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洪流激荡
旅欧归来
1924年9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从香港出发的“佛山号”海轮划破平静的海面向广州驶去。
在轮船的甲板上，一位年轻、俊气的青年斜倚在船栏上，眺望着远方。
他就是旅欧归来的周恩来。
望着愈来愈近的广州城，周恩来一贯深沉的目光已无法掩饰内心的激动……
那是1920年11月，周恩来告别天津南开学校，从上海乘法国邮船“波尔多斯号”赴欧洲求学。从那时算起至今已经四年了。在异国他乡的日日夜夜，周恩来多么思念祖国的亲人啊。他在梦中常常看到疼爱自己的伯父伯母站在旧屋的门前盼望游子归来；常常听到天津觉悟社的战友们呼唤自己的声音。
海轮愈接近广州，周恩来的思乡情绪愈重，真想立刻回到亲人们身边。
可是，这次远行归来，周恩来已经不是四年前的周恩来了。经过在欧洲四年的实践与探索，他已经从一个单纯、幼稚、血气方刚的青年成长为一个稳健、成熟、具有相当能力的共产党人。他的一切行动都要服从组织的需要和安排。
本来，周恩来应该回到天津去，至少应该先回去看看亲人。可是，国内急剧发展的革命形势，需要他立刻奔赴陌生的南方。
当时，中国国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苏联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正在兴起，广州成为国民革命的中心。这对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满足国内急需大批干部的要求，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于1924年7月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改选了执行委员会。这次会议为选送干部回国做了必要的准备。被选送回国的干部有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陈乔年、刘伯坚、邓小平、李富春、聂荣臻等。这些人中大多数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一段时间，再回国参加斗争。
周恩来由于受旅欧团组织委托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因此没有去苏联而直接从欧洲回国了。
周恩来7月下旬离开法国，当时他对回国后究竟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并不清楚，他的工作去向是到达香港后才定下来的。9月1日，经过一个多月海上航行后到达香港的周恩来，给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自己“须往广州一行”，以后行动“须俟C·P（中国共产党）中央命令而定”，在广州的通讯地址，可由中共中央局成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处转。
周恩来离开法国前，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给他写了如下评语：
“周恩来——浙江，年二十六，诚恳温和，活动能力富足，作文敏捷，对主义有深刻的研究，故能完全无产阶级化，英文较好，法文、德文亦可以看书看报，本区成立的发启（起）人，他是其中的一个。曾任本区三届执行委员，热心耐苦，成绩卓著。”
或许，正是这份优良的评语，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到革命形势最需要的广东去。这个决定使周恩来一踏上祖国的土地就投入到国民革命的第一线。
轮船就要靠近广州长堤码头了。周恩来匆匆回到船舱，收拾好简单的行李向舱门走去。
码头上，有两个人正在焦急地盯着匆匆下船的旅客，寻找着要接的客人。
他们之中一位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广州地委委员（秘书）阮啸仙，另一位是广州地委农工委员、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彭湃。
虽然，他们同周恩来从未见过面，但彼此根据组织提供的线索很快接上了头。彭湃紧紧地握住周恩来的手高兴地说：“欢迎你到广东来工作，我们已经盼望很久了。”一句话，消除了他们之间的陌生感。
这时的广州到处洋溢着革命气氛，街道两旁的墙壁上张贴着红、黄、绿等各色标语，上面写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国民革命万岁！”从大街或小巷深处不时传出嘹亮的歌声。沿途还可以看到一队队举着小旗和标语的学生、工人队伍高呼着口号迎面走来。
周恩来真感到有些目不暇接。眼前的情景与四年前他离开天津时国内沉闷的政治气氛形成鲜明的对比，使他十分兴奋。一路上，他不停地向彭湃、阮啸仙询问国共合作及工农运动的发展情况，彭湃作了详细的回答。
他们一起到了彭湃在广州思贤街的住所，周恩来被安排住在这里。他顾不上消除旅途的劳顿，急忙投身火热的斗争中。
接触实际后，周恩来很快发现，在轰轰烈烈形势的背后隐藏着种种危机。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孙中山为首的广东革命政府同商团之间的矛盾。
商团，是民国初年成立的。当时，因为地方治安混乱，土匪横行，商人深受其害。为武装自卫，商人们征得政府同意，购置武器，组成商团，并逐渐发展壮大。商团的首领是英国汇丰银行买办、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他手下仅广州有一万二千人，在全省有近五万人。
周恩来到广东前夕，商团在英帝国主义积极支持和策动下，阴谋在广州发动反革命军事叛乱，扼杀广东革命政府。他们准备将一万多支枪械和四百多万发子弹私自运入广州。孙中山得到消息后，立即下令扣留了这些枪械和子弹。这使陈廉伯强烈不满。他依靠英国的势力强迫商店罢市要挟广东革命政府。周恩来到广州时，双方正处于剑拔弩张之势。
周恩来初到广州立即投入反对商团的斗争。
9月7日，是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二十三周年。周恩来在国耻纪念日的这一天撰写了《辛丑条约与帝国主义》一文。文章回顾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剖析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周恩来指出：“中国民族既与帝国主义不两立了，我们便当将帝国主义敌人认清，不容有丝毫和缓和妥协的希冀存在我们的心理中。”他强调：“中国民族欲图生存，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帝国主义的唯一出路，只有革命，只有国民革命。”在文中，周恩来有针对性地批驳了国民党内部的右翼分子幻想同商团实行和缓与妥协的主张。
但是，由于当时驻守广州的滇军军阀与商团勾结，借以第三者调解名义从中作祟，迫使广东革命政府不得不在10月10日以前把部分枪械发还给商团。这件事使广州人民十分愤慨，一场斗争在悄悄地酝酿中。
10月10日，也就是辛亥革命十三周年纪念日，广州各界群众在观音山下第一公园内举行了盛大的集会，到会的有三十多个团体，约三四万人。会议的主题是严正警告反动商团。
那天，天气十分晴朗。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的身份参加了集会。这是他到广东后第一次参加公开的群众集会，许多人对他还不熟悉。
在会上，周恩来扬着浓眉，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指出：“不论帝国主义者，军阀政客，官僚或是买办与洋货商人，他们统统都是革命的对头。”“我们不要以为反革命派的势力极大，反革命派的气焰嚣张，我们只要下我们团结的心，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最后，周恩来高呼：“复活辛亥革命的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全场的革命民众啊，我们团结起来冲出公园去，向反革命派作示威游行。”
一时间，革命口号此起彼伏，响彻天空。群众的革命情绪到达沸点，一场斗争终于爆发。
下午三点，声势浩大的游行队伍走向街头。而就在这时，商团正在西壕起卸发还的武器。游行队伍通过时与商团发生冲突。一位目击者回忆：“正据理力争时，团兵竟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二十余人，伤者更多，继而对伤者复加惨杀，挖腹摘心，备极残虐。”
第二天，商团联合会竟然散发传单，逼迫商店一律罢市，并且张贴布告要求孙中山下野，欢迎陈炯明回广州主政。
广州局势顿时十分严重。
当时，孙中山已率师北伐，正在韶关督战。广州传来的消息使他十分悲愤。是可忍，孰不可忍。在苏联顾问、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广东地方党组织的协助支持下，孙中山下达了平定商团的手令，并很快建立起平叛的权力机关——革命委员会。
周恩来、杨匏安等共产党人参加了革命委员会临时军事指挥部的工作，在平定商团叛乱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0月15日，在广大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持、配合下，革命军迅速击溃商团军，取得国共合作以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的一次重大胜利。
广州局势转危为安。
到10月份，周恩来回到祖国只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但他很快熟悉了国内的政治情况。他在斗争中展示出的领导才能和对事物的敏锐性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就在这个月，周恩来得到中央的指示，由他出面重建中共广东区委。
中共广东区委成立于1922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中共中央认为广东区委实际上只能领导广州一地，因此将它撤销。广东党的工作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广东的革命形势发展得这么快，党的组织状况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了。中央认为必须整顿和加强广东地区党的领导。
重建后的广东区委的工作范围大大超过了原来，它除了领导广东地区的工作外，还要领导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工作。周恩来不仅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而且兼任宣传部长。当时，中共中央远在上海，许多事情中共广东区委需要独立处理和应付。从这个意义上讲，周恩来的担子就更重了。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广东地区党的工作卓有成效，工农运动蓬勃地发展起来。周恩来的名字也逐渐为人们所熟悉。
然而，没有多久，一副更重要的担子又落到了周恩来肩上。
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在广州东郊约四十里地外，有一个小小的黄埔岛。
小岛南连虎门，是广州第二门户。
岛上林木葱茏，山峦起伏，景色十分美丽。
然而，真正使这个小岛名扬四海的还是创建于岛上的一所陆军军官学校——人们又称它为黄埔军校。
周恩来面临的又一件工作就是去黄埔军校任职。
