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安全文化学研究回顾与评述^[17]

安全文化理念在减少和预防灾害、事故、伤害方面的积极意义，使得安全文化学在过去30多年中日益受到研究者和实践者的重视。近年来，安全文化理念在中国也开始越来越受学术界和实践界的关注。安全文化学作为当前研究和建设的重点领域，在国内外都有了它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成就。为促进安全文化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在此，通过文献分析方法，回顾过去的安全文化学研究，对其中所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趋势进行简单评述。在此基础上，对国内外安全文化学研究进行对比分析。

2.4.1　安全文化学研究的领域分布

一般而言，一门学科的研究内容可划分为上游研究（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中游研究（应用基础研究）与下游研究（实践应用研究）3个不同层次。同样，可把安全文化学研究的主要领域概括为上游研究（学科基础理论研究）领域、中游研究（应用基础研究）领域和下游研究（实践应用研究）领域3个领域。分别简述上述3个安全文化学研究的主要领域的研究进展，并分别从已有安全文化学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及研究趋势两方面出发，简单评述已有的安全文化学研究，具体如图2-2所示。

2.4.2　安全文化学的主要研究议题分析^[27，28]

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在过去30余年的安全文化学研究过程中，安全文化学的主要研究议题包括五方面，即安全文化的定义；安全文化的功能、特点与分类；安全文化的要素与结构；安全文化的测评；安全文化的建设。上述五个安全文化的主要研究议题，也是本书各章节的核心内容。在此，我们先对它们的研究现状做大体了解，以便于我们对本书各章节的核心内容（除安全文化的定义已在本书第1章介绍外，其他4个研究议题均在本书后面各章节内容中才提及）的学习和掌握。

2.4.2.1　安全文化的定义

安全文化（组织安全文化）是文化（组织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安全文化离不开文化（组织文化）的研究。因此，安全文化（组织安全文化）的定义一般被认为是文化（组织文化）内涵的自然延伸，延续着文化（组织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由本书第1章的内容可知，在安全文化词汇首次出现之后的30余年，关于安全文化的定义达到几十种之多。但是，学界并没有关于安全文化共同认可的定义，在此问题上一直争论不休。至于安全文化的定义的研究状况，本书第1章已做详细分析，这里不再赘述。

2.4.2.2　安全文化的功能、特点与分类

经查阅相关文献发现，关于安全文化的功能与特点，已有的绝大多数研究均为来自组织文化以及与组织文化相关的安全文化研究。究其原因，这也许需追溯到安全文化概念的起源，安全文化的观念来自组织文化，因此，学界往往更习惯于从组织文化的角度开展安全文化研究，严格地讲，这里的安全文化应该称为组织安全文化。

就组织安全文化的功能与特点而言，众多学者均曾有过相关论述。例如：Cooper^[29]认为，组织安全文化是影响组织成员和组织持续的健康和安全绩效相关的态度和行为，是组织的关键要素之一，它设定了工作场所中安全操作的基调；Choudhry等^[30]指出，组织安全文化通常被看作是组织管理活动中与安全相关的能力；Pidgeon^[31]认为，组织安全文化可以被看作意义的建构系统，通过特定的工人或工人团队，理解他们在所处环境中的危险，组织安全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并非随时都在变化；学者Richter和Koch^[32]发现，文化并非凝固不变，在社会现实面前，文化被不断地创造和被创造，因此，应该在特定的环境中理解安全文化，随着物质条件和社会关系的发展，安全文化会相应地变化。

就安全文化的分类研究而言，毛海峰在他与王珺著^[2]的《企业安全文化：理论与体系化建设》一书中指出，可按三种分类方式对安全文化进行分类：①从安全文化的主体来划分，可把安全文化分为个体安全文化和群体安全文化；②从安全文化涉及的人群对象来划分，目前我们可把安全文化分成三类，即企业安全文化、政府安全文化和民众安全文化；③从安全文化是否被有组织、有目的地予以促进和发展，可把安全文化划分为“自然态安全文化”和“建设态安全文化”两种类型。此外，中国学者颜烨^[16]在《安全社会学（第二版）》中，更是从多角度出发，详细探讨安全文化的分类。总而言之，安全文化的分类与其他事物的分类一样，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出于不同的目的，对安全文化的类型可以做出不同的划分。

