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涉及的领域和学科非常广泛，包括建筑设计工程、防护设备材料、生物学、传染病、空气动力学、消毒灭菌技术、环境保护及物理学等。国际上对生物医学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比较重视，特别是2003年发生SARS实验室感染事件后，各国对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的认识进一步提高，2019年底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更加显露出目前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建设数量和质量还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目前我国有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46家，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数量更多，浙江省有2家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近3 000家左右。此次新冠肺炎期间我省启动130家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目前我国在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规划上应该根据防范重大生物安全疫情的需要重新进行规划设计，优化三级实验室和加强型二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布局。此外，由于实验室是存在潜在生物危害风险的特殊场所，在规划、设计、选址、建设、验收、评估、管理运行等不同阶段都有专门的实验室标准体系，但现实情况是很多单位由于在早期设计规划等方面存在技术性问题，导致实验室在场地设计、采暖通风设计、空气过滤、废物转运等方面不符合国家实验室安全规定标准而存在安全隐患。除此以外某些实验室还存在工作区与生活区、污染区和清洁区交叉、缺乏必要的消毒灭菌工具等问题。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一套系统性、实用性的生物安全管理规范，虽然于2004年出台了《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由相关行业部门也出台了菌（毒）种或样本运输、废弃物管理、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实验活动审批等规范，但只有针对具体实验活动的管理，缺乏生物安全实验室整体水平的管理和评价。由于缺少一套系统性、操作性、实用性的专项生物安全管理规范做协调，因此各部门在执法监管中协同配合较差，容易造成重复管理或管理空白。另外，实验室管理涉及单位的多个部门，各个单位也没有一套统一、规范的管理系统，导致管理实验室存在不积极配合、工作落实不到位等情况。再者，我国尚未制定生物风险评估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未组建有资质的专业机构指导生物风险评估体系的建立和运行。因此，目前我国的各类生物风险评估均有很大的随意性，评估水平参差不齐，不能有效地作为制定和实施生物安全防控措施的依据和保障，这也是当前我国生物安全管理的一大漏洞和薄弱环节。

随着生物技术在医药、农业、食品等领域产业化进程的迅速发展，生物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由于生物安全问题在其他行业的宣传和推广不到位，一些团体和个人组织的反生物技术时有发生，很不利于生物技术的健康发展，更不利于生物安全管理。我国的生物技术发展迅速，生物安全管理滞后于生物技术的发展，表现在从社会到各级领导部门、从公众甚至到科研人员的生物安全意识都比较差。各个部门也应当根据其部门生物技术的特点制定部门的生物安全技术条例，应当通过媒体向广大群众宣传、普及生物安全知识，让群众成为生物安全管理的知情者。主管部门要努力协调与生物技术安全有关各部门的工作，使管理部门的工作更加有效。

美国在2015年的《生物安全改革备忘录中》已明确将生物安全设定为一门学科，并制订了详细的建设方案和目标。相比之下，我国生物安全的专业化及普及度较低，目前虽已在湖南农业大学、西南大学等5所高校开设了生物安全专业，但国家尚未将生物安全纳入学科建设规划中。因此，生物安全知识体系不健全，专业人才奇缺，专业术语缺少标准化，没有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培训对象范围狭窄，多集中于专业操作人员，而忽略了管理者和其他支撑人员。

综上所述，风险是绝对的，安全是相对的，必须要时刻高度重视实验室生物安全风险，必须以对自己、对他人和对社会高度负责的态度，抓好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工作。

未来我国实验室生物安全的发展重点，首先，加快制定生物安全产品技术标准，推广应用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物安全实验室技术和产品；其次，跟踪国外最新技术发展动态，及时更新我国的防护技术和产品标准；最后，应尽快与国际接轨，建立通用的技术和评价体系；第四，打破各部门间的壁垒，实行由业务主管部门统一认可、授权和常态化监督管理的模式。并充分借助互联网+技术，搭建实验室生物安全信息化管理和智慧化管理平台，为实现智能化、规范化和便捷化的管理体系。

规范化管理在生物安全管理工作中极为重要，是关键，是底线，也是生命线。因此，在日常管理中应把规范化建设作为基本要求，作为重点。通过规范化管理，不仅可以提升管理效率，更能避免管理的随意性和主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