黄埔军校建立于1924年6月，它是孙中山探索救国道路屡遭挫折后，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而创立的。开学典礼那天，孙中山站在演讲台上自豪地说：“我们今天要开这个学校，是有什么希望呢？就是要从今天起，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有了这种好骨干，成立了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事业，便可以成功。如果没有好革命军，中国的革命永远还是要失败。所以今天在这地开这个军官学校，独一无二的希望，就是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
孙中山非常重视军校的工作，亲自担任了学校的总理，还请廖仲恺任党代表，请曾到俄国考察过的蒋介石任校长。
当时，国共两党都已经意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因此，军校创办后，两党都很看重。双方分别派出许多重要干部到学校学习或任职。由于黄埔军校的地位十分重要，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在组建广东地方党的工作的同时参加黄埔军校的工作。
能够参加黄埔军校的工作，周恩来十分高兴。因为从事军事工作，是他梦寐以求的志愿。在旅欧期间，他就已经认识到军事工作对革命的重要意义。1922年，他在考察欧洲革命的过程中已深切地体会到：劳动阶级若不能整齐军旅，来同这样一致而又坚固的资本阶级奋斗，结果只有败退。他还说：“真正革命非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
1924年11月，周恩来接受邀请，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的主任。
说来也很巧，周恩来能够到军校工作，与他在欧洲时的入党介绍人张申府的推荐是分不开的。
1923年，张申府从欧洲回国后，曾受中共中央委托到广州参与筹备黄埔军校的工作，并就任军校政治部副主任。他与廖仲恺的关系非常好。那时，军校刚刚建立，非常需要有才干、有能力的干部。廖仲恺多次找张申府，请他从中共干部中提出一个名单。张申府开了一批名单，其中第一个名字就是周恩来。那时，周恩来还在欧洲。
周恩来迈入黄埔军校的这一步，对于他一生事业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初入黄埔军校时，周恩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政治教官，他的主要工作是给学生讲政治经济学，有时也讲形势课。周恩来很有魅力，讲课特别生动，深得党内外教官和学生的好评。这也是他很快即被邀请为军校政治部主任的重要原因之一。
黄埔军校从成立之日起就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政治部主任接受校长、党代表和副校长的命令，受教育长的指导，掌管该部一切事务。政治部专门负责学校的政治教育训练事宜。不过，最初政治部组织很简单，除了主任及几个临时教官外，几乎再没有什么人。
在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前，曾有过两位主任。第一位是戴季陶，他上任不久，因为国民党内部的矛盾而愤然离去，走时连一声招呼都没有打。第二位是邵元冲，工作能力较差，没有能够把政治部工作认真开展起来，孙中山北上时他相随而去。商团事变后，国民党军政要员忙于应付时局，没有再派人主持政治部工作。这种混乱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周恩来就职。
周恩来的工作是从头开始的。
那时，周恩来住在广州市内文明路广东区委办公地。每天一清早，他就匆匆起身赶路，到码头乘小艇渡过波浪滚滚的珠江，到对岸的黄埔岛上去上班。晚上要天黑才回来，大量广东区委的工作还等着他去处理和商讨。周恩来常常要忙到深夜。
周恩来对政治部的工作十分尽心尽力。他根据苏联红军的经验，建立健全了政治工作的秩序。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政治部工作的细则，规定：政治部对于学校官佐、员生、士兵、伕工有政治训练和指导之责，使他们具有正确的政治知识，增进革命精神，自觉地遵守革命纪律，坚定对三民主义的信仰，完成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对外则负责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的责任，使人民深切地了解革命军是为被压迫民众谋利益而奋斗，以实现总理武力与人民结合，成为人民的武力之遗训，使革命军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与帮助。
周恩来还提出，政治教育以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为主要内容。课程包括《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帝国主义》、《社会进化史》、《各地革命史》、《苏联研究》等。学生可以任意选读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及马克思主义等书籍。
周恩来对政治部的机构也进行了调整，部内增加了部员，分为指导、编纂、秘书三股。他从黄埔一期生中选调了共产党员杨其纲、王逸常等到各股主持工作。周恩来常常同他们一起研究工作，向他们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
周恩来对他们说：“过去，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个空架子，学校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这怎么能把学生训练成真正革命的军事干部呢？今后我们要加强联系，共同努力改变这种状况，真正在军校推行列宁创建红军的经验。”
对学生的政治教育，周恩来突出了两点：一是为什么要革命，二是如何处理军民关系。
周恩来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和贪官污吏。”他在讲到黄埔学生所担负的任务时说：“依着孙中山总理的训词所指出的那样，必须为民前锋，救国救民，扫除一切害人虫，建设新中国，进入大同世界。”
周恩来每天到校后，除了用少量时间浏览政治部同志为他准备的报纸、剪辑、工作日记，批阅来往函件外，用了大量时间与学生谈话和抓工作落实。经常和他在一起工作的同志回忆说：“他思考事物周密，处理问题敏捷，原则性和灵活性掌握适度，他经办的事没有不水到渠成的。”
当时，上政治课多半是四个队集中到一起听周恩来讲课。他的特点是先讲个概要，紧接着让听讲的学生们提问题，他用笔认真地记录下来。一般情况，他尽量当场作出详细解答。凡是遇到当场不能解答的问题，他总是相约下次一定解答。周恩来讲课深入浅出，易懂易学，同学们都非常喜欢听，称他是最好的老师。甚至几十年后，许多黄埔毕业生仍然清晰地记得周恩来当年的精神风采和他严肃、认真的教学态度。
在对军校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周恩来还担负起对军校教导团士兵进行政治训练的任务。
军校教导团是平定商团叛乱后，利用缴获商团的枪械组织起来的。周恩来亲自选派黄埔一期毕业生曹渊、蒋先云、许继慎、张际春等分别担任教导团下属各连的党代表。周恩来经常深入教导团中，和他们一起操练、学习。教导团中的许多军人对周恩来非常感激。他们说：“学校把我们教育成军人，而周主任则把我们教育成为革命军人。”
走进黄埔军校，一幅幅醒目的标语映入眼帘：“拥护三大政策”、“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教室中、操场上歌声嘹亮：“莘莘学生，亲爱精诚，三民主义，是我革命先声。革命英雄，国民先锋，再接再厉，继续先烈成功。同学同道，乐遵教导，始终生死，毋忘今日校。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国家。”可以说，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革命景象。
然而，在这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背后，也潜藏着严重的危机。在黄埔军校内，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国民党中的右派势力极力反对国共合作。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在周恩来主持下组建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由共产党员蒋先云负责。后来，蒋先云在北伐途经河南时作战阵亡。噩耗传来，周恩来深感痛惜。他说：“蒋先云是个将才，这是革命的损失。”为纪念这位共产党人，周恩来亲自出席了他的追悼会并发表了演说。
1925年2月1日，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在广州举行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号召革命军人“为救国、救民、救自己计”，联合工、农、学、商各界民众，“拥护全民的利益及幸福”，“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
联合会是以黄埔军校的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骨干，联合粤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桂军军官学校等校中的青年军人组成。这是周恩来为首的黄埔军校政治部联系青年军人的桥梁，是中国共产党对青年军人进行革命思想教育的组织。
联合会成立后，在周恩来直接指导下，积极宣传革命理论，团结革命力量，同国民党右派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位当年的联合会成员讲过一段有趣的往事：
一天，周恩来参加黄埔军校内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大家在一起绘出一幅漫画，画的是戴季陶穿着长袍，背上背着孙中山的塑像，向孔庙走去。这幅画的含义是说戴季陶从理论上把孙中山解释成是孔孟之道的继承人。周恩来看后哈哈大笑，并解释说：“这是讽刺戴季陶把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拼命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领域中拉，鞭挞他妄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车轮，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动行径。太有意思了，画得好，画得好啊！”
在军校期间，周恩来还十分重视组织革命的军队，并开始摸索创建革命军队的办法。
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不久，即同中共广东区委的同志一起商讨建立由中共自己领导的军队的问题。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开始筹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铁甲车队”。当时，正巧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周恩来从中选调了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三人分别担任铁甲车队队长、副队长和军事教官。他还通过广东区委选派了廖乾吾、曹汝谦分别担任党代表和政治教官。同时从各地调来了一批工人、农民、青年参加。铁甲车队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领导，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而这支武装的建立和发展浸透了周恩来的心血。
