周恩来态度如何？大家都十分关注。经过深思熟虑，周恩来在会上明确地表态：“我完全同意毛泽东对中央所犯错误的批评，作为指挥这场战争的一个负责人，我毫无疑问应承担责任……我请求中央，让过去在战争中用正确的军事原则、巧妙地击退敌人进攻的人担当指挥，泽东同志无疑应回到红军的领导岗位上来。”周恩来诚恳的发言，立即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这样，毛泽东重新回到了红军的领导岗位，红军又有了光明的前途。
周恩来在遵义会议的态度，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毛泽东感慨地说：“如果周恩来不同意，这个会开不起来。”“恩来同志起了重要作用。”
万水千山只等闲
1935年1月19日，红军离开遵义。国民党调集了数十万重兵，继续围追堵截。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军，采取了灵活的作战方针，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四渡赤水，二进遵义，消灭了大量敌人，终于跳出敌围，移师北上。
那些日子里，红军战斗频繁，周恩来更加劳累了。他与毛泽东商定好战略方案后，还要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指挥作战，一贯重视“知己知彼”。白天，他奔走于红军各部，和干部战士亲切谈话；夜里，他认真研究敌情和红军各部队的情况，直到凌晨三四点钟才去睡上一会儿。
由于周恩来对敌我情势的充分了解，下达的命令详细具体，所以红军每次战斗都能以较小的伤亡夺取胜利，高超的指挥艺术，使他在红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同时，周恩来经常深入部队，平易近人的作风，又使他得到红军干部战士的深深爱戴。“大家都很尊重他，但又很愿意和他接近”。周恩来消瘦的脸上，蓄着长长的胡子，他的战友都开玩笑地称他“胡公”，许多下级干部也经常亲切地喊他“胡子”。
周恩来制定作战计划后，还常常到前方检查作战准备。四渡赤水战斗前一天，他来到赤水河畔，再三嘱咐工兵连长，一定要尽快完成架桥任务。回到司令部时，夜已深了。桌上放着一摞各军团送来的军情报告，他立即坐在马灯下翻阅起来。他认真分析了敌情，感到情况十分紧急，红军如不能在敌人大批援军到来之前抢渡赤水，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他顾不得休息，又匆匆返回河边。这时，战士们正冒着腊月的寒风，在刺骨的冰水里架设浮桥。望着这些年轻的战士，周恩来忘记了极度的疲倦和困乏，挽起衣袖，加入河边扛木头的行列。星星点点的灯光，从河边向河心摇曳，浮桥不断地向前延伸……
这时，周恩来的警卫员小魏，提着一个饭盒匆匆赶来，他从山岩跑向河谷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饭菜都撒在地上了。小魏难过极了，他顾不得摔破的伤口，望着周恩来，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周恩来赶忙过来卷起他的裤管，一边替他擦拭流血的伤口，一边心疼地问：“疼不疼？今天，怎么啦？”小魏委屈地说：“周副主席，你一天没有吃东西了，好不容易弄来点吃的，又撒掉了，哎！都怪我……”周恩来拍着小魏的肩膀笑着说：“饭撒了是小事，看你摔成什么样子啦！”周恩来的关怀像一股暖流，使小魏无比激动。
在周恩来的亲自指挥下，浮桥终于在黎明前架好。红军在敌人重兵到来之前，顺利地渡过了赤水。接着，红军巧过金沙江，飞夺泸定桥，远远地把敌人甩在了身后。
长征路上，周恩来日夜操劳，身体十分虚弱。组织上为他配备了担架，但他很少去坐，总是把担架让给伤病员。当同志们劝他坐担架时，他总是笑着说：“我不是和大家一样，也有两条腿吗？大家能走，我也能走，担架还是让给最需要的同志坐吧！”
一天，担架员一早就来到周恩来的住处，请他上担架。周恩来还像往常一样，让他们去抬别人。但这次大家说什么也不肯走，并说道：“我们是服从命令来的。再说，人家都知道这是副主席的担架，谁也不愿意坐。”“哦，那么我的命令就不要执行了？”周恩来反问道。正在争执的时候，一个拄着棍子的伤员，跟着队伍吃力地从他们面前走过。周恩来立刻领着担架员走了过去，他对着伤员说道：“过来，同志，睡上去，歇歇腿吧！”伤员有些疑惑地望着周恩来的长胡子。一名担架队员抢先说：“这是周恩来副主席，他不坐担架，要我们来抬你。”听他这么一说，伤员一把握住周恩来的手，非常激动地说：“周副主席，您为革命日夜操劳，身上的担子比我们重，身体又不好，您应该坐担架。我是共产党员，可以克服困难，坚持到底。跟着党中央，跟着毛主席，就是爬也要爬到目的地！”周恩来听了也很感慨，他恳切地对伤员说：“好同志，听我的，不要这样。你为革命光荣负伤，应该坐担架。”说着，他不由分说地和警卫员一起把伤员扶上了担架。
周恩来不肯坐担架，也很少骑马。在贵州的时候，正是阴雨连绵的季节，道路非常泥泞，很不好走。警卫员关切地对他说：“您身体不好，不坐担架，骑骑马也行嘛！”周恩来笑着回答：“我骑马常常打瞌睡，容易摔下来，还是走路的好！”这样，他的马也经常让给了身边的病号。
