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私募股权作为一种经济驱动力
历史视角

哥伦布：科学家、创业者及创业投资人

经过七年的游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说服了西班牙君主们（阿拉贡王国的费尔南多二世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一世）赞助他的西向航海计划。他在“电梯演讲”[1]时一定是这么说的：“我想开辟一条去西印度群岛的更短的新航海路线，我将战胜一切困难，为你们带来无尽的权力和财富，并且让你们可以嘲笑东向航线上的葡萄牙人及其盟友。”

哥伦布可能不知道，当时他正在设计一笔创业投资业务。但事实的确如此，因为他的项目具备这些要素：这是一次具有创业精神的探险，资金由外部投资者提供，高失败风险、高潜在收益以及具备进入壁垒的竞争优势。

上述要素在不同程度上构成了所有私募股权交易（创业投资、成长资本、杠杆收购等）的共同点。另外一个要素是“私募”特性，即各方通过私下谈判达成交易，在证券交易所出现之前，交易对象都是非上市公司或项目。

尽管很难想象哥伦布在评估他的项目可行性时，是否以及如何计算项目的风险-收益情况，但是我们可以假设他已经识别了其中的风险，并有降低风险的计划，或者至少已经祈求好运了。风险虽高，但并不是无限的（因此他的冒险与纯粹的赌博是有区别的）。

抵达印度群岛的前景，使人们对金融资助者（西班牙君主和热那亚的私人投资者）的投资收益有了很好的认识。不仅潜在收益远远超过传统投资，而且还能开辟一条对国际贸易可能产生颠覆性影响的新航线，给刚刚统一的西班牙王国带来了急需的商业刺激。

私募股权古而有之，只是与今天的形式不同而已

这个例子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私募股权古而有之，在历史上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存在。历史上的收购案例难以识别，因此本章主要关注创业投资。收购是以现金换取控股权，一般是善意的。通常情况下，收购需要内部信息。收购只是最近才变得重要，因为它需要复杂的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

历史上，大型收购业务是“以物易物”，偏重房地产/商业领域，主要涉及乡村或城镇的互换。今天的纽约州，就是1667年英国人用苏里南（南美洲北部的种植园殖民地）从荷兰西印度公司（WIC）的手里换来的（《布雷达和约》）。[2]事实证明，对荷兰人来说是一笔糟糕的交易。

现代私募股权是且必须是宏观变革的产物

私募股权作为充满活力的金融工具而兴起，需要与以下因素相互作用：①有利的社会、法律和税收环境；②足够的人力资源；③充足的资本。这三者一起缓慢发展，直至达到代表当前的私募股权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3]清晰识别和区分构成“私募股权生态环境”的上述三个条件，是一个仍在进行的持续过程。

本章的目的是识别私募股权区别于其他投资类别的关键要素。初期创业公司的私募股权融资是公共政策、创业和融资的复杂结合。欧洲君主对财富和权力的追求是这种结合的象征，它汇集了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以识别及利用有时遥远的资源。（见本章第1.1节）。

公共政策、创业和融资的复杂性日益降低，并逐渐独立。公共利益与公共政策从国王的个人利益与意愿中清晰区分开来。一旦建立起基础的法律和税收体系，并适应社会和经济因素的变化，创业者就成为私募股权生态环境中的核心（见本章第1.2节）。

私募股权投资者发展了一种能够鉴别创业者的能力，为他们的创业项目提供资本和关键资源，并分享他们的成功。通过这些专门知识和专业技能，私募股权投资者变得更加专业，制定出了降低风险和优化收益的战略（见第2章）。

[1]电梯演讲是一种3～5分钟长的介绍性演讲，用来为听众简明扼要地介绍项目并引出稍后更详尽的讨论。

[2]1626年，时任西印度公司董事长彼得·米努伊特（Peter Minuit）从当地的印第安人手里收购了曼哈顿岛，并开始建设新阿姆斯特丹。1664年，由于荷兰和英国在商业上的对抗，约克公爵（Duke of York）詹姆斯派一支英国舰队攻击了新荷兰殖民地。由于寡不敌众，西印度公司董事长彼得·史岱文森（Peter Stuyvesant）放弃了新阿姆斯特丹。为表彰詹姆斯爵士的功绩，新阿姆斯特丹被改名为纽约。新阿姆斯特丹的战败导致了1665～1667年的第二次英荷战争（Second Anglo-Dutch War）。这场战争以签署《布雷达和约》（Treaty of Breda）结束，依据条约，荷兰放弃纽约，对应获得苏里南作为补偿。

[3]勒纳（2009）指出，“通常，在渴望发展的时候，公共领导者往往忽略了环境的重要性”（第12页）：大学和政府实验室、适合的税收和法律政策、教育（见第4.1节的详细讨论）以及有利的退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