至于一般意义上安全文化的具体功能、特点与分类，将在本书第4章进行详细论述。

2.4.2.3　安全文化的要素与结构

关于安全文化的要素（元素）的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例如：最早关于该方面的研究可追溯至1991年，Dedobbeleer等^[33]采用自己设计的问卷，对9个建筑工地进行272份问卷调查，研究只得出两个要素；Safety Research Unit^[34]通过自己设计的问卷，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研究方法，得到16个要素；Flin等^[35]对自1991年以来关于安全文化研究文献中选取18篇关于工业安全的文献（不含服务业）进行分析，寻找出100个不同名称的要素；傅贵等^[36]在Stewart的安全文化测量工具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得到32个安全文化的关键元素；等等。其实，早在2004年，Cooper^[29]就对安全文化的元素做过评述，他认为，对安全文化本身的研究可能至今仍没有找到其关键要素，因此，表象（或有研究者假想的要素）并不能真实地代表实际安全文化的内涵。笔者也较为认同上述这一观点。

就安全文化的层次结构而言，过去一般认为，安全文化包括三个层次或水平——外层、中间层、核心层，其中的每个层次都可以被独立地研究。安全文化的外层是器物，由特定的可见的事物组成，在研究对象上是具体的；安全文化的中间层由信奉的价值观构成，被可操作化为态度；安全文化的核心层由基本假设（如关于真理、现实、时间、空间、人类、人类活动、人际关系等性质的基本假设）构成，它是潜意识的和抽象的，渗透于整个组织之中。

2.4.2.4　安全文化的测评

在安全文化的定义、要素与结构等的基础上，安全文化的测评是沟通安全文化理论与安全管理实践的桥梁。长期以来，由于缺少安全文化测评体系，很多组织均不能准确评估自身的安全文化水平，对如何开展组织安全文化建设工作往往显得束手无策。因此，如何科学而准确地测评组织安全文化水平一直是安全文化研究领域的难题。显而易见，安全文化的测评包括安全文化的测量与安全文化的评价两方面主要内容。

（1）安全文化的测量 经分析发现，调查问卷和人类学方法是测量安全文化的常用方法。调查问卷主要是定性的研究方法，它正在被综合、定量的测量方法取代和补充。人类学方法通常是昂贵和费时的，提供的往往是发现性的数据，而不是能够被加入安全管理的行动计划中的硬数据，不适合识别安全文化元素对组织安全的影响，在缺少事故的情况下，人类学方法仅仅思考或者假定组织安全文化对组织安全绩效的影响。

在过往的研究中，安全氛围和安全绩效被看作安全文化的反映，安全氛围是安全文化更为具体的表现。很多研究通过测量安全氛围来测量安全文化的方式有一定的局限性。由本章2.1节的内容可知，安全氛围与安全文化两个概念不可等同，可将安全氛围看作是安全文化的结果，安全氛围依赖于安全文化，安全文化的内涵远远大于安全氛围，安全文化不能仅仅被看作安全氛围的替代。通过测量安全氛围考察安全文化，往往单独关注人们的安全思维方式（人们的安全观念），没有展现出安全文化的多个方面，忽视了与此相关的安全环境、安全管理系统与人的安全行为等内容。

（2）安全文化的评价 综合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对于安全文化的评价，基本上是从安全文化的维度延伸而来的定性评价，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20]提出的核工业组织的安全文化定性测评指标，但由于其专业特征过强，限制了应用的广泛性。具体言之，安全文化的评价的研究包括评价指标设计和评价方法选择两方面内容。①关于评价指标设计，目前的主流方式是在概念构思和测量的基础上，通过因子分析、方差分析、回归分析或者结构方程建模等模式，辨识、合并对安全管理效能具有明显效果的因素，将之纳入评价指标体系中。②关于评价方法的选择，例如：Cox等^[37]采用的因子分析法；钱利军等将粗糙集和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应用于安全文化评价；田水承等^[38]运用的网络层次分析法；马跃等^[39]采用模糊灰色关联评价法；还有一些学者^[40]采用层次分析法（AHP）；等等。总之，就安全文化评价方法而言，绝大多数均是一般评价方法在安全文化评价中的具体应用而已。