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政治部的工作局面终于打开。
然而，工作刚刚起步，广州的形势开始恶化，等待周恩来的又是什么呢？
统一广东建奇功
1925年初，久困在广东各地的军阀开始蠢蠢欲动，妄图夺取广东政权。为首的是盘踞在广东东江流域的陈炯明。
陈炯明早年追随过孙中山，是孙中山倚重的一支武装力量。1922年，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使孙中山彻底打碎了对旧军阀势力的幻想。
不久，陈炯明被孙中山赶出广州，逃往东江流域。他一直伺机反扑。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认为时机成熟了，他自称救粤军总司令，依靠英帝国主义的势力，勾结南北军阀进犯广州。
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的局势愈来愈紧张。
为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广东政府决定趁陈炯明尚未举兵前，主动出击，东征讨陈。1月15日，广东革命政府发动东征命令，决定由粤、桂、滇、湘、鄂、豫各军组成东征联军。部队分左、中、右三路作战：左路是滇军杨希闵部，约三万人，进攻目标是驻防河源、五华、兴宁县一带的陈炯明军林虎部；中路是桂军刘震寰部，约六千人，进攻目标是扼守惠州的陈炯明军杨坤如部；右路是粤军许崇智部，约一万人，进攻目标是陈炯明军嫡系洪兆麟部。
消息传到黄埔军校，师生们沸腾了，纷纷请缨作战。
广东革命政府慎重研究决定，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第二期学生编成的学生总队约三千人组成黄埔校军，随右路许崇智率领的粤军行动。并决定周恩来以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身份参加东征，主要负责军队的政治宣传工作。
接受命令后，周恩来匆匆赶回中共广东区委，召集有关人员研究下一步工作。考虑到周恩来即将奔赴东征前线，大家同意他改任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军委书记），由陈延年接替他做广东区委委员长。
周恩来出发前，指示铁甲车队的政治教官曹汝谦、三排排长高超率为东征部队做必要的准备。曹、高接受任务后，立即率第三排乘铁甲车队活动于被陈炯明占领的广州至石龙间的铁路线上，进行巡逻、侦察及修补铁路和发动群众的工作，掩护东征部队集中。
周恩来还对政治部的工作作出重新安排，使政治工作适应军队战事的需要。
在周恩来主持下，政治部详细制定了军队的严明纪律，要求校军官兵一律颈系红巾，身着军服。政治部还规定：军队在东征途中不蛮横无理，强拉夫役；付价购物不用军用票。就如《爱民歌》中所唱的：
扎营不要懒，
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
莫踏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
政治部还发布了《敬告士兵同志》，其中写道：“我们做军人的，吃的饭，穿的衣，都不是我们自己做来的，都是人民给我们的，我们这次出发的时候，就应该千万爱护人民！不可扰乱人民！如果我们扰乱人民，人民也就用我们打倒陈炯明的手段，同样来打倒我们了。”
为使宣传工作走在前面，周恩来从第二期学生中挑选出能讲广州话、客家话、潮州话的二十多人组成了武装宣传队。指示他们每到一地，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人群讲演东征的意义。
1月31日，东征部队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会场里群情激昂。周恩来英气勃勃，大步跨上讲台，向全校师生做政治动员。他的语气更坚定、果敢、自信。他要求全体官兵们时刻牢记自己是革命军，是为推翻帝国主义列强和军阀的压迫，解除人民痛苦而作战的。
2月3日，身着粗灰布翻领军装、头戴大盖帽的周恩来看上去格外精神。他和校长蒋介石、苏联军事顾问加仑同乘福安兵舰出发了。年轻的周恩来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校军指挥部的第一站是东莞县。
部队到达之前，由于当地的人民不了解这支队伍与其他旧军队有什么区别，所以一见到军队进城就纷纷逃散，临街的店铺也早早上了门板，街上一片冷清。
看到这种情况，周恩来阻止了要去砸门板的小士兵，立刻派出宣传队沿街散发孙中山的照片和一些宣传东征的材料。
一位经历过辛亥革命的老大娘，从门缝中看到孙中山的照片，顿时泪流满面。她哗地拉开门闩，冲到街上喊道：“乡亲们，有救了，孙大总统回来了。”随着这声喊叫，店门纷纷打开，人们拥到街上。
这时，闻讯赶来的东莞县商会分会的特派员赶到校军指挥部，邀请蒋介石、周恩来等到商会去，在他们通过的街道两旁，立刻燃放起鞭炮。
当晚，东莞县国民党特别党部召集市民举行联欢会，到会的群众有一千多人。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周恩来同东莞市民约法三章：一，县长由人民公选；二，为我军做宣传解释；三，实行民治，各界均组织坚固之团体。
根据东莞县的经验，周恩来决定，以后每到一个地方，政治部先派宣传队向民众宣传革命军东征的意义和目的。
这个决定十分重要。以后，部队每到一地，人民都自愿走出家门，帮助运输，做向导，报告敌情。作战时，当地群众高举红旗，吹海螺助威，还鸣枪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士气，动摇了敌人的军心。政治工作初见成效。
进入东江地区的第一个重镇是淡水。东征右路军在这里同陈炯明部打了第一仗，这是有决定意义的一仗。为打好这一仗，周恩来和指挥部的官兵们进行了周密的筹划。
2月11日，蒋介石、周恩来、加仑在平湖路军司令部商讨军务，粤军第二师参谋长叶剑英向他们报告了攻取淡水城的计划。13日，东征右路军向淡水城发起进攻。
陈炯明派了一个旅凭借坚固城墙和工事死守于此。黄埔校军初上战场，缺乏经验，敌人的子弹迎面射来，心中不免紧张。但是，他们的斗志却特别旺盛。特别是共产党员在这次攻坚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淡水之战的李奇中后来回忆：“忽听得冲锋号紧吹紧催，我们共产党员组成的敢死队员们立刻奋勇当先，冒着枪林弹雨一口气冲到城墙脚下。”
由于周恩来率政治部成员始终坚持在战斗第一线，士兵们受到极大的鼓舞，对最终夺取淡水城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5日，东征军队占领淡水，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2月27日，东征部队继续东进攻克海丰。
周恩来见到了正在这里工作的彭湃。两位战友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周恩来立即恢复了被解散两年多的海丰农会，领导重建了海丰共青团的组织。周恩来亲自出席了团的第一次会议。他推荐早期参加农民运动的彭元岳为团组织的书记；推荐彭湃的堂哥彭汉垣为海丰县县长。
周恩来还同彭湃一起研究了组建海丰中共党组织、今后的工作方针，以及恢复农会和创办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问题。不久，彭湃等在海丰县成立了中共海陆丰特别支部。
淡水战役后，陈炯明收拾残部，继续与东征军队较量。
3月13日，陈炯明主力林虎部万余人同黄埔校军教导第一团千余人在棉湖交战。这一仗由于敌众我寡，打得很苦，东征部队死伤惨重。周恩来和苏联顾问立即赶到阵地鼓舞官兵坚守阵地。
战斗期间，传来孙中山逝世的消息。周恩来十分悲痛。他借此机会号召黄埔官兵们拿出勇气来，一定要为完成孙中山统一广东的遗愿而战斗。
下午，教导第一团在教导第二团和粤军第七旅支援下，击退林虎部。经过又一次反复，林虎部败逃兴宁。东征军队乘胜追击，18日攻取五华，20日攻克兴宁。林虎部溃逃江西。至此，第一次东征胜利结束。
然而，取得胜利的东征军队尚未在东江站稳脚跟，从广州却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
由于帝国主义的收买和支持，对东征一直取观望态度的左路滇军总司令杨希闵、中路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利用东征军主力远在东江地区的机会，勾结北洋军阀段祺瑞、云南军阀唐继尧、广东军阀陈炯明，在广州密谋发动武装叛乱，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
留守广州的廖仲恺焦急万分。他立即下令东征军主力火速从前线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
5月21日，周恩来接到命令后，率黄埔校军兼程回师。
6月12日，东征部队一路风尘抵达广州郊区龙眼洞，向叛军发起进攻。经过三天的殊死战斗，在铁甲车队和广东工农群众的大力协助下，迫使杨、刘两部叛军缴械，广州局势转危为安。
就在东征部队回师广州途中，5月30日，在上海发生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中国工人的血腥暴行。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为“五卅惨案”。
消息传出后，激起中华民族极大的愤慨，一场大规模的全民反帝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为支持上海工人的反帝运动，广州群众和香港工人酝酿在广州举行声势浩大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大会和游行。满身硝烟的周恩来回到广州后立即投入到这场斗争。他立即同中共广东区委取得联系，和陈延年等一起研究了群众游行的具体事宜，并对各方面工作作出了周密的部署。
大游行前夕，国民党中央党部出面通知黄埔军校立即组织军人和学生参加群众游行。周恩来从已改编成党军第一旅的黄埔军校教导一、二两个团中抽调了两个营的士兵，从学校中抽调出一个营的学生军组成了黄埔军校的游行队伍。他亲自率部参加。这件事后来被蒋介石知道，他对此非常不满意。
6月23日，上午八时，身着戎装的周恩来率黄埔军校的队伍聚集到东校场开大会。会后，游行队伍以工、农、商、学、兵的次序出发，军队走在全队之后，表示了军人是和平示威民众的坚强后盾。
游行队伍三人一排，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的官兵们手里举着“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小旗，高呼着口号向前行进。这支整齐、雄壮的队伍有力地鼓舞了走在前面的群众。
游行队伍经过沙面租界对河的沙基时，驻在沙面的英军突然用步枪向手无寸铁、毫无防备的游行群众射击，接着用机枪扫射。停泊在白鹅潭上的外国军舰也开始炮击。在外国侵略者的炮火面前，示威群众纷纷倒在血泊中。走在周恩来两侧的两个人都不幸中弹身亡。烈士的鲜血溅了周恩来一身，染红了大地。
黄埔军校的士兵和学生，一面以道边石栏为依托进行还击，掩护群众撤退，一面监视对岸的情况。
由于“事起仓猝，路狭人稠”，无法躲避，当场死亡五十多人，受伤的一百多人。仅黄埔军校的学生和士兵死难的就有二十三人，受伤的五十多人。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沙基惨案”。
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闻讯赶到出事地点。她看见死伤狼藉的场面，抚面大哭起来。
这时，周恩来的眼泪已被雨水冲洗净了，民族仇恨深深地埋藏在他心中。敌人的疯狂屠杀、爱国同胞的鲜血，使他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更加深刻，思想更加成熟起来。
“沙基惨案”发生的第二天，黄埔军校全体官兵通电全国军人：“我军界同胞，非以保国卫民为己任吗？现在国危矣！民族将亡矣！我军界同胞卫国保民之时机至矣！望我全国军人同胞，即时兴起，与日英法美葡各帝国主义者决一死战，以尽我军人之天职。”
