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序
本书作者斯皮格尔伯格（Herbert Spiegelberg，1904—1990）是一位致力于在美国推动现象学运动传播的哲学家。他于1904年出生于法国斯特拉斯堡，曾就读于德国海德堡大学、弗莱堡大学与慕尼黑大学，并在这些地方遇到了胡塞尔等现象学家。1928年，他在慕尼黑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导师就是现象学家普凡德尔。1938年，他移民到美国，并先后任教于斯沃斯莫尔学院与劳伦斯大学。1953—1956年间得到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而开始准备其里程碑式著作《现象学运动》（第一版发表于1960年）。1963年，他调任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1981年，华盛顿大学设立了现象学系列讲座以表彰他的成就。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一书出版于1972年。但在1962年时，斯皮格尔伯格就有了写作这本书的打算，因为他发现《现象学运动》的缺点在于：“它没有阐释现象学对哲学以外领域的影响。如果没有这种阐释，有抱负的运动以及现象学的影响就不能得到充分的评价。”（正文，第1页）另外，他认为特别紧迫的任务是：阐明现象学对于心理学与精神病学的影响，因为这两个学科与现象学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事实上，他在《现象学运动》的第一版序言中就说：“这本论述现象学运动的著作，将只包括现象学哲学。原来的计划是想增加现象学对于诸如心理学、精神病理学，甚至精神病学等非哲学研究之影响的全面评述……本书的叙述仍然是不完整的。只要在这样的论述中完全没有提到（或只是偶然提到）赫尔曼·韦尔、精神病理学家雅斯贝尔斯、宾斯旺格、施特劳斯与闵可夫斯基的名字，这个描述就遗漏了一些很重要的部分。……此刻，我所能做的就是坦率地承认这个缺点。”1因此，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就是现象学运动的重要环节，而且任何全面评述现象学运动的著作，都不能忽视那些现象学心理学家与现象学精神病学家。
《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是专为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专业的学生们写的一部现象学导论，其意图是向他们呈现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进路。斯皮格尔伯格认为，现象学运动不只是一种哲学运动，也是心理学与精神病学运动，或者说是心理学与精神病学探索新的发展道路的努力。另外，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说，心理学与精神病学也是一种哲学形态，或者说是现象学实践。《心理学和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这本书，横跨了现象学、心理学、精神病学三大领域。事实上，其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广度与深度，都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因此，这本书没有涉及这些领域的所有方面，而是考察了这些领域的交叉地带：即现象学心理学与现象学精神病学。
事实上，主要的现象学家们都有心理学方面的著作或思想。例如，布伦塔诺著有《经验立场的心理学》，斯图普夫著有《声音心理学》，胡塞尔做了“现象学心理学”的讲座（《胡塞尔全集》第9卷），普凡德尔著有《心理学导论》，舍勒著有《论同情感、爱与恨的现象学及理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探索了一些具有深刻存在意义的心理现象，如畏惧（Furcht）、焦虑（Angst）和操心（Sorge）；萨特发表了《情绪理论概要》《恶心》等心理学研究著作。因此，现象学运动本身就包含了心理学的研究。尽管早期胡塞尔提出了对心理主义的反对，但这不意味着他也反对心理学。“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论现象学》的最后部分，他认为现象学心理学与先验论现象学本身是一致的，而且先验论现象学注定要吸纳现象学心理学；换言之，在纯粹心理学与作为哲学的现象学之间，只有程度上的差异，而没有类型上的差异。因此，胡塞尔似乎回到了原点。一开始哲学被转化为了心理学，而现在心理学成为了先验论现象学。”
与胡塞尔同时代的心理学大师主要有冯特、屈尔佩、李普斯、穆勒、铁钦那、斯特恩、弗洛伊德等人。他们每个人对于现象学的态度都是不同的。但总体上，他们与现象学的关系不如后来的心理学家那么紧密。“鉴于在胡塞尔的同时代，心理学学派的领袖们对胡塞尔缺乏共鸣，所以胡塞尔对第二代心理学学派的影响就更加值得注意了。人们可以把这种影响归于新一代的典型反叛；新一代的心理学家们要向外寻求启示与支持，以便反对大师。”第二代的心理学家们（如：哥廷根学派的杨施、凯茨、鲁宾，维尔茨堡学派的迈塞尔、布勒、阿赫、塞尔兹、米肖特，格式塔学派的韦特海默、科勒、考夫卡等），在寻找新的心理学进路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现象学的启发，或者说有与现象学的一致性。此外，美国心理学家詹姆士、阿尔波特、斯耐格、罗杰斯、罗洛·梅等人的思想，也与现象学有一致之处。
