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安全文化的起源与演进机理
文化是人类生活、需求、愿望的反映和记录,是历史发展的积淀。自古以来,安全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追求,安全文化是人类社会最古老的一种文化,可视为人类的一种元文化,它伴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变革而发展。由此可见,试图研究并勾勒人类安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积累与创新等安全文化演进的机理和图景是安全文化研究领域内一个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学界针对人类文化的起源与演进的研究开始较早,如Blum[1]描述人类文化起源与演化的一般过程;Charles等[2]指出人类文化的演化需要资源的开发利用;威廉•A•哈维兰[3]指出人类文化起源具有一定的生物性基础;吕挺[4]针对风水文化的起源、演进与成因开展专门研究。但目前学界关于安全文化的起源与演进的研究并不多见,仅有一些简单的罗列、举例分析与论述研究,如Mitchem等[5]简单论述电力安全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徐德蜀[6]、罗云[7]主要研究了工业革命以来安全文化的演化进程;Marina Järvi等[8]研究企业安全文化的形成。
鉴于此,为明晰人类安全文化的起源与演进机理,笔者分别基于生物学视角与安全科学视角,阐释安全文化的起源与演进机理。
3.1.1 安全文化起源与演进的生物学解释
从生物学角度而言,人亦只是众多生命物种中的一种。但在众多生命物种中,唯独人具备文化创造能力,正如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所言“人是逻辑动物”,即人并非像其他生命物种一样仅依赖本能生存,而是具有理性思维和文化创造力的特殊生命物种[9]。究竟人类是如何创造安全文化的,这只有从人类起源中去寻求答案。文献[3]指出,人类最终能跨越从人猿共祖到人猿揖别的漫长历史时期,嬗变为“文化动物”,首先不能忽略其生物性基础。有鉴于此,人类也是基于一定的生物学基础来创造并发展安全文化的。通过探讨人类安全文化起源的生物学基础,可阐明安全文化产生的前提条件以及人类创造安全文化的触发条件等安全文化起源与演进问题。
3.1.1.1 基于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视角的安全文化起源与演进模型的构建
自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学说面世以来,文化学、考古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相关学者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分别从诸多角度对文化起源与演进问题进行了探索,大致经历了从幻想到假说再到科学的发展历程,使人类文化起源图像已日渐清晰[9]。安全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条件和人类的一种本能需要,从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视角来分析探讨人类安全文化的起源与演进问题,必能明晰人类安全文化产生的前提条件和生物学基础等,乃至促进对人类文化起源与演进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和理解。由此,基于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视角,结合人类的本能安全需要及危险普遍存在于人类生存环境的本质特征,运用“正向—逆向”逻辑推演的思路和方法,构建安全文化的起源与演进模型,如图3-1所示。
图3-1 基于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视角的安全文化起源与演进模型
3.1.1.2 基于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视角的安全文化起源与演进模型的解析
由图3-1可知,该模型阐明了人类安全文化产生的前提条件、人类创造安全文化的触发条件、形成人类安全文化(即安全观念、知识、技能、行为、物态等)的基础条件等解释人类安全文化起源与演进的基础性问题,以及人类进化对安全文化产生与演进的作用。具体解释如下。
(1)人类安全文化是基于自身条件和外界条件两个前提条件产生的,依次为“人类本能的安全需要”和“生存危险的客观、普遍存在→生存危险具有损失性(伤亡、生活资料损失等)”。
①由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10]可知,安全需要是人类的一种基本本能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必会促使人类通过开展某些降低或抵御生存危险的安全实践活动以实现生存安全,它可视之为人类安全文化产生的自身前提条件;②人类从南方古猿进化至智人的漫长历程中,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即生存危险(如自然灾害、野兽侵袭、意外伤害等)是自始至终客观、普遍存在于其生存环境之中的,但是,若人类生存环境仅仅存在生存危险,这不足以促使人类去开展降低或抵御生存危险的一些安全实践活动,更重要的是生存危险具有损失性(伤亡、生活资料损失等),即生存危险的客观性、普遍性与损失性共同促使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而进行降低或抵御生存危险的相关安全实践活动,它可视为人类安全文化产生的外界前提条件。
(2)人类的安全生存能力是人类开展降低或抵御生存危险的安全实践活动,进而实现安全生存目标的最基本保证。换言之,它是形成人类安全文化(即安全观念、知识、技能、行为、物态等)的基础条件,主要包括安全协作与交流能力、安全防御与改善能力、安全判断与决策能力。
①安全协作与交流能力:一般来说,安全文化形成并存在于某一人类群体之中[9],这就需要群体个体间进行安全协作与交流,从而保障群体成员生活、生产安全、有序开展,且有助于群体间安全文化的沟通和交流,因此,人类具备安全协作与交流能力既是其安全生存能力的重要表现,也是人类安全文化传播的必然要求。②安全防御与改善能力:预防事故或避免伤害的最基本思想和策略是防御危险或降低、消除(即改善)危险,由此可见,安全防御与改善能力是人类安全生存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③安全判断与决策能力:主要指人类的安全思维与认知能力,它是人类形成安全意识、观念、经验等,以及指导人类正确辨识并应对危险(即安全行为活动)的基础。
(3)上述三种人类安全生存能力的获得分别得益于人类的原始群居习性、身体机能进化和智力认知进化,换言之,这三点缘由是人类创造安全文化的触发条件。
