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变异：一组强劲有力的典型形象

每个成人身体里都住着个小孩，只是一般人察觉不到。等到你想童年的事儿了，那个小孩会蹦出来，说：“我来讲，我来讲。”那一刻，你会乐不可支。

其实，我知道我心里住的那个小孩，我会倾听他给我说故事，那是我小时候的故事，就是那个小孩的故事，当然，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儿童视角。

我也会去书店，时不时地去儿童文学书场，像去会一会一个小孩。常常拎一摞儿童小说，喂一喂自己。于是，就有了这本《荒诞故事集》。德国著名作家乌尔苏娜·韦尔芙尔的所谓“经典之作”。我对号称的“经典”保持着一种警惕，倒是对荒诞有着亲近。到底有多荒诞？

显然，是混在儿童文学中的一部可供成年人阅读的作品。老少皆宜，只不过，着了儿童的装（封面设计）。封底提示：3～6岁亲子共读，6岁以上独立阅读。

我确实希望有朋友和我“共读”，我暂时没有条件跟“3～6”岁的小孩一起共读。我倒是属于“6岁以上”能够“独立阅读”的读者。1954年出生的我，那个“6岁以上”的“6岁”实在太遥远了。我却读得饶有兴趣，还时不时地发出会意的笑，那是住在我心里“6岁”的那个我在笑。而且，我的童年、青年、成年都在笑。我的心里住满了无数个年龄段不同的我——我们一起笑。

我6岁的时候，没有福分阅读这样的荒诞微型小说。我真的期望有几个“3～6”岁的小孩同时阅读这个文本，从而看看他们的反应。

我说过，每个人都是一部大书。《卷笔刀轶事》里那位“女士突发奇想——她要写一本大部头的书”，似乎作者是一位目击者：瞧那女士——采用削铅笔的方式来催生她的句子，竟然削出了六千五百一十二根铅笔，却“第一个句子还是没有出世”，然后，她写大部头的书的初衷转化为意料不到的成果：这次削铅笔的纪录登上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世界顶级家庭主妇》里的那位女人，立志要当世界顶级家庭主妇，她将屋内屋外打扫得一尘不染，洁净得“连狗儿都不好意思傍着它撒尿了”。显然，这是个有洁癖的家庭主妇——都洁净了，她就茫然不知所措，于是，她收集打扫出的垃圾，然后再抛洒，由此，她就不愁无事可干了——能够“带着微笑进入梦乡”。这种打扫、污染的循环，使我想起西西弗斯推的那块巨石，只不过，无效和反复由家庭主妇自己造。其中在对垃圾的清扫和抛洒中，家庭主妇获得了生活的“乐趣”（意义？）。

要是这个世界只有一种颜色，会发生什么？《黄色的故事》里，那位女士“特别钟爱黄色”，吃、穿、住，她都锁定单一的黄色，而且，行，她也选择了黄色，因为沙漠是黄色。黄色的脸、衣，融入黄色的沙，人消失在其中——都是同一种黄色。一家子都在沙漠里玩起捉猫猫的游戏，黄沙遮蔽了一家人，幸亏有太阳的暴晒，脸上有褐色的晒斑，这细微的差别，使人发现了自己。

乌尔苏娜·韦尔芙尔的这组微型小说的方法，使我想起另一部书——匈牙利有位作家的《一个女人》，他的开头统一用“有一个女人”，两位作家竟然不谋而合。区别在于，《一个女人》写了九十余个女人，其实是写了同一个女人，而韦尔芙尔写的是不同的女人——每个女人都是一种典型，接着“有一个女人”，是《栽进花盆的女人》，这个女人自恋还不够，她还要老公每天赞美她，“要百分之一百地像对待一朵鲜花那样对待她”。男人把一朵鲜花和一个女人视为同类，就给他栽在盆中的女人浇水，双方的微笑那么默契——配图，给文字增添了额外的细节，一种可贵的补充。绘图者贝婷娜·韦尔芙尔显然和作家是姐妹。