不甘心失败的陈炯明在东征军队回师广州后，迅即纠集旧部重新卷土东江，侵入潮汕平原。
对陈炯明的挑衅，廖仲恺怒不可遏。广东革命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讨伐陈炯明，彻底消灭陈炯明。
这时，党军奉命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授少将军衔。这是中国军队设立政治部的开始。对周恩来富于创造性的工作，毛泽东后来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
不久，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又任命周恩来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党代表。在第一军三个师的党代表中，两人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人是共产党员。
为适应战争的需要，第二次东征前夕，周恩来又被任命为东征军总政治部总主任，全权负责前方政治工作。
周恩来开始了战前的紧张准备。他结合第一次东征的经验，从军队中抽调了几十名共产党员到总政治部工作，领导总政治部组织一百六十多人的政治宣传队，开展军内及对敌军和民众的宣传工作。他还亲自指导了制定战时政治宣传大纲，提出肃清东江残敌，统一广东，打倒陈炯明，拯救东江人民，废除苛捐杂税，不拉夫，不筹饷，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口号。
10月1日，东征军第一军第一师召开了第二次东征誓师大会。6日，周恩来结束了在黄埔军校的工作，毅然踏上第二次东征的征途。
由于第一次东征中革命军给东江人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因此，第二次东征进展顺利。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部队很快抵达陈炯明的前哨阵地——惠州。
惠州，位于广州东南三百里，地处东江水陆交通枢纽。它是一座具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有“南中国第一天险”之称。在民谣中这样写道：“铁链锁孤洲，飞鹅水上游，任君天下乱，此地独无忧。”这正是这座天险之城的形象写照。
多年来，陈炯明就是凭借这难得的地理条件与广东革命政府抗衡。这次守城的是第六军军长杨坤如，守城部队大约有四千人。
10月11日，蒋介石和周恩来进抵惠州城郊，总指挥部就设在城南的飞鹅岭上。
他们详细地考察了地形条件，果然名不虚传。惠州城仅北门外百十米宽的陆地可以通行，这是唯一的攻城之路。讨论时，蒋介石提出：“第二次东征一开始就损失过大，太不合算，不如放弃进攻惠州，改道前进。”蒋介石的参谋长胡谦也在一旁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以卵击石的。”周恩来不同意这种悲观意见。他说：“我们要坚定攻打惠州的决心，胜利了会对战争全局产生重要影响。”
接着，周恩来随苏联顾问来到前沿阵地，他提出自己设想的攻城方案。周恩来说：“瓮中捉鳖，鳖会咬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面让鳖爬出来，捉鳖较为容易。”其意是说，我军只从三面围城，让出一条路，给敌人逃跑，这样，有利于破城和歼敌。
指挥部采纳了周恩来提出的这个方案。
下午二时，总攻开始。根据指挥部的命令，部队炮兵分布在惠州城外高坡上，掩护北面步兵爬城。由于城墙难爬，几次都失败了，牺牲惨重。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周恩来密令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组织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强行登城。经过三十多个小时激战，东征军于14日攻克惠州，开辟了第二次东征前进的道路。
令周恩来悲痛的是，这次战役牺牲了二百三十八人。
15日凌晨，周恩来和东征军各部指挥员进入惠州城。东征军在惠州第一公园隆重举行了追悼阵亡将士的大会，到会者八百多人。会场布置得十分庄严肃穆，会场中间安放了惠州阵亡将士灵位，上方悬挂着“阵亡将士精神不死”的横幅，还有“一鼓攻克天险惠城取义成仁，长留浩气；余事为后死者本责，鞠躬尽瘁，共建殊勋”等挽联。
周恩来出席了追悼大会，他满怀悲痛地宣读了祭文。周恩来说：“我们回想八个月的事，只有达到孙总理遗志的千百分之一。孙总理之志愿，第一统一广东，第二统一中国，第三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现在可以说刚起首，才达到总理遗志的一点，我们要想现在有第一军的力量，已有这样的成绩，假如能够把各军都化成和第一军一样，那么统一广东就在目前了。进一步就可统一中国。我们不是三师军队就够的，要把全中国的军队都要化为革命军。所以在今天追悼会里，大家要决定志向为孙总理信徒，努力奋斗，为把其他军队化为三民主义而奋斗。”
当天晚上，周恩来及苏联顾问等在惠州督办署举行军事会议，决定东征军继续东进，追歼残敌。
10月17日，周恩来和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率部从惠州出发，20日到达赤石。陈炯明军洪兆麟部二千余名在海丰东都岭、宋公岭一带布防。周恩来同何应钦制定了进攻计划。22日，周恩来同何应钦指挥第一师攻占海丰，次日占领公平。随即，东征军同林虎、洪兆麟等部万余人决战于华阳、河婆一带，在河婆击败洪部，在安流双头横流渡附近歼灭林虎部主力部队。
11月4日，何应钦率第一军两个师向潮州进发，周恩来率政治部进入汕头。东征军总指挥部乘胜追击，在福建永定全歼逃敌刘志陆部。第二次东征至此胜利结束。接着，在李济深指挥下，南征军于12月下旬肃清雷州半岛之敌，第二年收复海南岛，全歼邓本殷部。
统一广东的战争胜利结束。
恋爱与结婚
从平定杨刘叛乱到第二次东征之前，周恩来和黄埔校军的官兵们在广州有一段时间的休整。
周恩来依然很忙。
他有时到广东区委去主持重要的会议，和同志们一起分析斗争的形势，商讨斗争的方针；有时又渡江去黄埔军校，为学生们讲课。在广州的许多地方都有他忙碌的身影。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在这紧张而繁忙的日子里周恩来奇迹般地结婚了。周围的同事们，特别是黄埔军校的许多朋友们，为他高兴，为他祝贺，同时也为他不露声色地解决了这件人生大事而感慨万分。
其实，这件事并不突然。周恩来事前没有打招呼是怕影响别人的工作，他从不愿为个人的事去麻烦别人。
这时，他和未婚妻邓颖超相识相爱已多年。从欧洲归国后，他理应先回天津去看她，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人，他把革命事业看得更重。他的行动得到了邓颖超的理解和支持。
周恩来到广州后，立即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他除了表达思念之情外，告诉她自己因工作太忙不可能回天津去，希望她能够到广州来结婚。
接到周恩来已回国的来信，邓颖超高兴极了。她一遍又一遍地读着来信，一幕幕往事浮现在眼前……
邓颖超祖籍河南光山县。1904年2月4日，她出生在广西南宁，幼年失去父亲，六岁时随母亲杨振德到天津。依靠母亲行医和当家庭教师的微薄收入，邓颖超先后在北京、天津接受了小学和师范教育。
1919年，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南开学校从事学生运动时，与正在女子学校念书的邓颖超相识。那时，邓颖超才十五岁。但是，在天津学生运动中，她已显露出对革命执著追求的精神和相当的工作能力。她不仅受到同学和老师的夸奖，而且深得周恩来、郭隆真等一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喜爱。
在周恩来赴欧洲学习前一年多的时间中，他们接触较多，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邓颖超难以忘记他们共同创建觉悟社，并在一起研究新思潮，探索改造中国社会道路的种种情景。当然，最使她难忘的，还是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一个辛亥革命纪念日。
那天，天津各界四五万人在南开学校操场上举行共和纪念大会。反动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包围了会场，阻止大会进行。当场有男女学生多人被打伤。邓颖超带领女学生首先冲出军警的包围，走上街头，和陆续冲出会场的队伍一起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游行。邓颖超和周恩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们手挽着手，呼着口号勇敢地向前走去。
在那如火如荼的斗争中，他们彼此之间有了较深的印象，只是那时邓颖超还只是个小姑娘，一直被周恩来当作小妹妹所钟爱。
直到1923年春天，周恩来从欧洲来信，向她表达了爱慕之情，她才体味到自己也在炽热地爱着这位青年中的佼佼者。她把周恩来从大洋彼岸寄来的一封封信、一张张色彩斑斓的明信片珍藏起来，作为他们爱情的特殊“信物”。
征得母亲的意见后，邓颖超回信接受了周恩来的爱情。
那时，邓颖超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同周恩来有着共同的见解。
邓颖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两性的恋爱，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并不是污浊神秘的。但它的来源，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个性的接近，相互的了解，思想的融合，人生观的一致。此外，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学’与‘业’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以期永久。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是人生之花，是精神的高尚产品，对于社会，对于人类将来是有良好影响的。”
……
经过一番考虑，邓颖超决定只身赴广州。
由于她已经是一名共产党员了，在得到组织的同意后，她安顿好母亲就匆匆启程了。
一路上，思念陪伴着孤身的邓颖超……
她最近一次得知周恩来比较详细的情况是在这一年（1925年）的年初。
当时，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议期间，周恩来认识了中共北方区委委员高君宇。这使他非常高兴。两个人“欢谈甚深”。他们彼此互通了恋爱的情况。当时，周恩来正热恋着邓颖超，并确定了恋爱关系，而高君宇同女作家石评梅也正在相爱。只是高、石后来过早地去世，他们一起合葬在北京陶然亭。
分手时，周恩来请高君宇返京途经天津时替他看看分别了四年的邓颖超，并请他带给邓颖超一封信。后来高君宇把这封装满关怀与思念的信交给了邓颖超。这件事邓颖超始终不能忘怀，十分感谢高君宇。几十年后她还谈起当年的情况，把高君宇看作是自己和周恩来之间热诚的“红娘”。
……
邓颖超很快到达上海，在这里转乘轮船去广州。
上船前，邓颖超给周恩来拍去电报，报告了行期，并请他到时到码头接她。
在广州，周恩来正紧张地领导省港大罢工，但他还是默默地做好了迎接邓颖超来的准备。
他们的新房在文德东路文德里一栋小楼的二层。前后两间，前面是准备作新房的，后面是留给邓妈妈住的。
和周恩来住对门的是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的聂荣臻。右侧住的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李之龙。
邓颖超到达广州的前一天，周恩来回到家中，把屋内布置得简朴、整洁，使人感到温馨、舒适。
