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安全文化发展与社会类型变革

文献^[9]指出，人类文化史是一个漫长的由简单到复杂、由点到面不断深化和扩散的发展史，但文化发展又具有相对稳定性，因而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特征，而文化的这种阶段性特征反映在人类社会中则与不同社会类型相对应，亦即文化发展的不同状况制约着不同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包括生产技术和生计模式），呈现出不同的社会结构，体现出不同的社会文化形态。简言之，文化发展与社会类型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对应关系，生产技术和生计模式是衡量文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也是制约人类社会类型的重要因素，在文化发展状况与社会类型特征间起着杠杆作用。

有鉴于此，安全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与社会类型也存在对应关系，某一社会类型对应的主要安全文化特征可透过该社会类型的生产技术和生计模式来显现。从生产技术和生计模式角度，可将人类社会大致划分为采集—狩猎社会、园艺—游牧社会、农耕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5种类型^[9]。依据历史学（包括人类文化史、安全史学等）相关文献[6，7，9，15，16]，分析安全文化发展与社会类型变革间的具体对应关系，见表3-1。

表3-1　安全文化发展与社会类型变革间的对应关系

由表3-1可知，依据不同的社会类型，可将人类安全文化的发展大致分为5个阶段，具体分析如下。

（1）采集—狩猎社会的安全文化 采集—狩猎是人类早期的一种较为普遍的寻食生计模式，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仅可打制简单粗糙的石器，对自然环境具有高度依赖性，人类的安全观念属于宿命论，主要采取躲避方式来避免伤害，人类主要采取以血缘和婚姻关系为纽带组建的群体（即以家庭为单位聚合为群体）来开展寻食活动和群体保卫，进而保障群体寻食安全和居住安全。

（2）园艺—游牧社会的安全文化 园艺—游牧社会是人类继采集—狩猎社会后由寻食生计模式向产食生计模式转变的历史性飞跃，食物供给得到了充分保障，并相继出现了陶器、铜器、帐篷、简单房屋建筑等，社会成员从居无定所转向安居乐业，生产力水平也开始逐渐提高，人类开始大量使用劳动工具来替代徒手劳作，有效降低了受伤害的可能。此外，这一阶段人类主要靠“事后弥补”方式来积累安全经验，避免再次受到伤害，安全观念提升到了经验论层次。

（3）农耕社会的安全文化 农耕社会的重要标志是金属工具的使用（既可作为劳动工具，又可作为安全防御工具），文字的发明，城镇的产生，精耕细作的集约农业生产和手工业、商贸业等的产生，人类主要通过工具改进来保障农业、手工业生产安全。因而，这一阶段人类的安全观念主要体现为改善论，安全行为主要体现为趋物型。此外，文字、城镇的出现为传播、发展、丰富安全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

（4）工业社会的安全文化 工业社会是蒸汽机、内燃机、电力及原子能等新技术广泛运用的社会，使人类社会进入“加工”和“人造”时代，人类对科学和新技术的追逐成为重要的安身立命之道。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导致各类工业生产事故频发，安全问题也变得趋于复杂化。为保障工业生产安全，人类的安全认识进入了系统论阶段，从而促使人类在安全生产实践中推行人、机、环相结合的综合型安全对策。

（5）信息社会（或称为后工业社会）的安全文化 信息社会是逐渐脱离工业社会以后，信息与知识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即这一社会类型的最重要资源是信息和知识，相继产生了以加工和服务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甚至第四、第五产业。这一阶段的安全问题变得极为复杂，如生产、食品、饮水、治安、交通、消防、医疗、环境、职业、信息等安全问题，即综合大安全问题，不安全因素无处、无时不在，人类开始趋向于从本质安全角度，对造成人、家庭、社会公共秩序、生产秩序和国家的各种危害或威胁给予全面、系统的超前预防和控制，并催生了大量安全科技服务业、安全文化产品制造与销售业等安全文化产业类型。

由以上所述可知，人类安全文化发展与社会类型变革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互动性发展关系，具体表现为：①随着社会类型的变革，人类的安全技术水平等级、安全观念水平逐渐提升，人类的安全行为也逐渐趋于更科学、更有效；②随着社会结构日趋变得复杂，也使人类所面临的主要安全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给人类应对生存危险带来了更大的挑战；③安全文化最初是为了满足人类衣食住行及繁衍后代等基本安全需要，后期安全文化的主要任务是积累、发展和传递安全实践经验，进而创造新的安全知识、技能和观念等，为人类社会类型变革提供安全保障和手段，即人类安全文化保障并推动社会类型变革。总之，在人类社会类型变革过程中，安全文化主要沿着“生活安全文化→生产安全文化→大安全文化”的先后次序完成了过渡和发展，使人类安全文化的结构日趋复杂，内涵也逐渐变得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