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序言

谭继和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口述史》，汇集了成都市“非遗”方方面面作为传承人的大师们口述的珍贵史料，是四川省“非遗”方面第一本系统的传承人口述史，在全国也是“非遗”口述不可多见的珍稀史料。这本书是成都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与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为贯彻落实《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加强文史资料工作的意见》，为弘扬和传承成都历史悠久、特色突出的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发挥文史资料传史、资政、崇文、敬德的社会效益，经过长期的采访和征集工作编选而成的。我是成都市政协一位老常委，曾长期参加市政协文史委工作，能作为该书的第一读者忝列序端，既感荣幸，又觉惶愧。顾炎武早有“人之患在好为人序”的训诫，故而惶惑。但作为第一读者，捧读本书，又欣慰有加，甚感这是一部以口述史为特色的传承本土文化的经典记忆、保护和传承成都非物质文化财富的佳作，具有重要的传承价值和文化价值，是盛世修史的一件盛事，理应弘扬和宣传，故乐为之序。

本书有两大特点：

保存记忆，研究记忆，以口述史方式展现“非遗”传承的“全方位具象文化生活”，是这本书第一个出色的亮点。

口述历史的特征是“保存记忆，研究记忆”。它是“展现人的色彩、人的感情和人的思想”，展现“最精彩、最有活力的人的活动”的社会文化生活史的真实记录。21世纪以来，口述史已成为国际史学转型的潮流和历史学未来发展的方向，因而越来越成为历史学研究的重点。口述史记述的重点内容，也从重在对政事、要人的记述，相继转向重在对地域文化的历史记忆和对底层社会文化生活的口述记忆这两大重点，通俗地说，也就是把历史的话筒由权贵精英转交给普通老百姓的时候到了。本书恰恰体现了这两大特点，故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以成都“非遗”传承大师群体作为“记忆”单位，记的是个人传承某项“非遗”的生涯和经历，记的是个人所见所闻所亲历及个人的感思，记的是对某项“非遗”传承的复杂的思考和未来发展的新建议，但其背后透露的则是有关民族文化复兴的宏大叙事，是为民族文化复兴而矢志不移的一代一代“非遗”大师们的坎坷、曲折的学艺学文学德的传承经历，是对民族传统“非遗”文化的客观的深刻的思索、困惑，直至获得新生和弘传喜悦的情感与心灵。正是通过这些口述，使读者看到了他们对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非同寻常的坚守和真情。阅读这些口述史和回忆录，使读者能更加体会到成都“非遗”之所以能作为中国“非遗”中的有神秘特色又有永恒魅力的、还有吸引第一视角冲击力的地方文化，从而受到海内外的喜爱和尊重，是与成都一大批“非遗”传承人的非凡技艺、情操和品德修行的艰巨努力分不开的。

“非遗”是几千年口传心授、活态基因从未间断的产物。活态文化传承，靠一代又一代师徒相授，是它最重要的特点。这些活态的知识、经验和信息，特别是师徒传承人之间师德师艺合一的生动传授过程，是我们在书写的历史中很难见到的，其中的细节和场景更是非口述的书本史捕捉不到的。口述史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还原了历史的细节，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历史本来就是具象的而不是抽象的。本书集中了成都数十位“非遗”传承人和大师的口述，叙述方式活跃，不少情节真实而生动，表达的思想感情细腻而丰富，非常感人。例如：读到“川剧当代第一小生”蓝光临先生“一曲《惊梦》惊北京，好似当年魏长生”的曲折经历，晓艇学博从师学艺的专注与“踢慧眼”精神，李笑非、孙普协等川剧名角艺术家与刘芸、陈巧茹等名伶艺术家的感人记述，使读者自然会把川剧发展史，由乾隆时川剧的发轫者魏长生到花部戏两百多年衍变的历史，同今天川剧艺术家们加以传承发扬光大的现实努力连接起来，从而生发出眷恋川剧“俱发逸兴壮思飞”的内在自然感情。这种川剧情感教育很重要，而今人缺乏这种内在自然感情，正是今天川剧难于振兴的最大障碍。又如俞秦琴对蜀派古琴大师俞伯荪有关“诗可入琴”“琴可入诗”“琴可入戏”“戏可入琴”等等创新性理念产生过程的记述，展现了古琴理论创新思维践行的真实面貌，呆板的理论被叙述得生动有趣，使读者对“非遗”的理解，自然由表演技艺的形而上层面，上升到哲理、信仰、智慧的形而上层面。这些论述抓住了成都文化和成都精神的神髓，值得我们珍视。再如金钱板大师邹忠新“三才竹板通天下，文明美德建中华”的高尚情怀，青城太极传承大师刘绥滨要将中华武术弘传于一亿人的期望，我颇熟悉的清音传承大师程永玲很想为“清音”出一本书的渴望，“成都工艺四大名旦”蜀锦、蜀绣、漆器、金银丝釦器、瓷胎竹编、竹麻号子等等以及其他方方面面的成都“非遗”诸位大师们的口述，都在读者面前展现出一幅幅老成都人与成都“非遗”与生俱来的割不断的历史情缘，以及他们对弘传成都“非遗”的热忱和情愫的优美画卷。总之，成都“非遗”是成都人精神之根，是成都文化之魂，这是通过这本口述史才能得到的感悟和体验，是其他形式的历史书难以具有的优势和优点。

