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和心理社会观

在这一节中，我们将回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和安娜的同事埃里克·埃里克森的理论贡献。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是一个对神经病学研究感兴趣的维也纳内科医生。他是精神分析理论的创始人。他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将他的理论应用于青少年。尽管弗洛伊德的观点在本质上是心理的，但是他的观点仍然有着浓厚的生物学意味，因为他相信“生物因素决定命运”。也就是说，他认为男性和女性生殖器官的构造不同，必然会使他们有不同的经历，最终导致他们彼此不同。虽然他的观点现在已经不被大多数心理学家所接受，但是精神分析理论仍有强大的吸引力，并仍与许多哲学家、精神病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产生共鸣。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个体化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的理论并未过多地涉及青少年期，因为他认为孩子的童年经历将会影响他们一生。他在《性学三论》（Freud，1953）一书中对青少年期做过简短的描述。他认为青少年期是一个出现性冲动、焦虑，有时伴有人格混乱的阶段。

心理性欲发展阶段

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青春期就是一系列变化的顶峰时期，这些变化使幼儿期的性欲转化成最终的成人形式的性欲。

口唇期

在婴儿阶段，快感是与口腔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口唇期，oral stage）。处于该阶段的儿童从他们身体以外的对象上获得快感，主要是母亲的乳房。从这些对象身上，他们获得了生理的满足感、温暖和安全感，当母亲哺育自己的孩子时，她们也会拥抱、抚摸、亲吻和轻摇他们（Freud，1953b）。

除口唇期外，还有肛门期、性器期、潜伏期、生殖期。

认同　弗洛伊德认为儿童进入性器期后（4～6岁），男孩和女孩就会因为身体结构的原因开始显出不同的行为。他们在性器期的变化必然是不同的。这一时期的男孩会出现“恋母情结”，又称“俄狄浦斯情结”（这一名称来自希腊悲剧的主人公俄狄浦斯王，在故事中，俄狄浦斯是杀父娶母的国王）。这一时期，男孩对于母亲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的父亲身上而感到嫉妒，并且本能地认为他们的父亲对于母亲把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感到同样嫉妒和愤怒。他们总是觉得父亲会因此伤害他们，消灭性竞争的对手（这种感觉被称为“阉割焦虑”）。为了减轻这种焦虑，他们开始认同并服从于他们的父亲。

认同包括接受父亲的信念、行为和价值观。这种认同有两个作用：

• 减轻阉割焦虑，因为这种模仿能讨好父亲，减少父子之间的冲突。
• 教会男孩怎样才能表现得像一个男人，使他有能力在成熟之后找到自己的妻子。

因为这种阉割焦虑让人内心充满压力和紧张感，所以这一时期的男孩总是很努力地形成认同，使其人格得到全面的发展。

这个时期的女孩并没有嫉妒父亲，也没有经历恋母情结。相反，她们要以自己的方式克服“恋父情结”，又称“厄勒克特拉情结”（厄勒克特拉也是希腊悲剧中的一个人物，她怂恿自己的弟弟杀死了自己的母亲来替父亲报仇）。根据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个时期的女孩总是被父亲吸引，因为父亲是男性，强壮而有力量。一旦女孩开始意识到男性和女性生殖器的不同之处，她们便会对男孩产生嫉妒，因为她们觉得男孩的生殖器比女孩的外阴好（这种情绪被称为“阴茎嫉妒”）。女孩开始对她们的母亲产生敌对心理，责怪母亲没有给她们男孩一样的生殖器，并且憎恨父亲把注意力集中在母亲身上。女孩不情愿地认同母亲：她们吸引了丈夫，这是好的，但她们是女性，这是不好的。弗洛伊德认为这种恋父情结和它所导致的对母亲较弱的认同导致女性拥有很多消极的人格特征，如道德水平低、过度谦虚、缺乏性冲动，他认为这些消极的人格特征是女性的内在特点。

弗洛伊德认为，在童年期结束的时候，儿童已经认同父母中与他性别相同的那个，并且在情感上依赖对方。青少年的核心任务便是破坏这种亲密的情感纽带以使他们能够长大成为独立的个体。这个过程叫作个体化（individuation），青少年会表现出与父母的观点相悖的一些行为、情感、判断和思想。

今天很少有心理学家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它是维多利亚时期的产物。在那个时代，妇女被认为是弱小、低下的个体。尽管他的理论开创性地承认人类性欲的重要性，但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过度强调了性欲在控制行为方面的作用。此外，精神分析理论存在消极偏差，该理论宣称人类的本性是自私、充满敌意、受欲望驱使的。精神分析理论之所以持这种消极的观点，是因为弗洛伊德的这一理论是从医院的精神病人身上得出的，而不是从普通个体身上得出的。而且很多心理学家认为弗洛伊德夸大了早期经历的重要性，低估了人格的可变性。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弗洛伊德对我们理解人类行为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即使他只是提出了潜意识的概念而没有做其他的事，他也将被人们永远记住。