由综上所述可知，目前安全文化测评指标体系由于未明确区分安全文化指标和安全氛围指标（或者是直接用安全氛围指标来代替安全文化指标），导致测评指标体系不完整，并且指标评价标准单一或不明确，而对于安全文化的评价则大多采取较为简单主观的评价方法。总而言之，在安全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上尚存在较为宽广的研究空间，也亟需对它们开展深入研究。

2.4.2.5　安全文化的建设

在积极的组织安全文化中，组织成员不仅感受到对自身安全的责任，同时感受到对同事各组织安全的负责。因此，发展和维持积极的组织安全文化，即提高组织安全文化建设水平是提高组织安全绩效的有效工具。也正是因为如此，安全文化建设问题一直是安全文化研究领域最受理论界与实践界关注的研究内容。对于安全文化建设研究，已有诸多学者或机构对其做过大量有益探索，对较为典型的已有研究成果可分为以下两大类。

（1）积极（优秀）的安全文化的标准，即对积极（优秀）安全文化的认识。Pidgeon^[31]认为，优秀的安全文化具有三个特性，即处理危害的规范和规则、面向安全的态度和安全实践的灵活性。Choudhry等^[30]认为，积极的安全文化包括五个要素：其一，管理层对安全的承诺和职责；其二，管理层对员工的重视；其三，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信任和可靠关系；其四，对员工的授权；其五，持续监督，校正措施，系统评估，不断地改进以反映工作场所中的安全。Hale^[41]指出，积极的安全文化的要素为：安全的重要性、所有层面上的员工参与、安全人员的角色、关注信任、所有部门和主体警惕和帮助处理不可避免的疏忽和错误、开放的交流、改善安全的信心、把安全融入到组织中。

此外，也有学者^[27]认为，当一个组织具备下列条件时，可以认为其拥有了较好的安全文化：其一，确定了反映组织在该领域的原则和价值的安全政策；其二，建立了促进工人融入安全活动的奖励机制；其三，为组织成员提供不断的训练，使他们以尽可能安全的方式工作；其四，为组织成员提供工作场所中关于风险的动态信息和正确面对风险的方法；其五，对行动进行计划，以避免事故发生（组织性的计划），同时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做出反应（紧急计划）；其六，通过对组织中的工作状况和事故的分析，以及对比其他组织，对组织的行动进行适当的控制或反馈；其七，管理者对安全具有强烈的责任，对组织成员的工作环境和状况具有持续的兴趣，并亲自参与到安全活动中；其八，组织成员意识到安全的重要性，遵守规则和工作程序，积极参加安全会议，为提高工作场所的安全提出建议。但需注意的是，积极的安全文化的上述方面并非各自独立，而是相互联系。

（2）如何建成积极（优秀）的安全文化，即对积极（优秀）的安全文化建设的探讨。国内外大量安全文化建设方面的研究^[27]，均对安全文化建设提出了诸多可借鉴的优秀方法，例如：①发展和促进积极的安全文化需考虑以下方面：改变态度和行为、管理者的职责、员工参与、奖励性的策略、训练和研讨班、特别活动等。②一个组织要建立有效的安全文化，应该拥有收集、分析、传播信息的安全信息系统，从事故和接近的事故中，在系统前摄的常规检查中促进安全文化的建立。③安全文化的建立需要下列安全文化：报告的安全文化，人们可以报告他们的错误、失误、违反安全的行为；信任的安全文化，鼓励甚至奖励人们提供与安全相关的重要信息，可接受与不可接受的行为之间界限清晰；灵活的安全文化，当面对动态迫切的任务时，灵活地调整组织的结构，具有从安全系统中得出结论的意愿和能力，在必要的时候愿意而且能够实施改革。④AQ/T 9004—2008《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对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基本要素、推进与保障等均做了详细阐释，对中国企业安全文化建设起到了巨大推动与指导作用。