在当代心理学中，认知科学是一个非常主导的方向，而认知科学大大拓展了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行为主义认为人的心灵是一个黑箱，如果要揭示其内部进程，就很难避免回到内省主义。但是，认知科学在控制科学、信息科学、计算机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帮助下，获得了打开心灵黑箱的工具。“机器和程序都不是黑箱：它们是经过设计的人工事实，包括硬件和软件，而我们能够打开它们并看到里面。”2认知科学甚至将心理学也整合到了自身的框架中。认知科学从二战末期发展至今，大致产生了两种研究范式：一种是无身认知，另一一种是具身认知。无身认知又包括了符号主义、计算主义、表征主义、认知主义和联结主义等密不可分的范式；它们的共同点是：在考虑认知活动或智能活动时，以表征为核心，而忽略身体在其中的关键作用。按照美国哲学家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的看法，无身认知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胡塞尔。因为人工智能所追求的、非人脑的智能自主体，就是胡塞尔现象学中的先验自我或纯粹意识。具身认知则与胡塞尔的批判者——海德格尔及梅洛-庞蒂，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尤其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具身人工智能的兴起中，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3
除此以外，现象学对于精神病学领域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精神病理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首先注意到现象学方法对于描述精神疾病体验的作用：“在局限于医学专业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在1909年通过阅读知道了胡塞尔。他的现象学提供了富有成效的方法，而我可以用现象学方法去描述患者对于精神疾病的经验。对我来说，关键在于：我看到胡塞尔的思想有多么特别。然后，我看到他克服了把所有问题归于它们的心理动机的心理主义。我最欣赏的是他从不停止地、阐明不被注意之假设的要求。我在胡塞尔那里，找到了对我已有思想的确证：回到事物本身去。在那个充满偏见、图式和惯例的时代，这就像是一场解放。”4胡塞尔对雅斯贝尔斯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phänomenologischer Psychopathologie）工作，作出了非常赞许的评价。舍勒则将精神病理学看作可以与现象学运动发生有效交互的学科。他说，现象学对于一些青年精神病学家（雅斯贝尔斯、施奈德、宾斯旺格和鲁梅克）的影响，是尤其让人兴奋的，而且精神病理学也有力地反作用于现象学哲学本身（开辟出了一种新的现象学进路）。舍勒还把精神病理学当作检验有关知觉、心灵和人类的各种哲学理论的工具。另外，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运动的参与者还包括闵可夫斯基、宾斯旺格、斯特劳斯、冯·葛布萨特尔、亨利·艾伊、博斯、康拉德（Klaus Conrad）、马图塞克（Paul Matussek）、卡庭（John Cutting）等。这里限于篇幅，难以备述。在20世纪50年代，现象学精神病理学运动达到了高峰5，并且一直延续到了70年代。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很多现象学描述，构成了英国卓越的精神病学家约翰·温（John Wing）极有影响的现症检查法的基础；国际疾病分类的早期文本，也采纳了类似于现象学的解释。但是自那以后，现象学传统基本上被主流的精神病学忽视了。6
这种变化源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过度膨胀，使得精神病理学由横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综合科学，变为了以神经科学为主导的纯粹自然科学。神经科学的飞速发展（分子生物学以及神经成像，分别可以用基因或脑功能来解释心灵），使研究者乐观地宣称：“我们现在可以安全地预测：我们将能成功地理解脑如何运作以及失常……神经科学现在已经弄清：心智就根植于脑”。7另外，当代心智哲学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心智哲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就主张：个体的有意识体验与人脑机能之间没有直接联系。因此“生物精神病学家、神经科学家、心智哲学家以及消除论唯物主义者们，欣喜地宣告通过理解主观体验来理解精神生命的进路已经过时了。……意识是脑活动的副产品，而脑是符号操控机器或信息处理器。根据这种思想，精神疾病之谜很快就能通过可定位的脑异常和递质失衡来得到解释。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探寻主观性，并沉溺于精神病理学的细枝末节。”8
然而，上述乐观主义者们面临着以下问题。首先，被努力排斥的主观性，往往以另外的形式回归。例如，神经科学将人本身还原为潜个体的神经机制，但这些机制又成为了能够进行知觉、学习、记忆的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体；换言之，还原所得到的基本单位，又成为了人格化的个体。其次，神经科学所依赖的自然科学式的意识概念，严重脱离了实际。自然科学把意识当作类似于客观物体的东西，因此可以像研究一块石头一样地来研究意识。然而，在现象学看来，意识的最大特性在于其自我超越性。意识不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对象，而是一种积极地建构自身、超越自身、与世界动态联系的过程。因此，用与意识相关联的精神事件、脑状态或神经活动来解释意识，就如同用钢琴的构造来解释贝多芬的交响乐一样，是不合理的。