安娜·弗洛伊德和防御机制

安娜·弗洛伊德（1895—1982）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女儿，与父亲相比，她更加关注青少年阶段，她详尽地描述了很多青少年的发展过程和青春期个体的心理结构变化（Freud，1946，1958）。

安娜认为青春期就是内心冲突不断、心理失衡、行为变幻不定的一个阶段。青少年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是他人感兴趣的唯一对象，他们也勇于奉献、敢于牺牲。他们的恋爱充满激情，却也会戛然而止，无疾而终。有时候他们渴望完全投入到社会和集体中去，有时候却喜欢独处。他们在盲目服从与反抗权威之间摇摆不定。他们是自私的、物质主义的，却又有着崇高的理想。他们自我克制但又行为放纵。他们不体贴他人，对自己也时常感到不满。他们总是在乐观与悲观之间徘徊，不知疲倦地在热情、懒惰、冷漠之间摇摆（Freud，1946）。

根据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这种冲突行为是心理的失衡和伴随着青春期性成熟而产生的内心冲突导致的。青春期最明显的变化是本能欲望逐渐增多，但根据安娜·弗洛伊德的观点，青春期闪现的这种本能冲动不仅仅体现在一个人的性生活上，长期被压抑的口唇期和肛门期的欲望都会重新出现。攻击的冲动会增强，饥饿会变成贪吃，保持洁净的习惯会被肮脏和混乱所替代，谦虚和同情会被出风头和残暴所替代（Freud，1946）。

这种满足个人欲望的驱动力被称为本我（id），它在青春期会增强。这种本能冲动对个体的自我和超我提出了直接的挑战。关于自我（ego），安娜认为这是个体为保护自己而出现的所有心理过程的总和。自我是个体的一种评价性的推理能力。关于超我（superego），安娜认为这是认同同性别的父母所致的一种道德良知（见图2-1）。在青春期，本能恢复了活力，直接挑战个体的理性和道德。随着本我与超我之间公开的矛盾与冲突的爆发，个体在潜伏期所达到的自我与超我之间的心理动力平衡在青春期又被打破了。而以前能够使本我和超我之间停止争斗的自我，此时就像意志薄弱的父母，在两个争吵的不可开交的子女之间维护和平。

如果本我、自我、超我之间的冲突没有在青春期得到解决，它将给个体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安娜·弗洛伊德讨论了自我如何使用防御机制（defense mechanisms）来赢得这场战斗。自我会使用压抑、置换、否认、反向作用等方式来控制本能的冲动。根据安娜的观点，青春期所出现的禁欲主义和理性主义，其实是对所有本能欲望不信任的一种表现。然而她也相信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也是有可能达到和谐一致的，在大多数青少年中也的确出现过这种和谐。如果超我能够在潜伏期得到足够的发展且没有过度压抑本能的欲望（过度压抑本能会让人产生极度的焦虑和内疚），或者自我足够强大和智慧以调节冲突，本我、自我和超我就能达到平衡状态（Freud，1946）。

埃里克·埃里克森和积极自我同一性

埃里克·埃里克森（1902—1994）在见过安娜·弗洛伊德之后，开始对精神分析非常感兴趣，他在维也纳精神分析研究所接受安娜·弗洛伊德的训练，后来对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修正。虽然埃里克森仍然保留了许多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提出的概念，包括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结构，但是他并未过多地强调本我的原始生物冲动。相反，埃里克森认为，自我才是个体行为背后的驱动力。

埃里克森描述了个体发展的八个阶段（Erikson，1950，1968，1982）。在每个阶段，个体都有一个心理社会任务需要完成。当个体面对任务时会产生冲突，并且可能出现两种可能的结果。如果能够成功解决冲突，个体的人格中就会出现一个积极的品质并且会持续发展下去；如果冲突仍存在或解决得不令人满意，个体就会因为消极品质被整合为人格的一部分而使自我遭到破坏。

埃里克森认为，个体的总任务是在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时获得积极的自我同一性（Erikson，1959）。

同一性形成　虽然我们最为关注的是自我同一性的形成，即与表2-1中所列出的第五阶段（青少年期）有关的事件，但是理解前四个阶段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每个阶段都建立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之上。如果前一个阶段已经成功渡过，那么在这个阶段成功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就会更大一些。那些乐观而安全、独立而好奇、充满成就感的青少年更有可能成功地形成自我同一性，而这些品质是在前四个阶段中形成的。

自我同一性的形成既不是开始于青少年期，也不会随青少年期的结束而结束，它是一个持续一生的过程。它可以追溯到童年时期的个体与父母一起经历的事。儿童起初通过人际互动来形成自我概念：如果父母爱他们并把他们当作珍宝，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是重要的；如果父母忽视或拒绝他们，他们就很可能会觉得自己是有缺陷、不完美的。随着儿童长大，他们与伙伴或其他重要的成人之间的互动会继续影响他们的自我同一性的形成。社区也会塑造并认可这些渐渐成熟的个体。