2.4.3　开展安全文化研究的主要国家、机构与刊物分析

2.4.3.1　开展安全文化学研究的主要国家与机构

（1）开展安全文化研究的主要国家。根据李杰等^[1]的统计研究结果可知，在安全文化研究上，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荷兰、瑞典、挪威、意大利以及中国位居前列。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和英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已经成为安全文化研究的重要国家。

（2）开展安全文化研究的主要机构。在国际上，根据李杰等^[1]的统计研究结果可知，安全文化的重要研究机构为哈佛大学、匹兹堡大学、密歇根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阿伯丁大学、曼彻斯特大学、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诺丁汉大学与得克萨斯大学；国内的研究机构在国际学术领域内对安全文化的研究还不多，据笔者检索文献发现，安全文化的重要研究机构有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于2004年更名为中国职业安全健康协会）、《中国安全科学》编辑部（现为《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编辑部）、华北科技学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南大学、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西南交通大学与西安科技大学等。

2.4.3.2　开展安全文化学研究的主要刊物

安全文化研究核心出版物是传播安全文化研究成果和认识安全文化的重要渠道。在国际上，根据李杰等^[1]的统计研究结果可知，安全文化研究的主要出版物有Jama-J Am Med Assoc、Nucl Safety、Pers Psychol、Challenger Launch De、Managing Risks Org A、Human Error、Acad Manage J以及Risk Anal等。其中，若根据被引频次排序，Safety Science、Quality&Safety In Health Care、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British Medical Journal以及Journal Of Safety Research等出版物的总被引频次处于前列，说明这些期刊在安全文化研究方面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就国内而言，据笔者检索文献发现，《中国安全科学学报》《中国安全生产技术》《现代职业安全》《劳动保护》《中国安全生产报》《安全》《建筑安全》《煤矿安全》《安全、健康和环境》等刊物是安全文化研究的重要出版物。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曾在2008年也专门推出学科交叉栏目——“安全文化研究”，对国内安全文化研究与传播也起到了巨大作用。

2.4.4　安全文化学研究简评^{[17，27，42]}

综上分析可知，总体而言，研究者承认安全文化对安全绩效有重要影响，因此，对安全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的争论较少。基本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安全文化是对安全的前摄的积极立场，对安全管理和安全绩效有重要影响。下面，主要从以下几方面来对过去的安全文化研究进行简单评述。

（1）从研究内容上看，以往研究者更多地在安全文化的定义（包括哪些要素）、特征、功能、测量、模型、积极的安全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与探讨。已有研究基本均把安全文化看作是一个多维的概念，更多关注人的价值观、信念、态度、认识。此外，已有安全文化测量研究往往均是用安全氛围（气候）测量来替代安全文化测量，该做法目前仍然是主要的安全文化测量做法。

（2）从研究领域来看，早期的安全文化研究主要关注高危行业以及高可靠性组织。不过，近年来安全文化研究领域逐步拓宽与延展，涉及社区安全文化、学校安全文化、医院（患者）安全文化与家庭安全文化等，并逐渐摆脱狭义安全文化束缚，日趋关注广义安全文化研究。

（3）从地域上看，美国、英国、荷兰等国家的安全文化研究居多，中国学者也有一些相关研究，且国内近几年的研究成果增速较快，但影响力仍偏低。

（4）从学理性上看，早期的安全文化研究基本上是经验式的，且较为零散，学理性显著不足。近年来，安全文化研究的规范性与学理性都明显日趋增强。特别是本书从学科高度，即把安全文化当作一门学问或科学来研究，这更加提升了安全文化研究的学理性。

（5）从已有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上看，主要有以下6个问题：①尚无共同认可的定义和清晰的结构，安全文化应用研究颇多，安全文化理论基础仍然缺乏；②已有研究对安全文化具体维度的共识和对安全文化可操作的经验性研究较少；③结合地区（或行业等）的特色的安全文化研究偏少；④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二者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晰，缺乏令人满意的安全文化和安全氛围模型；⑤安全文化的内容（要素）、安全文化在组织中如何被反映等问题尚未得到充分有效的研究，也尚未达成一致；⑥对安全文化功能的认识不一。因此，安全文化的实际有效运用尚处在初步的探索阶段。