1935年6月，红军进抵四川边境的夹金山下。这座高耸入云的大山，山路陡峭，终年积雪不化，到处覆盖着齐大腿深的积雪，因此它被称作大雪山。这座据说连鸟都飞不过去的雪山，是红军北上的必由之路。周恩来和红军战士们，身着单衣，手拄木棍，毅然向大雪山进发。狂风夹着大雪，吹在大家身上就像针刺一样疼痛。高山缺氧，憋得人喘不过气来，浑身无力。有些人坐下休息，结果再也站不起来了。看到牺牲的同志，周恩来心中非常难过，他嘱咐大家：千万不要在山上休息，走不动时也要一个拽着一个走。为了鼓励大家战胜困难，他一面艰难地攀登，一面高声喊着：“同志们，加油啊！翻过雪山就是胜利啊！”经过一天搏斗，红军终于翻过了雪山。
中央红军翻过夹金山后，在四川懋功与红军四方面军会师了。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毛泽东等人提出红军继续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张国焘却提出不同意见，并企图分裂党和红军。会后，张国焘又故意拖延时间，致使红军失去了夺取松潘的战机，重新陷入腹背受敌的险境。为了摆脱危局，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穿越草地，分两路继续北上。
这时，周恩来突然病倒了。长征以来，他日夜操劳，经常是工作到黎明，新一天的战斗生活又开始了。他和大家一起吃青稞和野菜，长期营养不良。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他的病来势凶猛，连续几天高烧不退，整日昏迷不醒。毛泽东十分关心周恩来的病情，立即打电报叫来医生。医生诊断周恩来得了严重的肝病、肝部已经脓肿，急需排脓。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无法手术穿刺，医生只能用普通的消炎药给他治病，用冰块放在他的肝部止痛。
长征开始后，邓颖超因病吐血，随休养连行动，一直没和周恩来在一起。有时他们在路上碰面，也只能谈上三言两语。一次，敌机轰炸，休养连死伤十几个同志，周恩来连夜前去看望，也只和邓颖超说了几分钟话就分手了。这时周恩来病势沉重，组织上特意把邓颖超接到周恩来的身边。她在周恩来床旁的地上，铺了点稻草，晚上就睡在上面。她拿起周恩来脱下的毛背心捉虱子，一次就捉到了一百七十多个虱子，从虱子身上挤出的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在邓颖超的悉心照料下，周恩来渐渐退烧，清醒过来。这时他才发现邓颖超在他身旁。
1935年8月下旬，周恩来带着重病随红军进入草地。草地，是一片千里无人的荒泽，到处是一丛丛野草，一个个泥潭。这里天气变化莫测，时而狂风四起，大雨滂沱；时而漫天飞雪，冰雹骤降。泥潭如同陷阱，不慎踩上，就很难拔出腿来，甚至整个身体都被吞没。周恩来是被抬进草地的，陈赓自告奋勇，担任担架队长，兵站部长杨立三亲自为周恩来抬担架。周恩来看着同志们抬着担架在草地里艰难地行走，心中十分难过，多次挣扎着要从担架上爬下来。十九年后，杨立三在北京去世，周恩来坚持要亲自抬棺送葬，流露出对他的真挚的感情。
进入草地后，生活更艰苦了。开始，红军战士每天还可以吃上一点炒青稞面，后来，青稞面吃光了就找来草根、树皮吃，首长们骑的马也被杀了分给大家吃，最后，连皮带、皮鞋也都煮了吃掉。这时，周恩来身体还很虚弱，但他坚持和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一次，警卫员搞到了两把米，给周恩来煮了一小缸稀饭。周恩来没有吃，严肃地说道：“哪来的米？现在大家吃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我们是革命的队伍，要官兵一致。大家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决不能搞特殊，脱离群众。”
由于饥饿和劳累，一些红军战士倒在行军的路上再也没有起来，永远长眠在草地里了。周恩来望着牺牲的战士，心情非常沉重。每到宿营地，他就叫警卫员把仅有的一点炒青稞面分给大家泡水吃。警卫员怕周恩来吃不饱，舍不得拿出来。周恩来严厉地说：“有同志们活着就有我。只要多留一个革命同志的生命，就给革命事业增加一份力量。”在他的关怀下，不少战士的生命得到了挽救。
一天，部队到了宿营地，大家都在熬野菜汤喝，只有小战士吴开先躺在草地上不动，嘴里吐出一大堆青草汁。周恩来发现后很关切地问：“你病了吗？”小吴回答：“没有病，就是野菜太苦，吃了头晕脑涨，浑身没劲。”原来，小吴是吃野草中毒了。周恩来知道小吴已经没有青稞了，连忙让警卫员把他的粮袋拿来，亲手拿出两碗青稞面给了小吴。小吴哭了。他知道，这些青稞，都是周恩来一口一口地节省下来的啊！望着周恩来双颊深陷的慈祥的面孔，小吴流着泪水说：“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我爬也要爬出草地！”
一次行军路上，一个小战士摇晃了几下身子，就倒在路边泥泞的草丛中了。周恩来发现后，立即走到他的身边，关切地问：“小同志，你怎么啦？是不是病了？”小战士睁开眼睛一看是周恩来，强打起精神回答：“不，首长，我，我没有病。”“那你怎么不能走了呢？”周恩来接着又问。小战士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回答说：“我两天没吃东西……肚子饿……两眼发黑。”周恩来听了，立刻喊警卫员拿炒面来。警卫员看着倒在地上的小战士，又看了看面袋，很为难地说：“这里，这里总共没有几碗了。”周恩来明白了他的意思，用商量的口气说：“是呀，是不多了。不过总不能看着我们的同志饿死在路上啊！你说对吗？”这样，警卫员拿出了一碗炒面来，周恩来亲手递到小战士的手里，温和地对他说：“吃吧，吃点好赶路。”小战士挣扎着坐了起来，摇着手说：“不，不！我不要。首长留着自己吃，我吃了，你就没有的吃了。”周恩来很严肃地对小战士说：“吃了再说嘛。你饿成这样，不吃怎能走出草地？”说道，他让警卫员弄来开水，亲眼看着小战士吃下了炒面。正是这碗炒面，补充了小战士的体力。后来，他走出了草地。