①原始群居习性:生物学研究表明[11],灵长目动物(包括人类)均具有群居习性,如目前学界公认的人类最早的祖先南方古猿就具有群居习性,群居习性促使人类借用体态、声音、气息、面部表情和眼神等实现群体成员间的信息交流和合作,这为人类具备安全协作与交流能力提供了基础,即原始群居习性促使人类趋于拥有安全协作与交流能力。②身体机能进化:当人类进化形成能人和直立人时,人类已具备了较为发达的危险感官系统和危险防御器官,如为防止身体坠落和被障碍物绊倒或其他危险物的伤害,他们已具备了较好的触觉能力、把握能力和平衡能力,以及进化而来的具有抓握能力的、灵巧的双手(双手更有利于防御其他野兽等危险物的伤害,也能使用工具和制造工具,既提高了取食效率,也可避免徒手取食造成伤害)和直立行走能力(可以快速躲避危险物的伤害),这些均为人类获得安全有效的生存方式创造了有利条件[12],即身体机能进化促使人类趋于拥有安全防御与改善能力。③智力认知进化:当人类从直立人演化为智人,即完成整个人类进化过程时,终于产生出地球上最复杂、最精致、最组织化、最奇妙的结构——人类能思维的大脑,乃是人类智慧的物质基础,因此,其也是人类安全思维和认知的物质基础,人类可将瞬间收集到的来自身体各个器官的有关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痛觉以及平衡、运动、温度等的感官安全信息传送至大脑皮层,然后由大脑做出综合分析判断,并依据自身的判断促使自己做出快速的安全防御反应与对策或通过视觉、声音交流给群体其他成员发出危险信号,从而保护群体规避危险或协调群体成员共同抵御危险,此外,大脑还具有强大的记忆功能,有助于人类记忆安全生存经验,即为安全文化积累提供了保证[13],总之,智力认知进化促使人类趋于拥有安全判断与决策能力。
(4)人类进化对人类安全文化演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①在人类进化过程中,随着人类进化程度的不断增强,人类的安全生存能力也随之增强,这为人类创造和发展安全文化提供了基本保证。②随着人类安全生存能力的不断增强,既使人类保护自身的方式逐步由被动的躲避向主动的防御进步,也使人类由“自意识”[所谓人类的“自意识”是指那种有别于动物本能的观察、思考、判断等初步性思维能力,是人类及其文化起源的关键,形成该能力的内驱力是人类生存(包括安全生存)的需要[9]]地被动创造、发展安全文化发展到有意识地主动创造、发展安全文化,最典型的表现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栖居场所按“树栖→洞穴→石屋、土屋”演化、取食按“地面→高处→集体狩猎”演化、用食按“生食→钻木取火熟食”演化,安全性逐渐增强,逐步实现了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的生活方式。③随着人类安全生存能力的不断增强,也使人类的安全追求不断增强,必会促使人类的安全追求按“安全生存→健康生存→舒适生存”的先后次序逐步向高层次的安全追求发生过渡,为适应人类安全追求的变化,进而促使人类安全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
3.1.1.3 基于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视角的安全文化起源与演进模型的深层启示
通过深入分析,可得出基于人类的生物学进化视角的安全文化起源与演进模型的一些深层启示,具体解释如下。
(1)“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是达尔文进化论最为核心的观点[14],因此,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讲,“生存危险的客观、普遍存在→生存危险具有损失性(伤亡、生活资料损失等)”也可看成是自然选择的必要条件之一,有助于促进人类进化。此外,基于这一角度还可以看出危险具有两面性,即其兼有有利性和有害性,其有害性众所周知,不再赘言,其有利性主要表现在对人类身体机能、智力认知进化,以及对人类发展安全科学技术、创造安全文化的推动作用。
(2)人类自身日益趋于向“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地生存”的进化法则不允许人类像其他动物那样可以依赖生物本能适应具有生存危险的生存环境,而必须扬长避短地运用安全思维与实践能力以安全文化补偿的方式获得更安全、更健康、更舒适的生存方式和环境。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安全文化补偿能力的获得则又有赖于“安全实践活动(包括脑力与体力安全实践活动)”这一杠杆条件的作用。
(3)安全文化为人类适应存在生存危险的生存环境提供安全手段,为人类安全谋生和增进安全、健康、舒适水平提供条件,即追求并创造安全的生存方式和环境是人类共同的行为和观念。如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在栖居方面开始了有限改造自然的安全实践和尝试,并在安全实践和尝试中积累了不少保护自身安全的经验,如通过集体居住来增强防御能力,通过改善房屋结构来增加安全性能,并且在过程中不断地交流积累安全经验。通过诸如多次的安全实践与尝试,才使人类成为创造安全文化的主体。
(4)一般情况下,人类更倾向于在保障自身、群体安全的同时获取有限的维持生命的生存资料的理性生存方式,这是由人类本能的安全需要决定的。换言之,通常情况下人类在选择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时,获取方式是否安全是一个重要的选择依据。
3.1.2 安全文化起源与演进的安全科学解释
安全本身是一种文化积淀和传承。“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悲剧最能净化人的心灵”“不见棺材不流泪”“事故和灾难是一所学校”“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等社会经验或文学古语,都是人们长期以来对事故灾难的深刻反思,是对安全实践的真实写照和最好总结,“安全为天”“安全第一”的安全理念是用血和泪铸就出来的。
安全本身具有文化性,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从宏观角度来看,人类的一切社会实践及其成果都可以视为文化,其中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那一部分即人类文明;安全本身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最终同样形成全社会的“安全文明”。
(2)从中观角度来看,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安全同样是一种具有物质形态、精神形态的财富。
(3)从微观角度来看,文化仅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尤其指文学艺术活动及其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意识、安全组织、安全制度、安全习惯、安全规范标准和安全科技产品等都是一种文化。
由上述分析可知,正是安全本身具有并显现的文化性才为安全文化的形成提供了无限可能和充分条件。换言之,安全本身的文化性是安全文化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