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大逆转正在开启：“甜头”变酸

但是，无论研究文献存在何种缺陷，这些长期趋势终究会决定经济的潜在基本面。过去30年，全球化和人口冲击导致非同寻常的通胀下行趋势。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的几十年里，随着婴儿潮一代的劳动力队伍不断壮大，人口趋势改善了抚养比。

但是，未来将不同于过去。事实上，在许多关键方面，过去的趋势将出现重大逆转。

1.2.1 “甜头”正在变酸

许多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出生率稳步下降。未来30～40年，出生率将低于人口更替水平，许多国家的劳动力增长会大幅下降。在有的国家，如日本、中国、北亚大部分地区以及一些欧洲大陆国家，如德国、意大利、西班牙和波兰，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将减少。同时，随着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预期寿命会延长，65岁以上退休人员的数量将较快增长。第3章对此有详细讨论。

1.2.2 照顾老年人会大幅增加经济成本

我们对第4章情有独钟。我们试图通过引入人口学交叉学科研究来弥补文献的缺陷，该研究将老龄化的医学视角与急剧增加的身体依赖（physical dependency）和痴呆发病率的经济学研究相结合。该章探讨了痴呆患者的检测、治疗和护理的医疗进展及其成本估算。

与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疾病不同，痴呆不会缩短寿命。相反，它使患者丧失能力，因而需要大量资源去照护他们。尽管医学对导致死亡加快的癌症和心血管疾病的治疗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在痴呆的治疗方面却几乎没有改善。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进步也不太可能在照护老人这个传统领域带来很大帮助。当然，这一切都有可能改变，几乎可以肯定的是，政府将把医药研究经费转向智力衰退的治疗。但如果我们尝试用过去的趋势推演未来，则医疗费用、养老院和护理人员的前景令人担心。抚养比的恶化将给财政带来令人担忧的严重影响（图1.6）。

1.2.3 全球化放缓

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放缓将加剧老龄化，就像过去全球化推动抚养比不断下降一样。全球化进程可能因遭遇两股逆风而放缓。

首先，中国不仅面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急剧下降，而且从西部农业部门向东部制造业部门的内部人口迁徙也正在结束（第2章）。此外，随着民族主义在政治上更受欢迎，以有利于增强商品和服务跨境流动、人员迁移和资本流动为招牌的全球化将面临更大的政治威胁。

其次，虽然制成品和一些服务可以在其他地方生产，然后“运输”到目的地，但在照护老人方面，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发达国家将越来越依赖本国资源，尤其是不断萎缩的本国劳动力资源。

1.2.4 对经济的影响

我们首先探讨对经济的总体影响（第3章），然后探讨对通胀（第5章）、实际利率（第6章）和不平等（第7章）的影响。第4章扮演双重角色，既分析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也阐明老龄化给人口大逆转带来的严重影响。

那么，对经济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首先，劳动力增长率的下降必然会降低实际产出的增长，除非生产率出现意外的飙升。目前一般认为经济增长率不会回升，即使真的回升，也不会超过全球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年令人失望的缓慢水平（第3章）。

其次，我们坚定地认为，全球从通缩倾向转向严重通胀倾向的可能性将增大（第5章），为什么？简而言之，抚养比的下降具有通缩效应，因为工人的产出大于自身消费（否则雇用他们就没有利润可言），而被抚养者只消费不生产。全球抚养比的急剧上升则意味着，那些只消费不生产的被抚养者，其作用将超过导致通缩效应的工人。因此，通胀不可避免。

标准的经济学认为，随着劳动力供给的下降，其议价能力将增强，而劳动力的实际工资和收入相对占比将再次上升。虽然这对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将产生有利影响，但随着单位成本的上升，将引发通胀。由此，工人税负将加重（我们将在下文解释），他们很可能要求增加工资，以确保获得更合意的税后实际工资。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68）和其他著名经济学家都认为工人不会受到货币幻觉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会根据预期的未来通胀讨价还价，以获得合意的实际工资水平），税收是否也是如此呢？如果为解决养老金和医疗费用而必须大幅提高税率，工人是否会为税后实际工资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是对的，这将进一步加大通胀上行压力。