《如此未雨绸缪》的那个女人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是个“凡事都要计划得天衣无缝”的女人，作者罗列了五种假设，说明那位母亲对爬山计划的周到严密——正如现实中我们的计划、规划一样，但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哪怕一个小小的意外因素介入，我们也会失序、失衡，计划会乱了套。那位母亲没计划到会踩在山道上一坨牛粪上，由此导致了一场灾难。

《纸片女郎》中的那个女人，她追求苗条，作者列出了她早、中、晚三餐的饮食——其中，她饿了就看着烹调书，由此保证了“绝对苗条”，一个出奇的情节是：一股风吹来，她正看的烹调书合上了，她被书夹在里边了。只见书，不见人，她成了一个书签。这是卡尔维诺所指的“轻”，由“轻”可见存在之“重”——主人公的命运的沉重、可悲。

从性别来看，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男人和女人。所有的故事都在这两种人的基础上展开——这是小说最大的母题。说了6个女人的故事，调节一下，《刻板先生小记》的主人公是个男人，他的刻板跟《世界顶级家庭主妇》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他使我想到契诃夫的《套中人》，他“套”在了自己的生活方式里了。一个典型的细节是面条，当他发现起锅的面条长短不齐时，他以捞起的第一根面条的长度为基准，去修剪其他面条，以保持所有面条的整齐划一。典型人物形象，需要典型的细节去表现，往往一个经典的细节可以支撑起一个典型形象。

刻板先生追求的是统一，《不同凡响的人家》里，那一户人家，讲究的是“跟别人就是不一样！”两种追求都导致了荒诞——那户人家连宠物也得不同凡响——一头与环境不相配的长颈鹿。因为小孩子太低，全家人长久地伸长脖子欣赏长颈鹿，拉长了的脖子，并号称自己是不同凡响的长颈人。

过去，文艺理论常提恩格斯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关于典型的话题，其实仍未过时。我认为，这个“典型”，还可放宽泛些，我倾向典型形象。人物仅是典型形象中的一个主导部分，情绪、状态、意向，不也是典型形象吗？

韦尔芙尔像一个雕塑家，她用文字雕塑出一组典型形象。其中的典型人物，愿望和结果往往相悖，事态的发展在人物执着执迷某种意向（颜色、洁净、规矩、计划等等）的过程中，走向了反面，或说，由一个极端转化为意料不到的另一个极端，人变成了花朵、书签、颜色之类的异物。

德语文学有一个强劲的主题：变异。这个源头可以追溯到卡夫卡、舒尔茨，延续到当代的有伯恩哈德、格拉斯等。这些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师级作家。我不禁感慨，中国小说到《聊斋志异》是个想象的巅峰，而当代，这种想象能力是否枯竭了？

韦尔芙尔的作品里，我仍能欣赏到这种想象延续的能量。作家扣住人物的某一点执迷，采用夸张、重复等表达手法，将人物的行为推向荒诞，都同时抵达了现实的本质，这是一种有力的现实主义。因为，以“轻”以假的方法，我们能看到直逼现实的“重”和真。

我反省，我这样阅读，不是小孩的视角。不过，我想，有时，我们写小说的人，还习惯在小说里塞什么观念、说教，自以为高明，其实，那是低估了小孩的智力，在感受小说时，我发现，许多小孩能看见“皇帝的新衣”。这是我数次在学校进行文学讲座时得出的经验。所以，我在写小说时，会提醒自己：第一，用形象说话；第二，不用代替读者思考。犹太民族有句话：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作家的任务，就是讲好故事，换句话说，就是呈现形象。我相信，读者在阅读韦尔芙尔这组微型小说时，自会有自己的想法。我只不过提供一个阅读的线索。小孩心里装着一个大人，大人心里也住着一个小孩。我特别期待那些心怀一个大人的小孩反馈阅读的感受，跟我这个心里住着的一个小孩的人印证一番。

哦，差点忘了，有兴趣的读者，还可延伸去阅读韦尔芙尔的《古怪故事集》和《火鞋与风鞋》，均由陈俊翻译。