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人口“甜头”：人口、中国和全球化的基本力量如何塑造了过去几十年的经济

1.1.1 中国的崛起

1990年到2018年，经济发展唯一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中国的崛起及其融入全球贸易体系。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改变了此前失败的经济政策，将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与市场经济的务实开放相结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策口号，这最终促使中国在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中国融入全球制造业综合体系使得发达经济体可贸易部门的可用劳动力供给量增加了一倍多。因此，本书第2章以有关中国的内容开启全书的讨论。

1990年到2021年，中国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欧洲和美国新增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的4倍还多，前者的新增量超过了2.4亿人，而后者的新增量不到6 000万人，且主要在美国。劳动年龄人口参与就业的变化也使得天平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倾斜。一方面，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农村劳动人口大规模转移至城市，使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提高了23个百分点以上，或使城市人口增加了约3.7亿人。同期，美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了4个百分点以上，如果这个比例没有下降，则失业率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可能更高。

1.1.2 东欧重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

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以及随后的苏联解体，是推动全球劳动力供给有效增加的另外一种力量。这使得从波罗的海国家开始的整个东欧国家，从波兰往南到保加利亚，也融入了世界贸易体系。东欧劳动年龄人口从2000年的2.094亿人增加到2010年的2.097亿人，2020年预计为1.939亿人。

中国的崛起和东欧回归世界贸易体系这两个政治经济变化，给世界贸易体系的可用劳动力供给带来了巨大的正向冲击。过去几十年里经济自由主义被广泛接受，从1986年的乌拉圭回合到2001年的多哈回合的贸易谈判，降低了国际贸易壁垒，增加了新增劳动力被利用的机会，其结果是，全球化突飞猛进，1990年到2017年，全球贸易量年均增长5.6%，而同期全球GDP年均增长2.8%。2004年，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为8.7%，到2017年，这一份额已经达到26.6%。

然而，中国与东欧融入全球贸易体系并不是导致可用劳动力数量剧增的唯一因素。发达经济体内部的其他两个人口特征，也助推了全球劳动力供给的增加。

1.1.3 发达国家人口的良性变化

人口的第一个变化特征是，这些年人口抚养比（被扶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持续下降。第二个变化特征是劳动年龄人口中从事有偿工作的女性比例增加。

抚养比下降与出生率有关，出生率在二战后曾短暂上升，50年代之后开始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预期寿命则在相对较迟的时候才开始了长期上升趋势。婴儿潮一代是这一变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直到2010年以后的10年内才开始进入退休年龄。1970年到2010年，年轻人口相对于劳动人口的减少超过了退休人口的增加，但日本和英国除外（表1.1）。与此同时，许多社会经济领域的变化提高了劳动人口中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表1.2，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

中国崛起、全球化和东欧重新融入全球贸易体系，连同人口因素，包括婴儿潮一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和抚养比的改善、更多女性就业，使得劳动力供给受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正向冲击。1991年到2018年的27年间，全球发达经济贸易体系的有效劳动力供给增加了一倍多（图1.1）。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1.1.4 对经济的巨大影响

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三十多年，对全球经济而言非同寻常（第3章）。劳动力供给受到如此正向的冲击，其结果就是劳动力议价能力不可避免地被削弱。特别是在发达国家，相对于资本、利润、管理人员和技能劳动力的报酬而言，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下降，经济状况恶化。

私人部门工会成员数量的持续下降，既是劳动力议价能力下降的征兆，也是加深这一问题的原因，这两点在大多数发达国家是共同存在的。图1.2显示了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情况。

因此，通缩的力量如此之强就不足为怪了。28年来，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的耐用制成品价格趋于有规律地下降，尽管最近几年下降幅度有所减少。相比之下，发达市场经济的服务业通胀率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急剧下降，90年代以来趋于稳定，接近2%的水平，尽管在最近几年又略有下降。奥布斯特费尔德（Obstfeld，2019）在有关“美国货币政策的全球维度”中展示了一张与我们图1.3类似的图。

导致通缩的力量如此强大，使得通胀率在1990年以来的几十年里大多维持在2%左右（这是央行的政策目标区间），最近已经低于2%。即使采用极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基本无法使全球经济再次出现通胀，而这些政策却导致公共部门债务率在和平年代里呈现最大规模、最持久的上升（除德国外，见表1.3和图1.4）。

人口变化给金融市场带来了一些最为突出的影响。至少到2017年或2018年，利率呈稳步下降趋势（图1.5）。由于通胀率维持较低水平，这意味着当前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利率也在下降。利率下降导致资产价格上涨。虽然这一趋势因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有所中断，但一直未变，尤其是在股票价格和房价方面。

1.1.5 对社会的影响：赢家、输家和不平等

在这一过程中，赢家是发达经济体拥有有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那些人，以及中国和东欧的工人。因此，正如表1.4所示，美国工人与中国工人、法国工人与波兰工人的工资之比迅速缩小。由于中国人口数倍于美国人口，因此，在发达国家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的同时，国家之间以及全球的收入不平等状况则得以改善。在大多数国家，用顶部10%与底部90%人口的收入比衡量的不平等状况趋于恶化，财富不平等也是如此。第7章对此有详细阐述。

在许多发达国家，收入与财富不平等加剧，低技能工人的实际工资缓慢增长，导致更高比例的选民对其政治制度失去信心，并深信精英阶层不再关心他们。这是自二战以来第一次，在我们国家的很多人，也许是绝大多数人，看不到自己或孩子们的经济福利在未来几十年内有任何较大改善的可能性。对于这种暗淡的前景，他们主要归罪于全球化和来自海外的竞争，包括制造业生产的离岸外包；国内来自抢夺低技能工种的外来移民的竞争，以及精英阶层未能成功回应他们的担忧。其结局就是政治民粹主义泛起和经济自由主义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没有政治反弹的原因是，这一时期国家经济总福利的增加对冲了不断加深的不平等，这一阶段通常被称为“大缓和时期”。从许多方面看，这确实是世界历史上经济总体取得成功的最好的15余年：稳定的经济增长、低失业率、稳定的通胀、脱贫人数比以往任何同等时期都要多。正如默文·金(Mervyn King，2003)所说，这是一个经济无通胀且持续扩张的“美好”年代，这自然抵消了发达国家内部日益恶化的不平等。

然而，一旦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这种良性对冲就消失了。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实际工资的下降加剧了不平等。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对银行的救助以及扩张性货币政策对资产价格的支撑作用，表明精英们只顾自己的利益，而没有对大多数劳动者日益恶化的境况做出反应。

我们确信，中国的崛起及其大规模劳动力正向冲击的影响是全球必须消化的，如果你也同样信服这个说法，那么为什么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没有普遍强调这一点呢？一个基本的问题是，大多数金融、宏观经济和政策讨论都只与未来两年（最多三年）走势的预测有关。在这种较短的时间内，以人口因素和全球化影响为代表的基本趋势，通常变化缓慢而稳定，无法影响短期周期性预测的主要特征。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因短期冲击及其政策应对，这些基本趋势才有可能成为主导因素。

我们在形成长期观点时，可能出现的失误是往往赋予影响短期预测的因素太大的权重，而像人口这样确实主导长期变化的慢变因素被赋予的权重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