草地的夜晚，天气很冷。一天夜里，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战士们用被单做成的帐篷全被雨水湿透了，别说睡觉，连安身的地方都没有。这时，周恩来冒雨走来，亲切地招呼大家：“都到我的帐篷来休息吧！”大家都知道，周恩来的帐篷很小，进去几个人，他就无法工作和休息了，所以都不愿进去。周恩来看战士们都站着不动，明白了他们的心思，于是笑呵呵地说：“你们不进去，我就更休息不成了。”战士们只好进到周恩来的小帐篷里，周恩来高兴地说：“到这里来坐，挤一点暖和。”这一夜，战士们和周恩来背对背地坐在一起，大家心里都有一种特别温暖的感觉。
就这样，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周恩来和红军战士们同甘共苦，经过六天六夜的生死拼搏，终于走出了茫茫的草地。
中共中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但张国焘拒不执行命令，带着红四方面军掉头向南开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周恩来等毅然率领中央红军继续北上。
红旗插到陕北
1935年9月17日，中央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六盘山，挥师直进陕北。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终于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的中央红军长征，最后以中国共产党、红军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了。
红军到达陕北，使国民党惊恐万分，蒋介石急忙命令五个师向陕北围攻。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一起制定了战斗方案，决定在直罗镇消灭敌人。
直罗镇三面环山，一条小路穿镇而过。11月20日下午，在六架飞机掩护下，敌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亲自率兵开进了直罗镇。第二天拂晓，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都来到了前线指挥所。当敌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埋伏在山上的红军突然向直罗镇猛扑过去。经过两小时的激战，红军占领了镇子，敌师长牛元峰带着残兵败将逃到了镇东头的一个小寨子。
这时，周恩来从山上走下来，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小寨子的地形。他发现那里地势险要，红军硬攻会有较大伤亡。于是他对战斗指挥员说：“敌人已成了瓮中之鳖，寨子里没有粮食没有水，他们总是要逃跑的。我们暂把他们围住，现在不要强攻，等他们逃跑时再消灭。”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敌人待援无望、缺粮断水，天黑的时候开始向西突围。敌人离开寨子后，红军立即尾随追击，一口气追了二十五里，终于在直罗镇西南的一个山上，活捉了敌师长牛元峰，歼灭了所有敌人。
战斗结束后，周恩来回到指挥部，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次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时，天气已近隆冬，但不少战士还没有穿上棉衣，有的甚至仍穿着短裤。周恩来这时兼任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负责军需供应工作。他看到战士们在挨冻，心里十分焦急。为了解决红军冬装，他召集供给部干部开会，布置大家赶快收集棉花布匹，派人建立被服厂，并发动边区妇女，连夜缝制棉衣。短短十几天的功夫，每个红军战士都穿上了暖和的棉衣。
周恩来的警卫员也脱下了单衣和短裤，换上了厚厚的棉衣棉裤，但他看到首长却仍然穿着一件破夹袄。这件夹袄还是他在长征路上给首长做的，现在已经有好几个地方破得露出白花花的羊毛。于是他跑到供给部去问，为什么还不给首长换新棉衣？当他得知是首长自己不要时，就回来找周恩来商量：“我们都穿上了棉衣，看您那件夹袄已经破了，也领套新的吧？”周恩来很爱惜地摸了摸自己的夹袄说：“不要了，这件还可以再穿一个冬天。”“都已经坏了啊！”警卫员还试着劝说。周恩来笑着回答：“那就请你们找人帮我拆洗一下，破的地方补一补。”见警卫员不高兴，他又耐心地说：“前线的战士，在天寒地冻的时候还要打仗，应该先让他们穿上棉衣啊！”警卫员被说得哑口无言，但他不忍心看着首长冒着寒风外出开会，悄悄到供给部给周恩来领回一套棉衣。周恩来知道后，严肃地批评了他，最后还是让他把棉衣送回了供给部。