近20年来，以施密茨（Hermann Schmitz）、帕纳斯（Josef Parnas）、萨斯（Louis Sass）、福克斯（Thomas Fuchs）、米谢拉（Aaron Mishara）等为代表的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派，经历了一场非常显著的复兴，在当代哲学与精神病理学中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象学取向有助于深入挖掘传统精神疾病研究，行为描述或常识性症候群描述的肤浅层面，从而为理解各种精神疾病表现出的异常行为与意识体验，提供一种丰富的、更具经验基础的理论取向。这为当代精神病学摆脱操作主义者（operationalist）的困境提供了契机。”9欧美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之间的交互建构关联日趋紧密，两大领域间兴起了立场鲜明、观点新颖的对话，其工作重心及取得的成就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首先，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的交互关系研究实现了建制化。1989年，致力将哲学研究应用于精神病学理论与实践的“哲学与精神病学促进会”（AAPP）在美国成立，同时开始出版《哲学、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杂志（Philosophy,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研究者们发现，精神病学不仅从哲学中汲取了理论与方法，而且自身也成为了一种哲学。精神病学的理论与实践，对哲学有关心灵、知识与主体性的假设，既构成了挑战，又起到了丰富的作用。1992年在德国基尔成立的新现象学学会（GNP），也致力于创造让现象学与精神病学、心理治疗进行对话的平台。新现象学家施密茨更是积极地参加与精神病学家们的讨论，而他的三个核心概念“现象、情境与身体性”，已经成为当代德国精神病学中的一个新式研究框架。10
其次，在现象学的有力影响下，一部分精神病理学家反思与批判了生物学精神病理学的哲学预设及其衍生出来的精神疾病理论。生物学精神病理学的哲学基础是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而在《精神疾病诊断及统计手册》（DSM）中，这种二元论进一步发展为物理主义与大脑中心还原主义。现象学对上述传统哲学的批判，使精神病理学家获得了新的、破除心物二元的、非还原主义的哲学基础，而这大大推进了对精神疾病本质与发生的认识。
再次，现象学概念成为有关精神疾病的神经生理研究的先导。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核心概念“主体间性”（Intersubjektivität），被发展为精神疾病的交互主体性紊乱理论。来自德国马克思·普朗克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希尔巴赫（Leonhard Schilbach）等人，就在这种思想的启发下，在精神分裂的神经生理机制研究中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患者的“精神化网络”和“镜像神经元系统”（它们是与主体间性相关的两种神经生理机制），相比健康人有着明显的联通性衰减。11
最后，现象学成为精神疾病解释的一个新框架。萨斯与帕纳斯根据胡塞尔和亨利对意识及自我的分析，将精神分裂解释为意识与自我经验的紊乱，即自我存在萎缩与反思过度12；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福克斯在胡塞尔所揭示的意识的经验结构的基础上，将精神分裂、身体缺陷恐惧、神经性厌食、情感障碍、抑郁症、边缘性人格障碍、自闭症等精神疾病，解释为具身性、时间性和主体间性等维度的紊乱。13
总体上，在当代国外现象学与精神病理学的对话中，形成了哲学家、精神病理学家与心理学家积极参与、热烈互动的局面，而这种对话对当代现象学的发展形成了相当重大的影响。现象学日益成为了一种公共哲学体系；相应地，哲学对于具体科学的影响也得到了非常大的重视。然而，我们也不能过高地估计现象学对于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的影响。正如斯皮格尔伯格所说，现象学本身并不包含发生这种影响的绝对性规定。如果说在过去现象学对于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一些对现象学有兴趣的心理学家及精神病学家的来实现的，那么在未来，除了心理学家及精神病学家，还需要有现象学研究者们更为积极的参与。相比国外，中国目前的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界，对现象学的知晓程度仍然是非常低的。因此，中国现象学运动对于心理学及精神病学的影响，可能更多地要由现象学研究者们去实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是双向的，换言之，现象学与心理学及精神病学之间的关系是相互澄明的，即它们能够在共同问题的不同视角与方法论切换中，建立起互惠的关系。这种互惠关系尤其有助于心理学及精神病学摆脱狭隘的实证主义或还原主义的局限性。
斯皮格尔伯格本人就是现象学运动中的重要成员，因此书中的许多材料是第一手的。更为重要的是，在他写作这本书的时候，书中涉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雅斯贝尔斯、宾斯旺格等）仍然在世，并且向斯皮格尔伯格提供了一些未公开出版的资料与个人的想法。因此，这本书在资料方面的独特优势，是今天的研究者很难企及的。
译者从2013年开始接触现象学精神病理学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精神病学系福克斯教授的论文《神经科学的挑战：今天的精神病学与现象学》，从而对现象学精神病理学产生了十分浓厚的兴趣。“如果精神疾病的系统观是成立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离开对精神疾病的第一人称体验。因为，主观体验不只是潜‘真实’过程的附带图景，而是机体与环境的系统互动的本质部分。……在探索人类与其世界的意义关系断裂时，还有比他的主观体验本身更好的出发点吗？……如果不探索主观性的现象学，我们就不能确认相关联的潜个体机制。如果没有对认知神经科学想要解释什么的恰当方法论描述，认知神经科学就不能知道它的主题是什么。除非我们能够克服心理治疗中客观主义的、还原主义的认知论，否则经验研究就存在严重障碍。”14译者从2015年开始翻译本书的部分内容。一开始译者没有打算将这本书全部译出，而只想把其中有关现象学与精神病学关系的部分（如雅斯贝尔斯、宾斯旺格、闵可夫斯基等章节）译出，作为自己研究的参考。来自导师庞学铨教授的支持，使译者下了翻译这本书的决心。在庞学铨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德语哲学译介与研究”（13＆ZD069）中，这本书是唯一的非德语著作。庞学铨教授认为这本书反映了当代德语哲学（主要是现象学）的重大影响，因此是值得翻译出版的。本书的翻译出版，得到了商务印书馆学术中心的大力支持，在此深表感谢。
