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安全文化学研究的阶段
本节内容主要选自本书作者发表的题为《安全文化学的研究进展及其科学发展模式》[17]的研究论文，具体参考文献不再具体列出，有需要的读者请参见文献[17]的相关参考文献。
本书将已有的安全文化学研究大致划分为3个阶段：①第Ⅰ阶段：以机构为主导的“小”安全文化研究阶段（1991～1998年），该研究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是199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简称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ternational NuclearSafety Advisory Group，简称INSAG）在维也纳召开“国际核能安全大会——未来的战略”会议，在名为《安全文化》的总结报告中正式界定了安全文化的概念；②第Ⅱ阶段：以学者为主导的“大”安全文化研究阶段（1998～2009年），该研究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是Work and Stress于1998年和Safety Science于2000年推出的两期安全文化研究专刊；③第Ⅲ阶段：以安全文化学为主导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研究阶段（2009年至今），该研究阶段开始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于2009年正式列入安全文化学条目。
安全文化学研究的前两个典型阶段的重要特征如图2-1所示，关于安全文化学研究的前两个典型阶段的具体分析分别见2.3.1节和2.3.2节。就安全文化学研究的第Ⅲ阶段而言，其对安全文化学研究与发展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这是因为：在该研究阶段，正式将安全文化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或学科来研究，明确了安全文化学不可取代的学科地位。换言之，从安全文化概念到安全文化学概念，可谓是安全文化学研究的质的飞跃，标志着安全文化学这门独立学科的正式形成。尽管安全文化这一学术概念最先起源于国外，但安全文化学的称谓，最早出现于国内研究文献之中，这主要得益于中国2009年率先将安全文化学正式列入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在中国，刘潜等在2009年也曾提到安全文化学，实则亦是在探讨2009年《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关于安全科学技术部分的修订情况。关于安全文化学研究的第Ⅲ阶段的具体分析见2.3.3节。
图2-1 安全文化学研究的前两个典型阶段的重要特征
2.3.1 第Ⅰ阶段：以机构为主导的“小”安全文化研究阶段（1991～1998年）
安全文化的这一研究阶段是从安全文化的概念被正式界定开始，直到1998年安全文化研究的专刊（期刊）发行。细言之，这一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就研究主体而言，此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主要以机构[就国外而言，主要以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为代表；就国内而言，在改革开放前期，以劳动部及其下属的协会机构为代表，随后，以中国劳动保护科学协会、职业健康协会、煤炭工业协会等一些半官方性质的机构为代表]为主，尚未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仅有极少数学者关注安全文化并对其开展研究（如Pidgeon[18]于1991年探讨过组织安全文化；1994年12月，由《中国安全科学学报》编辑部和《警钟长鸣报》共同组织编写中国第一部安全文化专著——《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研究与探索》由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Mcsween[19]于1995年研究过提升组织安全文化的行为的途径；等等）。
此外，就这一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来看，外界对相关机构的安全文化研究成果的反响更大，对少数学者的安全文化研究成果的反响很小。除少量与安全文化相关的研究文章外，这一阶段以书籍形式出现的安全文化论著主要是机构的报告或文件，如1991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5]发表《安全文化》报告；1994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的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发表（1996年修订）[20]用于评估组织安全文化的方法和指南——《ASCOT指南》（Assessment of Safety Culture in Organizations Team Guidelines）；1995年，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加强核电站安全文化的经验》（Experience with Strengthening Safety Culture in Nuclear Power Plants）；1998年，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21]发表安全系列报告中的第11号（Safety Reports Series No.11）之《在核能活动中发展安全文化：帮助进步的实际建议》（Developing Safety Culture in Nuclear Activities：Practical Suggestions to Assist Progress）；等等。
除了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相关机构，美国、英国与加拿大等国的相关机构也较为关注安全文化，如美国蒙大拿州1993年颁布了一部《蒙大拿州安全文化法》，以法律的形式强调雇主和雇员合作以创造和实现工作场所的安全理念[2，12]；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997年组织召开了“合作文化与运输安全”全国研讨会[2，12]。
（2）就研究范围而言，这一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主要集中于核工业领域的安全文化（可将其视为“小”安全文化）研究，这很可能是因为核领域是高危、高风险领域，同时也是安全文化最先关注的领域。此外，这一阶段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安全文化理念引入安全科学领域研究，标志着人们开始关注安全问题中的人因，即安全管理和安全文化问题，并非仅是关注安全技术。
与此同时，这一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例如：Sorensen[22]认为，就该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而言，总体上过分关注安全文化应该包含的细微要素，很少提供可接受性的总体标准，尚未准确指出安全文化与安全绩效或人的可靠性之间的联系。此外，该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视角也尚未打开，主要集中于核工业领域，其次再或多或少涉及一些诸如交通运输与石油化工等高危行业。
2.3.2 第Ⅱ阶段：以学者为主导的“大”安全文化研究阶段（1998～2009年）