在陕北的窑洞里，周恩来开始了新的工作和生活，但他仍然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美国记者斯诺这样描述他初次见到周恩来的情景：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着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上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的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到达陕北后，周恩来的工作仍然十分繁重。为了把陕北真正变成中国革命的基地，他日夜操劳，做了许多事情。尤其在凝聚红军力量和开创西北联合抗日局面两件事上，他倾注了大量心血，花费了极大精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陕北根据地还继续执行着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在进行错误的肃反，大批红军干部被抓了起来。毛泽东、周恩来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立即下令释放所有被抓的红军干部。周恩来还亲自慰问这些受委屈的同志，高度赞扬了他们开辟陕北根据地的功绩，鼓励大家要胸怀宽广，加强团结，一致对敌。这样，压在陕北红军和群众心中的乌云，很快被驱散了，生动的革命局面重新出现在陕北。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结束了长征，与中央红军在陕北胜利会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完成了战略转移，重新聚集起来。这个时候，中国红军虽然只剩下四万人，但在他们身上，却寄托着中国革命和民族复兴的希望。为了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红军内部的团结就显得更加重要了。
由于张国焘在长征途中分裂红军，使红四方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来到陕北的时候，许多四方面军的干部战士，情绪都很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党中央一方面严厉批评张国焘的错误，一方面对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表示了最热诚的欢迎。在这方面，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工作。他经常深入到四方面军机关、部队，热情地和大家一一握手，亲切地与他们交谈。他赞扬四方面军是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部队，战功显赫；教育大家，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胜利；询问有什么困难，鼓励大家树立战胜困难的勇气。周恩来热诚恳切的话语，使大家深受感动，很快就恢复了革命的朝气。
在努力凝聚红军力量的同时，周恩来也为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局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红军到达陕北的时候，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后，又把魔爪伸向了华北。国民党蒋介石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指派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针对这种形势，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了过去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方针，规定党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等联名发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在此前后，周恩来等红军领导人还多次写信给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希望他们顾全民族大义，与红军联合抗日。为了争取东北军，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担任书记。
东北军在蒋介石的催逼下与红军作战，屡遭失败。广大战士时刻不能忘怀已经沦陷的东北家乡，都盼着早日打回老家去，而不愿与红军打仗。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也早已不满，感到与红军作战没有出路。周恩来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决定打通与张学良的联系。