打开抽屉，周恩来取出邓颖超学生时的照片，仔细端详。她一定长成大姑娘了，不，是成熟的革命者了。能够选择她做妻子是多么幸福啊。周恩来陷入遐想中……
同许多青年人一样，周恩来在恋爱与婚姻问题上，有过自己的秘密，难得的是，他对此始终抱着认真、慎重的态度。
还在日本求学期间，周恩来对婚姻和恋爱就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1919年，周恩来曾在旅日日记中袒露了自己的看法。他是这样写的：
“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是可以有夫妻这一义，而夫妻绝不一定是包括恋爱的。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捉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
也可能正是这件事，促使他对婚姻问题作了一番认真的思考，得出了上面这段虽然透着稚气，但却颇有哲理的见解。
后来，周恩来到欧洲勤工俭学。随着年龄的增长，生活道路的选择和共产主义信念的确立，他对婚姻问题的考虑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
在旅欧期间，周恩来同一位美丽的姑娘十分接近。这位姑娘五四时期在天津和周恩来一起搞过学生运动，一起坐过牢，又都是觉悟社的战友，彼此是十分要好的朋友。但是，这个姑娘政治上比较软弱，不久，她脱离了革命。
解放后，当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对自己的侄女讲过这样一段话：
“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她不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她经受不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立关系的。”
以后的历史证明，周恩来的选择是正确的，邓颖超对他一生的事业有着重要的帮助。
陷入沉思的周恩来回到现实中，他把照片轻轻地放回抽屉，站起身来。他又环视了一下新房，走出门去。广东区委的同志还在等他去商量事情。
第二天，本来准备去码头接邓颖超的周恩来突然接到通知，要他立刻赶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去。怎么办？周恩来想了想，把负责警卫的陈赓找来，请他去码头接邓颖超。
陈赓为难地挠挠头说：“我不认识小超同志，怎么接头呢？”
周恩来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邓颖超的照片，递过去说：“就带着它去吧。”
陈赓接过照片，走出门去。
八月的广州骄阳似火，码头上挤满了人。
陈赓选了一个有利的地势停下来，从这里可以看到每一个从船上走出的旅客。
然而，凭着照片找人难啊。只见他一会低头看看照片，一会儿抬头在人群中寻觅。
人走光了，他没有看见邓颖超的影子。一向机灵的陈赓这时也紧张起来。他不停地用手绢擦拭着头上的汗珠。
陈赓又等了一会儿，依然没有邓颖超的影子。他只好赶回文德路。
这时，邓颖超已经按照周恩来给她写的地址找到了文德路住所。原来，下船后，她没有见到周恩来，估计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因此自己找来了，好在她不是第一次来广州，路还熟。
陈赓回到文德路住所时，周恩来也是刚回来不久。陈赓沮丧地走到周恩来面前说：“对不起，周主任，我没有完成任务。”
周恩来没有说话，只是扔过一条毛巾，让他擦擦满脸的汗水。陈赓低着头不肯动，周恩来突然爽朗地笑起来，说：“陈赓，你看，这是谁？”
陈赓抬起头，一位学生模样的女同志正从里间走出来，脸上还挂着旅途的风尘。陈赓“啊哟”一声，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邓颖超走过去，亲切地握住他的手，说：“陈赓同志，太谢谢你了，也太难为你了。”
听到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的消息，黄埔军校的朋友们非要为他们庆贺一下不可。盛情之下，周恩来和邓颖超请大家在广州“太平餐室”吃了一顿饭，一道著名的菜是“炸乳鸽”。这份情谊直到几十年后还装在他们心里。
邓颖超到广州后，组织上把她的关系转到中共广东区委，担任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她就深深地体会到周恩来工作的艰辛和面临的严峻局势。
周恩来婚后不到两周的时间，经历了一场生死的考验。
平定杨刘叛乱后，革命形势急剧地发展，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非常恐慌。他们对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非常仇视，采取了凶残的暗杀手段。当时，他们的头一个目标就是廖仲恺。
8月20日，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一串罪恶的子弹射进廖仲恺的胸膛。
事情一发生，周恩来就得到了消息。他立刻从家中赶往医院探望，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回家。
那天晚上，他赶到蒋介石的住处一起议论了廖仲恺被刺的情况，商定当晚十一时动手搜捕杀害廖仲恺的凶手。
周恩来出来时，夜已经深了。而戒严的时间比他们原来商定的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口令也临时改了。等周恩来乘车到司令部时，门前的警卫突然发问：“口令！”一阵短暂的沉默，枪声就响起来。司机头部中弹，当场牺牲。周恩来机警地卧倒在车座下，幸免于难。司机的鲜血溅了周恩来一身。
车一停，周恩来立刻从车上跳下来，高声宣布自己的身份，警卫才没有继续开枪。
当他带着满身鲜血和污泥回到家中时，邓颖超吃了一惊。
为了悼念尊敬的廖仲恺，周恩来和广东区委号召全体省港罢工工人、广州工代会所属各业工会会员、市郊农民、黄埔学生军和广州学生组织强大的队伍，为廖仲恺送殡。
8月31日，周恩来出席了黄埔军校举行的廖仲恺追悼大会。他同一师师长何应钦联名撰写了祭文，上面写着：
总理逝世，骤失重心，承继统率，端赖先生。先生革命，凡三十年，躬身实践，不尚空谈，尤任劳怨，不避险艰。扶持正义，反抗强权，万流共仰，如日中天。……工农阶级，革命先锋，帝国主义，蠹国正凶，唯公知此，团结工农。
追悼会后，周恩来在《廖仲恺先生哀思录》上以《勿忘党仇》为题著文。他在文中痛斥帝国主义、国民党右派的罪恶行径，指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他判断：“杀害廖仲恺的决不是普通的政敌，至少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暗杀案的后边藏有极大的黑幕阴谋。”
为追查杀害廖仲恺的凶手，国民政府成立了审理廖仲恺一案组织的临时特别法庭，周恩来担任检查委员。
从此，周恩来更忙了，常常深夜才回家。邓颖超十分体贴他，从不埋怨。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志向，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
10月，第二次东征的号角吹响了。
周恩来告别新婚的妻子，踏上了新的征途。
中山舰事件
国共合作统一广东后，工农运动发展很快。这时，周恩来正在东江地区主持地方政务工作。东江地区的革命形势亦蓬勃发展，共产党的影响愈来愈大。蒋介石为此深感恐惧和不安。
同国民党中一贯反对国共合作的老右派张继、谢持、邹鲁等不同的是，蒋介石在羽翼尚未丰满的时候，对国共合作采取了两面手法，即表面上主张联共，坚持反帝反军阀的口号，暗中却以限制共产党的方式来反对共产党。他的反共本质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暴露的。
1926年3月20日发生的“中山舰事件”，就是蒋介石向共产党进攻的一个重要信号。
3月16日，“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前几天，广州国民政府下令免去周恩来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职务。周恩来准备交接工作的时候，忽然接到蒋介石一封来电，来电中要求他立即回广州一趟。
为什么蒋介石这么急于要他回广州呢？周恩来似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妥善地处理完手头的事情，匆匆地赶回广州。
一路上，周恩来思索着，分析着。对蒋介石的一些反常举动，他早已有所察觉。
原来，在第二次东征途中，蒋介石曾召开过一个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周恩来应邀出席。会上，蒋介石公开提出：“黄埔军校不可分裂，应该统一领导。”他要求，所有在学校及军队中的共产党员都要把名字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
对蒋介石的突然袭击，大家缺乏思想准备。周恩来想了想说：“这件事关系到两党合作问题，我不能个人擅自做出回答，必须请示中共中央之后才能回答。”蒋介石没有再说什么，暂时搪塞过去。
会后，蒋介石单独约见了周恩来，谈话中他更明确地对周恩来说：“为保障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退出共产党，或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他还假惺惺地说：“我希望你们不要采取后一种办法。”
这以后，蒋介石又到处散布“一个党员不能有两个领袖”、“我是孙总理唯一的信徒，只有我是真正革命”的言论，为进一步反对共产党制造舆论。
蒋介石对国共合作态度的变化，令周恩来震惊。经过国共两党一年多的合作与共事，眼看广东要统一了，蒋介石却“过河拆桥”，排斥共产党。这是坚决不能容忍的。
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东征军指挥部进驻汕头后，周恩来急忙赶回广州。这时正好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夕。
周恩来同陈延年、鲍罗廷等一起仔细分析了形势，认为从军队情况来看，蒋介石是比较孤立的。从蒋介石控制的第一军来看有三个师，第一师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同当时还是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十分接近。其他军又不听蒋介石的指挥，对蒋介石的反共气焰打击一下是有条件的。他们一致的意见是：全部撤出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与汪精卫另组国共合作的军队。
他们还一起讨论了对国民党二大应采取的方针，确定“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使左派在这次会议上占优势。
这些意见由中共广东区委向中共中央作汇报再最后定夺。
周恩来返回汕头，等待中央的通知再向蒋介石转达意见。
经过一段时间后，中共中央致电广东区委，表示不同意与蒋介石决裂的方针，并指示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会上对右派作出让步。
中共中央的态度，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
那么，这一次，蒋介石急召周恩来赴广州是不是要向共产党摊牌呢？
3月17日，周恩来抵达广州。一到广州，他就感到气氛很不对头。在同蒋介石接触中，周恩来发现，他同右派来往十分密切，神色也很异常。这使周恩来心急如焚。
当时，鲍罗廷已回国述职，陈延年又到上海参加一个紧急会议。周恩来只得找到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部长、鲍罗廷的助手张太雷，告诉他自己与蒋介石接触的情况。张太雷立即向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共产党军事访华团和苏联军事顾问团作了汇报。但是，这些情况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因而也没有采取任何防范措施。
