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一

耿云志

郑匡民君留学日本八九年，于1996年夏天归国，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呈献给读者的这本书，就是他博士后研究的成果。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于政治与学术文化两方面都发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对于他的研究一直很受学界的注意。近年来国内外发表的有关梁启超的研究论著尤显增多。但国内学者对梁氏思想与日本思想界的渊源关系尚未曾做过深入探讨。梁启超流亡日本14年之久，即使将其访澳、访美及其他几次短期离日的时间除去不计，亦有13年多的时间。而这期间，梁氏先后主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对国内思想舆论产生极大的影响。对于这期间，他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在多大程度上受到日本思想家的影响，显然是一个必须提出和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但这项研究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胜任的，它要求两个必备的条件：（一）须对梁启超及其所依托的中国思想学术背景有较深入的了解；（二）须对明治时期的日本思想学术背景有较深入的了解。这两方面的了解都不是仅仅读一些书，查一些资料即可做到的，需要作者有相当的时间寝馈其中，反复体悟方可。我觉得，匡民君是比较具备这些条件的很难得的人选。

此书题为《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按“东学”一词，如今已很少用，作为一个学术概念也不十分精准。但斟酌再三，想不出一个更简明的提法来替代。在清末，学界曾较普遍地使用“东学”一词来指称日本的思想学术。梁启超在许多文章中，也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东学”一词。因此，将当年梁氏本人指谓日本思想学术的词语，在研究当年梁氏思想的著作中加以采用，应当是可以为学界所接受的。因为这个研究课题和书名是我与匡民君共同商定的，我负有一部分责任，故须略作交代。

此书在1998年即已写成初稿，通过专家组的评议。从那时以来，匡民君对书稿反复推敲，磨砺，对所涉诸多问题更加深入探究。故四年以来，颇多增删，书稿遂更加成熟。这种不急不躁、追求更高水准的治学态度，在今天的学术环境中实属难得。

梁启超是个知识欲极强而又学习能力极强的人，况其精力充沛异乎常人。他每天从日本学者的论著中了解和吸收西方的思想、学说。那时候，日本先已开始了如饥似渴地吸收西学的时代。身处那个氛围中，以塑造“新民”自任的梁启超，怎样急切地要把他了解到的新知识和新思想、新观念灌输给国人，这一点，我们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就可以看出。但这样做的结果，不免缺少分析、过滤和从容消化的工夫。就是说，梁氏宣传的西学中，渗入了不少日本思想家的思想成分。匡民君的这本书，主要用力处，就是尽量厘清和析释出这些成分，以求对梁启超的思想著述有更深入和更精确的了解。这个工夫是相当繁难的。匡民君尽量搜集到当时影响到梁启超的日本思想家的著作和他们所刊行的杂志，认真解读它们，然后再与梁氏发表的大量相关论著加以比较，从中发现构成梁氏思想的材料来源，及其在理解与表达方式上，在怎样的程度上受到日本思想家的影响。这种工作真有点像在化学实验室中做化验分析一样。社会科学之所以为科学，此其一证。只不过其精确程度会与自然科学有所区别。

不言而喻，做这样的探究，必须熟读材料，反复推寻，精密运思。这就是何以初稿成后，又用了四年的时间做修改的工作，我们不能不敬佩作者这种认真求实的态度。八百多年前，朱老夫子以“宁拙勿巧”“宁繁勿略”之语训示学子，如今能坚持如此做学问的实在很难得了。

当然，任何一个课题研究都是不可穷尽的。关于梁启超的研究，关于梁启超思想渊源的研究，更具体地说，关于梁启超思想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的课题。但匡民君此书，确是有关此一课题的最新的、最扎实和最可信的研究成果。今后凡做此项研究的学者，无论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不能不参考、借鉴这本书。这就是此书的成功和它的价值所在。

2002年10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