（6）从研究趋势上看，今后的安全文化研究应关注以下10个问题：①安全文化的定义、要素、特征与功能等；②积极的安全文化及其建构；③安全文化的有效标识、测量和评价；④安全文化的作用机理；⑤安全文化中各要素之间的关系；⑥安全文化在特定行业、地区、文化中的个案研究，如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安全文化学；⑦安全文化与其他文化（及其要素）相互影响的机制；⑧安全文化模型及其运用；⑨安全文化学建设研究；⑩大安全文化，即预防文化的研究。总而言之，今后的安全文化研究更应关注安全文化学基础理论研究，并应加强安全文化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结合的紧密性。

2.4.5　国内外安全文化学研究的比较分析及其启示^{[2，12，17，27，42]}

本节对国内外安全文化现状做一简单对比分析，以发现目前国内在安全文化学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主要缺陷。

2.4.5.1　国外安全文化学研究现状分析

归纳起来，国外的安全文化学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1）安全文化研究起步早，发展快。国外安全文化研究，首先在核工业领域重点推进，随后也在其他工业领域迅速推广。为间接佐证这一观点列举以下事例：①由前面的叙述可知，安全文化研究主要起源于工业化国家，起初，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对促进核工业领域的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如1991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把安全文化概念狭义定义为“核安全文化”；②亚洲地区核合作论坛（简称FNCA，前身为1990年成立的亚洲地区核合作国际大会，简称ICNCA）自1997年第8次研讨会以来，每年都举行一次研讨会（2000年会议在上海召开），对于推进亚太地区安全文化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③美国蒙大拿州1993年颁布了一部《蒙大拿州安全文化法》，以法律的形式强调雇主和雇员合作要遵循创造和实现工作场所安全的理念；④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997年组织召开了“合作文化与运输安全”全国研讨会；⑤澳大利亚矿山委员会1998～1999年开展了一次全国矿山安全文化大调查，并且得出了一些合乎实际的结论；⑥2002年5月，道格拉斯•韦格曼在向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交的安全文化总结报告中给出了安全文化的定义。目前，就安全文化研究与建设而言，国外在矿山安全、建筑安全、生活安全乃至反恐怖安全领域都有涉及并有较大推广。

（2）安全文化研究在高校得以大力发展。由以上分析可知，目前，国外许多矿山类、公共管理类、卫生健康类院校中均开设安全管理学、安全心理学、安全经济学、环境安全学、环境法学等涉及安全文化的课程；许多高校与政府联合组织了区域内或国际性安全文化研讨会；很多高校都设有安全文化研究专门机构、安全文化专职研究人员，出版发表了相关论著，开展了相关项目，召开了相关会议。

（3）安全文化研究成果丰富，且影响力较大。由安全科学的发展史可知，国外在安全科学理论研究方面在很早以前就已迈出重要步伐，这就为后期安全文化理论的研究奠定了相对坚实的基础，因此，由上述分析可知，国外最先提出了安全文化的概念，并在后期的安全文化研究过程中，相关机构和学者均发表了诸多有影响力的安全文化研究成果。此外，在国外，还有诸多具有较高学术影响力的安全文化研究的刊物。

2.4.5.2　国内安全文化学研究现状分析

中国关于安全文化的关注和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初[1992年，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的《安全文化》一书被翻译成中文]。相对于国外，中国安全文化研究比较滞后。在安全文化研究方面，除以“安全文化”词条出现的文献、文件、法规、会议外，大量涌现出了“大安全文化”下的安全哲学、安全教育学、安全管理学、安全经济学、安全心理学、安全法学、安全社会学等学科文献。从国内的已有安全文化学研究成果来看，目前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特点。