广州的局势正如周恩来所觉察的那样，十分严峻，“中山舰事件”的阴谋正在酝酿之中。而蒋介石敢于动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民党二大后，左派代表大部分已离开广州，国民党老右派张静江等纷纷回到广州，与蒋介石密切勾结起来。
中山舰，原称永丰舰。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孙中山曾在这所兵舰上避难。由此，改名为中山舰，意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蒙难。孙中山去世后，广东革命政府大本营直属的海军局和航空处有两个苏联专家分任局长和处长，但两个机构都未建立起来。国民政府成立后，海军局与航空处正式成立，苏联专家自动辞去原任职务。经苏联参谋团和国民政府商定后决定，由曾经担任过鲍罗廷秘书的黄埔一期生、中共党员李之龙担任。由于这件事没有经过蒋介石，他一直心怀不满。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是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默契配合的一场阴谋。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
3月18日晚，有三个人来到文德路李之龙的住所。当时，李之龙不在家，他们对李之龙家里人说：“奉蒋校长命令，有紧急之事，饬派能战斗的军舰两艘开黄埔听校长调遣。”他们还留下作战科邹科长写给李之龙的一封信。
李之龙回来后，拆看了信件，上面写着：“学校办事处欧阳仲秘书来局，谓奉黄埔邓（演达）教育长电话，转奉蒋校长面谕，饬海军局即派得力军舰两艘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职已通知宝壁舰预备前往，其余一艘只有中山、自由两舰可派，请在此两舰决定一艘。”
由于自由舰零件有损坏，正在修理，所以李之龙决定派中山舰前往。他当即写了两张命令，一张交宝壁舰舰长，一张交中山舰舰长。内写：“着该舰长即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他没有想到这是蒋介石勾结国民党右派设下的圈套。
中山舰启动后，阴谋分子立即散布谣言，说共产党阴谋暴动，要推翻国民政府，同时密报蒋介石。蒋介石故作“惊异”，说没有下过调中山舰的命令，指责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并以此为借口采取了紧急行动。
19日晚，新婚的李之龙已经入睡。深夜，一阵巨大的敲门声把他惊醒。外面的人声称，对李局长有话要说。李之龙感到情况不妙，但已来不及采取措施。闯进屋里的陌生人，将他的外衣脱掉，把他的双手反绑到背后，随后用毛巾将他的嘴堵住，眼蒙上，从家里押走了。
与此同时，广州市陷入紧急状态中。
蒋介石一面派部队占领中山舰，集合第二师全体官兵讲话，当场将第六团团党代表胡公宪以下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连长、左派人士四十余人拘捕看管于造币厂内；另一方面又派兵包围设在东园内的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了部队枪支。在大沙头、东山、北较场、东较场、惠马路一带，实弹的步哨林立，交通断绝，商店紧闭。一部分部队驰往东山包围了苏联顾问住宅，收缴了部队的枪支。
20日上午，蒋介石又调第二师第六团第一二两营士兵赶赴黄埔监守学校；并派人严密监视教育长邓演达、政治部主任高语罕、训练部主任严重，军官团长张治中，以防变故。
在造币厂，蒋介石召集了紧急军事会议。他在同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进行谈判中，提出把共产党员和苏联顾问全部赶出军队的计划。但是，谭、朱对蒋介石不信任，怀疑他还有其他企图而予以反对。
周恩来是上午十点钟得到“中山舰事件”的消息的。他立即带着四名武装卫士驱车到造币厂去，当面斥责蒋介石的卑劣行为。
看见怒气冲冲的周恩来，蒋介石虚伪地说：“李之龙及中山兵舰有叛变的嫌疑，幸亏发现得早，李之龙已被捕，中山舰解除了武装。第一军的所有共产党员，为了保障他们的安全，已集中看管了。”
周恩来当面揭露他说：“那么，他们被捆绑起来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周恩来到造币厂后已了解到共产党人被捆绑扣押的情况。
蒋介石十分尴尬。赶快装出吃惊的样子喝令部下：“谁叫你们捆他们的？真是岂有此理！赶快放人！”
但是，蒋介石并没有真正放人，甚至连跟随周恩来一起来的四名武装卫士也被缴了械，他们仍旧以“保护”为名，把周恩来软禁了一天。
“中山舰事件”也激起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克服重重阻碍在造币厂找到蒋介石，悲愤地说：“孙总理死后血肉还未干，你就背叛他的三大政策。”
蒋介石解释说：“我没有违背孙总理三大政策的行为。”
何香凝列举事实批驳道：“你逮捕共产党人，将中山舰缴械，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监视苏联顾问，又是做的什么呢？”
蒋介石无言以答。
周恩来从造币厂回家后，为进一步了解情况，立即派人到各军去查看。他自己则赶到广东区委找到陈延年、聂荣臻、黄锦辉等人。
大家在一起分析了形势，并研究了对付蒋介石的办法。周恩来主张对蒋介石进行反击，他提出了对当时军队形势的基本看法。周恩来说：“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只有第一军是直属蒋介石指挥的，而第一军中的三个师中，有两个师的党代表是共产党员，九个团的党代表中七个共产党员。而其他五个军不会听蒋的指挥，因此完全有能力反击蒋介石。”大家都赞成周恩来的分析和主张。
周恩来还亲自到了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详细了解情况。在那里，他碰见了正在广州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毛泽东。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对问题的看法和主张是一致的，都认为应该立即组织力量，对蒋介石进行反击。
但是，由于事关重大，在广东的同志不能自行做出决策性的意见，而必须由中共中央考虑提出。
几天后，中共中央来电表示：接受蒋介石的条件。
4月上旬，蒋介石提出军队中的共产主义分子应暂时退出军队，国民革命军的党代表要完全由国民党员来担任，第一军中的党代表统统调回再训练。
结果，已暴露身份的二百五十多名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也被迫辞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
由于中共中央采取退让政策，蒋介石达到了打击共产党人、排斥国民党左派的目的，他在军事上的地位也得到巩固。中共中央的软弱态度不仅没有能够巩固国共合作，反而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
“中山舰事件”发生近两个月后，5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的八条具体办法。办法规定：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的名额不得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的部长，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全部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等。
对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中共中央代表在这次会上又一次作出让步，使这个提案获得通过。此后，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撤职。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人事部长和组织部长，控制了党权。
蒋介石的权力得到巩固后，为进一步扩展力量，决定继续北伐。
7月，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举行全体会议，讨论出征讨伐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9日，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
为完成孙中山的遗愿，中共从大局出发，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北伐前的准备。周恩来以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长身份主持了北伐的准备工作。
为配合北伐的形势，1926年底，肩负中央组织部秘书和中央军委委员重任的周恩来秘密到达上海，领导了又一项具有开创意义的工作。
上海工人起义的总指挥
1926年秋冬之际，浩浩荡荡的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和南昌。
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充分等原因，第一、二次武装起义失败了。
周恩来到达上海时，正处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前夕。
位于黄浦江畔的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工业城市，拥有近百万产业工人。在这里，有着被称为“国中之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以外的地区，控制在北洋军阀孙传芳的手里。
周恩来到达上海后，立即同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组织部长赵世炎取得了联系。
1927年2月23日晚，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特别委员会，由陈独秀、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尹宽、彭述之、周恩来、萧子璋组成。同时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特别军委。不久，周恩来即被推上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总指挥的重要岗位。
当时，北伐军已胜利地控制了江西、浙江两省和安徽大部分地区，前锋从南、西两面逼近江苏南部，原来盘踞苏、浙、皖、赣、闽五省的军阀孙传芳，经过北伐军沉重打击后，已是苟延残喘，不得不投靠统治着东北和华北的奉系军阀张作霖。
2月底，张作霖派鲁军毕庶澄部三千余人南下上海，接替孙传芳系统的李宝章部，负责上海防务。当时上海地方警察只有二千人，兵力不强，周恩来感到这正是发动武装起义的有利条件。
为了卓有成效地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认真总结了前两次武装起义失败的教训，对第三次武装起义作了极为周密的准备。
周恩来从工人中选调当过兵、有过实际作战经验的党员作教员，在闸北定兴路一座石库门房子中举办军事训练班，训练武装起义的骨干。在武器准备方面，因经费所限，除向外国洋行购买一部分手枪和弹药外，主要靠从敌人手里取得的武器武装自己。
鉴于局势动荡，一些中小资本家的商会等机构纷纷收罗人马，组织“保卫团”，以保护他们生命财产的安全。
