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经济权力集中，政治权力下放

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2011）曾指出，“与整体经济不同的是，制造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呈现出无条件的强趋同。然而，尽管制造业本身具有强趋同的特性，但由于低收入国家的制造业就业所占份额较小，其工业化步伐缓慢，因此，低收入国家未能实现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总体趋同”。

为什么这很重要？因为这些结果背后的直观认识是，制成品不会因产地的不同而出现差异化。无论这些产品在哪里制造，它们通常都是可贸易品，必须符合全球质量标准，且相比其他地区的生产商，成本效益要更好。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在早期发展阶段成功扩大制造业部门在经济中的占比，其劳动生产率就会更快、更持续地与全球标准趋同。

几十年来，中国的增长战略旨在引导国内和全球资源加快发展制造业和投资。中国的基本优势在于大量未充分利用的劳动力，其中相当一部分居住在偏远农村地区。

中国经济增长战略的早期阶段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它采取单一的货币政策，唯一目的就是实现资本快速积累。在过去10年中，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其战略开始变得分散。

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在于，发达经济体的资本廉价，劳动力昂贵，而新兴市场经济体通常与此相反。为了快速积累资本，资本成本要么下降，要么被故意扭曲。

在中国增长战略的较早阶段，货币政策旨在大幅降低资本成本。在这个阶段，即使民营部门迅速增长，国有企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指导的现代产业政策都是中国增长战略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各省被赋予相当大的权力，特别是那些拥有经济特区的省份。在特区扩大的过程中，这些省份的省长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逐渐成为中国最有权力的人物。

生产函数中的各种要素都得到了积极的利用。土地、劳动力、资本和技术在中国的大动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土地。经济特区是中国产业政策的缩影。土地得到了大量补贴，企业得到了建立和有效运营所需的一切帮助。包括电力和配电网络在内的基础设施被置于优先地位。

珠江三角洲是这些经济区域中最著名和最成功的。自1978年以来，外资总额的近30%涌入该区域，其年均经济增速超过全国水平3%以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珠江三角洲还只是乡村风光中的一片村落，而现在世界银行将它描述为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区域。全区最大的9个城市的人口接近6 000万。

劳动力。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历史性人口迁徙，为城市区域和经济特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

中国的户籍制度使得这种人口迁徙的出现不会给城市化地区带来太多负担。户籍制度实质上为城市居民提供了一张通行证。没有这种资格证书的迁徙者虽然可以在城市地区工作，但他们无法享受大多数城市服务，包括医疗卫生和教育。因此，迁徙成本并没有转嫁到这些城市中心的管理上。其结果是，只有劳动者本人为找工作而流动，其家庭则继续留在农村，并在那里获得当地的服务。如果没有户籍制度，农民工可能会卖掉他们的土地，以更快的速度迁移到城市地区，这会导致城市劳动力，也许还有农村土地供应出现严重过剩。

无论如何，过去几十年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一直缓慢而持续地进行，从而保障了廉价劳动力的稳定供给。

资本。大多数新兴市场的资本成本会由于全球因素或国内政策性扭曲而大幅下降，并在这个过程中积累资本。中国则同时受益于全球因素和国内政策。几十年来，全球名义和实际利率下降有目共睹，中国还通过三种机制降低了国内资本成本。

首先，中国通过实施严格的资本管制、固定汇率以及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独立于全球货币环境来应对“不可能三角”难题。“不可能三角”是指一个经济体必须从资本自由流动、固定汇率和货币独立这三个因素中选择其中的两个，三者不能兼得。例如，假设中国将汇率固定（或严格控制汇率水平）。如果中国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将利率设定在非常低的水平，那么固定汇率就会吸引中国居民到国外寻求更高的利率。在资本可以迅速自由进出的情况下，会出现大规模资本外流，从而对汇率构成巨大压力，使其无法再维持固定汇率。但如果资本不能自由进出中国，那么汇率可以保持固定，中国央行就可以设定利率，以适应国内增长战略的需要。中国央行确实就是这样做的。

除了对资本流动实施严格的管制，中国人民银行还干预外汇市场，以防止投资基金的流入导致人民币升值。在2001年至2015年间，中国人民银行定期干预外汇市场。据官方估计，干预额在2007年达到了接近GDP 18%的峰值，导致央行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这种持续干预保持了汇率水平的稳定，给中国出口带来巨大优势，贸易顺差由此迅速增加（见图2.4）。