安全文化的这一研究阶段开始的主要标志是Work and Stress杂志于1998年和Safety Science杂志于2000年推出两期“安全文化”研究专刊。具体言之，这一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的重要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1）就研究主体而言，上述两期安全文化研究专刊的发行，可谓是开启了学界研究安全文化的第一轮热潮，故此阶段除少量作为一些机构重视安全文化的继续之作外，该阶段的安全文化研究成果主要以学者为主导。在此阶段，诸多学者发表了大量的与安全文化相关的论著（包括学术论文和著作），这与前一阶段的安全文化的研究主体以机构为主导（由机构发行了诸多安全文化报告和文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很庆幸，安全文化一直是近30年内安全科学领域的研究热点，而且，这种趋势还会一直延续，甚至会变得越来越热。此外，学界对安全文化的广泛研究，还体现在诸多学者出版发行的学术著作方面。经查阅相关资料发现，仅在2005年之前，就已产生一些学术价值较高的安全文化书籍，较具代表性的有：Mcsween于2003年出版的Value-Based Safety Process：Improving Your Safety Culture with Behavior-Based Safety；Wilpert等于2001年出版的Safety Culture in Nuclear Power Operations；Roughton等于2002年出版的Developing an Effective Safety Culture；徐德蜀与邱成于2004年出版的《安全文化通论》等。2005年后，国内外大量安全文化方面的研究著作更是不断涌现。
（2）就研究范围而言，这一阶段安全文化研究的空间尺度不断拓宽。若从上一研究阶段算起，安全文化的研究范围先后按“核工业领域的安全文化→高危行业（如交通、矿山与危化品等）的安全文化→一般企事业单位的安全文化→大众（包括家庭、医院、学校、社区、企业、城市与国家等）的安全文化”逐步拓宽与延展，特别是随着风险社会[据考证，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于1986年出版德文著作《风险社会》（Risk Society），该著作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随后，他又发表了《全球风险社会》等著作。而且，“风险社会”概念从一开始在外延上就比“安全文化”概念宽泛，不仅仅指生产安全领域，更广泛地指向社会公共领域的安全和风险]这一时代背景与社会背景的来临，开展“大”安全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经笔者检索与查阅相关文献发现，真正“大”安全文化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的时间节点可追溯至2005年前后，该时间节点先后出现了如医院安全文化与学校（校园）安全文化等大量的“大”安全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早期学者开始关注安全文化研究，其着眼点就可谓是“大”安全文化研究，这从《中国安全文化建设系列丛书》中给出的广义安全文化的定义就可明显看出。
总而言之，回顾过往，安全文化是从核工业、石油、矿业等特殊行业的生产安全实践中诞生并逐步发展起来的，以往的安全文化研究仅为行业生产安全提供支撑。环顾当今，安全科学，尤其是安全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我们需要在更宏观的背景下才能理解安全文化的重大研究意义和价值。因此，“大”安全文化研究已是大势所趋。
2.3.3 第Ⅲ阶段：以安全文化学为主导的规范化与科学化研究阶段（2009年至今）
开展学科交叉，即安全科学与文化学交叉，形成安全文化学，是落实“大”安全文化研究战略的第一步，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正如中国科学院原院长路甬祥所讲：“学科交叉点往往就是科学新的生长点、新的科学前沿，……交叉科学有利于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的科学问题、社会问题和全球性问题[23]。”安全科学与文化学的交叉研究的目的在于解决实际的安全问题，安全科学与文化学交叉研究的要义在于相互借鉴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当单一学科解决不了某项社会问题时，紧扣该问题积极开展学科交叉研究则十分必要，而安全科学与文化学交叉研究正好可以解决诸多社会安全难题。由此可见，开展安全科学与文化学交叉研究，即构建并开展安全文化学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它可以使安全文化理论的触角逐步伸长，从而确保安全文化学在未来拥有更大的发展与研究空间。
若要考证“安全文化学”这一称谓的起源，2009年“安全文化学”条目正式列入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这是可追溯到的“安全文化学”一词的最早来源。尽管“安全文化学”的称谓还极为年轻，但总体来看，近年来学界就“安全文化学”的学科性已基本达成共识，也极为支持安全文化学学科发展。目前安全文化学学科雏形已经显现，对其研究已逐渐兴起，安全文化学学科应用方面也有大幅度的发展。
2.3.3.1 “安全文化学”条目正式列入《学科分类与代码》
据考证，“安全文化学”这一概念最先出现于中国，2009年修订（2009年5月6日发布，2009年11月1日正式实施）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这是该标准1992年首次发布后的第一次修订。GB/T 13745—1992将安全科学技术、环境科学技术、管理科学同时并列为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三大综合学科]正式列入“安全文化学”条目，并且正确地把它作为“安全社会科学”下的一级学科。换言之，是中国学界最先把安全文化来当作一门学问或科学来研究，这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此外，由此可见，中国学界和其他社会各界也对安全文化学有了初步的认同。
2.3.3.2 中国安全科学界首先提出安全文化学概念并进行初步探索
据文献考证，尽管“安全文化”这一学术概念最先起源于国外，但“安全文化学”的称谓最早出现于国内研究文献之中，这主要得益于中国2009年率先将“安全文化学”正式列入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从“安全文化”概念到“安全文化学”概念，可谓是安全文化研究的质的飞跃，标志着安全文化学这门独立学科的正式形成。
就安全文化学的研究而言，如实讲，以笔者为主的研究团队近年来确实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初步性探索工作，而这主要是得益于众多安全文化研究前辈的丰硕研究成果和诸多有益探索与思考。换言之，更直白地讲，我们近年来一直直接将安全文化学作为学科体系来构建和研究。例如：在2012年，从安全科学的高度和大安全的角度，总结了安全科学5条一级原理和25条二级原理，并深入阐释安全科学原理的内涵和意义，首次提出安全文化学原理的定义及内涵[24]；在2013年，详细论述安全学原理的具体内涵[25]；在2014年，论述安全文化学核心原理（实则是安全文化的功能性原理）[26]；2015年以来，笔者就安全文化学建设及其基础理论等开展了大量研究，故本书也是笔者的系列安全文化学研究成果的汇集，具体不再展开评述。
就中国的安全文化学研究而言，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①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1世纪初期，以引进、传播与评价为主，大量介绍国外安全文化的研究成果，介绍国外安全文化成功的经验；②21世纪以后，以“比较、特色研究”为主，形成一大批中国自己的安全文化研究成果；③目前，中国的安全文化学研究逐渐迈入以“理论研究推广与特色案例研究”为主，且上升至安全文化学学科高度对安全文化开展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