一次，周恩来问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我们是不是要参加保卫团？”
工人们不解地说：“我们参加保卫团？难道要我们去保卫资本家？”
周恩来笑了笑问：“我们手里缺什么？”
“缺枪”。工人们不假思索地说。
周恩来说：“这不得了，保卫团有枪。我们参加保卫团就是为了把枪掌握在我们手里。”工人们明白了。
商务印书馆有二十多工人参加了保卫团。保卫团发给每个团员一支枪、一套制服、三十发子弹，平时可以把枪放在家里，到执行任务时再带枪出发。这批枪，在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后起了很大的作用。
起义前夕，周恩来夜以继日地工作，经常奔走于上海区委和上海总工会等处，指导起义的准备工作。在他的领导下，闸北、南市、沪东、沪西等区分别制订出包括进攻的主要目标、各路的人力和武器配备、进攻方法、时间、注意事项、治安、通信联络在内的书面作战计划。
3月20日，北伐军攻克松江，先头部队已推进到上海南郊的龙华，南市一些地方已隐约听到隆隆的炮声。驻守上海的毕庶澄部士气低落。而上海工人的革命热情已达高潮。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
3月21日，中国共产党果断作出于当天中午12时举行全市总同盟罢工，并立即举行武装起义的决定。
身着灰布棉袍、头戴鸭舌帽、脖子上系了一条深灰色围巾的周恩来和赵世炎一起，悄悄进入位于宝山路横浜桥南商务印书馆职工医院内的前线总指挥部。
中午12时正，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轮船、全市大工厂的汽笛同时长鸣——这是上海八十万产业工人总罢工和第三次武装起义开始的信号。顿时，电车停了，轮船抛了锚，工厂停了工。
下午一时，起义队伍五千余人系着白底黑字的“工人纠察队”臂章，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各自的战斗岗位。
起义的行动在南市、闸北、虹口、浦东、沪西、沪东、吴淞七个区进行。
起义队伍进展神速。当时毕庶澄部为了便于撤退，主要集中于火车站所在的闸北区。所以，其他地区的战斗都比较顺利。
战斗的枪声一响，各区工人纠察队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攻各区所属的警察署所。到下午四时，闸北以外的各区先后取得胜利。工人纠察队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毕庶澄的军警溃败了。旦夕之间，上海变成了另一世界，租界内外，家家户户挂上了国民革命军的旗帜，“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的北伐歌声响彻浦江两岸。
在周恩来、赵世炎的直接指挥下，工人纠察队士气高昂，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一举攻下了三个警察署和湖州会馆，夺得了大批枪支弹药，武装了自己。
闸北区第五警察署攻克后，周恩来将起义总指挥部移驻这里，因为这里靠近北站，便于指挥。他全神贯注地看着桌上摆放的上海市区图，思考着下一步的工作。
四时许，吴淞铁路工人送来一份紧急情报：敌人毕庶澄部500人左右，全副武装，并有轻机枪数挺，在早晨乘一列铁棚车开往吴淞，准备从上海逃跑。可是列车到达吴淞附近时，发现吴淞已被工人纠察队占领，即掉头向上海方向驶来。
周恩来感到事情紧急，马上召集一些同志开会研究。
会上，周恩来当机立断地说：“不能让这一列车进入上海。如让它进来，会冲破我们虬江路防线，列车上的武装进入北火车站，会增加我们攻击的困难。”
与会同志对周恩来的分析表示赞同。
周恩来指着地图上的天通庵车站宣布：“我们要在接近市区的天通庵车站附近组织伏击，一定要把敌人消灭掉。”
会后，周恩来亲自率领部分工人纠察队员到天通庵勘察地形，并派人把路轨的道钉拔掉。接着挑选了闸北工人纠察队中三四百名队员组成一支精悍的队伍，奔赴天通庵车站两侧埋伏，以待列车出轨后伏击。
黄昏时分，敌人的列车缓缓驶进天通庵车站。因道钉被拔，火车突然翻出轨道。
这时，埋伏于铁路两侧的工人纠察队立即以密集火力射击。敌军官指挥士兵利用车厢作掩体，向工人纠察队还击。双方相持不下时，沪东、虹口的工人纠察队前来增援，我方斗志倍增。入夜，周恩来又命令一部分学生纠察队投入战斗，并发动政治攻势，“缴枪不杀”、“赶快投降”的喊声响彻夜空。经过一夜的激战，敌人军心逐渐涣散，火力减弱。第二天中午，除少数敌军往东爬过铁丝网逃往租界外，四百多敌军士兵挂起白旗，全部缴械投降。
这场漂亮的伏击战，共缴枪四百余支，机枪三挺。周恩来命令用缴获的武器弹药武装徒手的纠察队，将轻机枪调给围攻北站的纠察队，以增强战斗力。
闸北敌人的另一个据点东方图书馆是一座四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这里是敌人军需处所在地，驻有一个排的兵力，并有两挺轻机枪，子弹充足，易守难攻。
总攻一开始，工人纠察队的三名队员就牺牲了。见到战友倒在血泊中，许多工人纠察队员十分悲愤，准备硬冲。恰在此时，周恩来赶到了。他立即制止道：“不能这样硬冲，这样太危险。”
怎么办？纠察队员们把疑问、期待的目光投向周恩来，想从他那英俊、坚毅的面庞上寻找到答案。
周恩来仔细观察了地形后，决定为减少伤亡，改用围而不打的办法。他对纠察队员们下达了命令：“一部分纠察队员在东方图书馆对面商务印书馆的三楼上部署火力，严密监视；另一部分纠察队员在东方图书馆所在的宝山路东侧挖一条一百多米的交通壕，以保护我们的交通线。”接着，周恩来又充满信心地说：“我们打下北站，东方图书馆就成了孤立的据点，敌人会自动放弃的。”
结果北站还未打下，东方图书馆的敌人就坚持不住了。
天通庵战斗结束后，参加天通庵战斗的工人纠察队立即赶到东方图书馆增援。指挥部用广播喇叭反复地宣传：“天通庵战斗结束了。守军缴枪不杀，不投降的话，我们就用炸药爆破。”
22日下午4时半，扎在竹竿上的白毛巾伸出墙外，东方图书馆终于被工人纠察队占领。
现在，只剩下北火车站一个敌人据点了。敌人在这里投入了很强的防守力量。北站的屋顶上有敌人重机枪阵地，西面铁路上停有白俄雇佣军的装甲火车，配有两门迫击炮，在宝山路和北河南路交界处有帝国主义列强的重机枪阵地。
起义队伍占领第五区警察署后，周恩来就开始指挥对北站围攻。为了减少伤亡，周恩来命令从虬江路到北站间，用洋松、沙包等构筑了三道防御工事。在工事的掩护下，对敌人进行攻击。
黄昏后，据守北火车站的敌军集中火力向我防线后方射击，密集的炮火引起宝山路东侧居民区着火，借着风势，大火蔓延开来。顷刻间，火光冲天，一片嚎哭之声，居民们扶老携幼纷纷逃离火海。
周恩来闻讯，立刻赶到现场，一方面组织工人救火，帮助居民有秩序地转移；另一方面加强前线火力配备，严密监视敌人的动向。敌人乘机发动进攻，准备突围，由于攻势太猛，纠察队员被迫后退，防御工事失守。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冒着纷飞的炮火，亲临前线指挥。呼啸着的子弹从他身边飞过，他全然不顾，毅然奋不顾身地战斗在前沿阵地。纠察队员终于把敌人打回北站，夺回了防御工事。此时，救火工作也已完成。老百姓、部分纠察队员的情绪稳定下来。
第二天，周恩来又出现在前沿阵地。他和纠察队员们一起抬木头、背沙包、加固街头工事。炮弹不断落在不远的地方，周恩来毫不在意地和其他纠察队员一起继续修工事。
一个队员说：“周总指挥，这里是前线，很危险，你的位置不在这儿。”
周恩来笑了笑说：“当指挥员的怎么能不来前线？你们不是同样很危险吗！”
纠察队员们望着自己的总指挥，深受鼓舞。
22日下午，军阀头子毕庶澄见大势已去，换上便装，逃进租界。残余的敌军军心涣散，丧失斗志。
总指挥部发出紧急通知：沪东、沪西、闸北的工人纠察队到虬江路宝山路口集合。
周恩来站在三岔路口的高地上，望着鏖战了一天的纠察队员们，激动地下达了发动总攻的命令：同志们，敌人二千多人就集中在这里，被我们包围了，总部要求，在六时以前攻占北站，结束战斗。
命令一下，各路工人纠察队迅猛进攻，激烈的枪炮声、震天的喊杀声，响彻云霄。
下午六时，工人纠察队准时占领了北火车站。
敌人的全部武装被解除了。工人们欢呼、雀跃……
望着欢乐的人群，周恩来疲劳的脸上浮现出舒心的笑容。
当天，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出了有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等组成的上海特别临时政府。
经过三十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上海在硝烟弥漫中迎来了金色的晚霞。
在“四一二”事变中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喜讯像春风一样吹遍全城。周恩来和上海工人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上海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上海总工会会员人数增加到八十万。资本家对工人提的政治经济要求都老老实实地接受，工人的政治经济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变。
上海工人有了一支属于自己的武装——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员已达二千八百名。他们经常排着整齐的队伍，巡逻在街头。
苦战后的周恩来是多想睡个囫囵觉，好好地休息一下呀。然而，他不能，紧张的工作在等待着他。
当时，政治局势十分复杂。眼看着北伐革命战争取得节节胜利，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势力，加紧在革命阵营里寻找代理人，掌握军权的野心勃勃的国民党新右派首领蒋介石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
一场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阴谋活动正在悄悄地加紧进行着……
1927年3月26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硝烟刚刚消散，蒋介石便乘军舰从芜湖来到上海。
蒋介石一到上海，帝国主义者即派汽车到高昌庙码头迎接他至徐家汇法租界祁齐路交涉局。租界的政事处长、帝国主义派往中国的大特务吉文斯隆重地接待了他。接着，上海青洪帮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官僚、买办政客的代表虞洽卿等都成了他的座上客。
蒋介石把上海的工人武装看作实现其反革命阴谋的最大障碍，他处心积虑策划的第一个阴谋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他先要求上海总工会解除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后来又要求把纠察队改归他指挥调动。
上海总工会以“纠察队不同于军队，性质完全是工人自己的组织”为理由拒绝了。
蒋介石勾结杜月笙等人成立了“中华共进会”，尔后又由虞洽卿出面筹措经费和武器，收买了一批流氓打手，同工人纠察队对抗。
周恩来从各种信息、各种迹象中敏锐地觉察到一些不正常的动向，预感到反动派正磨刀霍霍。革命面临着危机。
周恩来在工人纠察队总部设立了训育部，加强对纠察队员的政治军事训练，在工人纠察队的主要基地——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储藏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粮食，以防突发事变。
周恩来还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白崇禧正在密谋解决我们的纠察队。”
3月30日，他又在特别委员会会议上说：“从整个的情形来看，他们对付我们已有准备。将来他们对付武汉及解决上海只有凭武力。同时对付民众只有如江西雇佣流氓。”
周恩来发出的警报，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不肯接受教训，依然醉心于妥协，总以为妥协可以避免国共之间的破裂。