（1）安全文化研究主体的转变——从主要由政府部门推动转向以学界研究为主。由于文化历史因素的制约，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安全文化探索最开始是由政府主导推动的，但是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学术研究，充其量也就是政策研究。然而，我们不能否定政府部门的主导推动，政府推动学术研究也是它的职能之一。在改革开放前期，以劳动部及其下属的协会机构为代表，随后，以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协会、职业安全健康协会、煤炭工业协会等一些半官方性质的机构为代表。进入21世纪后，中国安全文化研究的重心逐渐转移到高校和一些专职科研机构，如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南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等掀起了中国安全文化研究的高潮，并且转向了以这些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主的安全文化研究态势。

（2）安全文化研究领域的拓宽——从煤矿为主转向其他领域研究。中国安全文化研究首先源于国外的经验和成果，如1994年初国务院核应急办公室召开了核工业系统核安全文化研讨会，传播了国际核安全文化的理念。但不是在核工业领域首先应用探索，而主要放在矿山，尤其是煤矿安全文化建设与研究方面，这与中国当时的国情密切相关。如中国学者1993年首次参加亚太地区职业安全卫生研讨会暨全国安全科学技术大会（在成都召开）后，于1994年在煤炭大省山西的太原由劳动部安全生产管理局及下属的中国劳动保护科学技术学会共同举办“全国安全生产管理、法规及伤亡事故对策”研讨会，主要还是探讨矿业，尤其是煤矿的生产安全管理、法规政策问题，其中“安全文化”的论文成为热门成果。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职能的调控和政府管理部门的重新调整，中国安全文化研究也逐步由矿业为主转向其他领域，多头并举，如交通安全文化、社会公共安全文化、建筑安全文化、地质和火灾等灾害安全文化研究热一度兴起，各种研讨会、论文论著和大型调查研究相继涌现。

（3）安全文化研究起步晚，研究成果的国际影响力较低。中国第一部安全文化研究著作是1994年底由《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编辑部和《警钟长鸣》报社共同组织、徐德蜀先生主编、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研究与探索》；1999年甘心盂、林宏源主编出版《安全文化导论》；200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政策法规司组织编写出版《安全文化新论》。经过多年的发展，安全文化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实践界的重视，文献积累呈现一个明显的上升趋势。

2.4.5.3　对国内安全文化学研究的思考

经对国内外安全文化学研究的比较分析，从整体来看，尽管中国关于安全文化学的研究议题基本上囊括了几个关键性主题，但依然存在一些不足。通过对比分析，对中国安全文化学研究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四点。

（1）研究议题方面。尽管从行业领域来看，中国的安全文化研究涉及众多领域，但是在早期，研究议题多为介绍性与经验性的，原创性与学理性较强的学术成果较少，但近年来这种问题已大有改善。

（2）研究方法方面。规范性亟需加强。特别是在早期，国内大多数关于安全文化的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均存在科学性不足、研究工具缺乏的问题，且研究方法相对单一，尚未与国际主流的研究方法接轨。不过，这一问题在近年来也已有较大改观。也正是因为如此，本书特此重点论述安全文化学的研究方法论。

（3）研究队伍方面。从文献来看，中国早期的安全文化研究者大多是来自一线的工作者，研究基本上是经验式的，不太注重研究过程和结论的可检验性。近年来，中国安全文化学者就如何采用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下了较大功夫，并取得了一些显著进步。尽管如此，使中国安全文化研究走向更规范化的道路，还仍是目前中国安全文化研究的最大挑战。

（4）研究范围方面。由之前叙述可知，实际上，中国最先提出的安全文化定义就属于广义安全文化范畴的定义，这与当前的安全文化研究的整体发展趋势完全吻合。换言之，中国最先提出的安全文化定义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对中国学者逐步拓宽安全文化研究范围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尽管如此，但是目前还有诸多学者尚未摆脱狭义安全文化研究的束缚，这对安全文化学内涵与研究内容等的丰富与发展会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此外，需指出的是，以往诸多中国学者主要聚焦于安全文化的事故预防价值，尚未重视安全文化的文化价值（如欣赏与传承价值等），后期的安全文化研究，也应注重这方面研究。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学界于2009年最先把安全文化当作一门学问或科学来研究，即提出“安全文化学”的称谓，这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这部分内容已在本章2.3节进行详述，此处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