再次，由于事前（预期）的储蓄和投资行为，经通胀调整的实际利率，特别是收益率曲线长端利率可能会上升（第6章）。老年人储蓄将减少，这一点没有争议。那些认为实际利率可能会下降或保持在低位的人，显然相信投资将进一步低于储蓄，但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相信，投资将比许多人认为的更加活跃。首先，住房需求将保持相对稳定，老年人住在自己的房子里，而新家庭将创造对新住房的需求。其次，企业部门可能会进行资本投资以提高资本劳动比，进而提升生产率。按净值计算，我们认为储蓄降幅可能超过投资，从而推高实际利率。

与通胀的情况一样，金融市场的定价并未反映未来10年或更长时间内名义利率可能上升的情况。

最后，我们相信不平等程度会降低（第7章）。尽管由于中国和亚洲的崛起，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实际已下降，但正如民粹主义浪潮和右翼民族主义政党的成功所证明的那样，经济体内部的不平等已经上升到临界水平。对于不平等加剧的趋势，我们研究了四种解释:(1)皮凯蒂(Piketty，2014)和其他人认为这不可避免，(2)技术变革，(3)集中度和垄断势力，(4)全球化和人口。我们最不同意第一种观点，其他观点则更有价值。造成不平等加剧的最根本原因，可以追溯到全球劳动力激增，因此，它的逆转也将缓解不平等。

我们越来越多的人会活得更久，即使不考虑额外的医疗负担，老年人退休后维持消费的资源从哪里来？有三种主要的选择方案，第6章将详细讨论。

第一个选择是大幅提高退休年龄，人们将来应该工作到70多岁。但是，正如本书后面描述的那样，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退休年龄正在显著提高（除了女性的退休年龄正在被提高到与男性一样的水平）。还有相当多的体力劳动职业，当体力下降到一定程度，超过特定年龄继续工作就不合适了，例如消防员、警察、建筑工人等。尽管如此，可能有人会说，务农是一项体力劳动，许多农民一直到70多岁还很活跃。

第二种选择是工人通过增加储蓄，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供资金。储蓄的多少既取决于个人对国家养老金的预期，也受限于在职者个人目光的短浅。25岁的人很难想象自己能活到（比如说）85岁，也很难想象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情况，但活得更长的可能性很高。当然，预期的国家养老金慷慨程度越低、退休后活的时间越长，个人储蓄率往往会越高。中国是这方面最重要的例子。中国过去养老保障制度的不健全以及对年轻家庭成员依赖的消失（由于执行独生子女政策，每四个祖父母只有一个孙辈），导致个人储蓄率非常高。但在西方，尽管预期寿命与退休年龄之间的差距大幅扩大，但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个人储蓄在增加，以满足平滑终生消费的需要。这也许是由于个人预期政府将提供支持，或者是个人自身短视所致。

更复杂的是，许多发达国家的生育年龄在推迟。随着孩子待在家里的时间变长，工人为没有孩子支持的退休生活而储蓄的时间会缩短。带来希望的是，孩子本来需要支付的房租可能转变为未来家庭储蓄的一部分，但这是否会实现还有待观察。

第三个渠道是国家向工人征税，并将这些资金转移到老年人身上，用于支付医疗费用和养老金。问题的关键是，政府将如何平衡现有劳动者（包括各种技能水平的劳动者、管理人员、食利者和资本家）的高税收与养老金的慷慨程度。假定税率保持在当前水平不变，那么老年人数量的大幅增加意味着养老金的慷慨程度不得不大幅下降，而当前劳动年龄人群增加的储蓄只能起到部分平衡作用。我们认为这个假定并不正确，尽管在若干有关长期人口结果的其他研究中，这是假设利率在未来几十年保持低位的原因。相反，我们认为更好的假设是，养老金的增长将与GDP的实际增长率保持一致，这意味着养老金导致的税负将随着老年人口与总人口之比而上升。我们倾向于这种假设而不是税率保持不变有几个原因。首先，尽管近年来实际产出增长缓慢，但老年人的养老金总体上得到了保护。其次，老年人是主要的投票群体，他们比年轻人更有可能投票。老年选民在选民中占比的不断上升，将为养老金与实际产出保持一致的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我们注意到，承诺维持或增加养老金常常是民粹主义政党宣言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2018年的意大利。如果我们的假设是正确的，即养老金水平将随着实际GDP的增长而提升，并随着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而成为日益加重的财政负担，那么工人的税负将不可避免地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