正在这时，一个名叫高福源的东北军团长，在直罗镇前的一次战斗中被红军俘虏后，经过教育提高了觉悟。他主动表示，愿意劝说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周恩来立即同意了他的要求。高福源回去后和张学良谈了一夜，张学良表示愿与红军接触。1936年2月，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克农代表红军在洛川与张学良进行了会谈。张学良表达了他的抗日意愿，提出要与毛泽东或周恩来面谈。中共中央得到消息后，当即决定以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前往延安同张学良会谈。
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驾飞机来到延安，周恩来、李克农如约先到川口，傍晚时分，由高福源带领进入延安。在一座天主教堂里，周恩来与张学良开始了秘密会谈。
周恩来首先问道：“张将军，你看国家的前途如何？”
张学良坦率地回答，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走共产党的道路；另一条是走法西斯的道路。两年前，我从意大利回国，曾相信法西斯主义可以救中国，因为德国、意大利都是在法西斯统治下强大起来的，所以我拥护蒋介石作领袖，实行法西斯主义，领导全国抗战。但是，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我现在开始怀疑了。如果内战不停，什么时候才能把日寇赶出中国呢？”
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如此坦白，也直率地说：“张将军这样开诚相见，也请允许我谈谈我们的看法。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连一点表面的民主和自由都不要，是当今世界上最反动的一种主张。中国抗日，必须实行民主，发动群众。在中国的环境里，搞法西斯独裁，不要民主，不要人民大众，就不能树立真正的抗日信心。打内战，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让人民群众遭殃，让日本帝国主义高兴。因此，只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行民主，给人民以自由，才能调动起千百万民众的抗日力量，把日寇赶出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的前途。”
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张学良连连点头赞许。他又问道：“假如东北军能够联合起来抗日，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蒋介石呢？”周恩来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慎重地询问张学良对蒋介石有什么看法。
张学良说：“蒋介石现在实际统治着全国，中国的大部分地方和主要的军事力量，都掌握在他的手里，财政、外交等也由他一手包揽。据我观察，他还有抗日的可能和存心，联合抗日，也应该把他包括进来。他又是我们的大老板，如果提反蒋，工作起来怕有困难。”
周恩来听了，认真地说：“我们原来是主张反蒋抗日的，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来铁的事实教育了我们。不过，在今天的形势下，我们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这是个重大的方针政策问题，我可以把张将军的意见带回去，由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决定。”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的回答后又说：“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内外夹攻，一定会把蒋介石扭转过来。”
在会谈中，双方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张学良还表示愿意在物质上支持红军，并为红军出动抗日提供方便。周恩来则表示，在张学良未公开抗日前，红军适当退出一些地方，以打假仗的方式应付蒋介石。
会谈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整整进行了一夜。会谈结束后，张学良送给周恩来一本新出版的地图，并设宴招待他。太阳初升的时候，周恩来、李克农离开了延安。
这次会谈的成功，直接促成了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实现，张学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并深深地印记着周恩来的友好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