4月5日，陈独秀与刚从国外归来的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宣言不仅没有指责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反而为其罪行辩护：“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释解。”
其实，蒋介石的反共决心已下。
蒋介石一切布置就绪后，于4月11日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指令。在帝国主义、买办资产阶级及帮会流氓的共同合作下，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
11日晚10时以后，华界宣布戒严。在昏暗的路灯下，只见军队来来往往，调动频繁。形势越发紧张。
由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豢养的“中华共进会”流氓打手数百人，在杜月笙家集合，每人发了十元钱。
深夜，打手们乘车自法租界出发。租界内的英法士兵已预先接到通知，任其通行，帮助打手们进入华界。
12日凌晨，这些身着蓝色长裤、臂缠白底黑“工”字袖标，身挎盒子枪，冒充工人模样的流氓打手向上海总工会会址湖州会馆、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商务印书馆俱乐部、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华南电车公司等处发动袭击。
护卫总工会的工人纠察队员立刻奋起抵抗、英勇还击。
正在双方相持不下时，大批二十六军士兵赶到，他们假惺惺地将前来攻打总工会的流氓完全“缴械”，还把一些流氓用绳子捆了起来。
工人纠察队员看到这种情形，以为二十六军士兵是来帮助工人纠察队的，高兴地将门打开，迎接二十六军。
谁知军队刚一进门，领队军官就变了脸色，厉声道：“他们的枪械已经缴了，现在你们也把枪缴了。”
工人纠察队员们面面相觑，但已毫无办法，四周的机关枪已经架起。猝不及防的工人纠察队就这样被迫缴械了。上海总工会被反动军队占领。局面已无法挽回。
其他几处的情况基本上也是如此，流氓在前面冲锋，反动军队在后面督阵，流氓打不下，反动军队就借口“调解工人内讧”，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各地工人纠察队有的奋起反击，有的还来不及反击就被缴了械。
经过短时间的激战，纠察队员因抵抗而牺牲的有百余人、伤者近二百人。
拥有二千八百余人武装的上海工人纠察队全部瓦解。
这期间，周恩来在哪儿呢？
11日晚上，反动派动手前，二十六军第二师师长斯烈写了一封邀请信给周恩来，邀请周恩来到二师师部商议一些事情。
周恩来为和缓紧张局势，毅然前往位于宝山路天主教堂的第二师司令部。
周恩来刚到司令部，斯烈就扣留了他。
12日凌晨，上海区委书记罗亦农得知周恩来被扣的消息后，心急如焚。他立刻给中共闸北区委委员黄澄镜打电话：“喂，是澄镜同志吗？”
“我是黄澄镜，你是罗亦农吧。”从对方熟悉而焦急的口气中，黄澄镜听出是罗亦农并预感到出现了紧急情况。
“恩来同志在宝山路天主教堂第二师司令部被第二十六军二师师长斯烈扣留。你赶紧去找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设法营救。”
“是。”黄澄镜说完放下电话，从闸北驱车直奔法租界西门路赵舒住宅。
赵舒是二十六军的国民党代表。他政治上倾向进步，同我党有着较好的合作关系。
黄澄镜说明情况后，赵舒痛快地表示：“我一定尽自己的能力，救出周恩来。”
黄澄镜握着赵舒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俩人乘车来到第二师司令部。
卫士见是党代表来了，未敢阻拦。他们便径直来到会客厅。只见房间里的桌椅被推翻，茶杯、花瓶散碎在地上。周恩来正怒视着斯烈厉声谴责：“你算什么总理的信徒，你们公然叛变了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你们这样是没有好下场的！”
赵舒把斯烈叫进里屋……
过了一会儿，他们从里间出来。斯烈走到周恩来身边，略显抱歉地说：“误会，误会。我们只是请您来谈谈，并无其他意思。您可以回去了。”
周恩来看也没看斯烈一眼，便和黄澄镜一起快步走出二师司令部，上了汽车。随着汽车的启动声，汽车旋即消失在远方……
12日清晨起，上海工人和市民听到纠察队被缴械的消息后，悲愤交加，义愤填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满怀希望迎来的这支打着革命旗帜的军队，竟是比旧军阀更加暴戾的屠杀人民的刽子手。
他们纷纷集会抗议。中午，闸北和南市的群众分别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会后，闸北工人数万人拥向湖州会馆，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总工会立即在大院内召开代表大会，决议全市总罢工，重新组织工人纠察队，继续同帝国主义、蒋介石进行斗争。
13日，全市罢工人数达到二十万。上午十时，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十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后，工人群众高呼“打倒新军阀！”“为死难工友复仇！”“收回工人武装”等口号，到宝山路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请愿，要求立即释放被拘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
周恩来始终走在长达二里的游行队伍中。他和工人群众一起挥臂高呼着口号，那严肃的面容充满了对反动派的仇恨。
当游行队伍行进到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在里弄的26军士兵突然从里弄里冲出，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射击，并用机枪扫射。有一百余人应声倒下。
当时大雨滂沱，宝山路上，血流成河，惨不忍睹。
疯狂的搜捕和屠杀立刻开始了。昔日的盟友突然翻过脸来，变成冷酷凶残的刽子手。上海总工会会址被封闭，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被强行解散。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者倒在血泊中，陈延年、赵世炎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都是在这一时期牺牲的。
蒋介石悬赏二万五千元缉拿周恩来。
上海，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着。
14日，周恩来在几个工人的掩护下悄悄来到吴淞附近徐家宅一处工人住家的小阁楼上。这是一处很合适的秘密据点。这里离市区远，偏僻荒凉，巷子狭小，房屋破旧，附近居住的大多是吴淞机器厂的工人。
刚刚安顿好，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便秘密来访。在白色恐怖的上海见到自己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格外高兴。在窄小的阁楼里，在油灯下，他们彻夜长谈。
郭沫若气愤地谈到蒋介石在九江、安庆叛变革命的罪行。接着他又焦急地对周恩来说：“现在上海局势很紧张，刽子手杀人不眨眼，你赶紧离开上海吧。”
周恩来想了一下，说：“不，现在还不能走，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送走了郭沫若，周恩来陷入了沉思，下一步的工作该怎样进行呢？
4月16日，特别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分析形势，研究下一步工作。周恩来首先发言。他说：“我们致电武汉（指国民政府）应指出两点：一是政治上，要指明上海暴动后有右倾错误，如继续非常危险。我们在此次屠杀中可以看出老蒋只是对我们表面和缓，实际是准备整个打击，但我们事前太和缓，以致无好好作反蒋宣传，以致在民众中有不好影响，……致使此次大受其亏。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仍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会更大。”
周恩来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接着说：“二是军事上，武汉方面对于老蒋无积极对付的方策，而主张先北伐，并怕老蒋军事力量太大，完全自己站于弱点，是很不好的。照我们观察，对于老蒋军队并不是没有办法，应先解决老蒋然后北伐。现在我们应打一电报给武汉提出抗议，要求赶快决定打东南的方策，马上派得力人员来东南准备军事活动。”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在场的大多数人点头，表示赞同。
会后，周恩来起草了致中央的电报——《迅速讨伐蒋介石》。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电文针对陈独秀主张对蒋缓和妥协的右倾主张，又指出，“为全局计，政治不宜再缓和妥协。上海于暴动后，已曾铸此大错。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在“四一二”事变后的日子里，周恩来在上海一直没有停止工作。他与其他负责人一起拟定工作计划，把幸存的工人纠察队转入地下，把枪支弹药隐藏起来。救济那些流散在外、经济上有困难的工人纠察队队员。设法营救被捕的同志。
四一二事变后三天，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发动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的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者。
周恩来在紧张的工作中天天注意看上海各种报纸和报上登的广告。他惦念着远在广州的战友和妻子。
一天，《申报》上的一则寻人启事一下子把他吸引住了，他眼睛一亮，读了起来：
“伍豪鉴：你久已不要你的妻子。现在，我带她到上海找你。你见报后速到××路××旅馆来。岳母振德。”
伍豪是周恩来在觉悟社时用的代号，后来在党内常用作笔名，国民党当时还不知道伍豪就是周恩来。
分别五个月夫妻重逢了。周恩来轻轻地松了口气。但转而想到那些惨遭屠杀的战友，他的心又沉重起来。
邓颖超难过地告诉周恩来：“恩来，我们的儿子因难产没有活下来。”
周恩来心里微微一颤，但他很快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安慰邓颖超：“革命正在危急关头，有多少好同志牺牲了，你现在最重要的是恢复健康。”
邓颖超轻轻点点头。
周恩来又说：“中央指示我去武汉开展工作，过几天我就要走了。等你身体好些，你也去武汉。”
邓颖超又点点头。分别对这对革命夫妻来说，已是很自然的事了。
5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化了装的周恩来在一名交通员的带领下，悄悄来到虹口码头。
他机警地看了看四周，见没有什么可疑的人，便登上了一艘停泊在岸边的英国轮船。为了安全起见，他坐进了三等舱。不一会，轮船就启锚了。
船行至九江，周恩来才松了口气。他走出船舱，站在甲板上，任微风轻拂着自己的面颊，憧憬着即将开始的新的工作。
汽笛一声长鸣，打断了周恩来的沉思。汉口到了。
周恩来向码头望去，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正向他招手。
周恩来仔细一看，原来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他欣喜极了，情不自禁地也挥起右臂，用力地摇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