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雅斯贝尔斯之前的精神病理学126

如果人们要理解现象学在精神病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起源和作用，就必须考虑到精神疾病概念的发展。人类很难把疾病概念从解剖和生理领域，扩展到“内生”异常在没有任何可追踪的躯体伴随的情况下出现的行为领域。即使是在今天，我们仍然能看到沙茨《精神疾病奥秘》的健康休克（health shock）。127因此，不用惊讶的是：人们首先把精神疾病解释为魔鬼附身的案例。当人们最摒弃终这种前科学概念时，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将这些拒不服从的现象归入到可能的理解模式。在略去所有中间的以及或多或少推测性的解释后，人们可以理解最成功的解释：即科学神秘主义（例如，在细胞病理学中）可能是解释精神异常的最好假设。这种进路源于格里辛格（Wilhelm Griesinger）提出的莽撞假设——“精神疾病是脑的疾病”。（然而，我们不应该把格里辛格归入粗糙唯物主义，因为他自己的系统完全不是躯体的。）

真正的危机是，当时人们发现格里辛格的程序无法在早期启动，并且它也无法运行，只能等待脑病理学的发展，以便确定伴随着精神异常的解剖和生理变化。在这一点上，显然科学研究直接需要的是对现象的正确区分。第一个系统地和批判地承担现象区分工作的是克雷佩林（Emil Kräpelin，1865—1927）。他的分类基础只能在这个术语的最广义上来说是描述的，因为因果解释必须被放在次要地位。克雷佩林的主要考虑是预测性的。心理治疗甚至不得不进行等待。在使用大量的案例材料时，他聚焦于紊乱行为的更大模式。这种程序实际上就是现象学程序。克雷佩林不排除患者对于其主观症状的报告，但由于他曾经是冯特的学生，所以他的主要兴趣是各种症状的客观特征。正如雅斯贝尔斯所说的：

“克雷佩林的基本视角是躯体的。他像大多数医生一样，认为躯体视角是唯一的医学视角。这种进路不仅是程序，而且是绝对程序。他著作中的心理学讨论部分地卓越的，并且成功地抗拒了他自己的意图。他把心理学讨论看作临时应急措施，直到实验、显微镜和试管让一切都变得在客观上可为人探索。”128

但雅斯贝尔斯不是第一个感觉到这种缺失以及需要克服它的人。实际上，在1900年和1901年，当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出现的时候，韦甘德特（Wilhelm Weygandt）在警告不要过高估计中央神经系统的研究时，强调了内在体验对于物质因素的优先性。1903年，高普（Robert Gaupp）呼吁根本性地转向对精神病学不可缺少的内在体验研究，如果精神病学想要有真正进展的话。

但是第一个有组织地按照描述心理学来变革精神病理学的努力，来自于一个围绕在慕尼黑精神病学家斯派希特（Wilhelm Specht）周围的团体。这个团体创办了一个新的期刊，即《病理心理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Pathopsychologie）（“病理心理学”是一个1912年形成的术语）；杂志的编辑包括了柏格森、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他不是现象学家）和屈尔佩。舍勒在这个杂志的第一期发表了论文。雅斯贝尔斯只在第二期发表了论文。斯派希特和闵斯特伯格认为，病理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的区分在于，病理心理学主要是心理学，而不是病理学；“病理学”只是应用于心理学的方法。但是由此发展出来的心理学也服务于精神病学家。它的基础是对病理现象的仔细检查和分析。

斯派希特的纲领性论文只是稍微提到了“现象学”这个术语。他指的是胡塞尔的纲领性论文《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并且他不认为新的心理学在科学上是不合理的。实际上，在两年前胡塞尔的《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1卷发表的时候，他接受了胡塞尔在自然态度和现象学态度之间的区分，并且赞同心理现象的现象学，应该先于实验心理学。斯派希特非常同情作为哲学的现象学，而这也源于他和普凡德尔及舍勒的持续交往。

哲学现象学渗透到心理病理学的更为直接证据是斯派希特的三重论文《论病理知觉幻想的现象学和形态学》。129论文的开头是“现象学部分”——现象学值得称赞的地方是它凭借本身的条件而十分谨慎和具体。舍勒的工作是斯派希特的主要支柱之一。胡塞尔（《逻辑研究》）、布伦塔诺、莱纳赫（Adolf Reinach），尤其是夏普（Wilhelm Schapp）也出现在斯派希特所说的现象学中。因此，与斯派希特最初的程序相反，实际上给心理学提供新的洞见的是现象学，而非病理学。事实上，斯派希特主要的程序性论文《病理学方法在心理学中的价值以及基础病理心理学的精神病学必要性》，尝试说明了脑中心精神病理学的局限性（脑中心精神病理学把精神作为副现象的态度）；与脑中心精神病理学相对的是对于精神疾病的心理学进路。斯派希特还建议：只有这种病理心理学进路才能向精神病学提供恰当的基础。诸如“对患者爱的渗透”和“患者生命史的探索”这样的词语表明了治疗师所需要的以及传递给患者的洞见的基础。斯派希特认为精神分析是另外的、唯一不是脑中心的进路，但是由于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源于武断的建构，所以斯派希特最终不接受精神分析。

这就是我们理解雅斯贝尔斯的《普通精神病理学》的出现背景。在这本书中，现象学成为了主要的、尽管不是唯一的整体精神病理学方法。雅斯贝尔斯甚至没有提到“病理心理学”，而这可能是因为他的主要兴趣在于病理学，而不是心理学。更为相关的是这个事实：雅斯贝尔斯有意从正常现象出发（他把正常现象当作描述和理解病理现象的背景），而不是像病理学心理学家那样从病理现象出发。

在这种联系中，那个时候在标题中使用“现象学”这个词的、最有启发性和丰富性著作之一，是值得注意的——奥斯特莱希（Traugott Konstantin Oesterreich）所著的《自我基本问题中的自我现象学》（Die Phänmenologie des Ich in ihren Grundproblemen）（1910）。这本书的第一部分致力于正常“自我”的心理学，而第二部分特别地讨论了自我分裂的病理现象。然而，我们很难访认为这项工作已经阐明了哲学现象学对于精神病学的重要性。首先，“现象学”这个术语从来没有得到解释，而人们只能从这本书的标题中推测，它主张的是传统意义上的自我观察。的确，奥斯特莱希频繁地引用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但奥斯特莱希只是一般性地赞美了胡塞尔，而不同意胡塞尔的观点。更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奥斯特莱希从来没有诉诸胡塞尔现象学本身。在这些情况下，奥斯特莱希的工作只能代表描述心理学传统（它对精神病学有很重要的意义）中独立现象学的最后一个例子。但是，奥斯特莱希的工作没有阐明新的现象学哲学对于精神病理学的影响。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