这个女孩房间里所展示出的区域表明她已经建立“自我同一性”。

表2-1中列出了埃里克森提出的个体发展的八个阶段的发生年龄及可能产生的积极或消极结果。阅读这些内容，然后尝试将这些阶段、年龄组和发展结果相匹配。

埃里克森强调，探索同一性是一个正常的危机，是冲突日益增多的正常阶段。在此期间，个体必须建立自我同一感以避免同一性混乱（identity diffusion）或同一性缺乏的危机出现。自我同一性的建立要求个体努力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做出评估，从而得出“我是谁”和“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的清晰概念。埃里克森理论一个有趣的方面是他把青少年期看作一个社会心理延缓（psychosocial moratorium）的过程，是存在于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社会认可的过渡阶段。在此期间，个体通过自由的角色尝试，也许会找到自己在社会上的准确位置（Erikson，1959）。也就是说，青少年期是一个个体可以不断分析并尝试各种角色的特殊时期，而且个体也不会对所尝试的角色负责。埃里克森承认不同社会中的青少年期的持续时间和强度有差异，但是它们也有共同点：如果不能确立自我同一性，那么个体最终将会深陷痛苦。有意思的是，目前很多青少年建立同一性所需要的时间持续增加，完成时间甚至延续到了他们20多岁的时候。结果是一个新的人生阶段出现了——成人初显期。我们将会在本书的结尾部分讨论这个最近被人们承认的人生阶段。

同一性危机 探索同一性失败的青少年将会经历自我怀疑和角色混乱。这样的个体可能会沉湎于自我毁灭行为，片面地注重他人的看法或转向另一个极端——完全不顾及他人想法。为了缓解自我同一性混乱带来的痛苦，个体可能会逃避现实或者求助于药物和酒精。

埃里克森强调，虽然同一性危机在青春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但是个体对自我同一性的重新定义也可能发生生命的其他阶段，例如当个体离家、结婚、为人父母、离婚、改变职业时。一个人是否能够从容应对以后出现的同一性危机，一定程度上是由他们在青春期首次遇到同一性危机时是否成功解决这一危机决定的（Erikson，1959）。

埃里克森关于自我同一性的理论将会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详细讨论。

私人话题

海外经历、间隔年和志愿旅行

间隔年和海外经历是欧洲和澳大拉西亚的普遍传统，在美国也变得越来越流行，其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它们被看作处于青少年后期的个体探索同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受到社会认可的“延缓期”（moratorium）比较极端的例子。

海外经历（overseas experience，简称OE或the big OE）是新西兰的一个词，用来表示长期的海外工作假期（Haverig & Roberts，2011）。通常海外工作假期发生在大学毕业之后不久，至少持续一年或更久，一般是自筹资金。很多新西兰人认为海外经历是获得一份好工作的前提条件。现在，更多青少年选择去北美或亚洲国家（如中国或日本），这些国家目前与新西兰有重要的经济联系，而以前的传统是去英国。英国是新西兰移民来源最多的国家，很多人在英国有扩大家庭成员（Belich，2002）。不过直到20世纪70年代，英国法律才允许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无限期地在英国自由居住或工作。

间隔年（gap years）是一个用来表示相关现象的英国词语。Snee（2013）将间隔年描述为“一个人在上大学之前在海外度过的时间，可能是独自旅行，也可能是实习工作。欧洲的青少年将在海外度过的所有时间都用于旅行而完全不工作的情况不太多见。据估计，有10%～50%的英国青少年经历了上大学前的间隔年（King，2011）。

间隔年和海外经历可能提高一个人的文化资本，增强个体的就业竞争力（Heath，2007），是一种“性格塑造”（Pike & Beames，2007），在这段时间里，个体可以做灵魂探索和寻找同一性（Bagnoli，2009）。青少年认为，在另一种文化中工作和生活，而不仅仅是短暂的游览，能使他们获得更丰富和深刻的体验（O'Reily，2006）。大部分青少年可以至少体验一次作为少数民族群体成员生活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文化中的感受，当然，这取决于他们去哪里旅行（Snee，2013）。

在美国，青少年选择间隔年变得越来越普遍了。在间隔年，美国青少年尤其喜欢做志愿者旅行（volunteer tourism）。欧洲和澳大拉西亚的青少年也是如此（Lyons & Wearing，2008）。也就是说，他们主要不是为了工资而工作，而是把时间（通常会为此付出代价）用于帮助贫困人群或者从事环境保护工作（Butcher & Smith，2010）。这些机会往往需要去遥远的非西方的异国他乡旅行（Mowforth & Munt，2009）。被参与者激发的利他主义是这类旅行的主要动机（Pearce & Coghlan，2008）。

如上所述，虽然间隔年被广泛认为有利于青少年发展（例如，Wearing，2001），但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例如，Nyauppane et al.，2008）。有些人担心这类旅行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偏见和刻板印象，会增强享乐主义而不是促进成熟（例如，O'Reily，2006）。还有人认为年青的志愿者缺乏足够的技能来正确地帮助当地人（Callanan & Thomas，2005）。当然，大部分参加间隔年的青少年认为他们是从中受益的（King，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