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三幕历史塑造了中国的世界地位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崛起可以追溯到三个时期及其重要事件，其中最早的是邓小平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别重要的是从1992年开始的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1978年，当时中国进行了农业改革，接纳民营企业重新进入中国经济，建立经济特区（包括下文将讨论的珠江三角洲），允许外国资本投资。尽管取消了对城市工业的价格管控，但经济仍然由相当低效的国有企业主导。

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始于第二阶段，当时关闭了一些中小型甚至部分大型国有企业，或将其出售给民营部门。这一时期的民营部门出现了大幅增长，但在有关国家利益的关键部门（包括银行业），大型国有企业仍处于垄断地位。如图2.1所示，这两个阶段的增长显示了这些战略的成功，在改革的每个新阶段，增长率都飙升至两位数。最近经济出现放缓似乎有些例外，但中国现在的转型更多的是改善增长质量，而非简单地追求增长率的持续上升。

第二阶段的成功还反映在美国对中国的双边贸易逆差上。尽管从1978年到2000年逆差急剧增长，但增长大多发生在90年代，而不是80年代。

外商直接投资（FDI）也反映了这一模式。1990年外商直接投资不足50亿美元。20世纪90年代末，外商直接投资已接近500亿美元，但就在这10年的最后几年，外商直接投资再次放缓。

20世纪90年代末的情况与中国今天的状况惊人地相似。就像现在一样，中国的改革似乎在失去动力。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甚至连增长率本身也普遍被认为高估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库存较多。当时和现在一样，其他国家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被广泛视为中国“重商主义”的证据，或者中国至少没有同等对待出口市场，并拒绝其他国家进入其国内市场的证据。

总的来说，中国在其特色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开启对外开放，而在1992年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国更为迅速地融入全球经济。到90年代末，对于这些改革是否还能持续支撑经济增长，开始出现了明显的担心。尽管国内和对外的许多指标似乎已呈现不平衡，但中国领导人仍聚焦于探索新的增长动力。正是在这种国内和国际关注下，中国领导层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第二组事件是推动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经济的一系列协定：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相当于最惠国待遇），都发生在2001年。

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到全球金融危机这段时期，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和政治超级大国的地位最终得以巩固。全球经济的强劲表现、围绕“大宗商品超级周期”和新兴市场的乐观情绪、对全球化好处的赞誉，或多或少是中国在这一时期扩张的衍生品。

经过15年的谈判，中国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但中国的加入是有条件的，包括一长串自由化和开放措施（主要由美国制定），以扩大中国的市场准入，提高透明度。宽泛而言，中国必须：

拉迪（Lardy，2001）研究了对中国施加条件的严格程度（他发现，这些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格，也比此后大多数申请的国家都更严格），对中国领导层为什么要寻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稍有质疑。但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10年里，中国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都证明了中国领导层寻求更多进入外国市场的战略是合理的。

20世纪90年代末，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中国改革正在失去动力。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增长率从很高水平逐年下降，库存积压令人担忧，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一个公开讨论的问题。1999年，中国成立四家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实际上就是所谓的“坏账银行”），以接管银行业的大量不良贷款。据有关学者（Ma and Fung, IBS，2002）估算，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总额约为3.4万亿元人民币（约4 100亿美元），约占四大银行2001年底未偿贷款余额的42%，堪比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曾经达到的峰值40%～60%。由于这四家银行的贷款总额约占银行业的65%，如果按照这个不良贷款比例对中国整体银行业贷款组合进行估算，则中国经济中的问题贷款总额就接近5.75万亿元人民币（略高于2001年GDP的50%）。中国当时无疑面临着与其目前类似的资本配置不当及不良资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中国领导层不顾烦苛的条件寻求加入世贸组织的原因就很清楚了。

大致对照上述这些早期条件，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在降低主要关税壁垒方面成效显著。中国还向外国公司开放了许多经济领域，因为国内缺乏发展这些领域的能力。然而，对于国内有能力发展且发展良好的领域，非关税壁垒仍旧存在，这通常导致在中国的外国公司很难在这些领域蓬勃发展。

另一方面，美国则并未在市场准入方面做出任何新的让步。大多数世界贸易组织成员都向其他成员提供最惠国待遇。如果美国不向中国提供这种待遇，中国仍然可以获得成员国身份，但与美国的关系将会变得复杂。

皮尔斯和肖特（Pierce and Schott, 2012）论证了21世纪头10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意外快速下降”（见图2.2），指出美国取消对中国未来的关税威胁是导致这一下降的主要原因。两人认为，在2001年美国国会批准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消除对中国未来征收关税的威胁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果没有关税这类的壁垒，美国制造业部门就会放弃在本土生产许多商品，转而流向中国。两位作者列出了过去在美国生产、后来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他们发现，这些商品的生产线是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最多的领域。尽管美国企业的跨境生产和就业再分配导致本土制造业就业下降，但美国制造业的附加值仍持续上升。另一方面，对于早已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欧洲，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其制造业并未出现这种下降。据推测，在更早些时候，欧洲（和其他国家）其实也发生了制造业工作岗位向中国的转移，尽管转移的速度可能要慢得多。

简言之，中国通过加入WTO获得了非对称利益。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凭借最惠国待遇进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以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速度减少。以上两个方面使得中国劳动力快速与全球资本和全球贸易融合，给正在从中国人口结构变化中受益的世界刮来一股更强劲的顺风。

第三个事件是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中国对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应对是防止全球经济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从图2.3可以看出，危机后中国的信贷增长了35%。如此规模的政策刺激自然提振了全球增长、大宗商品价格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随后几年，中国和新兴市场在危机前的所有发展趋势不仅得以保持，甚至不断加速。这些经济体被视为替代发达经济体作为增长引擎的可行选择。从2007年至2012年，新兴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在数字计算上还是在实际经济中，都是如此。

然而，2012年标志着中国人口对世界贡献终结的开始。不可持续的信贷增长通常被视为向未来借款。之前的信贷激增导致中国经济提前出现放缓现象，如果不是这样，经济的放缓应该会晚几年出现。2014—2015年，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业出现大幅放缓。中国经济减速，连同新兴市场和全球制造业的同步放缓，共同导致油价从每桶近150美元急剧下跌至2015年的每桶27美元，以及全球贸易的萎缩。

中国制造业和房地产业的周期性下滑不容忽视，但人们对中国经济结构由此受到的影响却知之甚少。这是因为，在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中，制造业扮演的角色非常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