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二

野村浩一

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同为戊戌变法运动过程中的政治中心人物，他又以其后来丰富多彩的言论活动，成为辽阔中国近代思想上的一流思想家，这一点当然广为人知。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梁启超一直是带领当时思想界的一位杰出思想家。他在从事具体政治活动的同时，在思想和学术界率先引了新的思想，并在传统学术的批判性检讨及其他领域中也展开了异常活跃的活动。

然而，在梁启超的这种政治性、思想性生涯中，当时即引人注目的史实是，在变法运动失败以后直到辛亥革命的大致十余年间，他几乎是在亡命之地日本度过的。梁启超主要以横滨和东京为据点从事政治活动，展开各种言论。这样，在考察梁启超的时候，就要注意到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和领域，这就是梁启超与日本，梁启超的东学特别是在其背景中所潜伏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或者中日比较思想史的这一视点，梁启超生活在明治后半期的日本，他经历了当时日本的政治和社会，广泛地接触了在此起作用的思想和思潮，并由此编织出了他自己特有的思想。这就成为梁启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和近代中日文化和学术关系的研究领域。

此书的作者郑匡民氏，在中国的大学毕业之后，又多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他更用力钻研，现在终有梁启超研究成果的问世。我相信，题为《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一书，在梁启超研究中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对学界实为一大贡献。在此如果允许我就本书谈一下作为我个人的感想，我想举出以下两点。

第一，作者坚持“忠实于资料”这一学术正轨，尽可能广泛地收集资料。这一点，只要看看书中所显示出的庞大注释，谁都会相信无疑。在此，作者围绕梁启超启蒙思想这一主题，出示了有关当时日本诸思潮——即“福泽谕吉的启蒙思想”“日本民权思想”“日本国家思想”等一系列原始资料，同时对他们这些思想家的经历、活动以及环绕他们的政治和思想状况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检验和说明。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吸收了日本许多相关研究成果，当然经过了作者的选择取舍。通过这种途径，可以说，作者深入地接近了梁启超的“东学背景”——即梁启超所接触到的当时的日本思想实体。同时，在更深的层次上展现了梁启超与明治日本的接触情况。这种研究，与那种随意性的“断章取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只有通过这种方法的忠实贯彻，无论在什么时代，学术研究才能常常显示出它的本来意义。

第二，作者通过这种探索，极其明畅地解读了梁启超从明治日本诸思想以及由它们所介绍和导入的欧洲思想中接受了什么而又拒绝了什么。这不仅在梁启超研究中，而且在整个中日文化关系这一研究领域中都是一项重要的成果。

思想接触无论在什么样的舞台上进行，原本就是复杂和微妙的。而且，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与中国一样，都处在近代欧洲侵入前所未曾有过的激流之中。日本寻求前进的道路曲折起伏。梁启超正是为了寻求自身国家和民族摆脱危机的道路而展开其活动和思索的。他接触了当时日本的思想和言论，并由此来吸收欧洲的思想。在此所呈现出的接受、反驳和搏斗的轨迹，可谓是一幕思想的戏剧、精神的戏剧。这里也隐含了我们思考中日关系的本质性问题。在这种脉络中，探明梁启超的“东学背景”，即使对于想重新回顾近代日本足迹的日本人来说，也提供了一个宝贵的素材。

相应于梁启超这种多面性的思想家来说，此书的主题本身以及研究课题当然也是广泛的。从这种视点来看，有关此书主题还有不少尚待挖掘的地方，此外，在考察诸思想的方式上亦非完全繁简得当。另一方面，如何在梁启超研究中确定该课题的位置，并从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整体来进行俯瞰考察等，也留下一些问题。这大概就是最初出版著作的作者今后应加以研究的课题吧！

我认为此书有利于推进本领域的研究，故应作者之请，写了上边的文字作为序言。

2000年5月于东京

（王中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