本书第二个出色的亮点，是展示了成都“非遗”历史悠长、来源悠远、土生土长、川味独特的特色。

成都“非遗“可追溯到二千五百年前蜀王为思念武都山精变化成的王妃所创作的《臾邪歌》《陇归曲》，二千三百年前蜀人嘲笑秦人“东方牧犊儿”等具有蜀地特色的音乐歌曲和金牛道号子。唐代“蜀戏冠天下”，成都“非遗”许多项目占有全国领先地位，傀儡戏、木偶戏、参军戏、猴戏、时事讽刺剧、舞台水纹地衣机械化布景以及竹枝词均起源于蜀，连“唐杂剧”这个名称也起源于蜀。它们是今日成都川剧、木偶戏、被单戏、杂技、清音等等“非遗”艺术的直接渊源。竹麻号子与平乐制纸艺术，则与唐代成都麻纸和成都作为世界雕版印刷术起源地等因素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再加上世界第一的临邛火井（天然气）的最早发现和开采，汉代成都说唱俑的大量出土，汉代世界漆器中心的形成，汉代蜀锦畅销西域丝绸之路，有蜀锦织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吐鲁番出土，宋代成都是世界纸币的故乡等等光彩耀目的“非遗”文化纪录，证明成都“非遗”起源、形成和发展历史的悠远，是成都文化几千年世代积累的宝贵财富，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宝库中不可多见的一支地域文化的奇葩。

成都“非遗”种类繁多，最突出的特色是川味独特、蜀韵迷人，这是其他地域文化所没有的。从本书中不少传承人的口述可以说明，正是川味特色和乡恋乡情，促使他们走上学习、继承和传扬成都“非遗”艺术的曲折发展之路。例如：青城道教音乐源于成都，成都作为古蜀仙道和道教洞经音乐的起源地已有三千年的历史；蜀派古琴源于司马相如绿绮琴《凤求凰》到张孔山《流水》已有两千年传承史。川剧、糖画、郫县豆瓣、成都小吃、成都美食等等，皆因其土生土长的川味而具有独特魅力。

总之，绚丽多姿、丰富厚重、川味独特的成都“非遗”资源是成都人生命记忆的根，是西蜀文化之根，也是“中国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成都人特有的精神世界和心灵活动，集中表现为成都人幽默浪漫、逍遥自在、不循故辙、创新不止的思维特征。从金沙的诡异到相如的“控引天地”；从说唱艺术之祖“成都说唱俑”的诙谐到木偶、灯影戏的奔放；从三星堆、金沙古蜀人羽化飞仙的梦想到成都人逍遥自在行云流水似神仙的生活态度；从川剧的表象求真到小曲大调的和谐，无不展示出成都人神奇、神秘、神妙的心灵世界和多姿、多彩、多态的成都神韵，这是大千世界中最丰富、最细腻、不同凡响的思维情感文化领域，而成都人独有其自身认同方式的奉献，故杜甫称赞成都人是“但逢新人民”的“新”，成都城是“喧然名都会”，成都文明状况是“信美无与适”，其“非遗”美妙无比。这些“非遗”不仅存在于表演艺术中，还浸润在成都民众民风民习民生的方方面面，成为成都人心灵的泉水，精神创造的内在动力，构建美丽和谐成都的精神家园。因此，这是成都人最值得珍视的遗产，需要全力加以保护和传承。

由于“非遗”传承的活态特性和记忆性，因而其保护传承模式往往趋于多元化，令我们无所适从。这本口述史记录了不少传承人的呼吁和建议，对“非遗”保护的有效途径作了可贵的探索。它提醒我们对于“非遗”需要在多种多样的保护和传承模式中，思考和求索一种创新性的保护方式，目的在于激活它的活态基因，唤醒它的沉睡记忆。虽然我们可以为此数出若干种保护模式和对策，但我觉得只有一种是最根本而有效的，那就是本书所透露的传承人与大师们对成都“非遗”艺术的专注、执着和热诚精神，这种精神本身就是最具文化延续力和创造力的保护方式。因此需要我们从唤醒民族记忆，激活民族文化创造活力的高度，对这些成都“非遗”传承的大师们多加爱护、关注和保护，这也是保护成都文化精神标志的一项必要工作。

因了这些重要性，故特别推荐这本展现成都“非遗”而又好看的书，以供读者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