其次，居民在国内面临金融抑制，他们的储蓄先转移到银行，再转移到国有企业。他们支付的隐性税收被用来补贴国有企业的增长。

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由于受到资本管制，中国的利率市场与世界其他地区形成了有效隔离。在国内，中国人民银行决定银行业（国有银行主导）的借贷利率，直至今天，它还控制着经济中的信贷流动。

利率被设定在远低于经济增长率和通胀率的水平。1990—201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约为10%，而同期经通胀调整后的年均存款利率为-3.35%（年均名义存款利率为1.4%，年均通胀率为4.75%）。由于中国家庭无法通过国内外的金融投资来参与中国的经济增长，其银行存款不但没有免受通胀的侵蚀，实际上还承受了经通胀调整后的两位数的损失。中国家庭在财务上几乎没有保护自己的手段。买房成了家庭的投资选项，其杠杆率因此上升。

换句话说，低利率实际上是对家庭的征税。由于家庭储蓄由银行汇集，再流向国有企业，这种“对家庭的税收”实际上变成了对国有企业的补贴，银行是其中的通道。

但是，为什么家庭要继续把他们的钱存放在银行而不是投向其他金融资产呢？家庭保护储蓄的选择本来就非常有限，而且一直都是如此。购买外国资产仍然只是极少数富人的选项，而大众能够获得的股权也极其有限。中国普通家庭实际上只有两种财富储存方式：房子和银行账户。

纳巴（Nabar，2011，IMF）发现城市储蓄与实际存款利率下降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当银行未能保护家庭储蓄时，家庭往往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储蓄，以实现一个既定“目标”，如教育支出或购买住房。中国家庭储蓄还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有关，更重要的是，在本书的分析框架下，这与为退休而储蓄的人口生命周期密切相关。

再次，正如我们之前论述的，全球资本部分被引导、部分被吸引而至实物资产而非金融资产。获得补贴的土地和基础设施、廉价劳动力、极具竞争力的汇率水平以及进入发达经济体市场的机会（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都鼓励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制造业基地。

技能。西方提供了大量的技能和实物资本，以换取廉价、充足的劳动力和对企业有利的营商条件。生产资料内嵌了最新技术，而更新的资本又带来更新的技术。实物资本流动，特别是在制造业的实物资本流动，为中国带来了更新的技术。此外，跨国公司还带来了将劳动力、资本和内嵌于资本的技术结合在一起的最先进方法。

中国的法规要求，只有外国公司与中国企业建立合资企业，才允许外国公司进入和经营某些关键领域。有学者（Jiang et al.,VoxEU，2018年4月）发现的证据表明，来自外国公司的大量技术不仅转让给了它们在中国的合资企业的合作方，而且也转让给了同一行业的其他本土公司。不管这些转让是有意的还是纯粹的“消化吸收”，最终的结果是，外国公司持续向中国本土公司转让技术和技能。

中国融入全球经济获得了巨大好处。正如前文所述，全球资本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机会大多受到限制。相反，实物资本进入中国则受到鼓励。技术转让和信贷便利使得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部门都得以迅速发展。

所有这一切本应导致中国出现巨额经常账户逆差，并反映在投资的激增上。然而，由于中国国内金融抑制导致家庭储蓄率更高，使得中国的总储蓄额较高，足以为国内投资提供资金，推动国民储蓄高于投资，维持经常账户顺差。

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对流入的外汇资金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冲交易，从而阻止了人民币升值。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外汇市场上购买的美元约相当于GDP的18%。如前所述，由于这些操作，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达到了仅略低于4万亿美元的规模。这些硬通货储备是资产，需要投资。在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管理下，硬通货储备几乎全部投资于发达经济体具有市场深度、流动性较好的资产。其中，大部分投资于美国国债。

因此，全球资本从中国（以及大部分北亚地区）出现“向上”流动，即流向发达经济体，推动形成了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宣称的“全球储蓄过剩”。自20世纪80年代抚养比下降以来，发达国家的预期储蓄率超过预期投资率，本身就推动实际均衡利率走低。而来自中国和北亚的过剩储蓄的注入，则推动利率进一步走低。

传说中无须鼓励消费的美国消费者却因此受益。利率下降提高了包括住房在内的资产价格。前面提到的21世纪头10年制造业就业人数的急剧下降在当时基本上没有引起注意，因为建筑业就业增长迅猛。同期，随着进口强劲增长，以及中美双边经常账户差额在危机前大幅扩大，为消费激增火上浇油。

各国央行认为从1990年开始实行的通胀目标制取得了成功，这其实是对全球人口趋势的误读。各国央行对控制通胀、市场波动和金融稳定能力的过度自信，导致了缺乏监管的房价大涨。如同大家所说，其他的都已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