本书论述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非常繁杂的各家学说。由于时间与精力的限制，译者无法一一查证相关的原著语境，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加入一些个人的推测和理解。另外，限于译者的水平，译文中难免有不当或错误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徐献军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心理学系
2018年7月26日
1 Herbert Spiegelberg,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2d ed., The Hague: Nijhoff, 1965, pp. xxx-xxxi.
2 John Haugeland, Mind Design II: Philosophy, Psycholog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7, p. 82.
3 参见徐献军：《具身认知论——现象学在认知科学研究范式转型中的作用》，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徐献军：《现象学对于认知科学的意义》，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4 Karl Jaspers, “Mein Weg zur Philosophie”, in ed. Karl Jaspers, Rechenschaft und Ausblick, München: Piper, 1958, p. 386.
5 A. L. Mishara, “On Wolfgang Blankenburg, Common Sense, and Schizophrenia”, Philosophy, Psychiatry, & Psychology, 8(4), 2001, p. 317.
6 G. Owen and R. Harland,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me Issue on Phenomenology and Psychiatry for the 21st Century. Taking Phenomenology Seriously”, Schizophrenia Bulletin, 33(1), 2007, p. 105.
7 Donatella Marazziti and Giovanni B. Cassano, “Neuroscience: Where is it Heading?”, Biological Psychiatry, 41(2), 1997, p. 127.
8 Thomas Fuchs, “The Challenge of Neuroscience: Psychiatry and Phenomenology Today”, Psychopathology, 35(6), 2002, pp. 320-321.
9 Louis Sass, Josef Parnas and Dan Zahavi, “Phenomenological Psychopathology and Schizophrenia: Contemporary Approaches and Misunderstandings”, Philosophy, Psychiatry, & Psychology, 18(1), 2011, p. 1.
10 Dirk Schmoll/Andreas Kuhlmann (Hg.), Symptom und Phänomen, Freiburg/München: Verlag Karl Alber, 2005.
11 Leonhard Schilbach, Birgit Derntl, Andre Aleman, et al., “Differential Patterns of Dysconnectivity in Mirror Neuron and Mentalizing Networks in Schizophrenia”, Schizophrenia Bulletin, 2016, doi:10.1093/schbul/sbw015.
12 Louis Sass and Josef Parnas, “Schizophrenia, Consciousness, and the Self”, Schizophrenia Bulletin, 29（3）, 2003, pp. 427-444.
13 Thomas Fuchs, “Phenomenology and Psychopathology”, in ed. S. Gallagher and D. Schmicking,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Springer, 2010, pp. 547-573.
14 Thomas Fuchs, “The Challenge of Neuroscience: Psychiatry and Phenomenology Today”, Psychopathology, 35(6), 2002, pp. 322-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